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艺术史学界往往注重宏观研究,对风格学的定义过于宽泛,致使具体的“风格”解释颇为纷杂并语焉不详。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大多是由于艺术史研究者缺乏艺术实践基础,面对具体的本体风格研究不知从何入手。其中最大的误区则是模糊了“可视”与可述的界限,往往把“可述”的历史强加于“可视”的作品当中,绕过本体而进入背景研究,被动地落入了文化学的圈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