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求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陆铭教授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着比较普遍的“不好”的产业升级，即要素价格存在着制度性和政策性扭曲：资本价格（利率）被过于压低，劳动力成本却因生活成本的上升而上调，但劳动力素质却没有足够提高。这就导致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升级非但不成熟且低效。
　　与主要依赖技术研发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发达国家不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欠发达国家来说，对国外现有先进技术的模仿和吸收仍是技术进步的最有效形式，因此产业升级主要是由要素禀赋驱动的：随着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对于劳动力而言变得越来越丰裕且便宜，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自然会不断地以资本替代劳动，相应地，随着比较优势的转变，产业也就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升级。
　　基于上述理由，首先我认同从相对要素价格切入，分析中国的产业升级。
　　其次，要实现市场自发的健康的产业升级，基本前提是要素市场必须足够完善，价格信号能正确反映要素稀缺程度和边际生产率。但诚如陆铭教授所言，我国的金融、土地、劳动力市场都存在着各种行政扭曲，导致要素价格引发各种非效率的资源配置。所以产业的非健康升级其实只是要素市场扭曲的内生症状之一。
　　再次，为何我国的金融、土地、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存在行政扭曲？这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而且其目的并不全然为了促进产业的升级。比如，非市场化的利率政策，客观上压低了贷款获得者的生产成本，促进投资和出口，同时放大了存贷方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压低了国内总消费。
　　地方政府对国有土地的开发具有垄断的审批权，这甚至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而影响劳动力流动和教育的户籍歧视制度至今还没有废除。这些政策扭曲的背后都是利益集团分配的政治经济学，改革甚难。
　　最后，我国东西部地区的结构变迁和产业升级处于不同阶段。东部制造业会不断内移并将越来越由服务业主导，而中西部将迎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黄金期，因此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会存在区域性的梯度差异。
　　农民工的回流，在理论上既可能是个人技能与区域产业匹配优化的有效率的再配置，也可能是純粹的结构性失业，或是迫于城市生活成本的二次返乡隐性失业；既可能促进中西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也可能不利于东部的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不过，这需要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作者为香港科技大学经济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