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世纪上层阶级大多数成员的社会政治活动,皆以上下级隶属的私人关系为基础。这些庇护者与托庇者之关系,产生于士子每次拜师受业于经师、接受辟为僚佐之任命、抑或选拔见用于官吏。托庇者应忠诚于庇护者,如其故去则服丧送葬,并在政治纠纷中党同伐异。庇护者亦具有相应的职责,并在托庇者不能展现其恭敬和援助时,解除庇护关系。尽管大多数庇护者与托庇者的关系以地域为纽带,但身居庙堂的高官时常从全国各地网罗门生。庇护者与托庇者之关系,亦可超越两人关系,拓展至隶属于同一举主的门生故吏以及庇护者之庇护者所共同建立的网络。这种网络的组织方式独立于常规的政府体制之外。89年以降,各家外戚顾命大臣轮番执掌朝政,便首次利用这种网络。140名官僚奋起反对外戚阉宦专权,也依赖其庇护者和托庇者网络,他们深信其托庇者必将施以援手和护翼,这也激励地方官僚着手进攻其政敌的托庇者。170—180年党锢之祸后,由于许多被朝廷免黜官爵的人物相继加入,庇护者与托庇者的网络依然强劲有力。但是,随着汉帝国的崩溃,对于上层阶级的人物而言,卷入庇护者与托庇者网络的私人主从关系业已失去吸引力,个人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为以共同的身份和宗族为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