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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从音乐文化学、音乐地理学角度出发，结合方建军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 陕西卷》，研究陕西关中地区出土的音乐文物，探究音乐文物主要特征及其历史地理成因，回归本源，重视传统，重视历史遗产，也希望能对当下“一带一路”音乐文化建设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 关中地区;音乐文物 ;主要特征;成因
【中图分类号】J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8-0092-02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年度项目《西安地区音乐文物对当代“丝路”建设的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Z136。
本文主要以方建军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 陕西卷》为例，解析在陕西省关中地区出土的音乐文物及其历史聚落——所蕴含着的历史文化成因。据统计，该卷共收录陕西省各地音乐文物149批（组），其中主要出土于宝鸡、咸阳、西安、渭南一带数量达120余批（组），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之多。这种现象非常有说明性，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文物主要集中于关中地区。这种现象非常有代表性，因为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诸多内在与客观的动因。
一、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从地域分布看：主要分布于宝鸡—咸阳—西安一线，即渭河流域，从全省的角度看，分布点主要集中在关中一带。从时间朝代看：一是先秦的西周、春秋、战国;二是隋唐，尤其是唐代的数量最丰;三是明代，虽然数量大减，但仍有历史的“说明书”的性质。此现象的背后，是文化动力的催促。
从陕西地区目前出土的音乐文物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关中河流密集的地区多一些，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音乐文物出土的疏密状况来看，陕西地区音乐文物分布并不均衡，主要出土地点大多集中在渭河流域一带，其中以西安、宝鸡一带为多，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 陕西卷》中可见，西安、宝鸡地区出土了各种不同材料的不同种类的乐器，占据总出土数量的一半以上。
（二）从极值区的地理位置分布来看，出土文物最集中的地方在宝鸡地区，尤其是扶风县一带，主要由这一地区向周围辐射，其次是西安地区，出土的时代多为西周时期，早、中、晚期均有涉及。
（三）从分布的稠密程度来看，主要集中在河流分布较多的一带，比如渭河流域一带，古代的一些重要城市都集中在渭河流域一带，属于关中平原渭河盆地的中西部，在这一带，依山傍水，农业发达，生态环境优美，适合人们居住，古代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扶风是西周文化的发祥地，境内有七星河、渭河等9条河流、8座水库、2条主干渠，水资源丰富。从陕西出土的音乐文物地区分布来看，这些点状地区最为密集的地方还是渭河流域一带，沿着渭河途径地域出土文物最多，这些出土文物若干年前也是地上的音乐“活物”，不仅出土文物数量多，而且出土文物种类也不少，形成了陕西“渭河流域圈”这一现象。
（四）从陕西出土音乐文物的时间朝代看：一是先秦的西周、春秋、战国;二是隋唐，尤其是唐代的数量最丰;三是明代，虽然数量大减，但仍有历史的“说明书”的性质。周秦文化始终是代表性的。此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文化动力的催促。
乔建中先生在《水域音乐文化研究初见》中说道：“黄河给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和中华文化的‘基因库’。”（发表于《黄钟》2017年）渭河作为黄河的分支，同样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渭河的良好基础带来了人文景观的不断繁荣，这里包含渭河所流经地区所形成的人们的生活景观、音乐景观，等等种种相似或不同点。同时为河流域留下的音乐文物对于研究古代音乐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源地，位于渭河流域的中游段，地处关中平原的西部，历史悠久，有着“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的美誉。渭河流域全长818公里，从渭河流经区域来看，途径宝鸡的4区3县（即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杨凌区、和岐山县、眉县、扶风县），共計224公里，占据渭河全长的1/4还要多。滔滔的渭河水是宝鸡人民的母亲河，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中仅音乐文物就很丰富，从史前到西周商文化、秦文化到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宋元明清，宝鸡的音乐文物与渭河水的滋养是分不开的。在宝鸡出土的音乐文物中，经过统计，“钟”类乐器占据了绝大多数，正是由于这种礼乐现象，宝鸡建有一系列周礼命名的各种名称，如“周礼文化公园”“周礼乐团”“周礼食府”等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周文化的影响力之广。
西周时期的出土的音乐文物，主要是周原与丰镐两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原遗址主要是指今岐山、扶风一带。岐山是周公故里、周文化的发祥地、扶风在西周时属歧邑。宝鸡的岐山、扶风一带，有数条河流经过，作为周人灭商王朝之前的都城岐邑，不仅发现了周王朝初期的宫殿遗址，还有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的发现。建国后出土的大量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目前都藏于周原博物馆。后期的丰、镐作为周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中心，在地理位置上东移更靠近如今的西安，并且与丰水有着很大关系。根据古书记载，周文王后期曾经把都城从歧邑迁到丰，周武王又建立都城镐京。可见，丰与镐京两个都城都与丰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古代帝王们依水才能民生的重要条件。据查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出版1979.12第一版）上册第13页“丰位于丰水以西，镐京位于丰水以东”可见，这两个城市隔丰河相望。
（五）西安出土的多为唐宋时期乐舞俑砖雕或者乐俑陶俑等。“一定时期的文化是当时人们观念形态的体现”，从出土的文物中不难看出，长安出土的唐朝陶俑非常多，尤其是大家所熟悉的唐三彩（黄绿白），如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1959年出土于西安中堡村唐墓骆驼载乐俑，也说明唐朝对外贸易、音乐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 这些音乐文物的出土说明，唐代长安与西域对外贸易繁荣、文化的兼容并包、交往也非常频繁，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胡人、胡乐”的繁荣景象。从乐俑的图像来看胡人占据了一定数量，并且带来了西域的大量乐器，如琵琶、筚篥等。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提到了“流寓长安之西域人”，此部分讲到善觱篥、善吹笙的尉迟氏、善龟兹乐的白氏、善琵琶的康氏康昆仑等，可见唐代流寓长安的胡人之多，唐代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胡化”现象极其盛行，唐朝诗人元缜在其《法曲》中有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可见，唐代胡乐在长安非常流行，所以也就留下了很多“长胡子”的乐俑，如上述“骆驼载乐俑”。
从西安地区出土的陶俑所带的乐器图像来看，除少部分是西汉、北魏时期以外，还是唐朝时期乐舞俑居多。如1972年出土的“郑仁秦墓骑马吹笛陶俑”“骑马吹筚篥陶俑”，1971年出土的“懿德太子墓吹笛、吹筚篥、吹排箫等三彩陶俑”等，吹奏类乐器非常多，除此以外还有说唱、击鼓、乐舞陶俑等。这些陶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音乐艺术的另一个维度，据《旧唐书 · 音乐志》《新唐书 · 音乐志》《唐六典》《通典》所载乐器很多均有体现。
二、主要成因透视
（一） 历史成因
众所周知，一定的音乐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在上层意识中的反映，之所以在陕西的关中一带出土了这么多的音乐文物，跟这些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分不开的。从音乐文物的主要聚集地来看，处于关中地区的音乐文物尤其多，并且形制特别精美，这与这一带历史上曾经经历的仰韶文化、周文化、龙山文化等密不可分。陕西的泾河、渭河流域一带，有着丰富的陕西龙山文化。宝鸡的周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的音乐文化面貌，对中国数千年来政治、宗教乃至“礼乐制度”有着重要的源头作用。宝鸡地区作为周文化的发源地，经历了华夏文明漫长的历史过程，宝鸡地区发现的音乐文物中多数都是西周时期的，仅扶风县出土的就达23组之多。这反映了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制度在政治上的体现，也是政治制度在音乐文化上和人们思想上的统治作用。
（二）地域因素——渭河及其水文化的重要性
陕西地区音乐文物主要分布于宝鸡—咸阳—西安一线，即渭河流域。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这与关中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渭河的滋养密不可分、与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古代以来适合人们农业发展，渭河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
渭河流域关中段音乐文物的出土，从种类上来看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形成了以“钟”文化为代表的礼乐文化，这与“礼乐文化”这一扎根于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宗法文化密不可分，也是古代礼乐思想的一种体现。西方历史哲学家柯林枉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国古代很多音乐记载都是人为思想的一种体现，在陕西关中地区出土文物中，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钟”这一乐器，主要是一种威严、德行、忠义的体现，在古代社会，这代表了当时社会特定的礼仪和规范。
人们应该从关中地区出土的音乐文物中去吸取精品，从历史的穿梭种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音乐文化。长安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出土了大量的音乐文物，体现了陕西厚重的音乐文化，这些音乐文物的出土，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长安在古代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反映了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值得当今社会去思考。如何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更好地传承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现代音乐文化，探寻古代社会如何吸取外族音乐元素又结合当地人们审美创作出的音乐作品，如何让大家用兼收并蓄的思想进行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当下应该从中进行学习，既应在众多国家音乐文化交流中保留中国特色、发挥传统音乐文化魅力，也应兼收并蓄吸取他国优秀文化，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更好地为文化交流服务。
参考文献：
[1]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 陕西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2]方建军.中国出土古代乐器分域简目[J].乐器，1992，（04）.
[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乔建中.水域音乐文化研究[J].黄钟，2017，（01）.
[5]孙伟刚，梁勉.大音希声：陕西古代音乐文物[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簡介：
顾晓莹，女，渭南师范学院教师。
【关键词】 关中地区;音乐文物 ;主要特征;成因
【中图分类号】J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08-0092-02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0年陕西省社科界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年度项目《西安地区音乐文物对当代“丝路”建设的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0Z136。
本文主要以方建军先生主编的《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 陕西卷》为例，解析在陕西省关中地区出土的音乐文物及其历史聚落——所蕴含着的历史文化成因。据统计，该卷共收录陕西省各地音乐文物149批（组），其中主要出土于宝鸡、咸阳、西安、渭南一带数量达120余批（组），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之多。这种现象非常有说明性，仔细研究不难发现，这些文物主要集中于关中地区。这种现象非常有代表性，因为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诸多内在与客观的动因。
一、地域分布及其特点
从地域分布看：主要分布于宝鸡—咸阳—西安一线，即渭河流域，从全省的角度看，分布点主要集中在关中一带。从时间朝代看：一是先秦的西周、春秋、战国;二是隋唐，尤其是唐代的数量最丰;三是明代，虽然数量大减，但仍有历史的“说明书”的性质。此现象的背后，是文化动力的催促。
从陕西地区目前出土的音乐文物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关中河流密集的地区多一些，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音乐文物出土的疏密状况来看，陕西地区音乐文物分布并不均衡，主要出土地点大多集中在渭河流域一带，其中以西安、宝鸡一带为多，在《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 陕西卷》中可见，西安、宝鸡地区出土了各种不同材料的不同种类的乐器，占据总出土数量的一半以上。
（二）从极值区的地理位置分布来看，出土文物最集中的地方在宝鸡地区，尤其是扶风县一带，主要由这一地区向周围辐射，其次是西安地区，出土的时代多为西周时期，早、中、晚期均有涉及。
（三）从分布的稠密程度来看，主要集中在河流分布较多的一带，比如渭河流域一带，古代的一些重要城市都集中在渭河流域一带，属于关中平原渭河盆地的中西部，在这一带，依山傍水，农业发达，生态环境优美，适合人们居住，古代也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扶风是西周文化的发祥地，境内有七星河、渭河等9条河流、8座水库、2条主干渠，水资源丰富。从陕西出土的音乐文物地区分布来看，这些点状地区最为密集的地方还是渭河流域一带，沿着渭河途径地域出土文物最多，这些出土文物若干年前也是地上的音乐“活物”，不仅出土文物数量多，而且出土文物种类也不少，形成了陕西“渭河流域圈”这一现象。
（四）从陕西出土音乐文物的时间朝代看：一是先秦的西周、春秋、战国;二是隋唐，尤其是唐代的数量最丰;三是明代，虽然数量大减，但仍有历史的“说明书”的性质。周秦文化始终是代表性的。此现象的背后，是一种文化动力的催促。
乔建中先生在《水域音乐文化研究初见》中说道：“黄河给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它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和中华文化的‘基因库’。”（发表于《黄钟》2017年）渭河作为黄河的分支，同样在中华文化传承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渭河的良好基础带来了人文景观的不断繁荣，这里包含渭河所流经地区所形成的人们的生活景观、音乐景观，等等种种相似或不同点。同时为河流域留下的音乐文物对于研究古代音乐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首先，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源地，位于渭河流域的中游段，地处关中平原的西部，历史悠久，有着“炎帝故里、青铜器之乡”的美誉。渭河流域全长818公里，从渭河流经区域来看，途径宝鸡的4区3县（即金台区、渭滨区、陈仓区、杨凌区、和岐山县、眉县、扶风县），共計224公里，占据渭河全长的1/4还要多。滔滔的渭河水是宝鸡人民的母亲河，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其中仅音乐文物就很丰富，从史前到西周商文化、秦文化到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至宋元明清，宝鸡的音乐文物与渭河水的滋养是分不开的。在宝鸡出土的音乐文物中，经过统计，“钟”类乐器占据了绝大多数，正是由于这种礼乐现象，宝鸡建有一系列周礼命名的各种名称，如“周礼文化公园”“周礼乐团”“周礼食府”等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见，周文化的影响力之广。
西周时期的出土的音乐文物，主要是周原与丰镐两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周原遗址主要是指今岐山、扶风一带。岐山是周公故里、周文化的发祥地、扶风在西周时属歧邑。宝鸡的岐山、扶风一带，有数条河流经过，作为周人灭商王朝之前的都城岐邑，不仅发现了周王朝初期的宫殿遗址，还有大量的甲骨文、青铜器的发现。建国后出土的大量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目前都藏于周原博物馆。后期的丰、镐作为周代的重要都城和政治中心，在地理位置上东移更靠近如今的西安，并且与丰水有着很大关系。根据古书记载，周文王后期曾经把都城从歧邑迁到丰，周武王又建立都城镐京。可见，丰与镐京两个都城都与丰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也是古代帝王们依水才能民生的重要条件。据查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出版1979.12第一版）上册第13页“丰位于丰水以西，镐京位于丰水以东”可见，这两个城市隔丰河相望。
（五）西安出土的多为唐宋时期乐舞俑砖雕或者乐俑陶俑等。“一定时期的文化是当时人们观念形态的体现”，从出土的文物中不难看出，长安出土的唐朝陶俑非常多，尤其是大家所熟悉的唐三彩（黄绿白），如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1959年出土于西安中堡村唐墓骆驼载乐俑，也说明唐朝对外贸易、音乐文化交流的繁荣景象。 这些音乐文物的出土说明，唐代长安与西域对外贸易繁荣、文化的兼容并包、交往也非常频繁，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胡人、胡乐”的繁荣景象。从乐俑的图像来看胡人占据了一定数量，并且带来了西域的大量乐器，如琵琶、筚篥等。向达先生在《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提到了“流寓长安之西域人”，此部分讲到善觱篥、善吹笙的尉迟氏、善龟兹乐的白氏、善琵琶的康氏康昆仑等，可见唐代流寓长安的胡人之多，唐代开元、天宝年间长安城“胡化”现象极其盛行，唐朝诗人元缜在其《法曲》中有说“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可见，唐代胡乐在长安非常流行，所以也就留下了很多“长胡子”的乐俑，如上述“骆驼载乐俑”。
从西安地区出土的陶俑所带的乐器图像来看，除少部分是西汉、北魏时期以外，还是唐朝时期乐舞俑居多。如1972年出土的“郑仁秦墓骑马吹笛陶俑”“骑马吹筚篥陶俑”，1971年出土的“懿德太子墓吹笛、吹筚篥、吹排箫等三彩陶俑”等，吹奏类乐器非常多，除此以外还有说唱、击鼓、乐舞陶俑等。这些陶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唐代音乐艺术的另一个维度，据《旧唐书 · 音乐志》《新唐书 · 音乐志》《唐六典》《通典》所载乐器很多均有体现。
二、主要成因透视
（一） 历史成因
众所周知，一定的音乐文化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在上层意识中的反映，之所以在陕西的关中一带出土了这么多的音乐文物，跟这些地区在历史上的地位是分不开的。从音乐文物的主要聚集地来看，处于关中地区的音乐文物尤其多，并且形制特别精美，这与这一带历史上曾经经历的仰韶文化、周文化、龙山文化等密不可分。陕西的泾河、渭河流域一带，有着丰富的陕西龙山文化。宝鸡的周文化作为一种地域性的音乐文化面貌，对中国数千年来政治、宗教乃至“礼乐制度”有着重要的源头作用。宝鸡地区作为周文化的发源地，经历了华夏文明漫长的历史过程，宝鸡地区发现的音乐文物中多数都是西周时期的，仅扶风县出土的就达23组之多。这反映了周公“制礼作乐”的礼乐制度在政治上的体现，也是政治制度在音乐文化上和人们思想上的统治作用。
（二）地域因素——渭河及其水文化的重要性
陕西地区音乐文物主要分布于宝鸡—咸阳—西安一线，即渭河流域。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这与关中地区的地理位置和渭河的滋养密不可分、与关中平原“八百里秦川”地理位置密不可分，古代以来适合人们农业发展，渭河为人们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
渭河流域关中段音乐文物的出土，从种类上来看也是有一定特点的，形成了以“钟”文化为代表的礼乐文化，这与“礼乐文化”这一扎根于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宗法文化密不可分，也是古代礼乐思想的一种体现。西方历史哲学家柯林枉德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我国古代很多音乐记载都是人为思想的一种体现，在陕西关中地区出土文物中，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钟”这一乐器，主要是一种威严、德行、忠义的体现，在古代社会，这代表了当时社会特定的礼仪和规范。
人们应该从关中地区出土的音乐文物中去吸取精品，从历史的穿梭种感受源远流长的中华音乐文化。长安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起点，出土了大量的音乐文物，体现了陕西厚重的音乐文化，这些音乐文物的出土，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长安在古代兼容并包的文化品格，反映了长安作为十三朝古都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值得当今社会去思考。如何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更好地传承古代音乐文化、发展现代音乐文化，探寻古代社会如何吸取外族音乐元素又结合当地人们审美创作出的音乐作品，如何让大家用兼收并蓄的思想进行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当下应该从中进行学习，既应在众多国家音乐文化交流中保留中国特色、发挥传统音乐文化魅力，也应兼收并蓄吸取他国优秀文化，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更好地为文化交流服务。
参考文献：
[1]方建军.中国音乐文物大系 · 陕西卷[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
[2]方建军.中国出土古代乐器分域简目[J].乐器，1992，（04）.
[3]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4]乔建中.水域音乐文化研究[J].黄钟，2017，（01）.
[5]孙伟刚，梁勉.大音希声：陕西古代音乐文物[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6.
作者簡介：
顾晓莹，女，渭南师范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