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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静，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他曾是党的“一大”代表，而且是十三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个，时年仅19岁。这位来自湖北应城的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的激情和美好向往，投身滚滚的革命洪流。然而，在这滚滚的洪流中，他人生的航船一度偏离了航向。在他一波三折的人生道路上，充满风风雨雨、艰辛和曲折。
一
1902年3月4日，刘仁静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他的祖上是开杂货店的，父亲刘世芳考中秀才后，在家里开办私塾谋生，他的母亲是个文盲，一个温顺的家庭主妇。因为刘仁静在家里是长子，父亲就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科举志愿寄托给了儿子。科举考试废除后，父亲再三考虑，决定让刘仁静学好洋文，以求能出国深造。1914年春，刘仁静考入武昌博文书院，这是英国教会办的一所远近闻名的语言学校，在校学生只会死读书。因为家庭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两年后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三年级。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该校涌现了一批后来十分有名的政治家，如：恽代英、林育南。1917年11月，恽代英和几个中华大学部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互助社”，“互助社”不是政治组织，更不是学术团体，它是一个专门团结与培养善男善女的社会团体。这虽然对正准备各奔前程的大学生没有多大吸引力，却引起思想活跃的中学生的青睐。因此，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都是中学生，刘仁静也参加了这组织，并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活动。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是中华大学大学部的高材生，年年考第一，享受公费，而且还常常在有名的刊物上如《东方杂志》等发表文章，刘仁静从心里佩服这位学长，早就想结识恽代英。后来，在各方面刘仁静都得到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在恽代英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十点至十一点为养初（刘仁静的号）改文。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①后来，“互助社”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宣传新文化的任务，还组织了一些爱国活动，如上街调查国货，宣传勿忘国耻。 这为刘仁静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8年7月，在恽代英的帮助下，刘仁静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先在北大理科读了两年预科，其间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学费，为了能继续学业，北大的教授胡适、李大钊都给他写过拖欠学费的保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就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②在《李大钊文集 》（下）载：“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此上会计课李大钊”。③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两年预科毕业后，刘仁静又转入和李大钊接近的哲学系学习，但没过多久刘仁静又转入英语系学习。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日子，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北大的一次学生集会中，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后来被称作“五四宣言”的演讲，刘仁静悄悄地挤进会场，怀里揣着一柄尖刀，打算用这柄尖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唤醒这个危亡民族的生机。当刘仁静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时，被身边的同学发现，刀被夺下。认识刘仁静的陆立之回忆说刘仁静“肖虎，个性有些虎劲；人很憨厚、执拗，对理论问题的分析清晰，但有些迂。”④
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据朱代杰回忆说：“刘仁静是个雄辩家，他谈锋甚健，洞察事理，每有争论必滔滔不绝，从不服输。”⑤在这场运动中，当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到赵家胡同时，曹汝霖家大门紧锁，愤怒的学生打碎曹家的玻璃，瘦小的刘仁静爬到匡互生的肩膀上，钻进曹宅。门打开后，学生冲了进去，接下来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当军警过来捕人时，因为刘仁静个子矮小，根本不像大学生，竟然没有人抓他。在6月3日的街头演讲时，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17岁的刘仁静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夸他：“小小年纪肯奋斗！”。⑥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
那时候，北京大学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听课，也可以不去听课自学。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在图书馆学习时，刘仁静还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就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年纪小，记忆力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开始有10名成员，后来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了出去，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四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推举刘仁静为“一大”代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据茅盾先生回忆，当时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在党内被誉为“北大三杰”。
陆立之在评价刘仁静时说：“刘仁静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⑦在“一大”上，“当时只有19岁，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和李汉俊争辩。”⑧李汉俊当时是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2岁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长达14年之久，比刘仁静大12岁，二人又都是湖北人。“一大”的会场上，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让会场里的其他人张目结舌。7月31日，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刘仁静还选举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只得了一票。据说在选举前，会议主席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刘仁静选举李汉俊让所有人吃惊。当唱票的董必武问：谁选举了李汉俊一票时，刘仁静爽快的答道：“是我选的！”⑨足见刘仁静性格的直率，他的确是一位有个性、有主见的书呆子。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来到苏联。当时，参加大会的有58个共产党组织，共408名代表，中国代表团由三人组成：陈独秀、刘仁静、王俊。
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在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之前召开，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中国代表大会发言，大会规定发言须用俄、德、英、法四种语言。虽然陈独秀通晓英语、法语，但还不能自由地用口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瞿秋白虽然俄语很好，但他当时的身份是翻译，没有发言资格，因此，就决定由刘仁静为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
三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三大”。为了能使会议顺利召开，中共中央还由上海迁至广州，因为当时全国只有广州不受反革命军阀的干扰。早在1923年2月，拥护孙中山的军事力量已经将陈炯明的势力驱逐出了广州，孙中山控制了整个珠江三角洲，他允许革命势力公开活动。中共中央为此临时在广州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租了一栋房子作为会址。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等由上海来到广州开始筹备中共“三大”。
中共“三大”前，中共中央下设四个区：北方区、两湖区、江浙区、广东区。中央通知各区派代表出席中共“三大”，要求各区以10-20名党员选举1人参会，参会人员要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还有从事工农革命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刘仁静只是北大的一个青年学生，当然不符合以上的条件，但因为刘仁静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而且还在会议上代表中国发了言，所以刚刚回国的刘仁静就以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身份列席会议，并不是正式代表。刘仁静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我就和何孟雄一起先坐火车到上海，又乘船到广州。”⑩何孟雄是北方区的代表之一。当时北方区选举的代表最多，有12人，他们是：李大钊（当时是北方区委书记）、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张德惠、何孟雄等，两湖区有毛泽东、陈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于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阮啸仙等，还有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中央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当时，对于国共合作基本没有异议，但如何合作，共产党内却是有不同看法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建议后，立即遭到多数共产党员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就曾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茨基，明确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这样，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马林与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最后，因为马林身配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只得按纪律接受“党内合作”建议。中共“三大”前，马林抽出充分的时间做工人代表的工作，但会议上依然争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对于这个问题刘仁静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难怪他不是大会代表，却成为研究“三大”的一个亮点。
对于中共“二大”提出的“党外联合”政策，即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搞革命，刘仁静是完全赞成的，对于后来的“党内合作”，刘仁静也是赞成的，但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刘仁静在1922年就注意到，共产国际指示弱小英国共产党加入强大英国工党，在工党内发展壮大自己，特别是把加入工党的工人分化出来，可是英国共产党的请求屡屡遭到工党的拒绝，根本没有加入的机会。刘仁静根据这种情况，“觉得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机不可失。他赞成抓住时机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是主张采用孙猴子钻进肚皮的战术去发展党。”他在共产国际“四大”发言时，认为“这有助于共产党团结群众避免孤立，还有利于共产党争取国民党内有组织的工人，分化国民党。”
中共“三大”上，刘仁静的发言内容已无据可查，但各方面材料显示，在“三大”上出现了两方的争论：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为一方，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另外一方。马林、陈独秀、瞿秋白一方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还认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还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而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一方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还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
历史证明刘仁静的想法是正确的。
四
不久，婚变使刘仁静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刘仁静的原配妻子史静仪与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相爱了，刘仁静为此感情失控，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陈独秀也知道儿子理亏，但也没有挽救办法，就决定派刘仁静去苏联学习。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由于受到过史静仪的伤害，“在莫斯科学习时期，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都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他始终不涉足污行，一直是个正派的大丈夫。”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的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为是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极力指责斯大林，为此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他还研读并收集了托的不少论著，从此成了托的信徒。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将他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他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他瞒着邓中夏、瞿秋白、王若飞及共产国际所有的人，自作主张去寻访托洛茨基。经过努力，刘仁静最终在土耳其偏僻的太子岛，见到了托洛茨基。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谈话时间，下午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者划船。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应该单独干革命。临别之前，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在文章中，托洛茨基总结了中国过去的革命，提出今后的任务：（1）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2）蒋介石、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样地反对；（3）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现在不能盲目活动，要积聚力量；（4）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找出直接、平等、不记名方式投票产生国民议会，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农民等目标。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立即派恽代英找他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还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官僚化，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在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等。这些托派组织者都是被莫斯科中山大学驱赶回国的托派学生。刘仁静回国后，积极活动，组织了一些留俄学生，成立名为“十月社”的托派组织，还办起了托派刊物《十月》。在《十月》上，刘仁静亲自撰文，还翻译了托洛茨基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刊载在《十月》上。
1929年底，刘仁静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活动的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刘仁静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大约在1931年，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但是刘仁静总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居，自称是“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引起托派组织成员对他的反感。不久，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他又想和陈独秀合作，遭到陈的拒绝。这样，刘仁静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没有了工作，刘仁静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1934年，刘仁静找到在一家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做英文编辑的国际托派格拿斯，一个加拿大人，经格拿斯介绍，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给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
到北京后，刘仁静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1935年3月，刘仁静完成伊罗生交给他的最后一件事后，决定一家人乘火车回湖北老家暂避一下。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特务以检查为名扣押了他，通过照片及留俄学生辨认，确定他就是刘仁静，当场以共产党重要干部“罪名”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妻子也同时被俘，被关押在北京宪兵三团，后押送南京。通过审讯知道他已经不是托派主要成员，陈独秀被俘后，国民党决定对托派只判刑不处死的政策，托派成员一般判5年，送陆军监狱执行，而刘仁静只被判刑三年，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在反省院里，刘仁静依然“不改自大习气，还是我行我素，”在政治犯中依然处于孤立的地位。1937年3月，刘仁静拒绝写悔过书，只在悔过书后面写了：“今后以翻译为生不搞政治”的话。后被释放出狱。
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到了上海，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刘仁静不得不让自己15岁的女儿辍学进工厂当工人，他自己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担任国民党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走向人民的反面，开始写反共文章，如1948年写的《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9年后，刘仁静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后来，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教政治经济学课程，为了工作的方便，他改名为“刘亦宇”。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患上了精神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仁静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说：“有些老托派，象刘仁静，不要关了吧。”很快，刘仁静就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为了刘仁静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红卫兵揪斗，只得把刘仁静单独安排在另外一所监狱内，后来，组织上又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管教所内看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仁静回到了自己家中。
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许，刘仁静起床参加晨练，在穿越马路时，被一辆疾驰的公交车撞倒，当场死亡。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岁。刘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刘亦宇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摆放在骨灰盒架子的最下一层，享受着局级干部待遇。
注释：
①《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②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380-381页。
③⑨刘立威著：《刘仁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3、131-132、131、364、366页。
④⑤⑦⑧陆立之：《我所知道的刘仁静》，载《百年潮》2006年第3期，第62、62、63、64、64页。
⑥《历史大潮中的辉煌与沉沦——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5位湖北人》，《湖北日报》2001年5月25日。
⑩《“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5页。
《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4页。
托洛茨基著，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第239-241页。
《人民日报》，1986年8月12日。
一
1902年3月4日，刘仁静出生于湖北省应城城关，他的祖上是开杂货店的，父亲刘世芳考中秀才后，在家里开办私塾谋生，他的母亲是个文盲，一个温顺的家庭主妇。因为刘仁静在家里是长子，父亲就把自己没有完成的科举志愿寄托给了儿子。科举考试废除后，父亲再三考虑，决定让刘仁静学好洋文，以求能出国深造。1914年春，刘仁静考入武昌博文书院，这是英国教会办的一所远近闻名的语言学校，在校学生只会死读书。因为家庭无力支付昂贵的学费，两年后转入武昌中华大学附中就读三年级。武昌中华大学在当时是比较开放的学校，学生在完成规定的课程之外，有自由研究的空间和接触社会的机会，该校涌现了一批后来十分有名的政治家，如：恽代英、林育南。1917年11月，恽代英和几个中华大学部的学生组织成立了“互助社”，“互助社”不是政治组织，更不是学术团体，它是一个专门团结与培养善男善女的社会团体。这虽然对正准备各奔前程的大学生没有多大吸引力，却引起思想活跃的中学生的青睐。因此，参加这个组织的大都是中学生，刘仁静也参加了这组织，并和恽代英一起组织活动。恽代英比刘仁静大6岁，是中华大学大学部的高材生，年年考第一，享受公费，而且还常常在有名的刊物上如《东方杂志》等发表文章，刘仁静从心里佩服这位学长，早就想结识恽代英。后来，在各方面刘仁静都得到恽代英的帮助和照顾。在恽代英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十点至十一点为养初（刘仁静的号）改文。告养初力戒轻躁之习，求庄重和蔼，与朋友交而敬之。”①后来，“互助社”自觉不自觉地承担起宣传新文化的任务，还组织了一些爱国活动，如上街调查国货，宣传勿忘国耻。 这为刘仁静踏上革命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1918年7月，在恽代英的帮助下，刘仁静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他先在北大理科读了两年预科，其间家庭无力支付高额的学费，为了能继续学业，北大的教授胡适、李大钊都给他写过拖欠学费的保单。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内就保存着李大钊亲笔写的一张字条：“刘仁静同学学费先由我垫。李大钊。”②在《李大钊文集 》（下）载：“哲学系学生刘仁静君学宿等费由鄙人暂为担保，一俟家款寄到，即行缴纳不误。此上会计课李大钊”。③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两年预科毕业后，刘仁静又转入和李大钊接近的哲学系学习，但没过多久刘仁静又转入英语系学习。
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日子，是刘仁静人生道路上最辉煌的一刻。就在刘仁静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中国爆发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五四”运动。北大的一次学生集会中，学生领袖罗家伦正在发表后来被称作“五四宣言”的演讲，刘仁静悄悄地挤进会场，怀里揣着一柄尖刀，打算用这柄尖刀结束自己的生命，来唤醒这个危亡民族的生机。当刘仁静拔出尖刀，向自己腹中刺去时，被身边的同学发现，刀被夺下。认识刘仁静的陆立之回忆说刘仁静“肖虎，个性有些虎劲；人很憨厚、执拗，对理论问题的分析清晰，但有些迂。”④
1919年5月4日，数千名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的口号。北京大学组织了讲演团，刘仁静与同学们一道，每天上街向群众宣传，号召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斗争。据朱代杰回忆说：“刘仁静是个雄辩家，他谈锋甚健，洞察事理，每有争论必滔滔不绝，从不服输。”⑤在这场运动中，当学生游行的队伍来到赵家胡同时，曹汝霖家大门紧锁，愤怒的学生打碎曹家的玻璃，瘦小的刘仁静爬到匡互生的肩膀上，钻进曹宅。门打开后，学生冲了进去，接下来就是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当军警过来捕人时，因为刘仁静个子矮小，根本不像大学生，竟然没有人抓他。在6月3日的街头演讲时，刘仁静被警方逮捕，判刑一个月。17岁的刘仁静面对铁窗生活，毫不畏惧，李大钊夸他：“小小年纪肯奋斗！”。⑥刑满释放后，回校继续读书。
那时候，北京大学上课方式非常灵活。学生可以去听课，也可以不去听课自学。所以，刘仁静大部分时间在图书馆学习。在图书馆学习时，刘仁静还结识了在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二人一见面总有说不完的话。因为刘仁静是学英语专业的，李大钊就让他研读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他年纪小，记忆力强，人又特别聪明，很快就熟读了许多马克思的著作，而且与人谈话时，开口闭口都是马克思如何如何说，当时的北大人给他一个诨号“小马克思”。由于受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刘仁静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毅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二
1920年春，刘仁静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经罗章龙的介绍，刘仁静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一开始有10名成员，后来黄凌霜等无政府主义者退了出去，只剩下李大钊、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四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刘仁静荣幸地被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推选为“一大”代表，和张国焘一起，出席了党的“一大”。推举刘仁静为“一大”代表也是有一定道理的，据茅盾先生回忆，当时张国焘、邓中夏、刘仁静在党内被誉为“北大三杰”。
陆立之在评价刘仁静时说：“刘仁静个性执拗，他对信服的理论知识或文化艺术，始终不渝；秉性耿直，从来不耍手腕，因此也惹来不少是非。”⑦在“一大”上，“当时只有19岁，但初生牛犊不怕虎，敢于和李汉俊争辩。”⑧李汉俊当时是全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2岁留学日本，在日本留学长达14年之久，比刘仁静大12岁，二人又都是湖北人。“一大”的会场上，二人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且是整段整段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著，让会场里的其他人张目结舌。7月31日，在会议闭幕时，代表以无记名的方式选举中央领导机构时，刘仁静还选举了李汉俊一票，李汉俊也只得了一票。据说在选举前，会议主席张国焘已提前商定了应该选举谁，刘仁静选举李汉俊让所有人吃惊。当唱票的董必武问：谁选举了李汉俊一票时，刘仁静爽快的答道：“是我选的！”⑨足见刘仁静性格的直率，他的确是一位有个性、有主见的书呆子。 1922年11月5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陈独秀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从上海来到北京，向刘仁静转告团中央的决定，派刘仁静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少共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因此，他们一起从北京动身，途经奉天、哈尔滨、满洲里来到苏联。当时，参加大会的有58个共产党组织，共408名代表，中国代表团由三人组成：陈独秀、刘仁静、王俊。
少共国际第三次会议在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之前召开，少共国际三次会议结束后，刘仁静和陈独秀一起又参加了共产国际四次会议，会议安排了中国代表大会发言，大会规定发言须用俄、德、英、法四种语言。虽然陈独秀通晓英语、法语，但还不能自由地用口语表达自己的思想，瞿秋白虽然俄语很好，但他当时的身份是翻译，没有发言资格，因此，就决定由刘仁静为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
三
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确定国共合作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中共“三大”。为了能使会议顺利召开，中共中央还由上海迁至广州，因为当时全国只有广州不受反革命军阀的干扰。早在1923年2月，拥护孙中山的军事力量已经将陈炯明的势力驱逐出了广州，孙中山控制了整个珠江三角洲，他允许革命势力公开活动。中共中央为此临时在广州东山区恤孤院后街31号租了一栋房子作为会址。1923年3月26日，陈独秀等由上海来到广州开始筹备中共“三大”。
中共“三大”前，中共中央下设四个区：北方区、两湖区、江浙区、广东区。中央通知各区派代表出席中共“三大”，要求各区以10-20名党员选举1人参会，参会人员要以产业工人为主体，还有从事工农革命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刘仁静只是北大的一个青年学生，当然不符合以上的条件，但因为刘仁静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而且还在会议上代表中国发了言，所以刚刚回国的刘仁静就以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身份列席会议，并不是正式代表。刘仁静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我就和何孟雄一起先坐火车到上海，又乘船到广州。”⑩何孟雄是北方区的代表之一。当时北方区选举的代表最多，有12人，他们是：李大钊（当时是北方区委书记）、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张德惠、何孟雄等，两湖区有毛泽东、陈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于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阮啸仙等，还有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中央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出席大会的代表共30多人，代表全国420名党员。
当时，对于国共合作基本没有异议，但如何合作，共产党内却是有不同看法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建议后，立即遭到多数共产党员反对。1922年4月6日，陈独秀就曾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维经茨基，明确反对马林关于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这样，在国共合作的问题上，马林与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发生了严重分歧。最后，因为马林身配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陈独秀及中国共产党只得按纪律接受“党内合作”建议。中共“三大”前，马林抽出充分的时间做工人代表的工作，但会议上依然争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反对。对于这个问题刘仁静却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难怪他不是大会代表，却成为研究“三大”的一个亮点。
对于中共“二大”提出的“党外联合”政策，即共产党与国民党平起平坐搞革命，刘仁静是完全赞成的，对于后来的“党内合作”，刘仁静也是赞成的，但他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刘仁静在1922年就注意到，共产国际指示弱小英国共产党加入强大英国工党，在工党内发展壮大自己，特别是把加入工党的工人分化出来，可是英国共产党的请求屡屡遭到工党的拒绝，根本没有加入的机会。刘仁静根据这种情况，“觉得孙中山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机不可失。他赞成抓住时机加入国民党，实际上是主张采用孙猴子钻进肚皮的战术去发展党。”他在共产国际“四大”发言时，认为“这有助于共产党团结群众避免孤立，还有利于共产党争取国民党内有组织的工人，分化国民党。”
中共“三大”上，刘仁静的发言内容已无据可查，但各方面材料显示，在“三大”上出现了两方的争论：以马林、陈独秀、瞿秋白为一方，以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为另外一方。马林、陈独秀、瞿秋白一方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还认为“目前应加入国民党作国民革命，故当完全做国民党的工作，”还主张“不保留产业工人，因为保留就是减少国民革命势力。”而张国焘、蔡和森、刘仁静一方认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后应保存党的独立性。”还认为“产业工人是共产党的基础，应留，而不应加入国民党内去。”
历史证明刘仁静的想法是正确的。
四
不久，婚变使刘仁静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刘仁静的原配妻子史静仪与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相爱了，刘仁静为此感情失控，把指头割破，写血书给史静仪，但这一切已经无法挽回。陈独秀也知道儿子理亏，但也没有挽救办法，就决定派刘仁静去苏联学习。1926年9月，刘仁静赴苏联莫斯科国际党校列宁学院学习。由于受到过史静仪的伤害，“在莫斯科学习时期，苏联正风行‘一杯水’主义，许多同学都接受莫斯科姑娘的追求，他始终不涉足污行，一直是个正派的大丈夫。”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的大革命失败。托洛茨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认为是共产国际指导中的错误导致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并极力指责斯大林，为此在联共（布）党内引发了一场激烈争论。中国留学生中不少人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刘仁静经过仔细比较和分析后，也赞同托洛茨基，他还研读并收集了托的不少论著，从此成了托的信徒。1927年11月4日，苏共中央开除了托洛茨基的党籍，1929年又将他驱逐出境。刘仁静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到震惊，他对托洛茨基的遭遇表示同情。
1929年4月，刘仁静在列宁学院学习结束，他瞒着邓中夏、瞿秋白、王若飞及共产国际所有的人，自作主张去寻访托洛茨基。经过努力，刘仁静最终在土耳其偏僻的太子岛，见到了托洛茨基。刘仁静在土耳其住了大约一个月，那些日子里，每天上午是他们谈话时间，下午两人一起到岛上散步或者划船。他们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国共合作问题和反对派的任务。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不能和资产阶级政党合作，应该单独干革命。临别之前，托洛茨基送给刘仁静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和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任务》。在文章中，托洛茨基总结了中国过去的革命，提出今后的任务：（1）苏维埃问题，认为苏维埃不是随便可以组织起来的；（2）蒋介石、汪精卫是一丘之貉，对蒋介石和汪精卫同样地反对；（3）中国革命现在处于低潮时期，不能马上进行起义，现在不能盲目活动，要积聚力量；（4）作为过渡时期的口号，应找出直接、平等、不记名方式投票产生国民议会，以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少数民族自决，八小时工作日，土地归农民等目标。后来，这篇文章成为中国托派的基本纲领。 1929年8月16日，刘仁静回到上海，党中央立即派恽代英找他谈话，刘仁静不但不接受党中央的意见，还公然以反对派立场批评党内官僚化，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不久，党中央在《红旗日报》上刊出《给刘仁静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明确指出：限刘仁静三天内在报纸上公开交代访问托洛茨基一事。刘仁静不听劝告，顽固坚持托派思想，后来被开除了党籍。
在刘仁静回国之前，国内已先后成立了几个托派组织，如“我们的话”、“无产者”、“战斗”等。这些托派组织者都是被莫斯科中山大学驱赶回国的托派学生。刘仁静回国后，积极活动，组织了一些留俄学生，成立名为“十月社”的托派组织，还办起了托派刊物《十月》。在《十月》上，刘仁静亲自撰文，还翻译了托洛茨基论文集《极左派与马克思主义》刊载在《十月》上。
1929年底，刘仁静写信给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组织活动的情况，托洛茨基回信说：应该把几个组织统一起来，不然对运动不利。刘仁静按照托洛茨基的旨意，积极穿梭在几个托派组织之间。大约在1931年，几个托派组织终于统一了，但是刘仁静总以见过托洛茨基自居，自称是“托洛茨基代表”、“正统托派”、“托洛茨基的钦差大臣”，引起托派组织成员对他的反感。不久，刘仁静在托派组织中相当孤立，后来被赶出了托派组织。他又想和陈独秀合作，遭到陈的拒绝。这样，刘仁静竟成了托派中一个游离于各派组织以外的孤家寡人。
没有了工作，刘仁静靠微薄的稿费维持一家人生活。1934年，刘仁静找到在一家美国人办的《大美晚报》做英文编辑的国际托派格拿斯，一个加拿大人，经格拿斯介绍，刘仁静带着妻子陆慎之来到北京，给一个叫伊罗生的美国人当翻译。
到北京后，刘仁静就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1935年3月，刘仁静完成伊罗生交给他的最后一件事后，决定一家人乘火车回湖北老家暂避一下。在赶往火车站的路上，特务以检查为名扣押了他，通过照片及留俄学生辨认，确定他就是刘仁静，当场以共产党重要干部“罪名”被国民党警察逮捕，妻子也同时被俘，被关押在北京宪兵三团，后押送南京。通过审讯知道他已经不是托派主要成员，陈独秀被俘后，国民党决定对托派只判刑不处死的政策，托派成员一般判5年，送陆军监狱执行，而刘仁静只被判刑三年，关押在苏州反省院。在反省院里，刘仁静依然“不改自大习气，还是我行我素，”在政治犯中依然处于孤立的地位。1937年3月，刘仁静拒绝写悔过书，只在悔过书后面写了：“今后以翻译为生不搞政治”的话。后被释放出狱。
抗战胜利后，刘仁静到了上海，为了全家人的生活，刘仁静不得不让自己15岁的女儿辍学进工厂当工人，他自己又先后在国民党《民主与统一》、《前线日报》、《时事新报晚刊》当主笔。1948年，受时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编陶希圣之邀请，担任国民党政治研究室研究员及国民党国防部镇江教导所工作。此时的刘仁静已完全投靠国民党，走向人民的反面，开始写反共文章，如1948年写的《评毛泽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1949年后，刘仁静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后来，刘仁静被安排在北京师范大学任讲师，教政治经济学课程，为了工作的方便，他改名为“刘亦宇”。在肃托运动中，刘仁静患上了精神病。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刘仁静被红卫兵抓捕关进秦城监狱。后来，毛泽东知道了这件事，说：“有些老托派，象刘仁静，不要关了吧。”很快，刘仁静就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为了刘仁静的人身安全，避免再次被红卫兵揪斗，只得把刘仁静单独安排在另外一所监狱内，后来，组织上又把刘仁静调到少年管教所内看管。“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刘仁静回到了自己家中。
1987年8月5日清晨5时许，刘仁静起床参加晨练，在穿越马路时，被一辆疾驰的公交车撞倒，当场死亡。8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消息：“国务院参事刘亦宇（原名刘仁静）同志8月5日不幸逝世，终年85岁。刘亦宇曾是中共‘一大’代表。向刘亦宇遗体告别仪式，今天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摆放在骨灰盒架子的最下一层，享受着局级干部待遇。
注释：
①《恽代英日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351页。
②叶永烈著：《红色的起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6、380-381页。
③⑨刘立威著：《刘仁静》，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83、131-132、131、364、366页。
④⑤⑦⑧陆立之：《我所知道的刘仁静》，载《百年潮》2006年第3期，第62、62、63、64、64页。
⑥《历史大潮中的辉煌与沉沦——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5位湖北人》，《湖北日报》2001年5月25日。
⑩《“二大”和“三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55页。
《中共“三大”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3-144页。
托洛茨基著，凡西校译：《中国革命问题》，春燕出版社1947年版，第239-241页。
《人民日报》，198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