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总喜欢迎合市场，这边一个元素，那边一个类型拼凑一下，这绝对不会长久。我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以前不在乎，现在更不在乎
　　中国新闻周刊：在做电影导演之前，你是不是很喜欢看小说？有受过哪些作品的影响吗？
　　侯孝贤：我其实一直都很爱看小说，什么武侠小说啊，《鲁滨逊漂流记》啊，《人猿泰山》啦。后来还看各种美国作家的小说，还有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什么的，杂七杂八什么都看。
　　早年的武侠小说非常简单，动不动就死成百上千的人。我之前看过一个叫司马林的人在报纸上写的连载小说，我觉得这个人写得非常厉害，后来才知道，司马林就是金庸，当时在台湾由于政治问题，金庸的名字不能用。读艺专的时候我还接触了存在主义哲学，但估计哲学也没啥用，人还是要实干，于是就开始学着拍电影。有时候多读小说，会影响你看问题的视角，某种程度上，看小说培养了我对于人事的观察力，不然的话光拍电影，我不知道会拍成什么样。我觉得文学和电影还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的，其实最重要的部分都在文字和影像背后，靠你们自己理解。
　　中国新闻周刊：你是怎么被《聂隐娘》这个故事吸引的？最初拍摄的动机是什么？
　　侯孝贤：最开始是我读艺专的时候看到了唐传奇中的这篇故事，觉得书中的那个时代非常有意思，各种江湖，庙堂，皇帝，大臣，还有人、鬼、狐、仙都各有各的精彩。
　　然后我开始慢慢了解历史上的唐朝，用史实的细节填充着我脑海中想象的长安城，你不可能拍出真正的唐朝，但了解这些细节是必须的，知道了这些，你才能懂得怎么给影像中的主人公安排合理的情节、动机和任务。最终呈现在胶片上的唐朝和长安，应该是我们共同想象出来的，我不知道如何界定真实与否，但是非常美。
　　中国新闻周刊：你理解中的“侠客”和“江湖”是什么样的？
　　侯孝贤：我觉得人不管怎样厉害，都是要吃饭的。当大侠，不一定要打打杀杀，而是要对人情世故有着深刻的理解，侠客也要是活生生的人。像电影《聂隐娘》中，聂隐娘是个刺客，但她也不是随便杀人，杀人是要有目的的，她要说服自己，给自己一个执行任务的合理性动机。聂隐娘第一次没有完成刺杀任务是因为有小孩在，她下不去手；第二次杀她小时候的恋人田季安，更难抉择。
　　所以我拍《聂隐娘》与其说是武侠与江湖，不如说是一个女孩子逐渐了解自己，逐渐清醒的过程。
　　中国新闻周刊：《聂隐娘》会不会是你最后一部用胶片拍摄的电影？以后会不会尝试用数字技术拍摄？
　　侯孝贤：这次《聂隐娘》还是用胶片拍摄的，用了五十多万尺。但这次是我第一次用数位技术剪辑，过程很繁琐，还很不熟练，颜色和光调来调去也很烦的。
　　曾经我很痛恨和排斥数字电影，但我现在觉得，以后未尝不会尝试用数字拍摄。因为我觉得你拍片的内容，会决定性地影响你所使用的形式，有些题材适合胶片，而有些故事则适合数字。即便将来我拍摄数字电影，那也是一部有着侯孝贤味道的数字电影。
　　中国新闻周刊：你觉得现在艺术电影导演最大的困境是什么？是拍片找钱不易吗？
　　侯孝贤：我现在拍片找钱还比较容易，因为毕竟有这么多年的作品在那。我可以和欧洲谈，和美国谈，和全世界各个地方的人谈，我有这个能力可以拿到钱。
　　但我觉得现在年轻导演拍片要找钱太难了，投资方会说你没有作品，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所有做电影的年轻人要在学生时代确立一个目标，那就是我究竟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如果想不清楚，直接跑到社会上拉资金，越往上走越容易迷失，越往上你会发现，各种商业的元素，包括明星啊等等方面，会在你的片子里占据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个时候，你就没法再纯粹地拍你最初想要拍摄的东西了。
　　中国新闻周刊：当金马主席和拍电影，哪个更困难一点？
　　侯孝贤：拍电影比较困难，金马很容易的。我觉得金马奖找我当主席是因为他们看中我的位置，借用我的号召力，你自己清楚了这个，要是再去傻乎乎弄行政，那就是脑子坏掉了。我当金马主席的那几年，只是帮忙调整了他们行政系统的结构和层次，以前当主席还要去干预行政上的问题，我觉得那是错的。整个组委会应该是一个结构健全，人员完整的组织机构，大家人人平等，各司其职，而主席只是一个象征、一个出头脸的人，所以我的主席做得相对轻松，需要我出面的时候就出面，其余杂碎事情清清楚楚，不需要我管。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乎观众看过电影之后的评价吗？
　　侯孝贤：我一直在讲导演应该“背对观众”，因为只有背对观众之后，创作才能真正地开始。
　　现在有些人总喜欢迎合市场，这边那个元素，那边拿个类型拼凑一下，这是绝对不会长久的。而且创作者们不要总想着自己的片子能取得多高的票房，不管是几亿、十亿，还是二十亿，都和你们没关系。
　　我不迎合观众，不管看得懂还是看不懂，我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拍。我也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以前不在乎，现在更不在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