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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徽因开始文学创作是在1931年春天。其时,她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疗养,受徐志摩和他的新月社朋友的影响,开始了文学创作。清幽的山中生活、宁静的心绪,让她诗兴勃发。她的堂弟林宣说,当年徽因写诗常常在晚上,而且,“要点上一炷清香,摆一瓶插花,穿一袭白绸睡袍,面对庭中一池荷叶,在清风飘飘中,吟哦酿制佳作”。在短短的时间里,她写了《谁爱这不息的变幻》、《深夜里听到乐声》、《那一晚》、《笑》、《仍然》等诗作。这些诗作大都清新、明丽,如出水芙蓉般纯洁无瑕。所以如此,与经常陪伴在她身旁的徐志摩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深夜里听到乐声》仿佛在回应徐志摩《月下听琴》,《那一晚》也分明地吟道:“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仍然》则可以看作是徐志摩《偶然》的对答之作:“你又学叶叶的书篇随风吹展/揭示你的每一个深思;每一角心境/你的眼睛望着我,不断地在说话,/我却仍然没有回答,一片沉静/永远守住我的魂灵。”这些诗歌以其特有的清新脱俗、自然幽雅在诗坛脱颖而出。在当时的新月诗坛,她是一枝新秀,也是一枝独秀。“林徽因写诗好像没有通常所谓的‘成长期’、‘成熟期’。也许得益于自幼家庭的熏陶和积淀,也许是性情使然,她的诗虽不能说是字字珠玑,但可以说每一首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林徽因的创作缘起,以及曾与徐志摩多有交流切磋,作品入选《新月诗选》等事实,让人更多地把她归为“新月诗人”,可是她“从不认为自己就是‘新月派’,也不喜欢人家称她为‘新月派诗人’”,就内容来说,与新月派诗人相比,林徽因少了一份颓废,多了一点风骨。虽然疾病缠身,让她有时难免情绪低沉,但热爱生活、乐于奉献才是林徽因个性的基调。《秋天,这秋天》的“信仰只一细炷香,那点子亮再经不起西风/沙沙的隔着梧桐树吹!”是很多人认为林徽因“新月”的依据,但就在这首诗里,诗人还吟咏了“秋天的骄傲是果实,/不是萌芽,——生命不容你/不献出你积累的馨芳”。在医生断定她来日无多后,她写了略带感伤的《病中杂诗》,也写了毫无伤感的《死是安慰》。其他,如《雨后天》、《莲灯》、《激昂》、《红叶里的信念》等,也丝毫没有颓废气息。《人生》更写出了她对人生的眷恋与热爱,以及平静面对人生终点的坦然:“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的;你是河流/我是条船,一片小白帆……现在我死了/你,——我把你再交给他人负担!”
林徽因的诗主要担负了抒写个人感情的任务。她的《哭三弟恒——三十年(1941)空战阵亡》激情喷发,直至高呼“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明显触及社会题材,却仍是从个人情感波澜的角度出发的。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她开始关注下层人民,诗笔从内向转趋外向,写出了不少落笔“窗子”以外的诗作,如《微光》、《年关》。当然,代表她诗歌创作水平的,依然是那些细腻地表现了精微感觉的玲珑剔透的诗章。
林徽因的文学才华是多方面的,她是诗人,也是小说家,甚而是位优秀的小说家。诗歌创作伊始,她也开始了小说创作。较之“言志”的诗歌来说,她的小说明显偏于“载道”。林徽因的小说虽仅有六篇,却已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审视题材的深刻,结构的周密,文体的纯正,乃至语言的简洁,描写的精细,均体现出她受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双重影响,已形成一种兼有古典意味的现实主义风格。小说处女作《窘》,写中年鳏夫维彬教授与同事的女儿,因“辈分”的关系,虽能随意相处,却不能随意相爱的种种窘态。当然谈不上有多深的思想内容,但对教授微妙心理的细腻刻画和窘态举止的传神描绘,足以显示林徽因小说创作上的艺术才华。总题目为“模影零篇”的四篇小说(《钟绿》、《吉公》、《文珍》、《绣绣》)都用回叙的笔调,追述逝去的人和事,着墨轻淡而耐人咀嚼,素雅、淡远、隽永。1934年发表的《九十九度中》,因技巧的娴熟,让文坛刮目相看。李健吾赞叹备至:“在这样溽暑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不过,此篇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它强烈的是非观、道德感。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林徽因真切关注着下层人民的苦难岁月。一生留下六篇小说,还是短篇,这当然太少,但它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凭借如此之少的作品得以垂名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令人联想到唐代的王之涣,法国的梅里美;王之涣仅存六首小诗而耀眼于集数万首的“全唐诗”;梅里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不到二十部(篇),却跻身于法国文豪行列。
没有人称林徽因为散文家,可卞之琳说,林徽因的散文,“是并非形式上的诗,不外露的诗”,姜德明说,她的散文《悼志摩》应在“五四以来优秀篇目之列”,应国靖更说,“将这些散文放在散文大家的作品一起也是毫不逊色的”。由朱自清选入《西南联大语体文示范》的《窗子以外》更是有口皆碑的名篇。她与朋友的往来书信,比散文更其散文。即使她的专业论文,亦文采斐然,充满诗情画意,与美文无异。
林徽因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还写剧本。在创作力旺盛的三十年代,她创作了话剧《梅真同他们》。因抗战爆发,只完成了计划的四幕中的前三幕,但这个残篇足以表明,她的戏剧才华不在小说、诗歌、散文之下。美学大家朱光潜刚读到第一幕便禁不住赞叹:“现在话剧中仍留有不少的‘文明戏’的恶趣,一般人往往认不清Dramatic与Theatrical的分别,只求看一个‘闹台戏’,林徽因女士的轻描淡写是闷热天气中的一剂清凉散。”
二
多少年来,徐志摩生命中的三位重要女性,张幼仪以自己的坚强豁达,博得了世人的同情与赞美;顾盼生辉的林徽因,是多少人心中的完美偶像;至于陆小曼,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她叛逆的个性、奢华的生活,在许多人眼里,她就是朵不折不扣的交际花,连她与徐志摩的婚恋也镶满了糜艳妖娆。其实,穿透面目迷离的历史和居心各异的口水,陆小曼只是一个有才而未成正果、少年锦绣而晚景凄凉的柔弱女子。就艺术而言,陆小曼的诗、文、书、画都很不错,是一个有品位的才女。 陆小曼精通外文,十八岁进入外交部做翻译,后来翻译过意大利戏剧《海市蜃楼》,晚年又与人合作翻译了《泰戈尔短篇小说集》和艾米丽·勃朗台的自传体小说《艾格尼思·格蕾》等书。可惜的是,这些作品没有流传,埋没在了岁月的尘埃中。
陆小曼嗜戏,能唱昆曲、皮黄,出演过《春香闹学》、《思凡》等剧,在当时的社交界颇有影响。但唱戏只是她人生天空中飘过的一片彩霞,终究成不了艺术常青树上的一片叶。好在小曼在与志摩在热恋的时候,曾共同酝酿创作了五幕话剧《卞昆冈》。《卞昆冈》的执笔者是志摩,但戏剧家余上沅在该剧的序言中说:“他的内助在故事及对话上的贡献,那是我个人知道的,志摩的北京话不能完全脱去硖石土腔,有时他自己也不否认;《卞昆冈》的对话之所以如此动人逼真,那不含糊的是陆小曼的贡献——尤其是剧中女人说的话。故事的大纲也是小曼的。”
陆小曼自认写不来小说,但被赵家璧、赵清阁相逼急就而成的《皇家饭店》写得非常好。她不懂小说章法,但她有丰富的生活,有细腻的观察,有复杂的内心体验,还有生动的心理分析,这是她的长处。《皇家饭店》结构的精巧,语言的独特,故事的生动,心理的细腻,足见她的慧心与天才。有一次别人问她为什么能写得这么生动,陆小曼说:饭店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印象就深了,写时得心应手。这是老实话,生活是小说家的本钱。她整天出入于舞厅、高级饭店,小说中人物的生活就是她和她的朋友们的生活。可惜的是,她只写了这一篇。
她的诗文,聪明灵秀一似其人,十二首题画诗,篇篇精彩。但写得最好的是那些悼念志摩的文字。志摩追悼会一个月后,她写了《哭摩》:“我深信世界上怕没有可以描写得出我现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支笔。不要说我自己这支轻易也不能动的一支。……摩!慢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能知道我现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字字泣血,悲伤痛苦跃然纸上;情真意切,全是肺腑之言,非经历深爱之人不能为。1933年清明,小曼独自一人来到硖石,给徐志摩上坟,归来做《癸酉清明回硖扫墓有感》。诗云:
肠断从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
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以后,她恪守了自己挽志摩联“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的承诺,整理出版了与志摩的来往情书《爱眉小札》等作品,写出的《云游·序》、《爱眉小札·序一》、《爱眉小札·序二》、《志摩日记·序》等,文笔凄婉、哀怨,真切动人,既是真情流露,又有行云流水的美感,苏雪林的评价是“清丽自然,别具一格”。近几年才“出土”的散文《中秋夜感》、《随着日子往前走》、《泰戈尔在我家》等,更使陆小曼的才女品质,尤其是在文学上的天赋和成绩逐渐为世人所认识。
一花一世界,林徽因与陆小曼,在艺术的百花园中散发着不同的芬芳。比较而言,陆小曼的创作,从纯粹的女性视角出发,视野比较狭窄,《中秋夜感》中说:“并不是我一提笔就离不开志摩,就是手里的笔也不等我想就先抢着往下溜了。”
比如,同样是诗,陆小曼多用旧体,多应事而作,或祭奠,或题画,只是为了延续她心底里念念不忘的志摩的诗歌生命,她才以极大的信念和勇气,动手创作了惟一的新诗《秋叶》来“抛砖引玉”。林徽因的诗,内容相对丰富,或抒发微妙的情感,或阐述睿智的哲理,更带有时代气息,更具有艺术创新精神。
同样是小说,陆小曼的《皇家饭店》家常、琐碎,采用传统的写作方式,通用的表现方法,把事情层层展开,逐渐升华,当时的一般批评是赵清阁评价曰“描写细腻,技巧新颖”。与之相比,林徽因的《九十九度中》涉及社会民生,表现技巧也更具现代风味。李健吾说:“在我们好些男子不能控制自己热情奔放的时代,却有这样一位女作家,用最快利的明净的镜头(理智),摄来人生的一个断片,而且缩在这样短小的纸张(篇幅)上。”“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制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材料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最富有现代性。”
同样是散文,同样是悼念徐志摩。林的《悼摩》是理智、客观地对志摩的性格、气质和魅力作出评价,陆的《哭摩》则更多一些哭诉、哀怨和忏悔。也许是对徐志摩感情的不同使然,但同时展现出的应该是林的冷静、智慧和陆的敏感、脆弱。
三
林徽因性格活泼,天资非凡。建筑之外,她会画画,会作诗,还会演戏,是一位兴趣广泛、能力超群的文化名人。与她相知的美国友人费慰梅曾说她是能够向任何方向发展的艺术家。
胡适说:“陆小曼是一道不可不看的风景。”那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她二十多岁;三十年后,她五十多岁了,傅抱石评价说:“陆小曼真是名不虚传,堪称东方才女,虽已年过半百,风采依旧。”陆小曼的魅力,来自两个方面,相貌与才华。刘海粟说,陆小曼的旧诗清新俏丽;文章蕴藉婉约;绘画颇见宋人院本的传统,是一代才女,旷世佳人。相貌,我们不去考察了;才华,陆小曼的才华,郁达夫赞之为“一位曾震动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艺界的普罗米修斯”。
同为“一代才女”,两人的创作何以呈现迥异的风貌?
1934年5月,林徽因和朋友自费创办了《学文》杂志,是纯文学性质的。刊名很有意味,如卞之琳所说,“这个刊名,我也了解,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引用‘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出业余性质。”
对林徽因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该刊的另外几位主要成员,如闻一多、叶公超等,毕竟是文学专业的教授。但林徽因继承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巨人们的遗风,在文学与科学两个领域里都青史留名。汪曾祺曾说:“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泠,一时无二。”
就写作的业余性而言,陆小曼更甚!她从没有刻意写过什么,全是随意为之。志摩很相信她的天分,也想促成她写作的习惯,他的诗集准备出版时,希望小曼为之作序。如果是一般人,一定会觉得这是一种荣幸,认真、审慎地对待。但陆小曼太懒散了,志摩去世后,她写道:“我真是说不出的悔恨!为什么我以前老是懒得写东西。志摩不知逼我几次,要我同他写一点序,有两回他将笔墨都预备好,只叫随便涂几个字,可是我老是写不到几行,不是头晕即是心跳,只好对着他发愣,抬头望着他的嘴盼他吐出圣旨来我即可以立时的停笔。那时间他也只得笑着对我说:‘好了,好了,太太我真拿你没有办法,去耽着吧!回头又要头痛了。’走过来掷去了我的笔,扶了我就此耽下了,再也不想接续下去。我只能默默然的无以相对,他也只得对我干笑,几次的张罗结果终成泡影。” 陆小曼的一生,没有大是大非上的错误,正如凌叔华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言:“她有的错处,是一般青年女子常犯的,但是大家对她,多不原谅。”的确,小曼最大的缺点也许就是懒,“聪明有余,毅力不足”这是朋友们对她的评价。这与她天生多病有关。一个女子二十多岁起便被心脏病、神经衰弱、便秘所困扰,则发愤图强之心多半会磨灭,只求平平安安度日了。然而身体不好却有成就的人也很多,林徽因即是。从避居昆明起,林徽因长年受肺病折磨,但仍然与梁思成一起,为更好保留中国建筑文化传统,辗转于乡间。当时参与野外考察的莫宗江曾发出这样的赞叹,“看上去弱不禁风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这是不同的为文态度,再加上她们秉性、经历、环境的差异,造成了她们不同的创作风貌。
陆小曼的父亲陆建三是清朝举人,曾留学日本,官至财政部赋税司司长,后来弃政从商,任震华银行总经理。陆小曼十八岁时被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看中,到外交部担任翻译。与徐志摩婚后三个月,因为战争原因迁居上海。上海是个莺歌燕舞、繁华迷眼的摩登世界,天性好玩喜欢交际的陆小曼如鱼得水,于是马不停蹄地参加各种各样的宴会、舞会,去听戏、捧角。为了抵御病痛,她还吸上了鸦片,本来就不思进取的小曼从此浑浑噩噩度日,围绕在她周围的尽是交际名流与翁瑞午这样的痴情种子。
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1920年4月,十六岁的林徽因随父亲赴欧洲,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英国Stmary’S college学习。1925年,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留学,获美术学士学位,后转入耶鲁大学学习舞台美术。三十年代是林徽因最美好的年代,与梁思成一起考察古建筑,写诗作文,“太太的客厅”里往来皆鸿儒。
这不同的经历与环境,决定了两者视野的狭窄与广阔。而她们的秉性也有天壤之别:林徽因理胜于情,陆小曼却是真正的性情中人。
林徽因为什么没有选择徐志摩而选择梁思成,有家庭的压力,但更是她理智战胜情感的结果。所以,当梁询问时,她的回答是“我想我要用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志摩去世后,她的悲痛、怀念都是真诚的,但她却又费尽心机地取得了志摩交凌叔华保管的装有志摩英文日记的箱子,并拒绝交出,使陆小曼一直想编撰的“徐志摩全集”怎么也“全”不起来。据说,徐志摩的日记写的是当年跟林徽因的恋情,公开了,会影响她的名声。林徽因的理智,可见一斑。
陆小曼抛夫别室,与徐志摩结成连理,引起全国文化界名流的冷眼,甚至证婚人梁启超的证婚词,都是对之谴责和冷讽的檄文。敢爱,敢在世俗的眼里追求爱,哪怕遭遇白眼和讥讽,这就是性情。最重要的是,二十九岁的风华绝代陆小曼,在志摩失事后,素服终身,闭门不出,在卧室里悬挂着徐志摩的大幅遗像,每隔几天,总要买一束鲜花,并曾对王映霞说:“艳美的鲜花是志摩的,他是永远不会凋谢的,所以我不让鲜花有枯萎的一天。”从二十九岁到1965年去世,三十四年的岁月里,她对外界所有的指责和唾骂不做任何的辩解,只专心做了两件事:一是收集徐志摩的文字整理出版,一是画画——用整个后半生去爱一个逝去了的爱人,在他的每一首诗中每一行字里去感念他的好,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性情更性情?
最后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之前从来没有写过诗,但在徐志摩的鼓励下,养病期间的林徽因在短短几个月里,就写出并发表了九首优美的诗篇,让志摩佩服不已,也喜悦不已。而小曼,志摩苦口婆心地说了几年,她也没有写出一个字来。林宣说:林徽因“受徐志摩影响最大的是诗。他们的共同兴趣也较多”。这种灵性上的和谐与共鸣,非陆小曼所能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