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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广州
1948年10月底，著名的辽沈战役接近尾声。这天，由蒋介石命令调派一架飞机赴岌岌可危的沈阳接回10个月前接替陈诚出任“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这倒不是因为蒋介石珍惜良将，惟恐卫立煌成为解放军的俘虏，而是另有所谋，即整个东北的丢失，蒋介石需要找个替罪羊。
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市区硝烟弥漫，大部分已被解放军占领，惟有城内一个小型民用机场尚可降落。机场周围早已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飞机降落不久，一辆黑色轿车便疾驰而来，在静候着的飞机前戛然而止。车门打开，卫立煌面无表情，移步登上飞机舷梯。飞机载着脸色阴沉、心情郁闷的“东北剿总司令”呼啸而去。卫立煌看着被枪炮声包围着的沈阳在视线中渐渐缩小，不禁百感交集。他心里明白，这座城市也许就是他数十年军人生涯的最后驿站。
11月2日，也就是卫立煌离开后的第三天，东北重镇沈阳宣告解放。以此为标志，历时52天的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辽沈战役落下帷幕。20多天后，面对国民党势力在东北的土崩瓦解，蒋介石在南京发布了早已拟定好的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这时的卫立煌正孤独地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孙连仲，这个西北军出身的将领，抗战时曾先后担任第六、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与当时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私交深厚。因此缘故，他在北平的公馆就成了正在落难的卫立煌的临时栖身之处。这时的卫立煌虽然没有了权倾一时的那种显赫，但也省却了受制于人的无尽烦恼。因此，倒也是一种解脱。
职是被撤了，但尚未查办。日子虽然枯燥，却还悠闲。于是卫立煌有充分的时间反思到东北前后决策的差误，从而理清因忙于战务而一直无暇梳理的思绪。
早在1946年8月，也就是卫立煌奉命出国考察之前，蒋介石将他的得意门生、参谋总长陈诚调到东北，任东北行辕主任。这时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已充分显露，调陈诚主政东北，是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然而，陈诚在东北非但没有蒋介石所期望的建树，反而损兵失地。在1947年东北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下，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五军被消灭。陈诚与廖耀湘为此相互推卸责任，导致军心涣散，形成不可挽回的颓势。面对东北解放军兵临城下，攻势日甚，陈诚自忖回天乏力，遂托病辞职。蒋介石不得不寻觅能挽回残局的替换人选。
卫立煌是作为首选人进入蒋介石视线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一员能拼能打的猛将，无论资历和声望均能成为封疆大吏。另外，时在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等将领，或为当年卫立煌远征军的下属，或是卫以前的老部下，驾驭他们，卫立煌应该是游刃有余。而最重要的是因为卫立煌当年率远征军出生入死，战功卓著，颇得美国军界好评。他近期又在美国访问，与美国军界接触频繁，有美国支持的背景。蒋介石对这点尤为看中，遂决定将卫立煌作为一张王牌打出。
1947年10月，在国外的卫立煌被急电召回，即刻又被专机接到南京谒蒋。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卫立煌赴东北就任。而卫对东北局势已有所闻，故推辞不从。无奈之中，蒋只好指使张群、顾祝同等轮番游说，但他们均无果而返。两日后，蒋介石再度找卫立煌谈话。他对卫立煌说：“东北的重工业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人心。安危须仗出群人才，没有得力的人是难以镇守的。过去几十年你多次挽救危局，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又值紧要关头，惟有你能担此重任。”见卫立煌不吭声，蒋介石又表态：“东北党政军全部职权都交给你。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要你负。”
正是这句话令卫立煌有些感动，于是表态先去看看。
蒋介石随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司令”。消息在报纸公布后，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她责怪丈夫不该充当陈诚的替死鬼，为此引得长期和睦相处的他们产生不快。
卫立煌上任了，但到东北后的感觉与他想象的大相径庭。人民解放军的势如破竹已使卫立煌难以应对，更令他头疼的是蒋介石处处掣肘，用人又疑。这样，蒋、卫矛盾则成必然，以致于后来蒋介石意欲用杜聿明取代卫立煌。
蒋介石在东北的战略以及人事安排上的刚愎自用已令卫立煌十分寒心，然而寒心之甚莫过于蒋介石的自食其言。“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要你负”的承诺已经不再，相反，卫立煌要对东北失利负起全部责任。
经过反思，卫立煌坚定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决心。
这时的蒋介石已匆匆飞往徐州，作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部署。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因怕解放军入关而人人自危，已没有人再去关注卫立煌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卫立煌立刻包租了陈纳德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由北平经上海飞广州。卫立煌此行兵贵神速，行前未通知任何人，只是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发一电报，含糊其词地称要离开南京。
到广州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豪华的爱群酒店，准备秘密前往香港。
由于卫立煌原来就不买蒋介石的账，这次从北平抵广州一路也没出现意外，加之广州距香港咫尺之遥，因此放松了警惕。他们在爱群酒店一下子开了10多个房间，来往进出排场很大。他们在旅客登记簿上用的是卫立煌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一个毫无名气的卫道然竟然在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房间，而且进出房间的人都穿军装，佩带手枪。这就难免引人注目了。
广州保密局的特务很快就盯上了他们，特务在宾馆安装了窃听器，终于有了重要发现。
“卫立煌到了广州，可能要去香港”，时在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得到来自广州方面的报告后，顿感事态严重。他电令广州特务严加监视，并立刻向蒋介石报告。
得知卫立煌有南逃香港的意图，蒋介石大为动怒，随即密电广东省政府扣留卫立煌。于是，宪兵、特务奉命包围了爱群酒店。宪兵团长出面请卫立煌搬到一幢安排好的花园楼房内，外面则由宪兵把守。不久，南京派来一架专机要接卫立煌回南京。 见此架势，跟随卫立煌的二三十个部下主张与宪兵、特务拼了，让卫乘乱逃走。卫立煌立刻给予制止，认为寡不敌众，必有损伤。他愿意前往南京，并料蒋介石不敢将他怎样。
次日，卫立煌与夫人及两名随从登机前往南京。
被禁南京
卫立煌来到南京，径直前往上海路自己的住宅。与卫几乎同时到达的是一队宪兵，他们很快即在卫家周围密布岗哨。
卫立煌前脚刚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接踵而至，他对卫立煌宣布了总统口谕：“你现在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之前，不许出门，不许接见客人，不许通信、通电话。”卫立煌开始失去了自由，同时卫宅的电话线被切断，与外界完全隔绝。
此时，有一个人非常惦记卫立煌，他就是卫立煌的合肥老乡、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他认为蒋介石亲自说过不要卫立煌负责任的，怎么现在又要软禁卫呢？于是，他专门见蒋询问缘由。蒋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词，最后推说不知。吴忠信抓住这句话，旋又去追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包围卫宅呢？”张镇无言以答。
其实，吴忠信知道，没有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软禁卫立煌，蒋只是嘴里不肯承认而已。蒋介石之所以软禁卫立煌，是有一个丢失东北三省的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东北惨败，蒋介石有一股怨气，他真想重办卫立煌以遏制国民党丧师失地的趋势。但蒋很清楚地知道，东北丢失并非卫个人的责任。况且卫立煌跟随蒋介石30多年，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现正处于非常时期，对他处置不当将导致将领心寒，适得其反。于是蒋介石决定暂时软禁卫立煌，让其先背上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立煌的住宅不但外面有宪兵包围，而且室内还钻进来10多个保密局特务。他们进堂入室，肆无忌惮。卫立煌的卫士虽然非常气愤，但亦奈何不了。这是一种奇怪的环境，卫宅外层是宪兵，中间层是特务，里层则是卫立煌多年的随从和卫士。
面对如此特殊的环境，卫立煌自然变得更加谨慎。这天半夜，卫立煌悄悄起来，在箱子中拿出1包东西走进卫生间。那是卫保存10年之久的40多封信件和10多张照片。照片是1938年在延安时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合影，以及此前在山西前线和洛阳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合影。信件则是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人的来信。这些是卫立煌的心爱之物，长期随其南征北战。而今夜，他不得不作出违心的决定。在仔细地看了看照片后，他终于狠心地将它们付之一炬。这是逼不得已的选择，望着散落的灰烬，他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失落和惆怅。
日复一日。卫立煌渐渐适应了这种清静、悠闲却没有自由的生活。
虽然和以前冠盖如云、车水马龙相比，现在的卫公馆显得十分冷寂，但仍有一些不避嫌的老朋友、老部下前来看望，不过总是被宪兵挡驾。偶尔几个身份特殊、战功显赫的军界要人硬往里闯，但亦徒劳而返。关麟征即为其中之一，已是兵团司令级的将领也不能见到卫立煌。关回去后一怒之下，把自己镶有军阶的军装扔到地上说：“凭这都进不了门，要它何用。”
当时能自由进出卫家不受阻碍的只有参谋总长顾祝同。而顾每次到卫家只有一个话题，即催促卫立煌早点做好去台湾的准备。
这时淮海战役已近尾声，蒋介石的几个精锐兵团已相继被歼。蒋家王朝倾巢在即，南京高级官员纷纷收拾黄金细软逃往台湾。凡不想去台湾者，均被视为投降共产党人员而上黑名单，自然也成为特务暗杀的对象。
卫立煌决计再不上蒋介石的船了，可也无法应付顾祝同的频繁催逼。恰恰这时夫人韩权华病倒了，而且病势不轻。这样就给了卫立煌一个拖延的理由。所幸经医治后韩权华身体逐步好转。
这时，国民党特务已开始对一些不去台湾的军政要员实施暗杀。卫立煌也因此每天都面临威胁。但是，1948年12月25日解放区电台公布了中共所列的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其中就有卫立煌。这倒帮了卫立煌的大忙，国民党内指责卫立煌“通敌”的罪名显然已不成立，对卫立煌的监控措施也因此松懈。
不久，淮海战役结束，国共双方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49年1月宣布下野，退居奉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收拾残局。上台后的李代总统很快做出一些姿态，为国共和谈打下基础。其中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李宗仁下令撤销了包围卫立煌住宅的宪兵。
秘密赴港
1月25日，卫立煌住宅一直阒寂无声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卫立煌惊讶地拿起电话。
“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令恢复你的自由。”这是李宗仁的声音，他一直以卫立煌的字俊如称之。
卫立煌闻之动容，连忙感谢李代总统的关怀。此时，卫立煌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但监视他的特务仍在。他们自称只听命于时已逃往台湾的特务头子毛人凤，没有他的指示，不敢擅自撤离。所以在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后，卫当即提出要见李一面，并请派车来接他。
片刻后，李代总统的车驶进卫宅。特务根本不敢阻挡，卫立煌遂被接到傅厚岗代总统官邸。卫立煌已被软禁1个多月，满腹委屈及对蒋的怨恨要诉。李宗仁虽说是代总统，却处处受人掣肘，以致寸步难行，他对蒋自然也有许多不满。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鸣。而这种共鸣竟使他们畅谈了一夜。
次日晨，卫立煌回家，看到那些特务还在，只不过不似之前般傲慢和嚣张了。自从门外宪兵撤走后，这些特务便变得形单势孤，甚至神魂不定，他们虽不敢擅离职守，但仅徒于形式。
门外没有宪兵，特务有所收敛，“绿衣使者”便可敲门而入了。这天，卫立煌收到一封信，来自于江北扬州一个寺院的方丈。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战役，击溃军阀孙传芳后曾经在这个寺院小住，并与寺院方丈成为朋友。如今方丈听说卫在南京环境不好，想请他到江北寺院散散心。卫立煌读信后心里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以方丈的名义劝他渡江。这时的长江以北基本上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过江就意味着得到了自由。这个写信朋友的好意卫立煌是能够感觉到的，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沿江戒严，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卫立煌只能是望江兴叹。 这天，突然有3位文人来访。他们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原来他们3位刚受到李宗仁的接见，李把释放卫立煌作为一项德政措施通报给他们。于是，他们相约一起来到卫立煌家探望。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是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姐姐，因此梅与卫是连襟；袁敦礼与韩家也沾一点亲戚关系。他们见到卫立煌后很关心地问他打算怎么办？卫立煌回答他们说顾祝同正在逼他去台湾，他不想去。梅贻琦立刻插话说：“当然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袁敦礼说：“为什么不跑呢？”卫立煌指指下面说：“楼下还有特务。”“这些人还不好打发，都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都守不住了，他们难道不想逃跑？我看送几个旅费就可以打发走了。”顾毓秀在一旁说道。
3位校长在劝说卫立煌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卫立煌不能去台湾，应争取出走。卫立煌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至于出走问题，表示要慎重考虑。
刚送走3位客人，又有一位满口苏北口音的人大大咧咧、昂首走进大门。他对卫的随从略事招呼，便径直上了二楼。此人是北伐前即同卫十分相熟的老朋友李明扬，抗战时期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见到卫立煌，李明扬直接地说：“千万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他一定会对你下手。”“那么依兄之见该如何行事？”李明扬附耳说：“赶快逃跑，外面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危险了。你应设法先到上海，然后乘船到香港。只要上了外轮，即大功告成。”
卫立煌认为此方案可行。送走李明扬后他即与夫人商议逃离南京计划。为吸取上次在广州的教训，他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办法均做了详细考虑，确保万无一失。
首先是要解决眼前的特务，这个事交由副官张学成处理。张学成跟随卫立煌多年，骁勇善战，枪法娴熟，深得卫的信任。他对特务小头目说：“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除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不走？还想在此捞什么油水？”
本来宪兵走后，特务已觉势单力孤，没有底气，现见此架势更是心慌，硬着头皮说他们也是听上级命令行事，都是在外面混饭吃，没有命令不敢撤离。
张学成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军人？总司令已发话，限你们1小时内撤走。老子打日本都不怕，枪林弹雨不知经历多少，难道还在乎你们几个？”特务们赶紧回答说有事好说，随后知趣地搬到主楼外的汽车房里，卫立煌的活动余地随之增大。
转眼到了除夕，在卫家的特务们百无聊赖，无所适从，最后竟悄然回家过节。卫立煌随即紧急行动起来，并进行了化装，剃掉了留了几十年的胡须。这胡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已经成了卫立煌的标志。还是在第一次北伐时，卫立煌因战功升为营长，当时粤军军官年纪普遍偏大，卫立煌则是少见的青年营长，故一直被称为“小营长”。为扮老成以建立威信，从20多岁起他就蓄起了胡须。这一蓄竟达30载。剃掉胡须后，卫立煌穿一件蓝色棉袍，头戴瓜皮帽，足蹬老棉鞋，还戴上眼镜。如此“包装”后，卫立煌俨然一位小镇私塾先生。
当夜，南京城依然一片过年的气氛。在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中，卫立煌告别家人，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沙场的卫士悄然上车，驶离家院。随行的还有一位到上海为他们安排住处的朱映霞女士。车子在南京城内绕了几圈，一方面是在向南京城告别，希望多看看这个既熟悉又充满情感矛盾的城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确认没有特务跟踪。车子随后拐上宁沪公路，加大油门，向上海疾驶而去。
上海的混乱明显超过南京。汤恩伯的部队集中上海，声称“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这是想争取一点时间保卫上海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文物及其它物资抢运去台湾。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立煌悄然抵达上海，自然不会引起注意。
卫立煌在上海的落脚地是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这是一个资本家很宽敞的闲置住宅，其主人已去香港。卫立煌在此暂避，并迅速派人购买去香港的船票。
第二天下午，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电话找卫立煌，韩权华赶紧代接。吴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紧赴台湾。韩回答：“我们正在准备，俊如要带老太太一起走，现已去芜湖接人了。你转告蒋先生，我们一准备好即动身。”吴忠信知道卫立煌是孝子，接母亲去台湾完全在情理中，故未多问。
当晚，卫立煌的车子返回南京。司机告诉夫人，卫立煌赴上海一切顺利。韩权华这才放心。次日晨，车子又一次从卫宅中开出，这次在车上的是韩权华及张副官等。
卫立煌与韩权华在上海会合后即驱车前往码头，登上一艘前往香港的英国客轮。直到轮船离开码头，卫立煌才真正松了口气，暗自庆幸终于冲出樊篱，获得了自由。
1948年10月底，著名的辽沈战役接近尾声。这天，由蒋介石命令调派一架飞机赴岌岌可危的沈阳接回10个月前接替陈诚出任“东北剿总司令”的卫立煌。这倒不是因为蒋介石珍惜良将，惟恐卫立煌成为解放军的俘虏，而是另有所谋，即整个东北的丢失，蒋介石需要找个替罪羊。
飞机在沈阳上空盘旋。市区硝烟弥漫，大部分已被解放军占领，惟有城内一个小型民用机场尚可降落。机场周围早已布满荷枪实弹的士兵。飞机降落不久，一辆黑色轿车便疾驰而来，在静候着的飞机前戛然而止。车门打开，卫立煌面无表情，移步登上飞机舷梯。飞机载着脸色阴沉、心情郁闷的“东北剿总司令”呼啸而去。卫立煌看着被枪炮声包围着的沈阳在视线中渐渐缩小，不禁百感交集。他心里明白，这座城市也许就是他数十年军人生涯的最后驿站。
11月2日，也就是卫立煌离开后的第三天，东北重镇沈阳宣告解放。以此为标志，历时52天的在中国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辽沈战役落下帷幕。20多天后，面对国民党势力在东北的土崩瓦解，蒋介石在南京发布了早已拟定好的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这时的卫立煌正孤独地住在北平东城汪芝麻胡同孙连仲公馆。孙连仲，这个西北军出身的将领，抗战时曾先后担任第六、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与当时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卫立煌私交深厚。因此缘故，他在北平的公馆就成了正在落难的卫立煌的临时栖身之处。这时的卫立煌虽然没有了权倾一时的那种显赫，但也省却了受制于人的无尽烦恼。因此，倒也是一种解脱。
职是被撤了，但尚未查办。日子虽然枯燥，却还悠闲。于是卫立煌有充分的时间反思到东北前后决策的差误，从而理清因忙于战务而一直无暇梳理的思绪。
早在1946年8月，也就是卫立煌奉命出国考察之前，蒋介石将他的得意门生、参谋总长陈诚调到东北，任东北行辕主任。这时东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已充分显露，调陈诚主政东北，是蒋介石对他寄予厚望。然而，陈诚在东北非但没有蒋介石所期望的建树，反而损兵失地。在1947年东北解放军强大的冬季攻势下，国民党精锐部队新五军被消灭。陈诚与廖耀湘为此相互推卸责任，导致军心涣散，形成不可挽回的颓势。面对东北解放军兵临城下，攻势日甚，陈诚自忖回天乏力，遂托病辞职。蒋介石不得不寻觅能挽回残局的替换人选。
卫立煌是作为首选人进入蒋介石视线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是一员能拼能打的猛将，无论资历和声望均能成为封疆大吏。另外，时在东北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廖耀湘等将领，或为当年卫立煌远征军的下属，或是卫以前的老部下，驾驭他们，卫立煌应该是游刃有余。而最重要的是因为卫立煌当年率远征军出生入死，战功卓著，颇得美国军界好评。他近期又在美国访问，与美国军界接触频繁，有美国支持的背景。蒋介石对这点尤为看中，遂决定将卫立煌作为一张王牌打出。
1947年10月，在国外的卫立煌被急电召回，即刻又被专机接到南京谒蒋。蒋介石迫不及待地要卫立煌赴东北就任。而卫对东北局势已有所闻，故推辞不从。无奈之中，蒋只好指使张群、顾祝同等轮番游说，但他们均无果而返。两日后，蒋介石再度找卫立煌谈话。他对卫立煌说：“东北的重工业占全国的一半以上，是我们民族复兴的生命线，得失影响国际视听和全国人心。安危须仗出群人才，没有得力的人是难以镇守的。过去几十年你多次挽救危局，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现又值紧要关头，惟有你能担此重任。”见卫立煌不吭声，蒋介石又表态：“东北党政军全部职权都交给你。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要你负。”
正是这句话令卫立煌有些感动，于是表态先去看看。
蒋介石随即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总司令”。消息在报纸公布后，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她责怪丈夫不该充当陈诚的替死鬼，为此引得长期和睦相处的他们产生不快。
卫立煌上任了，但到东北后的感觉与他想象的大相径庭。人民解放军的势如破竹已使卫立煌难以应对，更令他头疼的是蒋介石处处掣肘，用人又疑。这样，蒋、卫矛盾则成必然，以致于后来蒋介石意欲用杜聿明取代卫立煌。
蒋介石在东北的战略以及人事安排上的刚愎自用已令卫立煌十分寒心，然而寒心之甚莫过于蒋介石的自食其言。“万一战局失利，责任也不要你负”的承诺已经不再，相反，卫立煌要对东北失利负起全部责任。
经过反思，卫立煌坚定了与蒋介石分道扬镳的决心。
这时的蒋介石已匆匆飞往徐州，作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部署。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因怕解放军入关而人人自危，已没有人再去关注卫立煌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卫立煌立刻包租了陈纳德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由北平经上海飞广州。卫立煌此行兵贵神速，行前未通知任何人，只是给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发一电报，含糊其词地称要离开南京。
到广州后，卫氏一家及其随从下榻于当时广州最豪华的爱群酒店，准备秘密前往香港。
由于卫立煌原来就不买蒋介石的账，这次从北平抵广州一路也没出现意外，加之广州距香港咫尺之遥，因此放松了警惕。他们在爱群酒店一下子开了10多个房间，来往进出排场很大。他们在旅客登记簿上用的是卫立煌小儿子卫道然的名字。一个毫无名气的卫道然竟然在广州最豪华的酒店包了这么多房间，而且进出房间的人都穿军装，佩带手枪。这就难免引人注目了。
广州保密局的特务很快就盯上了他们，特务在宾馆安装了窃听器，终于有了重要发现。
“卫立煌到了广州，可能要去香港”，时在南京的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得到来自广州方面的报告后，顿感事态严重。他电令广州特务严加监视，并立刻向蒋介石报告。
得知卫立煌有南逃香港的意图，蒋介石大为动怒，随即密电广东省政府扣留卫立煌。于是，宪兵、特务奉命包围了爱群酒店。宪兵团长出面请卫立煌搬到一幢安排好的花园楼房内，外面则由宪兵把守。不久，南京派来一架专机要接卫立煌回南京。 见此架势，跟随卫立煌的二三十个部下主张与宪兵、特务拼了，让卫乘乱逃走。卫立煌立刻给予制止，认为寡不敌众，必有损伤。他愿意前往南京，并料蒋介石不敢将他怎样。
次日，卫立煌与夫人及两名随从登机前往南京。
被禁南京
卫立煌来到南京，径直前往上海路自己的住宅。与卫几乎同时到达的是一队宪兵，他们很快即在卫家周围密布岗哨。
卫立煌前脚刚进家门，宪兵司令张镇后脚就接踵而至，他对卫立煌宣布了总统口谕：“你现在是听候查办的人，在未见到总统之前，不许出门，不许接见客人，不许通信、通电话。”卫立煌开始失去了自由，同时卫宅的电话线被切断，与外界完全隔绝。
此时，有一个人非常惦记卫立煌，他就是卫立煌的合肥老乡、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他认为蒋介石亲自说过不要卫立煌负责任的，怎么现在又要软禁卫呢？于是，他专门见蒋询问缘由。蒋顾左右而言他，闪烁其词，最后推说不知。吴忠信抓住这句话，旋又去追问张镇：“总统都不知道，你为什么派宪兵包围卫宅呢？”张镇无言以答。
其实，吴忠信知道，没有蒋介石的命令，谁敢软禁卫立煌，蒋只是嘴里不肯承认而已。蒋介石之所以软禁卫立煌，是有一个丢失东北三省的责任由谁来负的问题。东北惨败，蒋介石有一股怨气，他真想重办卫立煌以遏制国民党丧师失地的趋势。但蒋很清楚地知道，东北丢失并非卫个人的责任。况且卫立煌跟随蒋介石30多年，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现正处于非常时期，对他处置不当将导致将领心寒，适得其反。于是蒋介石决定暂时软禁卫立煌，让其先背上黑锅，以后再说。
这时，卫立煌的住宅不但外面有宪兵包围，而且室内还钻进来10多个保密局特务。他们进堂入室，肆无忌惮。卫立煌的卫士虽然非常气愤，但亦奈何不了。这是一种奇怪的环境，卫宅外层是宪兵，中间层是特务，里层则是卫立煌多年的随从和卫士。
面对如此特殊的环境，卫立煌自然变得更加谨慎。这天半夜，卫立煌悄悄起来，在箱子中拿出1包东西走进卫生间。那是卫保存10年之久的40多封信件和10多张照片。照片是1938年在延安时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合影，以及此前在山西前线和洛阳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合影。信件则是毛泽东、朱德、林伯渠等人的来信。这些是卫立煌的心爱之物，长期随其南征北战。而今夜，他不得不作出违心的决定。在仔细地看了看照片后，他终于狠心地将它们付之一炬。这是逼不得已的选择，望着散落的灰烬，他感到一种无法排遣的失落和惆怅。
日复一日。卫立煌渐渐适应了这种清静、悠闲却没有自由的生活。
虽然和以前冠盖如云、车水马龙相比，现在的卫公馆显得十分冷寂，但仍有一些不避嫌的老朋友、老部下前来看望，不过总是被宪兵挡驾。偶尔几个身份特殊、战功显赫的军界要人硬往里闯，但亦徒劳而返。关麟征即为其中之一，已是兵团司令级的将领也不能见到卫立煌。关回去后一怒之下，把自己镶有军阶的军装扔到地上说：“凭这都进不了门，要它何用。”
当时能自由进出卫家不受阻碍的只有参谋总长顾祝同。而顾每次到卫家只有一个话题，即催促卫立煌早点做好去台湾的准备。
这时淮海战役已近尾声，蒋介石的几个精锐兵团已相继被歼。蒋家王朝倾巢在即，南京高级官员纷纷收拾黄金细软逃往台湾。凡不想去台湾者，均被视为投降共产党人员而上黑名单，自然也成为特务暗杀的对象。
卫立煌决计再不上蒋介石的船了，可也无法应付顾祝同的频繁催逼。恰恰这时夫人韩权华病倒了，而且病势不轻。这样就给了卫立煌一个拖延的理由。所幸经医治后韩权华身体逐步好转。
这时，国民党特务已开始对一些不去台湾的军政要员实施暗杀。卫立煌也因此每天都面临威胁。但是，1948年12月25日解放区电台公布了中共所列的43名国民党战争罪犯名单，其中就有卫立煌。这倒帮了卫立煌的大忙，国民党内指责卫立煌“通敌”的罪名显然已不成立，对卫立煌的监控措施也因此松懈。
不久，淮海战役结束，国共双方力量发生了显著变化。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被迫于1949年1月宣布下野，退居奉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收拾残局。上台后的李代总统很快做出一些姿态，为国共和谈打下基础。其中一条就是释放政治犯。正是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李宗仁下令撤销了包围卫立煌住宅的宪兵。
秘密赴港
1月25日，卫立煌住宅一直阒寂无声的电话铃突然响了，卫立煌惊讶地拿起电话。
“俊如兄，委屈你了，我已下令恢复你的自由。”这是李宗仁的声音，他一直以卫立煌的字俊如称之。
卫立煌闻之动容，连忙感谢李代总统的关怀。此时，卫立煌家门外的宪兵已经撤走，但监视他的特务仍在。他们自称只听命于时已逃往台湾的特务头子毛人凤，没有他的指示，不敢擅自撤离。所以在接到李宗仁的电话后，卫当即提出要见李一面，并请派车来接他。
片刻后，李代总统的车驶进卫宅。特务根本不敢阻挡，卫立煌遂被接到傅厚岗代总统官邸。卫立煌已被软禁1个多月，满腹委屈及对蒋的怨恨要诉。李宗仁虽说是代总统，却处处受人掣肘，以致寸步难行，他对蒋自然也有许多不满。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鸣。而这种共鸣竟使他们畅谈了一夜。
次日晨，卫立煌回家，看到那些特务还在，只不过不似之前般傲慢和嚣张了。自从门外宪兵撤走后，这些特务便变得形单势孤，甚至神魂不定，他们虽不敢擅离职守，但仅徒于形式。
门外没有宪兵，特务有所收敛，“绿衣使者”便可敲门而入了。这天，卫立煌收到一封信，来自于江北扬州一个寺院的方丈。20年前，卫立煌参加龙潭战役，击溃军阀孙传芳后曾经在这个寺院小住，并与寺院方丈成为朋友。如今方丈听说卫在南京环境不好，想请他到江北寺院散散心。卫立煌读信后心里明白，这分明是“江北的朋友”以方丈的名义劝他渡江。这时的长江以北基本上都在解放军的控制之下，渡过江就意味着得到了自由。这个写信朋友的好意卫立煌是能够感觉到的，但在这个非常时期，沿江戒严，两岸之间不见舟楫，渡江是不可能的。卫立煌只能是望江兴叹。 这天，突然有3位文人来访。他们是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北师大校长袁敦礼、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秀。原来他们3位刚受到李宗仁的接见，李把释放卫立煌作为一项德政措施通报给他们。于是，他们相约一起来到卫立煌家探望。
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是卫立煌夫人韩权华的姐姐，因此梅与卫是连襟；袁敦礼与韩家也沾一点亲戚关系。他们见到卫立煌后很关心地问他打算怎么办？卫立煌回答他们说顾祝同正在逼他去台湾，他不想去。梅贻琦立刻插话说：“当然不能去，去没有好结果。”袁敦礼说：“为什么不跑呢？”卫立煌指指下面说：“楼下还有特务。”“这些人还不好打发，都什么时候了，南京眼看都守不住了，他们难道不想逃跑？我看送几个旅费就可以打发走了。”顾毓秀在一旁说道。
3位校长在劝说卫立煌上，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即卫立煌不能去台湾，应争取出走。卫立煌很感谢他们的关心，至于出走问题，表示要慎重考虑。
刚送走3位客人，又有一位满口苏北口音的人大大咧咧、昂首走进大门。他对卫的随从略事招呼，便径直上了二楼。此人是北伐前即同卫十分相熟的老朋友李明扬，抗战时期曾任第三战区苏鲁皖游击总指挥。见到卫立煌，李明扬直接地说：“千万不能去台湾，我们跟了蒋几十年还不了解他，到了台湾他一定会对你下手。”“那么依兄之见该如何行事？”李明扬附耳说：“赶快逃跑，外面的情况我知道，一出南京城就脱离危险了。你应设法先到上海，然后乘船到香港。只要上了外轮，即大功告成。”
卫立煌认为此方案可行。送走李明扬后他即与夫人商议逃离南京计划。为吸取上次在广州的教训，他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应对办法均做了详细考虑，确保万无一失。
首先是要解决眼前的特务，这个事交由副官张学成处理。张学成跟随卫立煌多年，骁勇善战，枪法娴熟，深得卫的信任。他对特务小头目说：“现在李代总统已有手谕，撤除总司令家的一切军警，包括你们。你们为什么还不走？还想在此捞什么油水？”
本来宪兵走后，特务已觉势单力孤，没有底气，现见此架势更是心慌，硬着头皮说他们也是听上级命令行事，都是在外面混饭吃，没有命令不敢撤离。
张学成又说：“现在李代总统的命令就是最高命令，你们是不是军人？总司令已发话，限你们1小时内撤走。老子打日本都不怕，枪林弹雨不知经历多少，难道还在乎你们几个？”特务们赶紧回答说有事好说，随后知趣地搬到主楼外的汽车房里，卫立煌的活动余地随之增大。
转眼到了除夕，在卫家的特务们百无聊赖，无所适从，最后竟悄然回家过节。卫立煌随即紧急行动起来，并进行了化装，剃掉了留了几十年的胡须。这胡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已经成了卫立煌的标志。还是在第一次北伐时，卫立煌因战功升为营长，当时粤军军官年纪普遍偏大，卫立煌则是少见的青年营长，故一直被称为“小营长”。为扮老成以建立威信，从20多岁起他就蓄起了胡须。这一蓄竟达30载。剃掉胡须后，卫立煌穿一件蓝色棉袍，头戴瓜皮帽，足蹬老棉鞋，还戴上眼镜。如此“包装”后，卫立煌俨然一位小镇私塾先生。
当夜，南京城依然一片过年的气氛。在不时响起的鞭炮声中，卫立煌告别家人，带着几个随他久经沙场的卫士悄然上车，驶离家院。随行的还有一位到上海为他们安排住处的朱映霞女士。车子在南京城内绕了几圈，一方面是在向南京城告别，希望多看看这个既熟悉又充满情感矛盾的城市；另一方面则是为了确认没有特务跟踪。车子随后拐上宁沪公路，加大油门，向上海疾驶而去。
上海的混乱明显超过南京。汤恩伯的部队集中上海，声称“保住上海半年，国际间就会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就能直接参战。”其实这是想争取一点时间保卫上海码头，把储存在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文物及其它物资抢运去台湾。在这样的情况下，卫立煌悄然抵达上海，自然不会引起注意。
卫立煌在上海的落脚地是朱映霞女士的亲戚家，这是一个资本家很宽敞的闲置住宅，其主人已去香港。卫立煌在此暂避，并迅速派人购买去香港的船票。
第二天下午，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打电话找卫立煌，韩权华赶紧代接。吴传达蒋介石的指示，要卫立煌赶紧赴台湾。韩回答：“我们正在准备，俊如要带老太太一起走，现已去芜湖接人了。你转告蒋先生，我们一准备好即动身。”吴忠信知道卫立煌是孝子，接母亲去台湾完全在情理中，故未多问。
当晚，卫立煌的车子返回南京。司机告诉夫人，卫立煌赴上海一切顺利。韩权华这才放心。次日晨，车子又一次从卫宅中开出，这次在车上的是韩权华及张副官等。
卫立煌与韩权华在上海会合后即驱车前往码头，登上一艘前往香港的英国客轮。直到轮船离开码头，卫立煌才真正松了口气，暗自庆幸终于冲出樊篱，获得了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