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
治中国古典学问者，都很清楚，我们当下的研究是在古今中西比较的复杂语境下展开的，研究对象是古代遗产，学科体系的建立却是参照了西方的结果，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方法，也往往要借力于外来的资源。古今中西的比较语境，既为发现传统提供了不少新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理论上、具体操作上的困惑与困难。第一个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古今中西的纵横坐标中，寻找到合适的立足点。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已有百年的历史，这百年中，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于古今中西融通的背景下，贡献研究成果的同时，亦不忘对其学科定位和研究之方法论作出不同层面的反思。从近的来说，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围绕古代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问题展开的大规模学术讨论，即是对古代文论学科的一次集中思考，其动因，就源于古代文论本身处境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忧虑意识。这种学术上的反思精神是可贵的。在当下的语境中，为古代文论作出合理而恰当的定位，探索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方可继续导引学问之前进。
党圣元先生的新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一书，既具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又有着积极的理论建树，其洞见建立在对百年古代文论学术史系统考察的基础之上，在理清学术史之固病和积弊的前提下，边破边立，于传统文论的当下境遇有着敏锐的意识和理性的分析，又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极具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有两个关键词语值得我们重视，即“和而不同”和“返本开新”。前者是对中西文化格局和中国古代文论在比较语境中应处地位的判断，关乎中国古代文论的品格和独立性问题；后者则是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寻求的方法论原则。对这两者的强调贯穿整部著作，构成了本书的立论基础和目标。“和而不同”的学科定位与“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也是作者下足工夫探索的精髓所在。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特遭际，就是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质上指的就是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的关系，这既是中国百年古代文论研究展开的文化环境，也构成了论争的核心。书中指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需要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饱满的理性精神来对待的问题”，但既往的论争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误区。他总结说：“综观二十世纪以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论争，相当一部分人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陷入了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两军对垒，前者主‘全盘西化’，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学思想持虚无主义态度；后者则因循守旧，以‘国粹主义’者自居。我们亦可以将这二者之间的观念对抗概括为‘荣今虐古’和‘荣古虐今’两种文化发展观的冲突，彼此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以致输攻墨守，争端大起。”在历数对立文化观弊端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唯有走“中西融会贯通而综合创造的路子”才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道路。摆脱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立足民族，放眼世界，融通中西，列类古今，展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才能使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化格局达到理想境界，即“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平衡。
“和而不同”是古人处理不同事物差异关系的智慧结晶，这恰可以成为我们探究古今、中西关系新的突破点和立足点。“和而不同”是一个维持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原则，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当代性’的典型范例”。所谓“当代性”即指古代文论所处的多样性、多元性的文化环境，“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能照顾到古代文论的实际处境，又能充分体现其差异性，使之在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保持其独立性。结合古代文论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独特遭际来看，此论是很有见地的，要展开汇通古今中西的交流和对话，实现其“当代性”，确保对话主体的独立存在和自主地位是必要的前提。“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不因为追求普适性而消解差异性，反而强调差异的重要，这就为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而肯认“和”的目标，也是对话和交流的应有之义。
“和而不同”为古代文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际遇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立足点，而“返本开新”则为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该作中，多次强调回到文化原点的重要。作者认为，回到文化原点，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要开掘传统文论中的精神价值，断章取义的理解是行不通的，必须回到历史文化语境，对其作“同情之了解”。我们要回到体现古代文论精神本真的原初形态与历史情境，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原初性的事实本体与整体性的真实面目，并要以之作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与强调回到原点相对应，作者还从理论与个案两个侧面说明“以西释中”的弊端。他认为单纯采取西方之视点来解释中国，并不能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论之精神提供助益，反而会忽略与掩盖中国传统文论的特色，并举齐梁诗歌研究来说明之。一些学者引入西方的“形式主义”概念，从“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对立的路子来批评齐梁诗风，判定齐梁诗歌与初盛唐诗歌的不同，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与中国诗学思想在此一历史时期自身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吻合。初盛唐文人一方面标举“建安风骨”，另一方面却大大发展了对诗歌语言形式的重视，比如，将格律推向成熟，因此，以西学概念来为二者截然划界实质上是违反文学史事实的。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初盛唐的诗歌，至少是律诗，是极其重视形式的，我们以七律的集大成者杜甫为例，杜甫晚年的七律，如《秋兴八首》以形式范导抒情，体现出明显的审美游戏品格，将中国诗歌史律化运动这条路子推向顶峰，杜甫的律诗，实际上是延承了齐梁诗风，并将之发展改造，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
将西方话语强加于中国，本质上是行不通的。在现代学术发展之早期，学者们已敏感到此，并多有论述，台湾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说：“凡以西方那种外在的、观解的思考路数，以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来解析中国学问，甚至整个道德宗教的，俱是差谬不相应。”陈寅恪先生倡导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治古人之说，也得到不少学者的回应。反过来看，以西释中，不仅容易犯错误，也往往丧失掉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立性。要让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在中西比较的土壤中扎根生长，我们就先要对古典作扎实的田野作业，把双脚踏实地立在材料上，以求描述、复元古典，在西方和现代的比照下获得历史感，而不是拿起西方或现代的手术刀先合乎逻辑并规范地一刀切下去再说。我毫不怀疑，只要认真地去读古代文论，要求自己还原它，渐渐地，我们会发现让我们兴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
因此，“返本”并不意味着回到保守主义的立场，回归古典是为了发见其本质，“开新”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作者援引西方解释 学的理论成果，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应采取“本体性的阐释路径”，“返本”与“开新”乃是对古代文论进行本体性阐释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两个方面：“返本是为了开新，开新则必须返本”，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与“和而不同”的地位判断和文化理想相同，回归原点的解释，重新把握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解释学的论域中，返本的工作恰可以使我们的“现在视界”清晰化，实现古代文论的当代性价值和意义。
作者还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返本开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原则和实现步骤。第一步是打破西方文论普适性的迷思，沉潜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原始文献中，深思明辨；第二步就是要回到古代文论的语境，进行历史还原。具体言之，所谓的“历史还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讲求视界融合，忠实地解读古人，务使阐释符合古人之原意；二是要将古人的话语置于其历史发展链条中来考察，对之进行定位。历史还原不是单维的返还，而是“双重历史还原”。其目的不在“复古”而在“创生”。著作从三个方面详加分析还原的具体原则和实现方式，其一是回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文史哲浑融不分的整体性语境，在文献搜罗上要由“醇”返“杂”，扩大范围，重视“诗文评”以外的文献材料，打通学科关系。其二是要回到文学史的语境，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不同，极少有脱离具体作品的“纯理论”，因此文论的研究要与文学史的经验结合起来。其三是要回到价值论的语境，作者以对“载道”观不加分析的轻视的研究固病为例，指出我们不可以西方审美与非审美的二元对立来裁决之，而要根据其历史语境作出合理的定位，发掘其丰富性。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需在其产生的原始语境、所处的文化史语境以及批评史语境中通盘把握，形成一种良性的诠释学循环。
作者认为，范畴体系是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逻辑、客观规律、思维机制及其经验，认识传统文论在思想范畴方面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传统与现代建立起对话机制、促使古代文论实现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方法。而且，“就事实而言，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有着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方法，亦不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范畴有着自身脉络清晰的体系，只是在体性上不同于西方而已”，因此范畴体系的研究是必要且可行的。具体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是要回到中国文论自身的语境，重视文论范畴与传统文化、哲学之间的关联，在三者的互动中展开范畴研究和体系建构。作者肯定并强调范畴体系研究确立逻辑起点或称元范畴、最高范畴的必要性，但指出这个元范畴必须具备能结合多个层面的丰富性和涵盖整个范畴体系的包容性。著作中梳理了既往的四种元范畴说法，“和谐”、“意境”、“味”和“道”，认为皆具有偏差，不是不能统括整个范畴史，就是只局限于某一个层面。他建议修正第四种观点，以“道”作为最高范畴，强调“道”并不仅仅是指创作过程、心理过程、欣赏过程等，而是与中国传统思维特征、价值观念、整体学术思想具有密切关系的概念。
学理的反思和建设，是为指导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实践而用，作者在著作的最后讲：“或许把‘对话’视为‘语境’还不够到位，中西、古今对话其实乃是中国当代文艺学进一步发展的深厚的‘土壤’，对于这块土壤，五四以来我们过度焦虑地忙着争辩孰优孰劣，所缺乏的是精耕细作，历史的发展或许到了我们该对这块土壤进行深耕的时候了——探究古代文论当代性之归结点在此。”是的，古今中西比较的语境，是一个绕不过的复杂现实，我们努力的方向，不妨将其视为机遇，更认真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
(责任编辑 刘昕亭)
治中国古典学问者，都很清楚，我们当下的研究是在古今中西比较的复杂语境下展开的，研究对象是古代遗产，学科体系的建立却是参照了西方的结果，研究的基本范式与方法，也往往要借力于外来的资源。古今中西的比较语境，既为发现传统提供了不少新的契机，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理论上、具体操作上的困惑与困难。第一个必须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古今中西的纵横坐标中，寻找到合适的立足点。中国古代文论，作为一门学科，已有百年的历史，这百年中，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于古今中西融通的背景下，贡献研究成果的同时，亦不忘对其学科定位和研究之方法论作出不同层面的反思。从近的来说，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围绕古代文论“失语症”、“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等问题展开的大规模学术讨论，即是对古代文论学科的一次集中思考，其动因，就源于古代文论本身处境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忧虑意识。这种学术上的反思精神是可贵的。在当下的语境中，为古代文论作出合理而恰当的定位，探索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方可继续导引学问之前进。
党圣元先生的新著——《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古代文论的现代遭际》一书，既具有自觉的反思意识，又有着积极的理论建树，其洞见建立在对百年古代文论学术史系统考察的基础之上，在理清学术史之固病和积弊的前提下，边破边立，于传统文论的当下境遇有着敏锐的意识和理性的分析，又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极具学术价值和指导意义。
有两个关键词语值得我们重视，即“和而不同”和“返本开新”。前者是对中西文化格局和中国古代文论在比较语境中应处地位的判断，关乎中国古代文论的品格和独立性问题；后者则是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所寻求的方法论原则。对这两者的强调贯穿整部著作，构成了本书的立论基础和目标。“和而不同”的学科定位与“返本开新”的研究方法，也是作者下足工夫探索的精髓所在。
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中的独特遭际，就是处于传统和现代之间，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实质上指的就是古与今、中与西、体与用的关系，这既是中国百年古代文论研究展开的文化环境，也构成了论争的核心。书中指出，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需要以深沉的历史意识和饱满的理性精神来对待的问题”，但既往的论争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误区。他总结说：“综观二十世纪以来围绕这一问题所进行的论争，相当一部分人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陷入了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形成了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两军对垒，前者主‘全盘西化’，于民族文化、传统文学思想持虚无主义态度；后者则因循守旧，以‘国粹主义’者自居。我们亦可以将这二者之间的观念对抗概括为‘荣今虐古’和‘荣古虐今’两种文化发展观的冲突，彼此在价值判断与选择上存在着一道深深的鸿沟，以致输攻墨守，争端大起。”在历数对立文化观弊端的基础上，作者提出唯有走“中西融会贯通而综合创造的路子”才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道路。摆脱古今、中西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立足民族，放眼世界，融通中西，列类古今，展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对话，才能使全球化语境中的世界文化格局达到理想境界，即“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平衡。
“和而不同”是古人处理不同事物差异关系的智慧结晶，这恰可以成为我们探究古今、中西关系新的突破点和立足点。“和而不同”是一个维持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原则，是一个“最能体现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当代性’的典型范例”。所谓“当代性”即指古代文论所处的多样性、多元性的文化环境，“和而不同”的原则既能照顾到古代文论的实际处境，又能充分体现其差异性，使之在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中保持其独立性。结合古代文论在古与今、中与西之间的独特遭际来看，此论是很有见地的，要展开汇通古今中西的交流和对话，实现其“当代性”，确保对话主体的独立存在和自主地位是必要的前提。“和而不同”的文化理想不因为追求普适性而消解差异性，反而强调差异的重要，这就为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而肯认“和”的目标，也是对话和交流的应有之义。
“和而不同”为古代文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际遇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立足点，而“返本开新”则为实现这一文化理想确立了基本的方法论。在该作中，多次强调回到文化原点的重要。作者认为，回到文化原点，是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必要前提，要开掘传统文论中的精神价值，断章取义的理解是行不通的，必须回到历史文化语境，对其作“同情之了解”。我们要回到体现古代文论精神本真的原初形态与历史情境，重新认识古代文论的原初性的事实本体与整体性的真实面目，并要以之作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与强调回到原点相对应，作者还从理论与个案两个侧面说明“以西释中”的弊端。他认为单纯采取西方之视点来解释中国，并不能为我们理解中国传统文论之精神提供助益，反而会忽略与掩盖中国传统文论的特色，并举齐梁诗歌研究来说明之。一些学者引入西方的“形式主义”概念，从“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对立的路子来批评齐梁诗风，判定齐梁诗歌与初盛唐诗歌的不同，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与中国诗学思想在此一历史时期自身所关注的问题并不吻合。初盛唐文人一方面标举“建安风骨”，另一方面却大大发展了对诗歌语言形式的重视，比如，将格律推向成熟，因此，以西学概念来为二者截然划界实质上是违反文学史事实的。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初盛唐的诗歌，至少是律诗，是极其重视形式的，我们以七律的集大成者杜甫为例，杜甫晚年的七律，如《秋兴八首》以形式范导抒情，体现出明显的审美游戏品格，将中国诗歌史律化运动这条路子推向顶峰，杜甫的律诗，实际上是延承了齐梁诗风，并将之发展改造，二者不是对立的关系。
将西方话语强加于中国，本质上是行不通的。在现代学术发展之早期，学者们已敏感到此，并多有论述，台湾新儒家牟宗三先生说：“凡以西方那种外在的、观解的思考路数，以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来解析中国学问，甚至整个道德宗教的，俱是差谬不相应。”陈寅恪先生倡导以“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治古人之说，也得到不少学者的回应。反过来看，以西释中，不仅容易犯错误，也往往丧失掉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立性。要让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在中西比较的土壤中扎根生长，我们就先要对古典作扎实的田野作业，把双脚踏实地立在材料上，以求描述、复元古典，在西方和现代的比照下获得历史感，而不是拿起西方或现代的手术刀先合乎逻辑并规范地一刀切下去再说。我毫不怀疑，只要认真地去读古代文论，要求自己还原它，渐渐地，我们会发现让我们兴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就是具有现代意义的。
因此，“返本”并不意味着回到保守主义的立场，回归古典是为了发见其本质，“开新”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作者援引西方解释 学的理论成果，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应采取“本体性的阐释路径”，“返本”与“开新”乃是对古代文论进行本体性阐释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两个方面：“返本是为了开新，开新则必须返本”，二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面。与“和而不同”的地位判断和文化理想相同，回归原点的解释，重新把握经典文本的原初意义，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在解释学的论域中，返本的工作恰可以使我们的“现在视界”清晰化，实现古代文论的当代性价值和意义。
作者还为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返本开新”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操作原则和实现步骤。第一步是打破西方文论普适性的迷思，沉潜到中国古代文论的原始文献中，深思明辨；第二步就是要回到古代文论的语境，进行历史还原。具体言之，所谓的“历史还原”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讲求视界融合，忠实地解读古人，务使阐释符合古人之原意；二是要将古人的话语置于其历史发展链条中来考察，对之进行定位。历史还原不是单维的返还，而是“双重历史还原”。其目的不在“复古”而在“创生”。著作从三个方面详加分析还原的具体原则和实现方式，其一是回到。中国传统学术研究文史哲浑融不分的整体性语境，在文献搜罗上要由“醇”返“杂”，扩大范围，重视“诗文评”以外的文献材料，打通学科关系。其二是要回到文学史的语境，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不同，极少有脱离具体作品的“纯理论”，因此文论的研究要与文学史的经验结合起来。其三是要回到价值论的语境，作者以对“载道”观不加分析的轻视的研究固病为例，指出我们不可以西方审美与非审美的二元对立来裁决之，而要根据其历史语境作出合理的定位，发掘其丰富性。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需在其产生的原始语境、所处的文化史语境以及批评史语境中通盘把握，形成一种良性的诠释学循环。
作者认为，范畴体系是我们深入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内在逻辑、客观规律、思维机制及其经验，认识传统文论在思想范畴方面的民族文化特征，在传统与现代建立起对话机制、促使古代文论实现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方法。而且，“就事实而言，可以确切地说中国古代文论及其范畴有着自己的理论思维和逻辑方法，亦不缺乏分析性和系统性，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范畴有着自身脉络清晰的体系，只是在体性上不同于西方而已”，因此范畴体系的研究是必要且可行的。具体的研究原则和研究方法，是要回到中国文论自身的语境，重视文论范畴与传统文化、哲学之间的关联，在三者的互动中展开范畴研究和体系建构。作者肯定并强调范畴体系研究确立逻辑起点或称元范畴、最高范畴的必要性，但指出这个元范畴必须具备能结合多个层面的丰富性和涵盖整个范畴体系的包容性。著作中梳理了既往的四种元范畴说法，“和谐”、“意境”、“味”和“道”，认为皆具有偏差，不是不能统括整个范畴史，就是只局限于某一个层面。他建议修正第四种观点，以“道”作为最高范畴，强调“道”并不仅仅是指创作过程、心理过程、欣赏过程等，而是与中国传统思维特征、价值观念、整体学术思想具有密切关系的概念。
学理的反思和建设，是为指导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实践而用，作者在著作的最后讲：“或许把‘对话’视为‘语境’还不够到位，中西、古今对话其实乃是中国当代文艺学进一步发展的深厚的‘土壤’，对于这块土壤，五四以来我们过度焦虑地忙着争辩孰优孰劣，所缺乏的是精耕细作，历史的发展或许到了我们该对这块土壤进行深耕的时候了——探究古代文论当代性之归结点在此。”是的，古今中西比较的语境，是一个绕不过的复杂现实，我们努力的方向，不妨将其视为机遇，更认真地投入到研究工作中去。
(责任编辑 刘昕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