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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关村笔记》凭借文史兼容的城市书写，贯通经典的叙述方式，以及对文学边界的审视和开拓，打开历史的褶皱，以人物为中心，真实地呈现中关村的内部。《中关村笔记》在整体结构、内部节奏和诗性语言方面，并没有因追求客观详实的叙述而导致文学性的丧失，而是通过诗意的表达，实现了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宁肯;中关村笔记;非虚构写作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文学如何参与复杂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被边缘化，作家如何走进生活的深处，讲述聚集中国人共同经验和情感的故事，是写作者面对的课题和挑战。在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有所勘探的过程中，非虚构写作凭借其真实、行动、在场等特质成为文学回归现实的重要途径。自2010年《人民文学》竖起非虚构的大旗以来，非虚构创作和研究在中国文坛上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阿来的《瞻对》、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等题材各异、独具风格的作品都广受读者欢迎和评论界热议。宁肯的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凭借文史兼容的城市书写，贯通经典的叙述方式，以及对文学边界的审视和开拓，无疑是新世纪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又一力作。该作品的出版方十月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道：“《中关村笔记》在众多中关村叙事中，不是又一本数量的叠加，而是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存在。”
一、中关村的另一种文学呈现
写什么，对于非虚构文学来说尤为关键，有学者甚至把题材的选择置于非虚构创作最重要的位置，认为“选择什么题目比到底怎么写还重要”。纵观当下的非虚构作品，写当代远多于写历史，写农村远多于写城市，城市书写也以底层为主，写作者好像自觉地与宏大题材保持一定距离。不同于多数走人田野的作家，宁肯将笔触对准了中国高精尖人才最为密集的区域，通过讲述中关村对中国故事进行开凿。中关村代表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是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缩影，某种意义上，讲述中关村就是讲述中国。
提到“中关村”这个名词，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中国的硅谷”“电脑城”，中关村已经超越了地域范畴，超出了北京，成为一个被赋予高科技内涵的专有名词，所以，一些中小城市的电子产品市场就叫“中关村科技城”。这是我们生活经验中的中关村。
那么，中关村在文学中的呈现呢？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写中关村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和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基本代表了两个维度。《跑步穿过中关村》写在中关村闯荡的底层青年的命运，办假证、卖盗版光碟、人狱，很平凡、很市井、很挣扎。这里的中关村似乎有了象征义，代表着北漂们无法穿越的生存屏障——这是小说式的呈现，是虚构的、微观的。时政作家凌志军把中关村视为改革开放的缩影，书写它波澜壮阔的历史。在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打破枷锁成为庞大的“制造车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渴望占领新技术高地，变成“中国创造”，中关村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这是报告文学式的恢宏呈现。
宁肯的《中关村笔记》不同于以上两种表达，它打开历史的褶皱，以人物为中心，真实地呈现中关村的内部。阅读《中关村笔记》，会对中关村有全新的认识。就如同偶遇了一位名人，一番交谈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在这部作品里，中关村变得具体可感！
宁肯在书中写道：“中关村的‘内部’就是中关村的人，每个人都是时间的深井，历史的窗口，哪怕80后的年轻人也像时间的隧道一样。’，《中关村笔记》挖了近二十口深井，他们是：世界级数学大师冯康，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驭势CEO吴甘沙，京海公司创始人王洪德，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的研发者王辑志，发明激光照排系统的“当代毕异”王选，发明五笔输人法的王永民，爱国者创始人冯军，冯康学派的尚在久、袁亚湘、余德浩、唐贻发，联想接班人杨元庆，KV系列杀毒软件研发者王江民，新浪创始人王志东，黑科技代表人物鲍捷，车库咖啡创始人苏芮，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他们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企业家，有的兼具两者的身份，每个人都参与了中关村的历史书写。
宁肯在讲述时没有价值观念或审美观念上的先人为主，把要写的人当作科学家或者企业家来描写，而是把他看成一个完整的人来审视。他把每个人当作历史的窗口，穿越时光隧道，发现这些历史书写者身上闪烁的人性光芒。比如，冯康的沉默，为“两弹一星”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从不以幕后英雄自居;陈春先的忠恕，遭到迫害、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也从未想过报复;王洪德的果敢，以堂吉诃德战风车一般的精神打破旧体制的寒冰;冯军的诚信，以“我只赚你五块钱”的坦诚建立起人性原则与商业原则同体的契约精神;还有，吴甘沙的理性，柳传志的气度等等，每一个人都个性鲜明、命运激荡，像大江一样壮阔。
《中关村笔记》中有两个贯穿的人物，一个是数学家冯康，一个是企业家柳传志。宁肯在一则手记中写道：“这个选择本身代表了我对中关村的看法。他们天然构成了中关村的基石与厦宇。”这两个人物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在呈现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和非凡的成就后，宁肯进一步探源人性中的真和善，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承，发现他们身上闪耀的中国精神。
宁肯在写这些人的人生轨迹时，再现个人的命运与社会发展进程相碰撞相交叉时的那些故事，因此，呈现出的人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时代的，具有历史感。他把每一个人都放在某一个历史维度上，常以具體时间为开端展开叙述。比如，第一章的几个人物故事：“1960年3月，春寒料峭”，21基地的士兵来到中科院计算所求助冯康;“1978年，新泽西，普林斯顿”，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这些先行看世界的人里面有陈先春，他发现了把科技转化为产品的格式塔体制，并带回中关村;"2015年”，吴甘沙辞去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上任驭势科技CEO。在从书中可以清晰看到三代中关村的创业者，他们分别对应着三个时期：以陈春先、王洪德为代表的改革开放之初，以王志东、冯军为代表的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繁荣期，以及以程维、鲍捷等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如果说中关村的“内部”是人的话，它的外部应该是时代。
《中关村笔记》写的是一个个人，他们像一颗颗珍珠被历史串联，最终呈现的是中关村几十年的风云激荡，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进程。宁肯在这些不同年代、不同领域的风云人物身上发现了某种共性，那就是挑战。这既是人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关村的精神内核——“中关村有一种人的精神，个人挑战时代，个人挑战命运，个人挑战历史，这种挑战构成了中关村的神话。”“事实上中国埋藏着巨大的个人力量，只要有条件——甚至不必充分的条件就会释放”，宁肯在作品中呈现出这种巨大的个人力量，发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亲历中关村风云40年、与陈春先一同创业的纪世瀛说过，“中关村的历史，是成功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些失败的人”。中关村是由一代代人的起伏跌宕造就的，有成功有失败。据说随着电子商务崛起，数码城关门，不少商家撤出卖场，在又一波科技浪潮中，有扬帆破浪的佼佼者，但更多的是沉溺大海的落难者。《中关村笔记》记录的是时势中的英雄和成功者，但是，或许失败与成功同样重要，失败同样需要被记录和呈现。
二、向经典致敬的非虚构文本
非虚构写作不像小说创作，可以在虚构的世界里天马行空自由翱翔，因为写什么已经基本固定，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因此，非虚构更像是贴着地面飞翔，不能远离地面，一旦离开就脱离真实;但又必须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审美往往来自于有距离的审视，否则很容易成为刻板的记录。宁肯在《后记》中写道：“非虚构是一种条件写作，面对的全部是已知条件，每天每时每刻你都知道该干什么。”非虚构用的都是真实材料，却要写出陌生化的效果。他把非虚构写作比喻为从事装置艺术，就像用旧机器、易拉罐、烟灰缸等生活中的实物做成的装置，每个局部都是非常真实，但整体是陌生的。
就如何写中关村的历史这个问题，宁肯选择了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宁肯在《序言》中称：“这部笔记我愿是一次对太史公的致敬，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致敬。”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宁肯的“致敬”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形式上借鉴了《史记》。《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体例;《中关村笔记》沿袭了这种人物传记的方式，不以时间为线索，而是用人物来呈现历史。其次，《中关村笔记》每一小节后都有一则“手记”，评述、追忆、总结、升华，提出作者对人物或时代、历史的观点，与《史记》每篇传记末尾的“太史公曰”有异曲同工之处。另外，在人物塑造上，也运用了太史公发明的互现法，在不同篇目中记录各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立场和看法。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冯康、柳传志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刻画上。在写冯康时，宁肯除了正面叙述冯康在指导原子弹、刘家峡等艰巨工程时的临危不乱，以及在有限元方法、哈密尔顿辛几何算法上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就，还通过尚在久、袁亚湘、余德浩、唐贻发等人的求学过程和他们的记叙、回忆，展现冯康的生活细节和治学精神，冯康不仅仅是坚硬的雕像一般屹立在世界数学之林，更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师者。
宁肯上世纪80年代写诗歌，之后在西藏工作生活，写出了长篇散文《沉默的彼岸》，成为“新散文”代表人物，90年代末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写出了《蒙面之城》《沉默之门》《天·藏》《三个三重奏》等作品，被誉为当代极具探索意识的先锋派作家之一;今年，凭借《北京：城与年》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可以说，宁肯是一个打破了文学体裁界限的文体家。在《中关村笔记》中，常能发现作者的诗人特质和诗性表达。在讲述人物故事时，宁肯偶尔会荡开笔端，写到同时期的诗歌、诗人，由王洪德在会议上拍案而起喊出的“五走”，联想到同时代著名的朦胧诗歌《回答》;由王志东想到海子，他们都设想“做自己的王”，前者在软件世界建立起自己的宫殿，后者以卧轨的方式进入黑暗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言：“时代是相通的，无论诗还是科学。”
在作者的精心布置下，《中关村笔记》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每一章四节或三节，以“冯康构图”或“联想中国”交叉引领;每章里面穿插各个年代的代表人物，有跳跃、有缓冲，具体到人物叙述上，每个故事都有序曲、高潮和尾声，每个故事后有“闲话”。贾平凹曾说过，“凡说是文体家的作家，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凡是写作风格鲜明的作家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如敲钟一样，‘咣’地敲一声钟，随之是‘嗡——’那种韵声，这韵声就是闲话。”《中关村笔记》中的一篇篇人物传记就如同那“咣”的一声，讲述完人物故事后紧跟的“手记”就如同那“嗡”的韵声。在这些韵声里，宁肯成为时代的记录者、沉思者，思考时光、历史、精神等等。整部作品构成一部铿锵有力的乐章。
“真实”一直被视为非虚构作品的生命线，一些学者认为非虚构与文学的虚构性本身就是悖论。许多非虚构作品过于追求新闻性和真实性，语言过于直白，缺乏锤炼和升华，而显得苍白无力，因此，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一直受到诟病。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非虚构文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文体界限，吸收借鉴小说、散文、诗歌、新闻中的各种手法，运用心理分析、细节描写、对话、蒙太奇等多种技巧进行叙述。在各种手法和技巧的运用上，《中关村笔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比如对21基地年轻士兵的神态动作描写，“他们一丝不苟，脸带着风霜，大自然的作用非常明显，即便带着眼镜。不过因为年轻，他们的脸色不是黑而是红，红扑扑的。”“他们站得笔直，动作干净利落，不时条件反射地敬礼，每见一位老师都毕恭毕敬，军容毕现。”通过这些细致描写，烘托出中科院计算所里面严肃、紧张的科研氛围。比如写冯军混迹于中关村“骗子一条街”时表现出的诚实，作者尽可能地还原人物诚恳直白的话语，“看一眼，今天的最新款”，“我只赚你五块钱。一月之内，你卖不出去，我保证退款。你看，我每天都来，不会跑掉的……”“真的，我就赚你五块，包退包换。”比如写吴甘沙准备离开英特尔之前的思想斗争，“吴甘沙的内心与星空同体，他想了太多太多东西，看着星空简直就不由得不想，想是因为有种隐隐的激动，行动前夜的激動。即使这激动有九分为勇往直前，也仍有一分不安。对，是不安，不安也是一种激动。”通过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表现吴甘沙的开放与保守。还有描写科学家灵感的爆发：“几个月闭门不出，冥思苦想。但这一次却毫无进展，毫无门道，有一段时间他濒于绝望……那一夜，梦中忽有一道电光石火划过，王志东惊醒，一屁股坐起来，望着想象中的苍穹：啊钿对！就是这个样子！”这段叙述的是王志东发明Windows外挂程序“北大视窗”时的情景。作者不可能看到上世纪60年代在中科院工作的士兵，也不可能听到冯军在中关村大街上的叫卖，更不能重现吴甘沙、王志东等人的沉思，只能通过恰当的文学技巧去再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字看到当时那个人的喜怒哀乐。 技巧的运用，也契合了宁肯对真实的理解。宁肯认为，“真实，一定程度上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为创造者的主体性。创造并不等同于虚构，也不专属虚构。”可以说，“真实不仅来自客体，也来自主体对真实的认识。”在讲述王选的故事时，宁肯在这一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身上发现了被忽略的爱情、病痛以及神秘性，为了表达出主体“我”眼中的王选，宁肯以全新的视角认识王选、猜测王选、勘察王选。宁肯在手记中写道：“我不能说描述了最真实的王选，真实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我保证‘我’能提供出真实的深度。”这里的“我”就是作者本人。这种主体化的真实，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论建构也具有深远意义。
真实与文学性并不冲突，一部成功的非虚构作品必然兼具真实性和文学性。《中关村笔记》在整体结构、内部节奏和诗性语言方面都作出了很好示范，并没有追求客观详实的叙述而导致文学性的丧失，而是通过诗意的表达，实现了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和谐统一。
三、作为他者的文学与个人
先锋派作家投入到非虚构写作中，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近三十年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越来越低，这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也必须承认，文学自身出现了问题。小说家在面对复杂离奇的现实时感到传统文学手法的乏力，而阅读者感到触及人的灵魂的作品越来越少。北大学者張慧瑜认为，“今天的非虚构恰恰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我们现在用非虚构方式描述我和现实经验的关系，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想要重新认识理解现实生活经验的诉求。”与虚构文学相比，非虚构选择直面这个巨变的时代，为我们认识、理解世界打开一个“真实”的渠道。正如评论家孙桂荣所说：“当文学过于内向时，它需要向外转;当文学过于强调形势时，它需要内容的实在;当文学过于强调个人和小叙事时，它需要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当文学过于奇观化和极端化时，它需要在日常生活的惯性轨迹内发现社会的症结与存在的真相。”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可以说是文学的自我矫正。必须把文学作为他者来重新审视，思考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文学与作家的关系，完成作家与自我，文学与世界之间的重构。
宁肯把了解、书写中关村称为一次“走出文学”，他在序言中写道：“快20年了我一直浸润在文学里，浸润得太深了，都湿透了，浑身都是敏感。我需要另一种东西，一种类似岩石的东西。”宁肯是清醒的，多数作家享受这种文学的浸润，有的被浸润得膨胀而不自知，但他有意识地与文学拉开距离。这种“类似岩石的东西”是什么？我暗自揣测，是与主观相对的客观，是与感性相对的理性，是把文学作为他者来审视的犀利目光，是对文学的自身价值发出质疑。“质疑比肯定更有意味，更能看出某种东西”，对于中关村是这样，对于文学也是这样。只有走到文学的外部，才能沉淀出文学在世界的分量，找到文学的出路。
这并非宁肯第一次走出文学。上世纪90年代，他曾经加入到经济大潮，由一个文学青年变为广告经理人，宁肯曾在《一个传统文人的消失》中说到，站在市场经济的前沿来看待文学，“文学不再是我作为文学青年时那么大，那么令我仰视”，“十年的距离，透过经济看到文学虚弱的一面，很清楚文学这时需要什么。同时也看到文学真正强大的一面。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什么样，怎样才能对应这个时代。”当下，有太多的作家在文学的洼地里看世界，把文学等同于世界，觉得文学无所不能，不能清醒地看到文学发展的困境。宁肯这种走出文学的自觉对于一个写作者弥足珍贵。
如何走出传统文学的案臼，去探求文学的外部世界？答案就是“行动”。评论家李敬泽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中国作家太缺乏好奇心了！当今文坛中存在着一种“懒”的风气！作家们普遍靠二手资料进行写作，对二手资料的再创作必然缺少关注现实的温度。因此，将非虚构写作推人中国文学界主流视野的《人民文学》杂志一直在强调行动的力量。《人民文学》提出非虚构时用了一个词——“吾土吾民”，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并表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当然不能是空洞的修辞，甚至也不仅仅是深刻的内心情感，这是一种行动的能力，一种生活态度，是‘知行合一’，是在实践中认识世界。”
非虚构写作突出在场和实证。如果说“行动”是走出书斋走进现实生活，那么“在场”就是在现实中完成自我的重建。把文学拉远、再走进的过程也是行动、在场的过程。宁肯表示，“如果我要改变自己，跳出文学，中关村再合适不过。”作为一个北京人，中关村对他来说并不遥远，一旦思考又变得陌生，宁肯开始频繁出人中关村，“或开车，或坐地铁，或骑电动车，我成为中关村的一部分，中关村也成为我的一部分”。频频出人的过程，也是构建自我主体性的过程，宁肯“找回了文学之外的感觉”，发现了另外一个“我”，他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站在自己的灵魂高地上审视文学的边界，与世界有了新的联系。
宁肯的这次“走出”与1990年代初的“走出”并不相同。1990年代的“走出”更彻底，直接由一个诗人变成了广告人，而这次他没有舍弃作家的身份，依然在用作家的身份去采访写作。或许，他这次走出的是小说的虚构世界。近三十年来，小说生长得太繁茂了，几乎遮蔽了其他文学样式，成为“文学”的代名词。严格意义上，这并非一次“走出”，而是一次“回归”。作家走出书斋，走进中关村，走进历史的褶皱和复杂的现实，这是从虚构走向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回归，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精神的回归。
[关键词]宁肯;中关村笔记;非虚构写作
在波澜壮阔的时代，文学如何参与复杂的社会现实而不是被边缘化，作家如何走进生活的深处，讲述聚集中国人共同经验和情感的故事，是写作者面对的课题和挑战。在对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有所勘探的过程中，非虚构写作凭借其真实、行动、在场等特质成为文学回归现实的重要途径。自2010年《人民文学》竖起非虚构的大旗以来，非虚构创作和研究在中国文坛上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阿来的《瞻对》、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等题材各异、独具风格的作品都广受读者欢迎和评论界热议。宁肯的非虚构作品《中关村笔记》凭借文史兼容的城市书写，贯通经典的叙述方式，以及对文学边界的审视和开拓，无疑是新世纪中国非虚构文学的又一力作。该作品的出版方十月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评价道：“《中关村笔记》在众多中关村叙事中，不是又一本数量的叠加，而是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存在。”
一、中关村的另一种文学呈现
写什么，对于非虚构文学来说尤为关键，有学者甚至把题材的选择置于非虚构创作最重要的位置，认为“选择什么题目比到底怎么写还重要”。纵观当下的非虚构作品，写当代远多于写历史，写农村远多于写城市，城市书写也以底层为主，写作者好像自觉地与宏大题材保持一定距离。不同于多数走人田野的作家，宁肯将笔触对准了中国高精尖人才最为密集的区域，通过讲述中关村对中国故事进行开凿。中关村代表中国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是国家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一个缩影，某种意义上，讲述中关村就是讲述中国。
提到“中关村”这个名词，我们往往想到的是“中国的硅谷”“电脑城”，中关村已经超越了地域范畴，超出了北京，成为一个被赋予高科技内涵的专有名词，所以，一些中小城市的电子产品市场就叫“中关村科技城”。这是我们生活经验中的中关村。
那么，中关村在文学中的呈现呢？在笔者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写中关村的文学作品并不多，徐则臣的《跑步穿过中关村》和凌志军的《中国的新革命》基本代表了两个维度。《跑步穿过中关村》写在中关村闯荡的底层青年的命运，办假证、卖盗版光碟、人狱，很平凡、很市井、很挣扎。这里的中关村似乎有了象征义，代表着北漂们无法穿越的生存屏障——这是小说式的呈现，是虚构的、微观的。时政作家凌志军把中关村视为改革开放的缩影，书写它波澜壮阔的历史。在20世纪后二十年，中国打破枷锁成为庞大的“制造车间”，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它渴望占领新技术高地，变成“中国创造”，中关村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这是报告文学式的恢宏呈现。
宁肯的《中关村笔记》不同于以上两种表达，它打开历史的褶皱，以人物为中心，真实地呈现中关村的内部。阅读《中关村笔记》，会对中关村有全新的认识。就如同偶遇了一位名人，一番交谈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哦，原来他是这样的！在这部作品里，中关村变得具体可感！
宁肯在书中写道：“中关村的‘内部’就是中关村的人，每个人都是时间的深井，历史的窗口，哪怕80后的年轻人也像时间的隧道一样。’，《中关村笔记》挖了近二十口深井，他们是：世界级数学大师冯康，中关村“第一人”陈春先，驭势CEO吴甘沙，京海公司创始人王洪德，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第一台中文打字机的研发者王辑志，发明激光照排系统的“当代毕异”王选，发明五笔输人法的王永民，爱国者创始人冯军，冯康学派的尚在久、袁亚湘、余德浩、唐贻发，联想接班人杨元庆，KV系列杀毒软件研发者王江民，新浪创始人王志东，黑科技代表人物鲍捷，车库咖啡创始人苏芮，滴滴出行创始人程维……他们有的是科学家，有的是企业家，有的兼具两者的身份，每个人都参与了中关村的历史书写。
宁肯在讲述时没有价值观念或审美观念上的先人为主，把要写的人当作科学家或者企业家来描写，而是把他看成一个完整的人来审视。他把每个人当作历史的窗口，穿越时光隧道，发现这些历史书写者身上闪烁的人性光芒。比如，冯康的沉默，为“两弹一星”做出了突出贡献，但从不以幕后英雄自居;陈春先的忠恕，遭到迫害、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也从未想过报复;王洪德的果敢，以堂吉诃德战风车一般的精神打破旧体制的寒冰;冯军的诚信，以“我只赚你五块钱”的坦诚建立起人性原则与商业原则同体的契约精神;还有，吴甘沙的理性，柳传志的气度等等，每一个人都个性鲜明、命运激荡，像大江一样壮阔。
《中关村笔记》中有两个贯穿的人物，一个是数学家冯康，一个是企业家柳传志。宁肯在一则手记中写道：“这个选择本身代表了我对中关村的看法。他们天然构成了中关村的基石与厦宇。”这两个人物是作者着墨最多的人物，在呈现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和非凡的成就后，宁肯进一步探源人性中的真和善，指向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传承，发现他们身上闪耀的中国精神。
宁肯在写这些人的人生轨迹时，再现个人的命运与社会发展进程相碰撞相交叉时的那些故事，因此，呈现出的人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时代的，具有历史感。他把每一个人都放在某一个历史维度上，常以具體时间为开端展开叙述。比如，第一章的几个人物故事：“1960年3月，春寒料峭”，21基地的士兵来到中科院计算所求助冯康;“1978年，新泽西，普林斯顿”，中国物理代表团访问美国，这些先行看世界的人里面有陈先春，他发现了把科技转化为产品的格式塔体制，并带回中关村;"2015年”，吴甘沙辞去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的职务，上任驭势科技CEO。在从书中可以清晰看到三代中关村的创业者，他们分别对应着三个时期：以陈春先、王洪德为代表的改革开放之初，以王志东、冯军为代表的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繁荣期，以及以程维、鲍捷等人为代表的移动互联网时代。 如果说中关村的“内部”是人的话，它的外部应该是时代。
《中关村笔记》写的是一个个人，他们像一颗颗珍珠被历史串联，最终呈现的是中关村几十年的风云激荡，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进程。宁肯在这些不同年代、不同领域的风云人物身上发现了某种共性，那就是挑战。这既是人的精神内核，也是中关村的精神内核——“中关村有一种人的精神，个人挑战时代，个人挑战命运，个人挑战历史，这种挑战构成了中关村的神话。”“事实上中国埋藏着巨大的个人力量，只要有条件——甚至不必充分的条件就会释放”，宁肯在作品中呈现出这种巨大的个人力量，发现了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亲历中关村风云40年、与陈春先一同创业的纪世瀛说过，“中关村的历史，是成功者和失败者共同创造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那些失败的人”。中关村是由一代代人的起伏跌宕造就的，有成功有失败。据说随着电子商务崛起，数码城关门，不少商家撤出卖场，在又一波科技浪潮中，有扬帆破浪的佼佼者，但更多的是沉溺大海的落难者。《中关村笔记》记录的是时势中的英雄和成功者，但是，或许失败与成功同样重要，失败同样需要被记录和呈现。
二、向经典致敬的非虚构文本
非虚构写作不像小说创作，可以在虚构的世界里天马行空自由翱翔，因为写什么已经基本固定，不需要过多的想象。因此，非虚构更像是贴着地面飞翔，不能远离地面，一旦离开就脱离真实;但又必须保持一种审美的距离，审美往往来自于有距离的审视，否则很容易成为刻板的记录。宁肯在《后记》中写道：“非虚构是一种条件写作，面对的全部是已知条件，每天每时每刻你都知道该干什么。”非虚构用的都是真实材料，却要写出陌生化的效果。他把非虚构写作比喻为从事装置艺术，就像用旧机器、易拉罐、烟灰缸等生活中的实物做成的装置，每个局部都是非常真实，但整体是陌生的。
就如何写中关村的历史这个问题，宁肯选择了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宁肯在《序言》中称：“这部笔记我愿是一次对太史公的致敬，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致敬。”阅读文本可以发现，宁肯的“致敬”体现在方方面面，首先，在形式上借鉴了《史记》。《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的体例;《中关村笔记》沿袭了这种人物传记的方式，不以时间为线索，而是用人物来呈现历史。其次，《中关村笔记》每一小节后都有一则“手记”，评述、追忆、总结、升华，提出作者对人物或时代、历史的观点，与《史记》每篇传记末尾的“太史公曰”有异曲同工之处。另外，在人物塑造上，也运用了太史公发明的互现法，在不同篇目中记录各家对同一事件或人物的立场和看法。这一点集中表现在对冯康、柳传志这两个关键人物的刻画上。在写冯康时，宁肯除了正面叙述冯康在指导原子弹、刘家峡等艰巨工程时的临危不乱，以及在有限元方法、哈密尔顿辛几何算法上取得的世界瞩目的成就，还通过尚在久、袁亚湘、余德浩、唐贻发等人的求学过程和他们的记叙、回忆，展现冯康的生活细节和治学精神，冯康不仅仅是坚硬的雕像一般屹立在世界数学之林，更是一位有情有义的师者。
宁肯上世纪80年代写诗歌，之后在西藏工作生活，写出了长篇散文《沉默的彼岸》，成为“新散文”代表人物，90年代末开始长篇小说写作，写出了《蒙面之城》《沉默之门》《天·藏》《三个三重奏》等作品，被誉为当代极具探索意识的先锋派作家之一;今年，凭借《北京：城与年》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可以说，宁肯是一个打破了文学体裁界限的文体家。在《中关村笔记》中，常能发现作者的诗人特质和诗性表达。在讲述人物故事时，宁肯偶尔会荡开笔端，写到同时期的诗歌、诗人，由王洪德在会议上拍案而起喊出的“五走”，联想到同时代著名的朦胧诗歌《回答》;由王志东想到海子，他们都设想“做自己的王”，前者在软件世界建立起自己的宫殿，后者以卧轨的方式进入黑暗世界。正如他自己所言：“时代是相通的，无论诗还是科学。”
在作者的精心布置下，《中关村笔记》具有很强的节奏感，每一章四节或三节，以“冯康构图”或“联想中国”交叉引领;每章里面穿插各个年代的代表人物，有跳跃、有缓冲，具体到人物叙述上，每个故事都有序曲、高潮和尾声，每个故事后有“闲话”。贾平凹曾说过，“凡说是文体家的作家，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凡是写作风格鲜明的作家都是会说闲话的作家。”“如敲钟一样，‘咣’地敲一声钟，随之是‘嗡——’那种韵声，这韵声就是闲话。”《中关村笔记》中的一篇篇人物传记就如同那“咣”的一声，讲述完人物故事后紧跟的“手记”就如同那“嗡”的韵声。在这些韵声里，宁肯成为时代的记录者、沉思者，思考时光、历史、精神等等。整部作品构成一部铿锵有力的乐章。
“真实”一直被视为非虚构作品的生命线，一些学者认为非虚构与文学的虚构性本身就是悖论。许多非虚构作品过于追求新闻性和真实性，语言过于直白，缺乏锤炼和升华，而显得苍白无力，因此，非虚构作品的文学性一直受到诟病。为了达到“真实”的效果，非虚构文学必须打破传统的文体界限，吸收借鉴小说、散文、诗歌、新闻中的各种手法，运用心理分析、细节描写、对话、蒙太奇等多种技巧进行叙述。在各种手法和技巧的运用上，《中关村笔记》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比如对21基地年轻士兵的神态动作描写，“他们一丝不苟，脸带着风霜，大自然的作用非常明显，即便带着眼镜。不过因为年轻，他们的脸色不是黑而是红，红扑扑的。”“他们站得笔直，动作干净利落，不时条件反射地敬礼，每见一位老师都毕恭毕敬，军容毕现。”通过这些细致描写，烘托出中科院计算所里面严肃、紧张的科研氛围。比如写冯军混迹于中关村“骗子一条街”时表现出的诚实，作者尽可能地还原人物诚恳直白的话语，“看一眼，今天的最新款”，“我只赚你五块钱。一月之内，你卖不出去，我保证退款。你看，我每天都来，不会跑掉的……”“真的，我就赚你五块，包退包换。”比如写吴甘沙准备离开英特尔之前的思想斗争，“吴甘沙的内心与星空同体，他想了太多太多东西，看着星空简直就不由得不想，想是因为有种隐隐的激动，行动前夜的激動。即使这激动有九分为勇往直前，也仍有一分不安。对，是不安，不安也是一种激动。”通过对人物的心理刻画，表现吴甘沙的开放与保守。还有描写科学家灵感的爆发：“几个月闭门不出，冥思苦想。但这一次却毫无进展，毫无门道，有一段时间他濒于绝望……那一夜，梦中忽有一道电光石火划过，王志东惊醒，一屁股坐起来，望着想象中的苍穹：啊钿对！就是这个样子！”这段叙述的是王志东发明Windows外挂程序“北大视窗”时的情景。作者不可能看到上世纪60年代在中科院工作的士兵，也不可能听到冯军在中关村大街上的叫卖，更不能重现吴甘沙、王志东等人的沉思，只能通过恰当的文学技巧去再现。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文字看到当时那个人的喜怒哀乐。 技巧的运用，也契合了宁肯对真实的理解。宁肯认为，“真实，一定程度上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为创造者的主体性。创造并不等同于虚构，也不专属虚构。”可以说，“真实不仅来自客体，也来自主体对真实的认识。”在讲述王选的故事时，宁肯在这一广为人知的公众人物身上发现了被忽略的爱情、病痛以及神秘性，为了表达出主体“我”眼中的王选，宁肯以全新的视角认识王选、猜测王选、勘察王选。宁肯在手记中写道：“我不能说描述了最真实的王选，真实是没有止境的，但是我保证‘我’能提供出真实的深度。”这里的“我”就是作者本人。这种主体化的真实，对非虚构写作的理论建构也具有深远意义。
真实与文学性并不冲突，一部成功的非虚构作品必然兼具真实性和文学性。《中关村笔记》在整体结构、内部节奏和诗性语言方面都作出了很好示范，并没有追求客观详实的叙述而导致文学性的丧失，而是通过诗意的表达，实现了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和谐统一。
三、作为他者的文学与个人
先锋派作家投入到非虚构写作中，这本身就值得我们思考。近三十年来，文学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越来越低，这与瞬息万变的社会环境有关，但也必须承认，文学自身出现了问题。小说家在面对复杂离奇的现实时感到传统文学手法的乏力，而阅读者感到触及人的灵魂的作品越来越少。北大学者張慧瑜认为，“今天的非虚构恰恰有可能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我们现在用非虚构方式描述我和现实经验的关系，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想要重新认识理解现实生活经验的诉求。”与虚构文学相比，非虚构选择直面这个巨变的时代，为我们认识、理解世界打开一个“真实”的渠道。正如评论家孙桂荣所说：“当文学过于内向时，它需要向外转;当文学过于强调形势时，它需要内容的实在;当文学过于强调个人和小叙事时，它需要关注社会重大问题;当文学过于奇观化和极端化时，它需要在日常生活的惯性轨迹内发现社会的症结与存在的真相。”非虚构写作的兴起，可以说是文学的自我矫正。必须把文学作为他者来重新审视，思考文学与世界的关系、文学与作家的关系，完成作家与自我，文学与世界之间的重构。
宁肯把了解、书写中关村称为一次“走出文学”，他在序言中写道：“快20年了我一直浸润在文学里，浸润得太深了，都湿透了，浑身都是敏感。我需要另一种东西，一种类似岩石的东西。”宁肯是清醒的，多数作家享受这种文学的浸润，有的被浸润得膨胀而不自知，但他有意识地与文学拉开距离。这种“类似岩石的东西”是什么？我暗自揣测，是与主观相对的客观，是与感性相对的理性，是把文学作为他者来审视的犀利目光，是对文学的自身价值发出质疑。“质疑比肯定更有意味，更能看出某种东西”，对于中关村是这样，对于文学也是这样。只有走到文学的外部，才能沉淀出文学在世界的分量，找到文学的出路。
这并非宁肯第一次走出文学。上世纪90年代，他曾经加入到经济大潮，由一个文学青年变为广告经理人，宁肯曾在《一个传统文人的消失》中说到，站在市场经济的前沿来看待文学，“文学不再是我作为文学青年时那么大，那么令我仰视”，“十年的距离，透过经济看到文学虚弱的一面，很清楚文学这时需要什么。同时也看到文学真正强大的一面。我觉得文学应该是什么样，怎样才能对应这个时代。”当下，有太多的作家在文学的洼地里看世界，把文学等同于世界，觉得文学无所不能，不能清醒地看到文学发展的困境。宁肯这种走出文学的自觉对于一个写作者弥足珍贵。
如何走出传统文学的案臼，去探求文学的外部世界？答案就是“行动”。评论家李敬泽曾在一次访谈中感叹：中国作家太缺乏好奇心了！当今文坛中存在着一种“懒”的风气！作家们普遍靠二手资料进行写作，对二手资料的再创作必然缺少关注现实的温度。因此，将非虚构写作推人中国文学界主流视野的《人民文学》杂志一直在强调行动的力量。《人民文学》提出非虚构时用了一个词——“吾土吾民”，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并表示：“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当然不能是空洞的修辞，甚至也不仅仅是深刻的内心情感，这是一种行动的能力，一种生活态度，是‘知行合一’，是在实践中认识世界。”
非虚构写作突出在场和实证。如果说“行动”是走出书斋走进现实生活，那么“在场”就是在现实中完成自我的重建。把文学拉远、再走进的过程也是行动、在场的过程。宁肯表示，“如果我要改变自己，跳出文学，中关村再合适不过。”作为一个北京人，中关村对他来说并不遥远，一旦思考又变得陌生，宁肯开始频繁出人中关村，“或开车，或坐地铁，或骑电动车，我成为中关村的一部分，中关村也成为我的一部分”。频频出人的过程，也是构建自我主体性的过程，宁肯“找回了文学之外的感觉”，发现了另外一个“我”，他成了一个记录者、沉思者，站在自己的灵魂高地上审视文学的边界，与世界有了新的联系。
宁肯的这次“走出”与1990年代初的“走出”并不相同。1990年代的“走出”更彻底，直接由一个诗人变成了广告人，而这次他没有舍弃作家的身份，依然在用作家的身份去采访写作。或许，他这次走出的是小说的虚构世界。近三十年来，小说生长得太繁茂了，几乎遮蔽了其他文学样式，成为“文学”的代名词。严格意义上，这并非一次“走出”，而是一次“回归”。作家走出书斋，走进中关村，走进历史的褶皱和复杂的现实，这是从虚构走向真实的现实主义的回归，也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精神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