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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上加喜
家住湖北省黄冈市的周丽与老公倪丰结婚三年，迟迟没有怀孕。2012年3月，两人去医院检查，得知自然受孕的机率不大。同年8月，他们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赶到武汉一家生殖中心接受助孕治疗。医生建议采取试管婴儿技术。不久，两人通过手术获得八枚有效胚胎。
2013年7月27日，生殖中心又為倪丰、周丽进行血液化验，结果显示倪丰和周丽的TP（梅毒）螺旋体抗体呈阳性。主治医生赵楠并未解释，只说：“两周后再来检查看看。”两周后，两人的检查结果显示为阴性。
随后，生殖中心为他们进行体外受精和胚胎移植术，周丽顺利受孕。此后，周丽在当地妇幼保健院建了卡，定期去孕检。 2014年4月2日，周丽接受剖宫产手术，早产诞下龙凤胎。婴儿因呼吸微弱，未等与家人见面，就迅速被转入某医学院附属医院新生儿监护室。
追根寻由
两天后的夜间，两个孩子双双呼吸窘迫。妇产科主任王逸检查发现，孩子的TP螺旋体抗体呈阳性。王逸查遍医学文献并请教了武汉大学医学院的权威专家，获悉新生儿自带TP病毒在全国发生过多例，但试管婴儿发生的类似案例鲜有报道。
经过医治，孩子的TP螺旋抗体仍呈阳性，出院诊断双胞胎为早产儿、高危儿、先天性TP。双胞胎出院后，历经多次住院治疗，但男婴因TP重症于2015年3月在家中死亡。
带两个孩子奔波于多家医院，倪丰夫妇花费十多万元，并因孩子离世终日以泪洗面。为了追根寻由，倪丰先后找到某医学院附属医院、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2015年7月下旬，倪丰在生殖中心复印病历时发现，胚胎移植手术前的检查报告单上，已经注明他们的TP螺旋体抗体显示阳性。倪丰非常震惊，冲到赵楠的办公室追问。赵楠回忆说，第一次化验结果确实如此，再次检查结果为阴性后才进行手术的。话说至此，赵楠叹了一口气：“唉！看来第一次的检查结果是正确的。”
法庭对决
2016年4月，倪丰和周丽选择了一家省级医院进行TP检查和血清实验，结果显示倪丰夫妇TP呈阳性，血清实验为阴性。对此，医学解释是他们曾经感染过TP病毒。
通过咨询专家，倪丰夫妇了解到，感染此类病毒的途径主要有性传播和器皿传播。倪丰质疑道：“我们未有过不洁的性行为，至今也没有发生异常反应，肯定是做试管育婴过程中，使用的器皿存在问题。”
对此，专家认为，如果是器皿的问题，只能感染给两个孩子，不会感染给父母;一直没有异常反应，是因为此类病毒有一定的潜伏期，甚至对病毒携带者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面对医学权威的解释，倪丰夫妇无话可说。他们思索：生殖中心在第一次检查时就发现了他们体内带有TP病毒，却未提示告知;周丽在妇幼保健院做过四次孕检，却没有进行传染疾病检查;周丽在某医学院附属医院待产十多天，也没有对相关指标进行筛查。那么，这三家医疗机构是否应该对此事负责？
2016年5月12日，倪丰夫妇向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递交了民事诉讼状，对生殖中心和妇幼保健院、某医学院附属医院提起医疗损害赔偿诉讼。倪丰夫妇在诉状中写道：“如果三个环节上有一方做到了谨慎注意义务，我们夫妇也不会承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和经济损失。”倪丰夫妇要求三家单位赔偿医疗费、精神损害赔偿等31.9万余元。
根据倪丰夫妇提出的申请，法院委托司法鉴定所进行了司法鉴定。2017年3月17日，该所向法院提交了《司法鉴定意见书》，分析认为生殖中心实施体外受精助孕治疗，符合治疗原则。但在已知倪丰夫妇均为TP螺旋体抗体阳性时，未告知该病的相关知识，以及注意事项与风险，存在告知不足的过失。妇幼保健院对孕妇周丽有明确的病历记录并有签字，不存在过错。周丽入住某医学院附属医院时，已是先兆早产，属于妇产科急症，该科主要职责是使双胞胎婴儿及早娩出，也不存在过错。
接到《司法鉴定意见书》后，倪丰夫妇要求生殖中心赔偿。法官多次组织双方调解无果，于2017年10月不公开审理此案。
法庭上，生殖中心提出，倪丰夫妇对自身存在TP抗体阳性应当是明知的，仍然接受助孕治疗，存在重要过错。同时，根据相关鉴定意见，生殖中心的赔偿范围仅限于倪丰夫妇助孕治疗所发生的费用，而不能包含双胞胎因患TP疾病所发生的相关费用。
“我们不知道自身存在TP抗体阳性。”倪丰夫妇坚持认为生殖中心侵犯了他们的知情选择权。2018年12月16日，武昌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生殖中心承担90%的医疗责任，一次性赔偿倪丰夫妇18.8万元，另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以案说法】
倪丰夫妇到生殖中心实施助孕治疗，双方就已构成医患关系。但生殖中心在诊疗过程中，未尽到谨慎注意及告知义务，在倪丰与周丽的TP血清检验结果出现异常的情况下，违反常规地操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五十四条“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生殖中心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因涉及隐私，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作者声明：未经许可，严禁一切形式的转载，违者必究。）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