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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利用2014年W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在不同社会信心水平下，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显著低于基础受教育者;降低腐败感知可以显著增强社会信心。在交互效应中，与基础受教育者相比，除0.6分位点的社会信心水平外，降低腐败感知可以提升中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而对于高等受教育者，除0.1低社会信心水平和0.5中社会信心水平外，降低腐败感知同样可以显著提升其社会信心。由此可知，随着我国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过降低民众腐败感知对提升人们、特别是高等受教育者社会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社会信心;教育获得;腐败感知;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 C913.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0.02.010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信心是在社会建构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弥散于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社会心理资源，是民众对当前异常多变的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直接的、 即时性的回应[1]，也是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预期和希望[2]。“民心关乎国运”，民众社会信心的高低不仅关乎国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败，更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夺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但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5年中国发展信心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个人学历越高，对社会发展的信心越弱[3]。这一结果值得我国学者和决策者深入反思，为什么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社会信心越低呢？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Hakhverdian and Mayne在研究教育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中发现，个人教育获得对社会信任的作用在不同腐败感知的国家中具有差异性[4]。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到新高度，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此，从长期来看，民众腐败感知也将持续降低[5]。那么，腐败感知作为公众对本国政府治理腐败和腐败程度的一种心理折射[6]，目前在我国处于什么状态呢？其是否也影响着个人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的作用力呢？但迄今为止，学者对它们三者间关系的研究还较为匮乏。
鉴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将聚焦于腐败感知对教育获得和社会信心的调节作用。首先，本文将对国内外有关三者关系的理论及实践进行梳理与解析，然后在2014年W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OLS回归方法探讨腐败感知变化对教育获得与社会信心的关系影响，再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随着社会信心水平分位数变化，腐败感知的调节作用是否随着社会信心分位数变化而依然具有显著性？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探讨降低腐败感知对提升受教育水平较高者，特别是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社会信心是指民众基于现实生活状况的认知下，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个人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态度和预期评价[7]，有些学者把社会信心分为个人未来发展信心和总体社会发展信心[8]。其中，学者李汉林则把社会信心分为被访者对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信心和对微观层面的个人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2]。而本研究主要探讨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宏观社会信心，于是把社会信心界定为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形势的未来预期与判断。
（一）教育获得与社会信心：直接效应
社会信心与其他社会态度一样，会受到个人因素影响[9]。教育作为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能增强人们对社会信息的获得和加工能力，使人们对同一信息具有不同的认知反应[4]。由于对社会信心研究的维度和侧重点不同，一些研究认为教育对社会信心没有显著影响[6，10-11];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对政府公职人员的认同度越高，其社会信心越高[12]。但有研究表明，与受教育水平低者相比，受教育水平高者的社会信心较低，即教育对社会信心具有反向作用[13]。中国人民大学在2015年中国发展信心调查报告中指出，我国居民的学历越高，其社会信心越低[3]。Hakhverdian和Mayne提出教育对评估社会事件具有精确诱导和规范诱导的功能，教育对人们关注政治和公共事件的数量和指向方面都有积极的效应，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能准确地评判政府在公共事务方面的表现[4]。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比受教育水平较低者更一致地对政府决策和政策感兴趣[14]，平时会花费更多时间关注时事新闻，及时了解国家社会发展动态[15]。由此可知，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對政治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准确反应[16]。自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在反腐初期，落马的省级以上“大老虎”纷纷被媒体大肆报道，极端反腐事件在短时间的集中曝光，较容易降低持续关注政治的受高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17]。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信心越低。
（二）腐败感知的调节效应
测评一国（ 地区）的腐败程度，学界通常采用两种方法： 客观测评法和主观测评法。客观测评法主要是通过司法起诉的腐败案件数量、腐败构成的经济损失等硬性指标来考核腐败的程度。但由于腐败行为具有隐蔽特性以及每个国家在法律制度和信息公开方面具有差异性， 因此，学术界对腐败的客观测评法提出较多质疑。目前，一些学者和机构开始采用主观测评法反映人们对社会腐败程度的态度和评价，填补了客观测评法的不足[18]。其中，腐败感知作为公众对当前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观感受[19]，在国际上已被广泛使用。社会信心作为基于社会现实判断下的未来主观感知，自然受人们当前社会态度的影响[18]，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前腐败感知的影响[6]。虽然学界有关腐败感知与社会信心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但国内外一些研究已多次证明民众对公共部门的腐败感知会影响其对本国政治的支持态度。Clausen 和 Kraay等对GWP 数据分析发现，腐败感知显著负向影响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20]。Davis 和 Camp等对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等三个拉美国家的研究发现，腐败感知降低了公民对政治系统合法性的认同，从而使公民疏远政治参与[21]。我国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腐败感知是抑制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22]，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3]。如果社会公众对当前政府的认可度不高，参与性政治流于“形式”，政府合法性权威消失，政府公信力降低，在此情境中，必然导致社会公众对国家社会失去信心[24]。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假设设定如下： 假设2：民众的腐败感知越低，其社会信心越高。
在研究教育与社会信任关系时，Hakhverdian 和 Mayne得出国家的总体腐败感知对它们两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4]。在民众腐败感知较高的国家里，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信任越低;在民众腐败感知较低的国家里，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信任也越高。我国有学者指出，对当前事物的信任度越高，对该事物未来发生的预期的相信度也越高，即公众的信心越高[25]。可见，社会信心与社会信任具有较大的相关性。Cao，et al.对全球54个国家的69 309名被访者进行研究发现，教育对社会信心没有显著影响[26]。Weitzer， et al.对美国社会研究发现，越高的受教育程度，越不容易察觉到社区存在的不良行为，其社会信心越高[12]。而Tankebe在他的研究中解释，由于受教育者更加恪守和关心民主价值观和规则，与民主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不同，在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加纳，民众腐败感知较高，受教育程度则显著减低人们的社会信心[27]。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教育对社会信心的作用会受到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当腐败感知降低时，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的抑制作用将减弱，并有可能对社会信心产生积极效应。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下面第三个假设：
假设3：腐败感知对教育获得和社会信心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武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在2014年开展的W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的总体是W市居民，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获得1887份问卷。为了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和方便性，对数据进行缺失值处理，最终有效样本量共有1556份，其中基础受教育者有710人，中等受教育者有463人，高等教育者有383人。
（二）变量
1.因变量：社会信心的测量及统计分析。
社会信心量表，共十二个题项，要求被访者按1-10打分，10分为满分。由于第一个题项“对自己未来事业发展与生活水平提高的信心”和最后一个题项“对全人类发展前景的信心”在因子分析中的被解释力度较低，于是本研究剔除了量表中这两个题项，剩余的十个题项分别是对W市未来发展、国家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医疗体制、人才教育、和谐社会、反腐败、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梦”实现、国家和平崛起的未来发展信心，并作内部一致性检验，得出Cronbach’sα系数为95.6%，说明社会信心量表具有非常良好的信度。据此，本研究通过对社会信心的十个题项相加，然后除以10，得出一个民众对宏观社会总的社会信心变量。通过采用核密度分布图来揭示W市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基本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三类受教育群体在社会信心分布上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从曲线位置上看，三类曲线都是偏态分布，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信心的密度分布曲线呈整体向左平移的趋势，直观地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越高，民众的社会信心水平越低，这与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5年中国发展信心调查结果[3]一致;从峰度上看，基础受教育群体和高等受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峰度较高，说明这两类群体的社会信心得分值的众数较集中，而中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峰度平缓并明显低于其它两类受教育群体。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三类受教育程度对社会信心水平不同分位点的影响变化，本研究将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对各个信心水平进行分析。
2.自变量的测量及统计描述。
本研究把教育获得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教育获得按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分为三类，基础教育是指初中及以下，中等教育是指高职、技校和高中学历，高等教育是指专科及以上学历。
腐败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是选取问卷中有关腐败感知的题项，问题为“您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中的腐败现象是否严重”，选项分别为“很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没有腐败问题”、“不好说”。本研究对其进行反向计分和编码后，1代表“没有腐败问题”，2代表“不太严重”，3代表“不好说”，4代表“比较严重”， 5代表“很严重”，最终形成本研究所需的腐败感知变量。
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婚姻）、客观社会地位变量（户籍、工作、个人收入）和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变量，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数据显示，三类受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水平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W市民众的社会信心不断下降，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信心的核密度分布结果。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多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描述了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的均值影响。当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推断时，通常要假定随机误差服从正态分布;而且，最小二乘法（OLS）只能得到一条回归曲线，而一条曲线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在实际生活中，随机误差多为非正态分布，数据分布容易出现重尾或异常值，这时，最小二乘法（OLS）结果的稳健性就会较差[28]。为了弥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在回归分析中的缺陷，Koenker 和 Bassett 于 1978 年提出了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的思想[29]。它依据因变量Y的条件分位数对自变量X进行回归，这样得到了所有分位数下的回归模型。与最小二乘法（OLS）相比，分位数回归能更精确地描述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的變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分位数回归能够捕捉分布的尾部特征，当自变量对不同部分的因变量的分布产生不同的影响时，例如出现左偏或右偏的情况时，它能更加全面地刻画分布的特征，从而得到全面的分析，而且其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比 OLS 回归系数估计更稳健[30]。通过社会信心核密度分布图，我们发现社会信心出现了左偏态分布形态，更适合应用分位数回归对其进行分析，进而比较和验证OLS的回归结果。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首先采用OLS回归方法分析教育获得、腐败感知及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交互项对社会信心的平均影响，然后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教育获得、腐败感知及两者交互项对不同社会信心水平的分位数影响。本研究把腐败感知作为连续变量，为防止变量与交互项间的多重共线性，对腐败感知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一）OLS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表2中，首先把主要解释变量教育获得和其他控制变量代入模型1，结果显示R2=0.083，说明教育获得和其他控制变量可以解释社会信心8.3%的方差。控制其他变量后，与基础受教育者相比，中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不显著，但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显著，系数为-0.523（p<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调节变量的有效性，模型2中引进了调节变量腐败感知。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发现模型的判定系数为R2=0.125，比模型1的方差解释力度增加了3.8%。同时，中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与基础受教育者相比依然没有显著性，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依然显著低于基础受教育者，也就是说模型1支持的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具有显著影响的命题依然成立。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呈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0.330（p<0.01），即如果民众在主观上认为我国腐败现象越不严重，其社会信心越高。此外，在模型2中，我们还进行了所用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得到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在1～2之间（1< VIF<2），这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进一步分析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的预测作用是否随腐败感知变量的变化而变化，模型3中引进了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通过比较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我们发现：加入交互项后，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结果与模型2的结果相一致;中等教育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及高等教育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都对社会信心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教育获得与社会信心的关系会随腐败感知的变化而变化，即腐败感知在教育获得和社会信心之间起调节作用。中等教育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系数为-0.217，说明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中等教育者的腐败感知降低1个单位，其社会信心就会在-0.0551基础上增加0.217个单位;高等教育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系数为-0.288，说明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高等教育者的腐败感知降低1个单位，其社会信心在-0.466基础上增加0.288个单位，这说明无论是受中等教育者还是受高等教育者，只要民众在主观上认为国家腐败现象不严重，他们的社会信心就会明显提高，甚至超过受基础教育者。
（二）分位数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OLS模型中已经证实教育获得与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作用。为进一步全面了解控制其它变量后，在不同社会信心水平下，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的影响变动情况。在分位数回归模型中，本研究列出社会信心水平在0.1、0.2、0.3、0.4、0.5、0.6、0.7、0.8和0.9共九个分位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由于篇幅有限，只保留了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两个自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
同时，为解释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各水平影响的完整情况，图2分别列出了受中等教育者、受高等教育者和腐败感知的社会信心分位数回归的系数变化情况。
注：①图中较粗的虚线表示解释变量的OLS回归估计值，上下两条较细虚线之间的区域表示 OLS 回归估计值的置信区间（置信度为 0.90）。实线是各个解释变量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阴影部分是分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置信区间（置信度为 0.90）。②图中横轴表示社会信心的不同分位点，纵轴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从表3和图2中，我们看到，在平均的腐败感知下，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中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影响系数值不显著，变化趋势呈“N型”。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高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变化趋势是经过两次上下波动后，再上升，且各分位点上的系数值都具显著性，在0.1分位点上的影响作用最大，为-0.749，说明在平均的腐败感知下，当社会信心处于低水平时，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与基础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差距最为明显。在各分位点处，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呈显著负向影响，其影响趋势为曲线上升，当社会信心处于低水平时，降低腐败感知对提升社会信心的作用力最为强烈，当处于高社会信心水平时，降低腐败感知对提升社会信心的影响力将有所减弱。
为了进一步考察教育获得与腐败感知交互效应在不同社会信心水平上的变化情况，本研究将交互项加入到分位数回归模型中（见表4），同时图3列出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腐败感知、中等教育和腐败感知交互项、高等教育和腐败感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随社会信心分位点变化的情况。
通过表4和图3，我们可以发现中等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程度和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系数虽与表3中的系数值略有不同，但变化趋势却与图2中的变化趋势非常接近，只在0.9的高社会信心分位点处，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显著影响消失。
对于中等教育程度与腐败感知的交互项来说，其对社会信心影响呈 “W型”变化趋势，除在0.6分位点处对社会信心影响不显著外，在其余分位点处均对社会信心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因此，除中上社会信心水平外，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中等教育者在其余水平上的社会信心会随腐败感知的降低而上升。这是对OLS回归结果的再一次验证，说明降低民众腐败感知是提升受中等教育者社会信心的一个重要手段。
从高等教育程度与腐败感知交互项所产生的变化趋势来看，其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呈“倒N型”，除在0.1低社会信心水平和0.5中等社会信心水平处的影响不显著外，在其余各分位点处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在2014年W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分别采用了OLS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的预测作用是否受腐败感知的影響，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本研究结果表明，民众的教育获得会对其社会信心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特别是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最为消极，这一结果与一些研究结果较一致[10]。而且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高等教育者对社会信心的负向影响在各社会信心水平上依然显著，这给本研究的假设1提供了较有力的支持。原因可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对国家社会信息动态较为关注，并能对这些信息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但由于政治体制不健全、民主法治不完善和政府监管不力等，使各类社会矛盾纷至沓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民众缺乏一定的发言权、表决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中央政府自十八大以来，在作风建设和严惩腐败方面声势浩大，前所未有，但初期密集的反腐报道容易使对社会具有较高期望的受高等教育者对政府行为不满意，社会信心低下。 第二，腐败感知与社会信心间具有显著负向关系，而且这一显著影响会随着社会信心水平的下降而明显增强，强有力地对假设2给予支持。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类似，腐败感知会瓦解公众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的认同感、信任度和支持度[20，22]，当民众开始怀疑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时，他们的社会信心也将急剧溃散[24]。反之，腐败感知降低，清廉感知提升，将减少民众感知层面的信任危机[5]，从而使民众对社会发展充满希望，坚定社会信心。
第三，本研究还对腐败感知在教育获得与社会信心间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OLS回归结果表明，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腐败感知对受中等教育者和受高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分析中，除在社会信心的中上分位点（0.6分位点）外，中等教育与腐败感知交互项在社会信心的其他水平上都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对于高等教育与腐败感知交互项，除在社会信心的低水平（0.1分位点）和中水平（0.5分位点）外，在社会信心的其他水平上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进一步证明，除极少数的社会信心水平分位点外，中等受教育群体和高等受教育群体对社会信心的作用都会受到腐败感知的影响，假设3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换言之，当民众的腐败感知降低时，中等受教育群体和高等受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就会高于基础受教育群体。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思想，与受较低等级教育群体相比，具有较高学历的群体在学校里接触到更多的自由、平等、公平和民主思想，在此思想理念的影响下，受较高等级教育者对国家腐败现象较为敏感和关注，而且受较高等级教育者能够获得有关腐败现象的较多信息、具有对其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和客观评价的能力，形成较高的社会期望。当国家政府及工作人员具有腐败行为时，受较高等级教育者便会对此做出消极的评价。反之，一个透明廉洁、信守负责、自由平等的民主化政府可以降低或消除人们对政府的腐败感知，特别是与受较高等级教育者的核心民主理念相契合时，其社会信心就会增强并有可能超过受较低等级教育者。
我国政府部门已出台相关政策， 2020年高中教育即将在全国普及[31]。高中教育普及将促使全民教育水平获得大幅度提高，同时，也为国家和政府扭转教育对社会信心的负向影响提出挑战。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为此，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虽在短期内反腐成就并不能降低腐败感知，甚至有可能还强化民众的腐败感知[17]，但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肃清党内腐败毒瘤，净化官场的歪风邪气，遏制严峻的腐败形势，营造自由、民主、开放的政治环境，从而降低民众腐败感知[5]。但是，反腐倡廉并不足以有效降低人们的腐败感知，还需要通过社会组织的通力合作。首先，政府组织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用法律法规约束政府领导及政府办事人员的言行举止，使所有政府人员形成有法必依的守法意识。其次，政府组织要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奖惩机制和问責机制，给予民众参与基层政府监督的权利，有效制约和监督基层领导和政府机构的行为，有效遏制腐败发生，一旦发现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将给予严肃处理，提升法律法规的威慑力。再次，政府要利用互联网开展电子政务，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作透明度，使公众具有一定的政治知情权，增强幸福感和获得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增强关心政治的高学历民众的政府信任和社会信心。同时，各类社会媒体要对当前的腐败现象进行客观、全方位的报道，使民众、特别是高学历人群意识到当前国家政府在反腐工作上取得了较大成效，且整个社会形成了较为清正廉洁的氛围。而且，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学校领导和教师也需大力宣传国家和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实施行动，使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信任政府”的校园文化，相信我国将不断走向民主、开放、公平、公正的社会。只有当整个社会的腐败感知降低时，受较高等级教育者的社会信心，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才会逐渐提升。受高等教育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其社会信心的提振将意味着他们愿意支持政府政策，并与政府合作，共同创造和谐社会，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与完善。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年W市的横截面调查，代表性有待商榷，若要全面深入研究就需要有全国性的数据，才能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在分位数回归结果中，在0.6分位点的社会信心水平下，腐败感知对受中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没有调节作用，在0.1和0.5分位点的社会信心水平下，腐败感知对受高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没有调节作用，希望在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中能够寻找到在这些社会信心水平上影响受中等教育者和受高等教育者社会信心的因素，从而为以后政策的制订提供更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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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d Social Confid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OLS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CHU Qi|hong1，BI Wen|fen2
（1. Department of Sport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2. School of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n Wuhans comprehensive social situation in 2014， the impact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corruption perception on the social confidence are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under the different social confidence levels， the social confidence of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 is still significantly below that of the people with elementary education; Corruption percept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social confidence. I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in addition to the 0.6 quantile of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in the rest of the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the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shows obviously regulating effect on social confidence of secondary educates; For the higher educated， in addition to 0.1， the lowest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and 0.5， the middle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the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in other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hold regulating effe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education in China， reducing public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is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peoples social confidence.
Key words：social confidenc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orruption perception; quantile regression
关键词： 社会信心;教育获得;腐败感知;分位数回归
中图分类号： C913.9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20.02.010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信心是在社会建构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弥散于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社会心理资源，是民众对当前异常多变的现实社会生活状况的直接的、 即时性的回应[1]，也是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预期和希望[2]。“民心关乎国运”，民众社会信心的高低不仅关乎国家改革和社会发展的成败，更关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夺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但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5年中国发展信心调查结果显示：在我国，个人学历越高，对社会发展的信心越弱[3]。这一结果值得我国学者和决策者深入反思，为什么受教育水平越高，人们的社会信心越低呢？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此研究尚付阙如。Hakhverdian and Mayne在研究教育与社会信任的关系中发现，个人教育获得对社会信任的作用在不同腐败感知的国家中具有差异性[4]。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把反腐倡廉工作提到新高度，十九大又进一步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此，从长期来看，民众腐败感知也将持续降低[5]。那么，腐败感知作为公众对本国政府治理腐败和腐败程度的一种心理折射[6]，目前在我国处于什么状态呢？其是否也影响着个人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的作用力呢？但迄今为止，学者对它们三者间关系的研究还较为匮乏。
鉴于以上问题，本研究将聚焦于腐败感知对教育获得和社会信心的调节作用。首先，本文将对国内外有关三者关系的理论及实践进行梳理与解析，然后在2014年W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OLS回归方法探讨腐败感知变化对教育获得与社会信心的关系影响，再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考察随着社会信心水平分位数变化，腐败感知的调节作用是否随着社会信心分位数变化而依然具有显著性？最后结合实证分析结果探讨降低腐败感知对提升受教育水平较高者，特别是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社会信心是指民众基于现实生活状况的认知下，对未来一段时间内个人与社会发展的综合态度和预期评价[7]，有些学者把社会信心分为个人未来发展信心和总体社会发展信心[8]。其中，学者李汉林则把社会信心分为被访者对宏观层面的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信心和对微观层面的个人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2]。而本研究主要探讨民众对国家未来发展的宏观社会信心，于是把社会信心界定为人们对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形势的未来预期与判断。
（一）教育获得与社会信心：直接效应
社会信心与其他社会态度一样，会受到个人因素影响[9]。教育作为个人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方式，塑造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能增强人们对社会信息的获得和加工能力，使人们对同一信息具有不同的认知反应[4]。由于对社会信心研究的维度和侧重点不同，一些研究认为教育对社会信心没有显著影响[6，10-11];还有一些研究认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人们对政府公职人员的认同度越高，其社会信心越高[12]。但有研究表明，与受教育水平低者相比，受教育水平高者的社会信心较低，即教育对社会信心具有反向作用[13]。中国人民大学在2015年中国发展信心调查报告中指出，我国居民的学历越高，其社会信心越低[3]。Hakhverdian和Mayne提出教育对评估社会事件具有精确诱导和规范诱导的功能，教育对人们关注政治和公共事件的数量和指向方面都有积极的效应，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能准确地评判政府在公共事务方面的表现[4]。受教育水平较高者比受教育水平较低者更一致地对政府决策和政策感兴趣[14]，平时会花费更多时间关注时事新闻，及时了解国家社会发展动态[15]。由此可知，人们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越容易對政治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做出准确反应[16]。自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加大反腐力度，在反腐初期，落马的省级以上“大老虎”纷纷被媒体大肆报道，极端反腐事件在短时间的集中曝光，较容易降低持续关注政治的受高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17]。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如下：
假设1：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社会信心越低。
（二）腐败感知的调节效应
测评一国（ 地区）的腐败程度，学界通常采用两种方法： 客观测评法和主观测评法。客观测评法主要是通过司法起诉的腐败案件数量、腐败构成的经济损失等硬性指标来考核腐败的程度。但由于腐败行为具有隐蔽特性以及每个国家在法律制度和信息公开方面具有差异性， 因此，学术界对腐败的客观测评法提出较多质疑。目前，一些学者和机构开始采用主观测评法反映人们对社会腐败程度的态度和评价，填补了客观测评法的不足[18]。其中，腐败感知作为公众对当前政府官员腐败的主观感受[19]，在国际上已被广泛使用。社会信心作为基于社会现实判断下的未来主观感知，自然受人们当前社会态度的影响[18]，那么，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前腐败感知的影响[6]。虽然学界有关腐败感知与社会信心关系的研究文献较少，但国内外一些研究已多次证明民众对公共部门的腐败感知会影响其对本国政治的支持态度。Clausen 和 Kraay等对GWP 数据分析发现，腐败感知显著负向影响人们对公共机构的信任度[20]。Davis 和 Camp等对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等三个拉美国家的研究发现，腐败感知降低了公民对政治系统合法性的认同，从而使公民疏远政治参与[21]。我国的一些研究也表明，腐败感知是抑制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决定性因素[22]，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具有显著负向影响[23]。如果社会公众对当前政府的认可度不高，参与性政治流于“形式”，政府合法性权威消失，政府公信力降低，在此情境中，必然导致社会公众对国家社会失去信心[24]。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假设设定如下： 假设2：民众的腐败感知越低，其社会信心越高。
在研究教育与社会信任关系时，Hakhverdian 和 Mayne得出国家的总体腐败感知对它们两者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4]。在民众腐败感知较高的国家里，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信任越低;在民众腐败感知较低的国家里，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信任也越高。我国有学者指出，对当前事物的信任度越高，对该事物未来发生的预期的相信度也越高，即公众的信心越高[25]。可见，社会信心与社会信任具有较大的相关性。Cao，et al.对全球54个国家的69 309名被访者进行研究发现，教育对社会信心没有显著影响[26]。Weitzer， et al.对美国社会研究发现，越高的受教育程度，越不容易察觉到社区存在的不良行为，其社会信心越高[12]。而Tankebe在他的研究中解释，由于受教育者更加恪守和关心民主价值观和规则，与民主程度较高的西方国家不同，在腐败现象较为严重的加纳，民众腐败感知较高，受教育程度则显著减低人们的社会信心[27]。我们由此可以推断，教育对社会信心的作用会受到民众腐败感知的影响，当腐败感知降低时，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的抑制作用将减弱，并有可能对社会信心产生积极效应。鉴于此，本研究提出下面第三个假设：
假设3：腐败感知对教育获得和社会信心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三、数据、变量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武汉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在2014年开展的W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问卷的总体是W市居民，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获得1887份问卷。为了统计分析的准确性和方便性，对数据进行缺失值处理，最终有效样本量共有1556份，其中基础受教育者有710人，中等受教育者有463人，高等教育者有383人。
（二）变量
1.因变量：社会信心的测量及统计分析。
社会信心量表，共十二个题项，要求被访者按1-10打分，10分为满分。由于第一个题项“对自己未来事业发展与生活水平提高的信心”和最后一个题项“对全人类发展前景的信心”在因子分析中的被解释力度较低，于是本研究剔除了量表中这两个题项，剩余的十个题项分别是对W市未来发展、国家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医疗体制、人才教育、和谐社会、反腐败、民主法制建设、“中国梦”实现、国家和平崛起的未来发展信心，并作内部一致性检验，得出Cronbach’sα系数为95.6%，说明社会信心量表具有非常良好的信度。据此，本研究通过对社会信心的十个题项相加，然后除以10，得出一个民众对宏观社会总的社会信心变量。通过采用核密度分布图来揭示W市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基本情况。
从图1可以看出，三类受教育群体在社会信心分布上具有两个明显特征：从曲线位置上看，三类曲线都是偏态分布，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会信心的密度分布曲线呈整体向左平移的趋势，直观地反映了受教育程度越高，民众的社会信心水平越低，这与中国人民大学发布的2015年中国发展信心调查结果[3]一致;从峰度上看，基础受教育群体和高等受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峰度较高，说明这两类群体的社会信心得分值的众数较集中，而中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峰度平缓并明显低于其它两类受教育群体。为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三类受教育程度对社会信心水平不同分位点的影响变化，本研究将利用分位数回归模型进一步对各个信心水平进行分析。
2.自变量的测量及统计描述。
本研究把教育获得作为主要解释变量，教育获得按基础、中等和高等教育分为三类，基础教育是指初中及以下，中等教育是指高职、技校和高中学历，高等教育是指专科及以上学历。
腐败感知作为调节变量，是选取问卷中有关腐败感知的题项，问题为“您认为目前我国社会中的腐败现象是否严重”，选项分别为“很严重”、“比较严重”、“不太严重”、“没有腐败问题”、“不好说”。本研究对其进行反向计分和编码后，1代表“没有腐败问题”，2代表“不太严重”，3代表“不好说”，4代表“比较严重”， 5代表“很严重”，最终形成本研究所需的腐败感知变量。
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婚姻）、客观社会地位变量（户籍、工作、个人收入）和主观社会地位认知变量，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数据显示，三类受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水平存在明显差异，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W市民众的社会信心不断下降，进一步印证了社会信心的核密度分布结果。
（三）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以往研究多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描述了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的均值影响。当对回归系数的显著性进行推断时，通常要假定随机误差服从正态分布;而且，最小二乘法（OLS）只能得到一条回归曲线，而一条曲线所能提供的信息非常有限。在实际生活中，随机误差多为非正态分布，数据分布容易出现重尾或异常值，这时，最小二乘法（OLS）结果的稳健性就会较差[28]。为了弥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在回归分析中的缺陷，Koenker 和 Bassett 于 1978 年提出了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的思想[29]。它依据因变量Y的条件分位数对自变量X进行回归，这样得到了所有分位数下的回归模型。与最小二乘法（OLS）相比，分位数回归能更精确地描述自变量X对于因变量Y的變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分位数回归能够捕捉分布的尾部特征，当自变量对不同部分的因变量的分布产生不同的影响时，例如出现左偏或右偏的情况时，它能更加全面地刻画分布的特征，从而得到全面的分析，而且其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比 OLS 回归系数估计更稳健[30]。通过社会信心核密度分布图，我们发现社会信心出现了左偏态分布形态，更适合应用分位数回归对其进行分析，进而比较和验证OLS的回归结果。
四、实证结果分析
本研究首先采用OLS回归方法分析教育获得、腐败感知及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交互项对社会信心的平均影响，然后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教育获得、腐败感知及两者交互项对不同社会信心水平的分位数影响。本研究把腐败感知作为连续变量，为防止变量与交互项间的多重共线性，对腐败感知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 （一）OLS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表2中，首先把主要解释变量教育获得和其他控制变量代入模型1，结果显示R2=0.083，说明教育获得和其他控制变量可以解释社会信心8.3%的方差。控制其他变量后，与基础受教育者相比，中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不显著，但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显著，系数为-0.523（p<0.01）。
为了进一步检验调节变量的有效性，模型2中引进了调节变量腐败感知。从模型2的回归结果发现模型的判定系数为R2=0.125，比模型1的方差解释力度增加了3.8%。同时，中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与基础受教育者相比依然没有显著性，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依然显著低于基础受教育者，也就是说模型1支持的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具有显著影响的命题依然成立。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呈显著负向影响，系数为-0.330（p<0.01），即如果民众在主观上认为我国腐败现象越不严重，其社会信心越高。此外，在模型2中，我们还进行了所用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得到的方差膨胀因子都在1～2之间（1< VIF<2），这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为进一步分析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的预测作用是否随腐败感知变量的变化而变化，模型3中引进了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通过比较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我们发现：加入交互项后，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结果与模型2的结果相一致;中等教育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及高等教育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都对社会信心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教育获得与社会信心的关系会随腐败感知的变化而变化，即腐败感知在教育获得和社会信心之间起调节作用。中等教育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系数为-0.217，说明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中等教育者的腐败感知降低1个单位，其社会信心就会在-0.0551基础上增加0.217个单位;高等教育和腐败感知的交互项系数为-0.288，说明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高等教育者的腐败感知降低1个单位，其社会信心在-0.466基础上增加0.288个单位，这说明无论是受中等教育者还是受高等教育者，只要民众在主观上认为国家腐败现象不严重，他们的社会信心就会明显提高，甚至超过受基础教育者。
（二）分位数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OLS模型中已经证实教育获得与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作用。为进一步全面了解控制其它变量后，在不同社会信心水平下，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的影响变动情况。在分位数回归模型中，本研究列出社会信心水平在0.1、0.2、0.3、0.4、0.5、0.6、0.7、0.8和0.9共九个分位点的分位数回归结果，由于篇幅有限，只保留了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两个自变量，结果如表3所示。
同时，为解释教育获得和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各水平影响的完整情况，图2分别列出了受中等教育者、受高等教育者和腐败感知的社会信心分位数回归的系数变化情况。
注：①图中较粗的虚线表示解释变量的OLS回归估计值，上下两条较细虚线之间的区域表示 OLS 回归估计值的置信区间（置信度为 0.90）。实线是各个解释变量的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阴影部分是分位数回归估计值的置信区间（置信度为 0.90）。②图中横轴表示社会信心的不同分位点，纵轴表示各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从表3和图2中，我们看到，在平均的腐败感知下，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中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影响系数值不显著，变化趋势呈“N型”。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高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变化趋势是经过两次上下波动后，再上升，且各分位点上的系数值都具显著性，在0.1分位点上的影响作用最大，为-0.749，说明在平均的腐败感知下，当社会信心处于低水平时，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与基础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差距最为明显。在各分位点处，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呈显著负向影响，其影响趋势为曲线上升，当社会信心处于低水平时，降低腐败感知对提升社会信心的作用力最为强烈，当处于高社会信心水平时，降低腐败感知对提升社会信心的影响力将有所减弱。
为了进一步考察教育获得与腐败感知交互效应在不同社会信心水平上的变化情况，本研究将交互项加入到分位数回归模型中（见表4），同时图3列出了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腐败感知、中等教育和腐败感知交互项、高等教育和腐败感知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随社会信心分位点变化的情况。
通过表4和图3，我们可以发现中等教育程度、高等教育程度和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影响系数虽与表3中的系数值略有不同，但变化趋势却与图2中的变化趋势非常接近，只在0.9的高社会信心分位点处，腐败感知对社会信心的显著影响消失。
对于中等教育程度与腐败感知的交互项来说，其对社会信心影响呈 “W型”变化趋势，除在0.6分位点处对社会信心影响不显著外，在其余分位点处均对社会信心具有显著负向作用。因此，除中上社会信心水平外，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中等教育者在其余水平上的社会信心会随腐败感知的降低而上升。这是对OLS回归结果的再一次验证，说明降低民众腐败感知是提升受中等教育者社会信心的一个重要手段。
从高等教育程度与腐败感知交互项所产生的变化趋势来看，其对社会信心的影响呈“倒N型”，除在0.1低社会信心水平和0.5中等社会信心水平处的影响不显著外，在其余各分位点处都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在2014年W市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的基础上，本文分别采用了OLS回归方法和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教育获得对社会信心的预测作用是否受腐败感知的影響，具体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本研究结果表明，民众的教育获得会对其社会信心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特别是高等受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最为消极，这一结果与一些研究结果较一致[10]。而且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受高等教育者对社会信心的负向影响在各社会信心水平上依然显著，这给本研究的假设1提供了较有力的支持。原因可能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对国家社会信息动态较为关注，并能对这些信息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价。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但由于政治体制不健全、民主法治不完善和政府监管不力等，使各类社会矛盾纷至沓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民众缺乏一定的发言权、表决权、监督权和参与权。中央政府自十八大以来，在作风建设和严惩腐败方面声势浩大，前所未有，但初期密集的反腐报道容易使对社会具有较高期望的受高等教育者对政府行为不满意，社会信心低下。 第二，腐败感知与社会信心间具有显著负向关系，而且这一显著影响会随着社会信心水平的下降而明显增强，强有力地对假设2给予支持。这与以往的研究发现相类似，腐败感知会瓦解公众对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的认同感、信任度和支持度[20，22]，当民众开始怀疑政治制度、法律制度、规范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时，他们的社会信心也将急剧溃散[24]。反之，腐败感知降低，清廉感知提升，将减少民众感知层面的信任危机[5]，从而使民众对社会发展充满希望，坚定社会信心。
第三，本研究还对腐败感知在教育获得与社会信心间的调节作用进行了考察。OLS回归结果表明，与受基础教育者相比，腐败感知对受中等教育者和受高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进一步的分位数回归分析中，除在社会信心的中上分位点（0.6分位点）外，中等教育与腐败感知交互项在社会信心的其他水平上都表现出显著负向影响;对于高等教育与腐败感知交互项，除在社会信心的低水平（0.1分位点）和中水平（0.5分位点）外，在社会信心的其他水平上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进一步证明，除极少数的社会信心水平分位点外，中等受教育群体和高等受教育群体对社会信心的作用都会受到腐败感知的影响，假设3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换言之，当民众的腐败感知降低时，中等受教育群体和高等受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就会高于基础受教育群体。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受教育者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道德思想，与受较低等级教育群体相比，具有较高学历的群体在学校里接触到更多的自由、平等、公平和民主思想，在此思想理念的影响下，受较高等级教育者对国家腐败现象较为敏感和关注，而且受较高等级教育者能够获得有关腐败现象的较多信息、具有对其信息进行有效处理和客观评价的能力，形成较高的社会期望。当国家政府及工作人员具有腐败行为时，受较高等级教育者便会对此做出消极的评价。反之，一个透明廉洁、信守负责、自由平等的民主化政府可以降低或消除人们对政府的腐败感知，特别是与受较高等级教育者的核心民主理念相契合时，其社会信心就会增强并有可能超过受较低等级教育者。
我国政府部门已出台相关政策， 2020年高中教育即将在全国普及[31]。高中教育普及将促使全民教育水平获得大幅度提高，同时，也为国家和政府扭转教育对社会信心的负向影响提出挑战。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这一伟大梦想就必须进行伟大斗争。为此，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虽在短期内反腐成就并不能降低腐败感知，甚至有可能还强化民众的腐败感知[17]，但从长期来看，将有助于肃清党内腐败毒瘤，净化官场的歪风邪气，遏制严峻的腐败形势，营造自由、民主、开放的政治环境，从而降低民众腐败感知[5]。但是，反腐倡廉并不足以有效降低人们的腐败感知，还需要通过社会组织的通力合作。首先，政府组织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依法执政，依法治国，用法律法规约束政府领导及政府办事人员的言行举止，使所有政府人员形成有法必依的守法意识。其次，政府组织要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奖惩机制和问責机制，给予民众参与基层政府监督的权利，有效制约和监督基层领导和政府机构的行为，有效遏制腐败发生，一旦发现政府官员的违法行为，将给予严肃处理，提升法律法规的威慑力。再次，政府要利用互联网开展电子政务，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作透明度，使公众具有一定的政治知情权，增强幸福感和获得感。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增强关心政治的高学历民众的政府信任和社会信心。同时，各类社会媒体要对当前的腐败现象进行客观、全方位的报道，使民众、特别是高学历人群意识到当前国家政府在反腐工作上取得了较大成效，且整个社会形成了较为清正廉洁的氛围。而且，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学校领导和教师也需大力宣传国家和政府的反腐决心和实施行动，使学生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信任政府”的校园文化，相信我国将不断走向民主、开放、公平、公正的社会。只有当整个社会的腐败感知降低时，受较高等级教育者的社会信心，特别是受高等教育群体的社会信心才会逐渐提升。受高等教育者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事业的重要力量，其社会信心的提振将意味着他们愿意支持政府政策，并与政府合作，共同创造和谐社会，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最后，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讨与完善。本研究所用数据主要来源于2014年W市的横截面调查，代表性有待商榷，若要全面深入研究就需要有全国性的数据，才能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在分位数回归结果中，在0.6分位点的社会信心水平下，腐败感知对受中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没有调节作用，在0.1和0.5分位点的社会信心水平下，腐败感知对受高等教育者的社会信心没有调节作用，希望在以后的进一步研究中能够寻找到在这些社会信心水平上影响受中等教育者和受高等教育者社会信心的因素，从而为以后政策的制订提供更合理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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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婷婷）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orruption Perception， and Social Confide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OLS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CHU Qi|hong1，BI Wen|fen2
（1. Department of Sports，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2. School of Cultur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on Wuhans comprehensive social situation in 2014， the impacts of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corruption perception on the social confidence are analyzed. The result shows that under the different social confidence levels， the social confidence of people with higher education is still significantly below that of the people with elementary education; Corruption perception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social confidence. In the interaction effect， in addition to the 0.6 quantile of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in the rest of the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the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shows obviously regulating effect on social confidence of secondary educates; For the higher educated， in addition to 0.1， the lowest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and 0.5， the middle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the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in other social confidence level hold regulating effect.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the overall level of education in China， reducing public perception of corruption is important for promoting peoples social confidence.
Key words：social confidence;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orruption perception; quantile regres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