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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局外人》的第一节写了主人公“我”接到母亲的死讯，前往养老院参加母亲的葬礼。这一节对整部小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生动地介绍了“我”的人物背景与性格特点，也以大量细节和线索为后面的叙事埋下诸多伏笔，奠定了整本书的荒诞基调。
关键词：局外人；荒诞；存在；个体
作者简介：毕聪正（1990-），男，汉族，研究方向：文艺学、文艺美学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2
（一）母亲的葬礼：情感羁绊与道德准则
全书第一句写道：“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主人公并不知道母亲去世的确切时间，对母亲去世这件事了解不多，显然也并没有多加询问和深究。语气显得异常平淡，仿佛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多少关系的事情发生了一样，这更加令读者感到，丧母一事对“我”而言其实并不多么重要。而且在对这一非常重大的事件的叙述中，以自己对此事的不甚了解作为讲述的起点，仿佛母亲去世这件事再没有什么更加重要的事情值得多去注意一般。“我”对母亲之死的漠不关心，意味着“我”对母亲本人的不关心、对母子亲情的淡漠。正是这种淡漠的性格，最终造成了“我”的悲剧。此外，丧母之事本身重大，而“我”的反映却显得十分淡然，这一不合常理的反差呼应着贯穿整部小说的荒诞基调。
在写到“我”向老板请假时，“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我”仿佛把母亲的去世当做了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抗拒之事。“我”请假去参加葬礼，不是因为“我”爱母亲，因而“我”必须去送她最后一程，而是因为母亲去世，儿子出于社会给定的伦理、道德法则的外在要求，必须去扮演一次送葬者这一角色。因此，“我”甚至如此向老板辩解，“这并不是我的过错”，这仿佛是在说：我也并不想为此事而请假，但是作为儿子给母亲送葬，这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你也不能不给我这几天的假，就像我不得不去一样。在“我”看来，母亲的死似乎早已经注定，就像四季交替、日出日落一样必然发生，“我”作为儿子去参加母亲的葬礼，也就像夏天要避暑、冬天要御寒一样，是一件生物性的、必须做出的事情，而在这件事中，除了必然性之外也不再具有任何情感意义上的、特殊性的理由。由此，“我”不是作为一个情感充沛的、饱受丧母之痛的儿子去置入这件事情，而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涉入此事。“局外人”这一题目在这里第一次显露出它的意义。作为整部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人，“我”不仅是社会公共領域、主流意识形态的局外人，同时也是血缘、亲情、私人领域、家庭小共同体的一个局外人。从小说开篇至此，一页的内容里，丝毫看不到任何对母亲的留恋与不舍。这种母子之情的淡薄，恐怕并非是主人公一人造成的。事实上，从小说后面的叙述可见，主人公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两个人很少说话。换言之，这种情感的淡薄是双方共同促成的。在一个富有同情心、尊重个体尊严的社会中，这样的特殊境况，无疑是应该被尊重的。而这种往昔生活造成的母子之间的疏离，也显然不应成为一种道德评判、意识形态强制的目标。
（二）“院长”形象：权威与社会等级
小说写到“我”到达养老院之后，被告知必须首先会见院长。如果那种“失去母亲必然要悲伤形于色”的道德舆论要求是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强加于人的，那么“得先会见院长”则是代表政治权威、等级制度的现代科层与体制对个体的强制。这种来自于政治权威的外在压力无疑比普通的道德伦理更加具有强制性，不管主人公是否真正出于道德伦理所强加的“真情”而去急于见到母亲的遗体，在政治等级的面前都不得不做出让步。而事实上，从小说后面，作为政治暴力机器的法庭，以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对主角进行道德层面的审判时，已经显示出政治权威不仅对个体进行强制与胁迫，同时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利用，使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成为服从于政治权威的工具。
随后，“我”走进了院长办公室，作家借院长之口，道出了“我”因为工作和生计而不得不将母亲送进养老院的难言之隐。这种将老年人送进养老院的原因，几乎堪称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范本式的原因。然而，院长对“我”理解究竟是正确的理解还是出于臆测的随意之语？
根据院长的所言，“我”之所以对母亲感情淡漠，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原因。母亲在家时跟“我”无话可讲，母子间交流的空白不可避免地使二人间的关系越来越逼仄。母亲“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这种母亲对儿子的冷淡、失语，甚至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不正常印象。接下来写母亲初到养老院总是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因为“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母亲离开家、离开朝夕相处的儿子，并没有任何亲情意义上的不舍，而仅仅是对生存环境的不习惯，这再一次从母亲的角度印证了“我”与母亲之间双向的漠视与冷淡，同时也展示出了一个性格同样怪异的母亲形象。由此，一种复杂的、往往追根溯源一番后仍然无法简单地判定孰是孰非的家庭问题，终究不可能被用来决定一个人的道德品行高低，更不可能用来决定是否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小说在这一部分着力渲染的复杂、特殊的母子关系，在引起读者对这对母子之间历史状况的猜测的同时，间接地暗示了小说后半部分法庭上以道德审判取代法律审判这一状况的荒谬与不合理。
当然，“我”归根结蒂也不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儿子。正如前文所说，“我”与母亲的关系走到现在的地步，责任几乎可以肯定是双方的。“我”作为一个安于现状、少于追求、封闭在自我世界的小职员，一种自私自利、对外界大多数人事都漠不关心的态度，应该说是“我”身上最主要的缺点。然而，这种自私也只是相对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私自利。由后面“我”身陷囹圄之时对情人玛丽的牵挂，可以看出“我”也绝非是一个无情无义心中只有自己的人。“我”的这种自私不是非人性的自私，而是一种内在于人性、内在于角色性格的必然的自私。因为“我”的生活就局限于一个小城市中一个职位上，“我”的生存世界相比于大多数人可能小得多。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自私很可能只是一种狭小、内向的生存境况的衍生物，是一种被视野、见识等因素所决定的必然性格。更进一步地说，“我”的身上即便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私自利、漠不关心，但作为个体的“我”，在整个社会与体制的巨大道德化强制性权威面前，仍然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被践踏、被玩弄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这个人物，在他身犯命案却遭到“错位”的道德审判之时，也就成为了一个坚持个体价值、个体取向和个体尊严而拒不向外界整体合作的“荒诞的英雄”。 现在，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与院长的对话，我们便可以印证院长对“我”的安慰和理解并非凭空臆断。院长在这段文字中，展现出的乃是一种善解人意、赋予同情的长者形象。然而，如果我们参考小说后半部分的庭审情节，我们就会看到，当院长走上证人席指证“我”为人不孝、漠视尊长时，展现出的完全是另一套说辞、另一副嘴脸。此时的理解和安慰变成了彼时的恶意和控诉，这种仿佛是蓄意的急转，给“我”和读者都造成了一种震惊效果。
（三）“门房”形象：在“局外”与“局内”之间
与此类似的还有养老院的门房。小说中，当“我”结束跟院长的谈话，进入大厅进行守夜时，“我”喝了门房提供的咖啡加牛奶，感到味道很好而且很提神，之后，在守夜过程中又多次喝了咖啡加牛奶进行提神。但这一看似正常的行为，在小说后半部分的庭审中却成为了另一个指向“我”的不利证据。在庭审中，门房亲自上前指证，控诉“我”在为母亲守灵期间，三心二意，多次索要咖啡、饮用咖啡，表现出严重的随意感。然而，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或者至少可以猜测到，“我”所喝的咖啡加牛奶，原本是“我”路途劳顿来到养老院后，门房出于地主之谊而招待“我”喝的，是门房主动为“我”提供的。此时，“我”对咖啡加牛奶的接受，不仅是一种无伤大雅的需求，更是一种出于礼貌的举动。然而，读者却不能说，门房此时此刻就已经心怀不轨，故意给“我”布下了一个险恶的陷阱。因为，在整个从见面、开始守靈，到送葬、葬礼结束，门房一直对“我”表现出了一种朋友般的尊敬和亲熟感。没有任何文本中的线索或逻辑上的推断，可以证明门房在一边跟“我”交谈，一边心怀叵测地搜集着“我”不孝的种种证据。
事实上，门房作为一个跟“我”相对的“局内人”，一方面深谙世俗的礼貌，同时又深受世俗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浸染和塑造。他可以一方面在内心之中对“我”所表现出的厌倦、随意和漠不关心进行评判，但同时又囿于世俗的礼仪规范而将自己的评判藏在心底。而当“我”成为一个法庭上受审的罪犯时，这种深藏再心底的记忆与评判，便被激发出来了。而正是这种世俗的、想当然的、狭隘而愚昧的道德评判方式，不断地传递和强化着同一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特殊个体的压迫。在这场对“我”所进行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暴力压迫之中，无论是宏观的社会整体，还是微观的具体个人，无论是代表统治权威的法官、代表具有一定实权的基层官僚养老院院长、代表普通民众的门房，还是审判之时法庭内外的看客，社会每一个阶层都有人参与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局内之人”能够置身事外、坦然地袖手旁观、保持中立。
然而，到“我”在犯下谋杀罪之前，也是一个默默遵守同一性社会准则的普通人，“我”的遭遇与其说是“我”性格的必然，倒不如说是命运的偶然。从“我”长期保持一种孤立的、随遇而安的局外化生存状态，到小说后半部分中作为千夫所指的“局外人”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我”的遭遇尽显命运的荒谬和随机性。由此观之，每一个融入同一性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个体，又都有可能因某一件突发之事而成为下一个被送上法庭的有罪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站在自己被灌输、被培养出来的社会道德准则上评判、排斥并间接地毁灭那些特殊的他者；而每个人又随时可能成为那个被众人评判、排斥和毁灭的特殊个体。这也正是同一性社会准则下，对每个特殊个体都可能遭遇的生存之悲剧的荒诞寓言。
参考文献：
[1]加缪：《局外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3-17.
[2]《加缪全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M].杭州：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关键词：局外人；荒诞；存在；个体
作者简介：毕聪正（1990-），男，汉族，研究方向：文艺学、文艺美学基本理论。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7）-05--02
（一）母亲的葬礼：情感羁绊与道德准则
全书第一句写道：“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在昨天，我搞不清。”主人公并不知道母亲去世的确切时间，对母亲去世这件事了解不多，显然也并没有多加询问和深究。语气显得异常平淡，仿佛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没多少关系的事情发生了一样，这更加令读者感到，丧母一事对“我”而言其实并不多么重要。而且在对这一非常重大的事件的叙述中，以自己对此事的不甚了解作为讲述的起点，仿佛母亲去世这件事再没有什么更加重要的事情值得多去注意一般。“我”对母亲之死的漠不关心，意味着“我”对母亲本人的不关心、对母子亲情的淡漠。正是这种淡漠的性格，最终造成了“我”的悲剧。此外，丧母之事本身重大，而“我”的反映却显得十分淡然，这一不合常理的反差呼应着贯穿整部小说的荒诞基调。
在写到“我”向老板请假时，“我”甚至对他说：“这并不是我的过错。” “我”仿佛把母亲的去世当做了一种不可避免、不可抗拒之事。“我”请假去参加葬礼，不是因为“我”爱母亲，因而“我”必须去送她最后一程，而是因为母亲去世，儿子出于社会给定的伦理、道德法则的外在要求，必须去扮演一次送葬者这一角色。因此，“我”甚至如此向老板辩解，“这并不是我的过错”，这仿佛是在说：我也并不想为此事而请假，但是作为儿子给母亲送葬，这是社会道德的要求，你也不能不给我这几天的假，就像我不得不去一样。在“我”看来，母亲的死似乎早已经注定，就像四季交替、日出日落一样必然发生，“我”作为儿子去参加母亲的葬礼，也就像夏天要避暑、冬天要御寒一样，是一件生物性的、必须做出的事情，而在这件事中，除了必然性之外也不再具有任何情感意义上的、特殊性的理由。由此，“我”不是作为一个情感充沛的、饱受丧母之痛的儿子去置入这件事情，而是以一种局外人的姿态涉入此事。“局外人”这一题目在这里第一次显露出它的意义。作为整部小说的主人公，作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局外人，“我”不仅是社会公共領域、主流意识形态的局外人，同时也是血缘、亲情、私人领域、家庭小共同体的一个局外人。从小说开篇至此，一页的内容里，丝毫看不到任何对母亲的留恋与不舍。这种母子之情的淡薄，恐怕并非是主人公一人造成的。事实上，从小说后面的叙述可见，主人公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两个人很少说话。换言之，这种情感的淡薄是双方共同促成的。在一个富有同情心、尊重个体尊严的社会中，这样的特殊境况，无疑是应该被尊重的。而这种往昔生活造成的母子之间的疏离，也显然不应成为一种道德评判、意识形态强制的目标。
（二）“院长”形象：权威与社会等级
小说写到“我”到达养老院之后，被告知必须首先会见院长。如果那种“失去母亲必然要悲伤形于色”的道德舆论要求是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强加于人的，那么“得先会见院长”则是代表政治权威、等级制度的现代科层与体制对个体的强制。这种来自于政治权威的外在压力无疑比普通的道德伦理更加具有强制性，不管主人公是否真正出于道德伦理所强加的“真情”而去急于见到母亲的遗体，在政治等级的面前都不得不做出让步。而事实上，从小说后面，作为政治暴力机器的法庭，以社会意识形态、道德伦理对主角进行道德层面的审判时，已经显示出政治权威不仅对个体进行强制与胁迫，同时也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利用，使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成为服从于政治权威的工具。
随后，“我”走进了院长办公室，作家借院长之口，道出了“我”因为工作和生计而不得不将母亲送进养老院的难言之隐。这种将老年人送进养老院的原因，几乎堪称现代生活中的一种范本式的原因。然而，院长对“我”理解究竟是正确的理解还是出于臆测的随意之语？
根据院长的所言，“我”之所以对母亲感情淡漠，绝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原因。母亲在家时跟“我”无话可讲，母子间交流的空白不可避免地使二人间的关系越来越逼仄。母亲“一天到晚总是瞧着我”，这种母亲对儿子的冷淡、失语，甚至给人一种阴森、可怕的不正常印象。接下来写母亲初到养老院总是哭，但“那是因为不习惯”，因为“过了几个月，如果要把她接出养老院，她又会哭的，同样也是因为不习惯。”母亲离开家、离开朝夕相处的儿子，并没有任何亲情意义上的不舍，而仅仅是对生存环境的不习惯，这再一次从母亲的角度印证了“我”与母亲之间双向的漠视与冷淡，同时也展示出了一个性格同样怪异的母亲形象。由此，一种复杂的、往往追根溯源一番后仍然无法简单地判定孰是孰非的家庭问题，终究不可能被用来决定一个人的道德品行高低，更不可能用来决定是否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小说在这一部分着力渲染的复杂、特殊的母子关系，在引起读者对这对母子之间历史状况的猜测的同时，间接地暗示了小说后半部分法庭上以道德审判取代法律审判这一状况的荒谬与不合理。
当然，“我”归根结蒂也不是一个无可指摘的儿子。正如前文所说，“我”与母亲的关系走到现在的地步，责任几乎可以肯定是双方的。“我”作为一个安于现状、少于追求、封闭在自我世界的小职员，一种自私自利、对外界大多数人事都漠不关心的态度，应该说是“我”身上最主要的缺点。然而，这种自私也只是相对而言、在一定程度上的自私自利。由后面“我”身陷囹圄之时对情人玛丽的牵挂，可以看出“我”也绝非是一个无情无义心中只有自己的人。“我”的这种自私不是非人性的自私，而是一种内在于人性、内在于角色性格的必然的自私。因为“我”的生活就局限于一个小城市中一个职位上，“我”的生存世界相比于大多数人可能小得多。在这样一个人的身上，自私很可能只是一种狭小、内向的生存境况的衍生物，是一种被视野、见识等因素所决定的必然性格。更进一步地说，“我”的身上即便有着一定程度的自私自利、漠不关心，但作为个体的“我”，在整个社会与体制的巨大道德化强制性权威面前，仍然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被践踏、被玩弄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这个人物，在他身犯命案却遭到“错位”的道德审判之时，也就成为了一个坚持个体价值、个体取向和个体尊严而拒不向外界整体合作的“荒诞的英雄”。 现在，如果我们再回到“我”与院长的对话，我们便可以印证院长对“我”的安慰和理解并非凭空臆断。院长在这段文字中，展现出的乃是一种善解人意、赋予同情的长者形象。然而，如果我们参考小说后半部分的庭审情节，我们就会看到，当院长走上证人席指证“我”为人不孝、漠视尊长时，展现出的完全是另一套说辞、另一副嘴脸。此时的理解和安慰变成了彼时的恶意和控诉，这种仿佛是蓄意的急转，给“我”和读者都造成了一种震惊效果。
（三）“门房”形象：在“局外”与“局内”之间
与此类似的还有养老院的门房。小说中，当“我”结束跟院长的谈话，进入大厅进行守夜时，“我”喝了门房提供的咖啡加牛奶，感到味道很好而且很提神，之后，在守夜过程中又多次喝了咖啡加牛奶进行提神。但这一看似正常的行为，在小说后半部分的庭审中却成为了另一个指向“我”的不利证据。在庭审中，门房亲自上前指证，控诉“我”在为母亲守灵期间，三心二意，多次索要咖啡、饮用咖啡，表现出严重的随意感。然而，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出，或者至少可以猜测到，“我”所喝的咖啡加牛奶，原本是“我”路途劳顿来到养老院后，门房出于地主之谊而招待“我”喝的，是门房主动为“我”提供的。此时，“我”对咖啡加牛奶的接受，不仅是一种无伤大雅的需求，更是一种出于礼貌的举动。然而，读者却不能说，门房此时此刻就已经心怀不轨，故意给“我”布下了一个险恶的陷阱。因为，在整个从见面、开始守靈，到送葬、葬礼结束，门房一直对“我”表现出了一种朋友般的尊敬和亲熟感。没有任何文本中的线索或逻辑上的推断，可以证明门房在一边跟“我”交谈，一边心怀叵测地搜集着“我”不孝的种种证据。
事实上，门房作为一个跟“我”相对的“局内人”，一方面深谙世俗的礼貌，同时又深受世俗的、主流的意识形态的浸染和塑造。他可以一方面在内心之中对“我”所表现出的厌倦、随意和漠不关心进行评判，但同时又囿于世俗的礼仪规范而将自己的评判藏在心底。而当“我”成为一个法庭上受审的罪犯时，这种深藏再心底的记忆与评判，便被激发出来了。而正是这种世俗的、想当然的、狭隘而愚昧的道德评判方式，不断地传递和强化着同一性的社会意识形态对特殊个体的压迫。在这场对“我”所进行的道德的、意识形态的暴力压迫之中，无论是宏观的社会整体，还是微观的具体个人，无论是代表统治权威的法官、代表具有一定实权的基层官僚养老院院长、代表普通民众的门房，还是审判之时法庭内外的看客，社会每一个阶层都有人参与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局内之人”能够置身事外、坦然地袖手旁观、保持中立。
然而，到“我”在犯下谋杀罪之前，也是一个默默遵守同一性社会准则的普通人，“我”的遭遇与其说是“我”性格的必然，倒不如说是命运的偶然。从“我”长期保持一种孤立的、随遇而安的局外化生存状态，到小说后半部分中作为千夫所指的“局外人”而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我”的遭遇尽显命运的荒谬和随机性。由此观之，每一个融入同一性社会意识形态中的个体，又都有可能因某一件突发之事而成为下一个被送上法庭的有罪者。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站在自己被灌输、被培养出来的社会道德准则上评判、排斥并间接地毁灭那些特殊的他者；而每个人又随时可能成为那个被众人评判、排斥和毁灭的特殊个体。这也正是同一性社会准则下，对每个特殊个体都可能遭遇的生存之悲剧的荒诞寓言。
参考文献：
[1]加缪：《局外人》[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0：3-17.
[2]《加缪全集（小说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M].杭州：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