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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12-22
作者简介：许恒周，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管理、土地制度与政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630164）。
（1.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072；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36）
摘要 农村土地流转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规模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而农地流转能否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农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协整方法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农地流转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却存在波动。同时，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而且早期农地流转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弱。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加快发展非农产业，提供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培育完善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地流转；非农收入；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 F30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06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11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1］”2008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各项要求，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于农地流转问题一直是既高度重视，也予以支持和鼓励。合理的农地流转对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和“三农”问题具有积极的影响。必要的农地流转能使农地适度集中，有利于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和实现农业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并让放弃农地使用权的农户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增加农民的非农劳动收入。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农村社会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时期同样的发展滞后问题，尤其是在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土地、资本及劳动力各要素的流动呈现出结构性扭曲：稀缺的土地与资本要素快速外流，众多的农业人口及劳动力要素缓慢外流。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表明我国人地紧张关系的基本国情不仅没有通过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增长得到缓解，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态势［2］。这种负面效应提示我们：靠有限的土地资源来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步履维艰，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有一个理论命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即农民非农收入增加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农地流转的收入增长效应是否存在？
1 文献回顾
关于农地流转，国内外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外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要素市场、经济环境等方面。国外学者认为农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因素是决定农地交易活跃性的主要因素。Joshua［3］等人以斯洛伐克为例对中东欧国家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了研究，表明农地私有化改革导致了大量的土地细碎化，广泛分配的高度细碎化和低效价值土地产权带来大量的农地交易费用，这些阻碍了农地交易的进行。Bogaerts［4］等人对中欧地区国家农地交易研究指出：这些国家的制度因素增加了农地交易费用，阻碍了农地交易。Lerman［5］等人总结了俄罗斯实行农地私有制以来农地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认为农地交易不能实现并不是因为市场缺乏有效需求与供给，而是由于政府、中介的低效率导致交易费用增大，进而影响农地交易。
有学者对农地租赁交易与其他要素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Deininger［6］通过对中国西南三省的农村租赁市场的详细分析，认为农户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将减少租入农地的可能性、增加农户租出土地的可能性。Kung［7］以中国非农劳动力市场与农地租赁市场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显示农户对农地租赁的需求取决于农户非农就业的发展和劳动力转移情况。Feng［8］通过对中国的实证分析发现，农地租赁市场与非农就业机会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并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还有国外学者研究了经济环境与农户自身禀赋对农地交易的影响。Terry［9］研究认为农地市场之所以受到阻碍是因为存在许多持有小地块的农户由于害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为了保障将来的生计安全而不愿意卖出自己的农地。
目前，国内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认为土地产权与制度方面的残缺阻碍了农地流转，增加了农地交易成本。钱忠好［10］的研究认为农地产权的不完整导致了较高的交易费用，而这个费用实际上是由购买者和出售者共同承担，同时还对生产的激励有负面影响。田传浩等［11］利用江苏、浙江和山东的调查数据，讨论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的关系。而钱文荣［12］的研究则认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俞海和黄季琨等［13］研究表明，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同样，叶剑平［14］的调查研究也显示产权和制度是制约土地交易市场的主要因素。第二，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差异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金松青［15］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均土地面积较多、更高的教育水平、具有非农就业的经验以及非农业资产比重较高的农户转出其农地的可能性较大；而人均土地面积较少、有过租赁经验以及农业资产比重较高的农户则租入农地的可能性更大。谭丹和黄贤金［16］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农地流转有重要的影响，家庭非农就业率、农户受教育水平、农户从事非农打工的收入均与农地流转率正相关，农产品销售收入与农地流转率负相关。第三，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及土地等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土地对于农户来说不仅仅是经济的来源，更担负着提供就业、养老保障等社会功能［17-20］。詹和平等人［21］的调查研究表明家庭保障和劳动力结构确实在影响农地的转让。姚洋［22］论证了土地调整因为促进了劳动力外流，也会推动农地市场发育。陈美球等人［23］研究表明，我国农民的“恋土”心态较强，但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心态会不断弱化，同时指出，明晰的产权会增强农户长期拥有耕地的意愿，客观上对农地流转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说明对农民而言耕地更多地发挥了社会保障的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杨渝红等人［24］从土地经营规模、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土地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民收入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人均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呈U型关系。
既有研究主要对农地流转的相关影响因素做了一定的理论分析与探讨，也有研究做了一定的定量回归分析，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也只能表征变量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并不解决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机制问题［25］。同时，也很少有文献探讨农地流转与农民非农收入之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因此，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探索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动态关系。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利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实证检验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与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增收与农地资源高效配置的相关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源于2007年3-4月与2008年1月份在江苏南京市所做的农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加等距抽样的方法对样本地区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76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5.2%。此外，根据问卷有效性程度计算公式可判断问卷整体是否有可靠［26］，本次调查问卷的有效性为95.2%，调查问卷完全有效。
在选择样本点时，充分考虑了两点：一是所选择地区农地流转现象较多；二是当地农民职业多样化。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民人均非农收入及农村土地流转的认知情况。
在本文中，主要采用两个变量指标：农民人均非农收入（Income）和农户土地流转面积（Area）（包含转入和转出），两变量数据皆由调查所得。同时，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使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所有研究原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分别为LnIncome和LnArea。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考虑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LnAreatC+αLnIncomet+εt（1）
式中，Area表示农地流转数量，Income表示农民人均非农收入，其它没有包含的变量和不可观测的因素一律纳入残差ε。
为了考察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采用以下分析思路方法：
第一，确定各变量的积分阶数。因为协整分析的前提是各序列必须同阶单整，对于不是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不可能协整［27］。所以在协整之前，必须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方法现在已经非常成熟，当前使用最多的主要有ADF检验，本文也采用这种检验方法。
第二，在上述检验结果是否平稳的基础上，就可以运用后续的检验来确定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第三，协整关系衡量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当然，从短期来讲，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不均衡的。而考察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的短期行为，则用到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ECM）的优点在于它揭示了变量之间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的途径，为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提供了统一的框架。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又被称为JJ检验法），确定出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协整关系①。
第四，协整方程只反映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回归关系，因此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格兰杰（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协整分析是在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动态相结合的建模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与传统的以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线性回归分析相比，在统计上更严格、更具有逻辑性［28］。
3.1 单位根检验
如果随机变量是非平稳序列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以此作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29］。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对分析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对原序列及一阶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使用Eviews5.0软件，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Tab.1 Result of ADF test of variable
注：Δ代表一阶差算分子，（C,T,L）中C表示单位根检验包含截距，T表示包含时间趋势，L表示包含的滞后阶数（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噪声），C或T为0表示不含截距或时间趋势；ADF检验法滞后阶数按照AIC结合SC信息准则判断；*、**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原水平序列LnIncome、LnArea的ADF均大于10%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表现出非平稳特征，即均为具有单位根的不稳定时间序列；但它们各自的一阶差分序列ΔLnIncome、ΔLnArea的ADF值小于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表现出平稳特征，即LnIncome、LnArea都是一阶单整，即服从I（1）。因此，不能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来构建模型，为此，使用协整理论以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研究他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3.2 协整检验
通过上述平稳性检验，可知LnIncome、LnArea均为单位根过程，可以由协整检验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LnArea对LnIncome进行回归的OLS估计，估计方程如下（方程下方括号内为t统计量）：
LnArea -4.417 9+0.699 2LnIncome
（-7.081 4） （2.947 5）
R20.938 5 DW2.422 1 F19.073 6（2）
为检验协整方程合理性，需对方程残差et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残差具有单位根过程，则变量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如没有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则所研究变量间存在均衡关系。公式（2）的残差方程为：
et-1.279 3-1.201 4et-1（3）
对et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ADF值为-2.658 5，而5%的显著性上的临界值为-2.372 6，所以，拒绝et是单位根过程的原假设，接受et是平稳过程的假设。因此，LnArea与LnIncome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时间序列变量农民非农收入和农地流转面积的对数间存在协整关系。
3.3 误差修正模型
以上回归分析说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短期内这种关系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衡，为了弥补这种缺陷，需要建立包含误差修正项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其误差修正项反映了变量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将均衡误差引入一阶差分后的分布滞后模型，同样利用OLS回归模型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方程（方程下方括号内为t统计量）：
ΔLnAreat
0.0064-0.8625 ECMt-1+0.7536ΔlnIncomet-1+0.5237ΔlnAreat-1
（-3.4352） （4.2763）（3.1573）
R20.9837 DW2.6148 F28.6725
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回归系数的t值较显著，DW值在不存在自相关范围内，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农民非农收入可能偏离它与农地流转面积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862 5的速度回归到均衡状态。
3.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农地流转与农民非农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因此可以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这种均衡关系中是否同时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进行进一步验证。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2）如下。
表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Tab.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从表2可以看出，当滞后1期时，Income与Area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在1%显著水平下，Income是Area变化的Granger原因，在10%显著水平下，Area是Income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在早期，农民非农收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比较强烈，而农地流转尽管也是农民非农收入变化的原因，但在程度上相对较弱。当滞后2期时，Income与Area之间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Income在1%显著水平下是Area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Area在5%显著水平下是Income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与早期相比，农地流转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程度有所加强。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协整方法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农地流转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却存在波动，且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较快。同时，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在滞后1期时，农民非农收入在1%显著水平下是农地流转的Granger原因，说明在早期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是引起农民流转的重要原因，农地流转在10%显著水平下是农民非农收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尽管农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民非农收入变化的原因，但程度相对较弱，影响较小；在滞后2期时，农民非农收入在1%显著水平下是农地流转的Granger原因，农地流转在5%显著水平下是农民非农收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与早期相比，农地流转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程度有所加强。
这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首先，加快发展非农产业，提供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主要是基于非农收益与农业收益比较，农业比较收益低而做出的选择。因此，促进农地流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给农民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拓展非农就业空间，增加其非农收入，剥离土地承载的社会功能，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其次，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职业技能水平，增加其财富创造能力和非农就业适应能力，有助于农民获得更多非农就业机会与非农收入，减少对农地的依赖性，增加农地流转供给。最后，培育完善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逐步建立、完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和机构，规范农地流转行为，为农地流转提供较为全面的区域信息服务，有利于增加流转规模，减少交易费用，并建立健全与农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为农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组织、协调等服务工作。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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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tegration Test and Causality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Farmland Transfer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Jiangsu
XU Heng-zhou1 GUO Yu-yan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2. Institute of Social Policy,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36, China）
Abstract Farmland transfer is an important mode f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land use, realizing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Especially at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7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ome resolutions were put forward that include accelerat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nd, and developing the operation of moderate scale. However, whether or not farmland transfer can increase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of farmers and narrowing income gap is the realistic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transfer. Take the questionnaire of Nanjing for example, this paper employed the method of co-integration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 their action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no-agricultural income and farmland transfer, but there is fluctuation in the short term. Meanwhile, there is bilateral causality between no-agricultural income and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at at the early stage, farmland transfer has less influence on non-agricultural incom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which include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developing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fostering and perfecting the market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rural labor employment.
Key words farmland transfer; non-agricultural income;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usality
作者简介：许恒周，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管理、土地制度与政策。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09YJC630164）。
（1.天津大学管理学院，天津 300072；2.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江苏 南京 210036）
摘要 农村土地流转是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土地规模化、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而农地流转能否增加农民非农收入、缩小收入差距是农地流转过程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协整方法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农地流转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却存在波动。同时，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而且早期农地流转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程度较弱。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加快发展非农产业，提供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培育完善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关键词 农地流转；非农收入；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 F301.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6-006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6.011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明确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1］”2008年12月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要“严格执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各项要求，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由此可见，中央政府对于农地流转问题一直是既高度重视，也予以支持和鼓励。合理的农地流转对我国现阶段面临的粮食安全问题和“三农”问题具有积极的影响。必要的农地流转能使农地适度集中，有利于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和实现农业现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并让放弃农地使用权的农户从土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增加农民的非农劳动收入。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明显加快，农村社会面临着与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时期同样的发展滞后问题，尤其是在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土地、资本及劳动力各要素的流动呈现出结构性扭曲：稀缺的土地与资本要素快速外流，众多的农业人口及劳动力要素缓慢外流。这种结构性扭曲现象表明我国人地紧张关系的基本国情不仅没有通过持续稳定的国民经济增长得到缓解，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态势［2］。这种负面效应提示我们：靠有限的土地资源来增加农民收入不仅步履维艰，而且随着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背景下，有一个理论命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即农民非农收入增加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农地流转的收入增长效应是否存在？
1 文献回顾
关于农地流转，国内外学者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国外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要素市场、经济环境等方面。国外学者认为农地产权制度、交易费用因素是决定农地交易活跃性的主要因素。Joshua［3］等人以斯洛伐克为例对中东欧国家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进行了研究，表明农地私有化改革导致了大量的土地细碎化，广泛分配的高度细碎化和低效价值土地产权带来大量的农地交易费用，这些阻碍了农地交易的进行。Bogaerts［4］等人对中欧地区国家农地交易研究指出：这些国家的制度因素增加了农地交易费用，阻碍了农地交易。Lerman［5］等人总结了俄罗斯实行农地私有制以来农地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认为农地交易不能实现并不是因为市场缺乏有效需求与供给，而是由于政府、中介的低效率导致交易费用增大，进而影响农地交易。
有学者对农地租赁交易与其他要素市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Deininger［6］通过对中国西南三省的农村租赁市场的详细分析，认为农户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将减少租入农地的可能性、增加农户租出土地的可能性。Kung［7］以中国非农劳动力市场与农地租赁市场为研究对象，研究结论显示农户对农地租赁的需求取决于农户非农就业的发展和劳动力转移情况。Feng［8］通过对中国的实证分析发现，农地租赁市场与非农就业机会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并对农业生产效率产生重要影响。此外，还有国外学者研究了经济环境与农户自身禀赋对农地交易的影响。Terry［9］研究认为农地市场之所以受到阻碍是因为存在许多持有小地块的农户由于害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风险，为了保障将来的生计安全而不愿意卖出自己的农地。
目前，国内学者对农村土地流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认为土地产权与制度方面的残缺阻碍了农地流转，增加了农地交易成本。钱忠好［10］的研究认为农地产权的不完整导致了较高的交易费用，而这个费用实际上是由购买者和出售者共同承担，同时还对生产的激励有负面影响。田传浩等［11］利用江苏、浙江和山东的调查数据，讨论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的关系。而钱文荣［12］的研究则认为信息不灵、交易费用高是有转移土地欲望而最终没有转移的主要原因。俞海和黄季琨等［13］研究表明，稳定的土地使用权有助于改善农地土壤的长期肥力；农户之间的非正式土地流转容易造成农地土壤长期肥力的衰退。同样，叶剑平［14］的调查研究也显示产权和制度是制约土地交易市场的主要因素。第二，农户自身的资源禀赋差异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金松青［15］的实证研究表明，人均土地面积较多、更高的教育水平、具有非农就业的经验以及非农业资产比重较高的农户转出其农地的可能性较大；而人均土地面积较少、有过租赁经验以及农业资产比重较高的农户则租入农地的可能性更大。谭丹和黄贤金［16］的研究发现，农村劳动力市场发育对农地流转有重要的影响，家庭非农就业率、农户受教育水平、农户从事非农打工的收入均与农地流转率正相关，农产品销售收入与农地流转率负相关。第三，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及土地等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土地对于农户来说不仅仅是经济的来源，更担负着提供就业、养老保障等社会功能［17-20］。詹和平等人［21］的调查研究表明家庭保障和劳动力结构确实在影响农地的转让。姚洋［22］论证了土地调整因为促进了劳动力外流，也会推动农地市场发育。陈美球等人［23］研究表明，我国农民的“恋土”心态较强，但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心态会不断弱化，同时指出，明晰的产权会增强农户长期拥有耕地的意愿，客观上对农地流转起到了阻碍的作用，说明对农民而言耕地更多地发挥了社会保障的功能，而不是经济功能。杨渝红等人［24］从土地经营规模、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土地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及农民收入增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人均土地经营规模与农民人均纯收入呈U型关系。
既有研究主要对农地流转的相关影响因素做了一定的理论分析与探讨，也有研究做了一定的定量回归分析，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也只能表征变量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并不解决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机制问题［25］。同时，也很少有文献探讨农地流转与农民非农收入之间的影响路径和作用机理。因此，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探索将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动态关系。鉴于此，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为例，利用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实证检验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与因果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民增收与农地资源高效配置的相关政策建议。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的数据源于2007年3-4月与2008年1月份在江苏南京市所做的农户问卷调查。调查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加等距抽样的方法对样本地区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有效问卷476份，问卷有效率达到95.2%。此外，根据问卷有效性程度计算公式可判断问卷整体是否有可靠［26］，本次调查问卷的有效性为95.2%，调查问卷完全有效。
在选择样本点时，充分考虑了两点：一是所选择地区农地流转现象较多；二是当地农民职业多样化。调查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民人均非农收入及农村土地流转的认知情况。
在本文中，主要采用两个变量指标：农民人均非农收入（Income）和农户土地流转面积（Area）（包含转入和转出），两变量数据皆由调查所得。同时，由于数据的自然对数变换不改变原有的协整关系，并能使趋势线性化，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所以对所有研究原序列分别取自然对数，分别为LnIncome和LnArea。
2.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考虑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关系的数学模型可以表示为：
LnAreatC+αLnIncomet+εt（1）
式中，Area表示农地流转数量，Income表示农民人均非农收入，其它没有包含的变量和不可观测的因素一律纳入残差ε。
为了考察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的内在联系，具体采用以下分析思路方法：
第一，确定各变量的积分阶数。因为协整分析的前提是各序列必须同阶单整，对于不是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不可能协整［27］。所以在协整之前，必须对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单位根检验方法现在已经非常成熟，当前使用最多的主要有ADF检验，本文也采用这种检验方法。
第二，在上述检验结果是否平稳的基础上，就可以运用后续的检验来确定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出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第三，协整关系衡量了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当然，从短期来讲，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不均衡的。而考察具有协整关系的变量的短期行为，则用到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ECM）的优点在于它揭示了变量之间长期关系和短期关系的途径，为进行时间序列分析提供了统一的框架。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又被称为JJ检验法），确定出各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所有协整关系①。
第四，协整方程只反映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并不能说明它们之间的回归关系，因此这种均衡关系是否构成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本文采用格兰杰（Granger，1969）提出的因果关系检验。
3 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协整分析是在时间序列向量自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空间结构与时间动态相结合的建模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与传统的以最小二乘法为基础的线性回归分析相比，在统计上更严格、更具有逻辑性［28］。
3.1 单位根检验
如果随机变量是非平稳序列时，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时会出现“伪回归”现象，以此作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29］。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必须对分析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这里采用ADF检验对原序列及一阶差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使用Eviews5.0软件，具体结果见表1。
表1 序列的ADF检验结果
Tab.1 Result of ADF test of variable
注：Δ代表一阶差算分子，（C,T,L）中C表示单位根检验包含截距，T表示包含时间趋势，L表示包含的滞后阶数（加入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为白噪声），C或T为0表示不含截距或时间趋势；ADF检验法滞后阶数按照AIC结合SC信息准则判断；*、**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
从表1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原水平序列LnIncome、LnArea的ADF均大于10%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表现出非平稳特征，即均为具有单位根的不稳定时间序列；但它们各自的一阶差分序列ΔLnIncome、ΔLnArea的ADF值小于5%置信水平的临界值，表现出平稳特征，即LnIncome、LnArea都是一阶单整，即服从I（1）。因此，不能用传统的回归分析来构建模型，为此，使用协整理论以及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等研究他们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
3.2 协整检验
通过上述平稳性检验，可知LnIncome、LnArea均为单位根过程，可以由协整检验考察它们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LnArea对LnIncome进行回归的OLS估计，估计方程如下（方程下方括号内为t统计量）：
LnArea -4.417 9+0.699 2LnIncome
（-7.081 4） （2.947 5）
R20.938 5 DW2.422 1 F19.073 6（2）
为检验协整方程合理性，需对方程残差et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残差具有单位根过程，则变量之间不存在均衡关系，如没有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则所研究变量间存在均衡关系。公式（2）的残差方程为：
et-1.279 3-1.201 4et-1（3）
对et进行ADF检验结果显示，ADF值为-2.658 5，而5%的显著性上的临界值为-2.372 6，所以，拒绝et是单位根过程的原假设，接受et是平稳过程的假设。因此，LnArea与LnIncome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时间序列变量农民非农收入和农地流转面积的对数间存在协整关系。
3.3 误差修正模型
以上回归分析说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短期内这种关系也许会出现某种失衡，为了弥补这种缺陷，需要建立包含误差修正项在内的误差修正模型（ECM），其误差修正项反映了变量长期均衡对短期波动的影响。将均衡误差引入一阶差分后的分布滞后模型，同样利用OLS回归模型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方程（方程下方括号内为t统计量）：
ΔLnAreat
0.0064-0.8625 ECMt-1+0.7536ΔlnIncomet-1+0.5237ΔlnAreat-1
（-3.4352） （4.2763）（3.1573）
R20.9837 DW2.6148 F28.6725
误差修正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回归系数的t值较显著，DW值在不存在自相关范围内，误差修正项系数为负，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农民非农收入可能偏离它与农地流转面积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但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很快，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862 5的速度回归到均衡状态。
3.4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根据协整检验结果可知，农地流转与农民非农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因此可以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对这种均衡关系中是否同时存在某种因果关系，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进行进一步验证。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2）如下。
表2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Tab.2 Granger causality test
从表2可以看出，当滞后1期时，Income与Area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在1%显著水平下，Income是Area变化的Granger原因，在10%显著水平下，Area是Income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在早期，农民非农收入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比较强烈，而农地流转尽管也是农民非农收入变化的原因，但在程度上相对较弱。当滞后2期时，Income与Area之间也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Income在1%显著水平下是Area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Area在5%显著水平下是Income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与早期相比，农地流转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程度有所加强。
4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以江苏省南京市调查数据为例，采用协整方法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农地流转的长期均衡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结果表明：农民非农收入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却存在波动，且由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较快。同时，农民非农收入水平与农地流转之间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在滞后1期时，农民非农收入在1%显著水平下是农地流转的Granger原因，说明在早期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是引起农民流转的重要原因，农地流转在10%显著水平下是农民非农收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尽管农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农民非农收入变化的原因，但程度相对较弱，影响较小；在滞后2期时，农民非农收入在1%显著水平下是农地流转的Granger原因，农地流转在5%显著水平下是农民非农收入变化的Granger原因，这说明与早期相比，农地流转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程度有所加强。
这给我们的政策启示是：首先，加快发展非农产业，提供农民非农收入水平。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主要是基于非农收益与农业收益比较，农业比较收益低而做出的选择。因此，促进农地流转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给农民创造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拓展非农就业空间，增加其非农收入，剥离土地承载的社会功能，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其次，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提高农民文化水平与素质。通过农村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农民职业技能水平，增加其财富创造能力和非农就业适应能力，有助于农民获得更多非农就业机会与非农收入，减少对农地的依赖性，增加农地流转供给。最后，培育完善农地流转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市场。逐步建立、完善农地流转中介组织和机构，规范农地流转行为，为农地流转提供较为全面的区域信息服务，有利于增加流转规模，减少交易费用，并建立健全与农地流转相配套的农村劳动力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为农地流转提供信息、中介、组织、协调等服务工作。
（编辑：王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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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integration Test and Causality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rmers'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Farmland Transfer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Jiangsu
XU Heng-zhou1 GUO Yu-yan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2. Institute of Social Policy, Jiangsu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Nanjing Jiangsu 210036, China）
Abstract Farmland transfer is an important mode for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land use, realizing farmland scale management and accelerat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surplus labor. Especially at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7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ome resolutions were put forward that include accelerating the transfer of rural land, and developing the operation of moderate scale. However, whether or not farmland transfer can increase the non-agricultural income of farmers and narrowing income gap is the realistic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transfer. Take the questionnaire of Nanjing for example, this paper employed the method of co-integration analysis to discuss the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non-agricultural income and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 their action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long-term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no-agricultural income and farmland transfer, but there is fluctuation in the short term. Meanwhile, there is bilateral causality between no-agricultural income and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at at the early stage, farmland transfer has less influence on non-agricultural incom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which include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non-agricultural industries, developing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fostering and perfecting the market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rural labor employment.
Key words farmland transfer; non-agricultural income; co-integration test; Granger causa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