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朝前期；朝奉大夫；张守仁墓志；李耩
　　【摘要】倪彬先生在《金代张守仁墓志考》一文中认为，张守仁墓志的撰写者李耩结衔中的“朝奉大夫”为“朝列大夫”之误，实属不当。在金朝前期的散官制度中，确实存在着“朝奉大夫”的官阶，《张守仁墓志》所记并无错误。
　　1973年，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西关村村民在耕作时发现了一方金代墓志，为汉白玉石质，接近正方形，题为“大金敦武校尉张守仁墓志铭”，志文基本完整，共22行，满行24字，全文约500余字。该墓志现藏涞水县文物保管所，其拓片和志文已见《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著录。
　　2013年，倪彬先生《金代张守仁墓志考》（刊《文物春秋》2013年第3期，以下简称倪文）首次对这方墓志进行了考释，并取得了很好的学术成果。不过，倪先生认为张氏墓志撰者头衔中的“朝奉大夫”应为“朝列大夫”，这一观点在笔者看来是有待斟酌的，因为金朝前期确实有过“朝奉大夫”的散官官阶。
　　张守仁墓志的撰写者为“朝奉大夫、前行代州五台县令、骑都尉、赐紫金鱼袋李”，对此，倪文认为“朝奉大夫”当为“朝列大夫”之误。其证据有二：首先，《金史·百官志》中并无“朝奉大夫”一散官官阶，类似的散官阶有“从五品上日朝请大夫，中日朝散大夫，下日朝列大夫”口]。北宋官制中虽有“朝奉大夫”，但墓志的撰写年代已经是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距北宋灭亡已久，不可能还出现北宋官名。其次，李撙为朝列大夫之事，见于《白带山志》所收录的《云居寺重修舍利塔碑》：“正隆五年（1160）七月，朝列大夫、前行代州五台县令、骑都尉、赐紫金鱼袋李。”倪文发现，对比两方碑刻中李捧的头衔，除“朝奉大夫”外，其余均相同。根据这两段材料，倪文遂质疑张氏墓志中的“朝奉大夫”当误，而应为“朝列大夫”。但是不得不指出，这个判断是欠妥的，其所用以支撑判断的两个证据，也大有可疑。
　　针对第一个证据，笔者以为倪文忽视了一个问题，即《金史·百官志》所载的金代散官制度，是否一直是金朝自始至终都使用的制度？答案是否定的。制度的制定往往与时代要求结合紧密，时代在变，制度也在变。实际上，金代官制也并非一成不变，《金史·百官志》所录的系金朝中后期的散官制度，而在金朝前期（包括伪齐），大多袭用北宋官制，是确曾使用过“朝奉大夫”的散官官阶的。如伪齐阜昌七年（1136）有“朝奉大夫特差权通判丹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张几”，又《金史·胡砺传》载：“皇统（1141～1149）初，为河北西路转运都勾判官，改同知深州军州事，加朝奉大夫。”而“朝奉大夫”的名号，在大定三年（1163）仍然在使用：胡聘之《山右石刻丛编》所收《硖石山福严禅院钟识》便有“大定三年岁次癸未十一月甲子二十七日甲寅记……朝奉大夫、行晋城县令郑崇”。
　　金朝前期的这一官制在范成大《揽辔录》中得到了保存。在《三朝北盟会编》所收录的《揽辔录》片段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金大定二年官制的文字，其中文散官便有“朝请、朝散、朝奉、朝列”的记载。李鸣飞博士根据范成大《揽辔录》还原了金前期的文散官官制，其中从五品有朝请大夫、朝散大夫、朝奉大夫、朝列大夫四阶。所以，金朝前期是存在“朝奉大夫”散官官阶的，史籍明载，言之凿凿。
　　针对第二个证据，笔者以为仅凭张守仁在正隆五年为朝列大夫的事实，并不能得出他在大定四年仍为朝列大夫的论断。相反，在正常的迁转运行下，张守仁由朝列大夫进阶一级变成朝奉大夫也是合理的。类似的例子如杨庭秀，泰和五年（1205）十一月为“奉政大夫、泽州刺史兼军州事”，泰和六年五月为“朝列大夫、守泽州刺史兼知军事提举常平仓事、上骑都尉、赐紫金鱼袋”，由奉政大夫升一阶成为朝列大夫，而职事官不变。又如赵安时，正隆四年（1159）四月为“中顺大夫、南京路兵马都总判、上骑都尉、天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大定五年（1165）九月为“中散大夫、前南京路兵马都总管判官、上骑都尉、天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赵安时在数年之间职事官不变而散官升两阶。
　　综上，倪文的两条证据均有可商榷之处。笔者认为张守仁墓志撰写者李搏在大定四年“朝奉大夫”的结衔并无错误，在未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似不宜轻易否定石刻史料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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