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帅有个弟弟朱太阶，新中国成立后是四川仪陇县信访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干部。1954年，朱太阶第二次进京见其胞兄朱德，行前再次向组织提出了入党要求：“能否今天晚上就把我的入党问题解决了，这样，我去见哥哥脸上才有光！”但当地党组织研究后认为，“入党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朱太阶入党动机不纯，批准他入党，是对朱德元帅不负责任的表现”，未予批准。此后，朱太阶一直比较消沉，竟于1958年8月自杀身亡。
　　1951年，刘少奇同志的女儿刘爱琴已是预备党员了，但临转正时，她所在系的支部认为，她还有很多缺点，不仅不予转正，还取消了她的预备党员资格，并将此事通报全校。刘爱琴哭了好几天，回到家不敢声张。直到1965年，她才再次成为预备党员。
　　1950年代的毛泽东似乎也很没“面子”。他曾先后向国家文史馆推荐过好几个人，但都未被对方接受，以至他感到“未便再荐”。
　　过去，读这类伟人逸事时，总是既感慨又感动。所感慨者，那时的风气何其纯正！没有人想着为巴结大人物拿原则做交易，更没有当今一些官员眼睛向上的媚态。无论大人物还是一般干部，在组织原则面前一律平等；所感动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虽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共和国元帅，却没有借自己的影响，为亲朋故旧谋利益，更没有丝毫特权思想。这还可从毛泽东与许多亲友的通信中看出。如他给杨开慧兄长杨开智的回信中说，“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来京，不要有任何奢望”；给青少年时期的同学毛森品的信中说：“吾兄出任工作极为赞成，其步骤似宜就群众利益方面有所赞助表现，为人所重，自然而然参加进去，不宜由弟推荐，反而有累清德，不知以为然否？”
　　可是，当年的优秀传统和作风，为何难以持续？
　　遥想当年，开国的那一代人之所以能有今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廉洁无私，固然有其个人可感可佩的道德因素，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在外部反动势力残酷“竞争”的压迫下，党时刻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危机。没有流血牺牲，没有人民的支持，党就不能存活。这种情况下，党能不谦虚谨慎吗？能不再三严格自律吗？稍有不慎，都会人心尽失，兵败党亡。正因如此，革命胜利之初，毛泽东才不乏清醒，把进城坐天下说成是“赶考”，并再三告诫全党“夺取全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遗憾的是，随着政权的稳固，执政党和领袖个人的威望日隆，逐渐不那么谨慎了。1957年的反右，1959年的党内反右倾，以至1966年“文革”的爆发，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受到严重冲击。这固然与时代历史环境及领导者思想上的偏差有关，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难道不是因为丧失了“竞争”带来的权力制衡，才使得政治人物丧失了使用权力的谨慎吗？
　　现在，某些官员在权力的使用上愈来愈不谨慎；尽管党投入了很大力量反腐败，腐败势头仍未得到根本遏制。反思历史，观照现实，这多多少少与缺乏忧患意识有关。一些缺乏权力制衡的官员，像是“不倒翁”，怎么可能有忧患意识呢？正如自然界中的动物如果失去天敌，久而久之种群就会严重退化；引入天敌，种群的生命力才会重新旺盛起来。无“敌”即无我，大概也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吧。没有强有力的民主监督和制衡，也就难以产生真正的忧患意识。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