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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忆旧》是以良友图书公司作为半径扩展成一个面的，主要论述了当时进步出版事业的概貌。国民党所控制的出版业，所出的图书是以量胜质的，由于有钱有势又控制了印刷厂，粗制滥造，歪曲现实，粉饰太平，歌功颂德，诅咒革命等等，乃是他们的天职。更下流者，则不惜造谣中伤，甘作统治者的鹰犬，与图书检查委员会同流合污，封闭进步书店，查禁革命书刊，迫害左翼作家，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最肮脏的一页。
老牌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自有其出书路数，往往是以中间面貌出现，国民党也无意加以控制。开明书店主要是为中学生服务，出版了不少知识性读物。至于生活书店，则是以崭新姿态出现的，“一二·九”运动前后，《大众生活》成为广大青年群众救亡图存的号角，国民党纵然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但都无法抵销它在读者当中的影响。这些论述，有待于出版史去完成。我只想就后来由赵家壁同志主持的良友图书公司所起的作用，并从他所写的《编辑忆旧》所展现出来的一个侧面，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良友图书公司最初是以中间姿态出现，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为特色的中型出版社。它所出的《良友画报》是中国第一本大型画报，但影响并不广泛，还谈不上引人注目而对革命文化有所贡献。但是后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从赵家璧同志主持编辑工作以来，他广泛地联系作家，逐渐形成了以左翼作家为主干的作家网络，而其核心正是鲁迅。这在《编辑忆旧》里有大量的记载，《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曾提到一九三二年四月“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改名郑君平参加《良友画报》编辑部，五月号《良友画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他用笔名虚舟写的国际述评。此后每期都有他用笔名写的这类评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前国际形势，或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这在《良友画报》的出版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郑伯奇的到来，对良友公司出版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最先表现在《一角丛书》的选题和作者队伍的变化上。当我发现郑君平就是大名鼎鼎的郑伯奇后……，我把思想上的苦闷，编辑工作上打不开一个局面的困境都对他谈了，也坦率地说出了想编辑成套文学书的抱负。他以忠厚长者和前辈作家的一片深情，既肯定我已有的成绩，也指出我对编辑出版事业应当具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一要跟上时代，二要面向群众，出版有益于广大读者的书。他答应为我介绍‘左联’、‘社联’方面著名的作者，也要我不放弃已有组稿关系的老朋友。”
以上这段描述指出了良友图书公司的“转折点”。当然这不止是郑伯奇一个人所起的作用，而是有一个强大的文化界进步力量作后盾加以支持。良友图书公司在今后几年的工作里，连续不断地出版过《良友文学丛书》(四十七种)、《良友文库》(十六种)、《中篇创作新集》(十种)，这一势头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的《晨光文学丛书》(四十种)，形成出版成套丛书的一种独有风格，开创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新局面。
赵家璧同志在另外一篇《鲁迅为<良友丛书>开了路》中提到：“考虑到组稿对象时，第一个想到的作者，当然是最受读者爱戴、左翼作家联盟的旗手鲁迅先生了。……当时鲁迅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往往是保密的，平时轻易不接见生客。我在伯奇陪同下，于九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第一次去谒见鲁迅先生。事先伯奇已为我们作了安排，到内山书店时，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了。”这次相见约稿的结果，“原来鲁迅手头正有一部即将编成的《新俄作家二十人集》，约二、三十万字，他说，如双方同意，可以很快交给我们。”
接受下来的这部译稿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的一种，这就是后来一分为二，各立书名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对这部译作，鲁迅不仅写了前言、后记，而且还对每一位苏联作家写了“小传”，并附有照片，使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苏联文学的真相。这是出版界的一个典范。
以后，鲁迅又编选《苏联版画集》，介绍《木刻连环图画故事》，推荐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译者在序文中说：“《七人集》合集的编定和校样，都是先生亲自作的，这可以说是先生最后编校的一部书，我只是供给了两部稿子的材料而已。”
苏联是列宁所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链条，为西方和东方的人民带来希望。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良友图书公司能够有计划、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文学艺术作品到中国来，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在三十年代，一个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苏联文学的影响是绝不能低估的因素之一。良友图书公司从这一方面为苦闷、彷徨的青年“搭桥铺路”，把他们引到应该去的地方，为个人和集体的美好理想而斗争！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良友图书公司组织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这篇文章里，赵家璧同志的回忆：“阿英为人坦率豪爽、和善可亲，有事找他，他都热诚相待。对良友的文艺出版工作关怀备至，对我这个青年编辑更奖掖有加。当我把拟编一套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丛书的初步想法与他商谈时，他表示绝对赞成，并鼓励我说，这样一套书，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也还有久远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要我加紧进行。”最后根据茅盾的建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分期，即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也就是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这样可以更进一步把现代中国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到北伐，北伐到当前，实际上是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也就是新文艺运动的第一个十年。
以后就是按照这个分期法组织编选的，共计《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诗集》、《戏剧集》、《史料索引》十本。除蔡元培先生写的《总序》以外，每集各有一篇比较详细的序言。编选者都是当年新文学界的知名之士，如胡适、郑振铎、鲁迅、郁达夫、阿英、周作人、洪深等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收集了“五·四”运动以来第一个十年的论文和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可以说是总结了新文学运动十年来的经验，相当于一部新文学百科全书。在中国出版史上，应当说是富有创造性、开拓性远见的。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部最有系统、最有价值的参考书，提供了研究“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宝贵资料，还没有什么其他出版物可以替代。
良友图书公司团结了广大的左翼作家，同时也团结了施蛰存、徐志摩、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作家，为开拓中国新文学的道路披荆斩棘，这是完全符合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友图书公司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左翼作家的活动，也只有广泛团结有责任感、有进取精神、写作态度严肃认真的作家，才能显示出它的宽宏大量，而不为狭隘的宗派主义所纠缠、所毒害。一切应当服从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最高利益。
在对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是否还有许多同路人被网罗在内呢？特别是在今天，应回顾既往，进行科学分析，经过再认识，更深入地探讨历史实际，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三十年代，民族矛盾已占主导地位，应当以爱国主义作为划分阵营的依据，不必用更高的标准苛求所有作家。当时宗派主义的表现，“左”倾关门主义，症结可能就在这里。这个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还有待继续探索，不可能过早地下什么结论。
赵家璧同志的《编辑忆旧》，是以良友图书公司作为一个点而向外伸展，勾划出当时出版界、文化界的一幅活动蓝图，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作者身临其境，所见、所闻、所想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因而更加可贵。这是个丰富多彩的横断面，使读者清晰地看到出版界、文化界活动和斗争的情况，因而更值得向读者推荐。它不局限在良友图书公司这个点上，单纯地去写它的兴衰史；也不空来空去，谈些抽象的道理。而是通过个人的编辑实践，从良友图书公司的具体出书计划，纵横交错地展示了当时的一幅新旧斗争的画面，因而其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料的水平。不妨说，《编辑忆旧》是一部有血有肉的特殊创作，称之为书的“报告文学”，也未尝不可。
继往所以开来。读过《编辑忆旧》之后，我以为今天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解放三十多年，新中国的出版事业突飞猛进，不仅老的出版基地得到了更大发展，而且各省的出版社也如雨后春笋，遍地生长。出书门类齐全，印数剧增，质量大有提高，远非旧中国所能比拟。但勿庸讳言，解放初期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对自己过去的经验却重视不够，甚至于认为不值得认真对待；“运动”来时，还把它作为封、资、修的黑货加以批判。这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不足为训的。
《编辑忆旧》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经验，发人深省。对中国三十年代的进步出版工作，加以综合概括，感觉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编辑工作是创造性劳动，天地极其广阔，需要我们不断加以开拓。如果不是妄自菲薄，闭目塞听，多看，多想，多实践，多请教，多对照，就可以头脑灵活，眼界开阔，千方百计地为广大读者多出好书。知识领域是无限的，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不断从无知走向有知，并陆续使知识积累、增多，而出版工作正是帮助人们积累和增加知识的有力手段。运载知识的工具不应当是单一的，要求多层次，多样式，丰富多采，不拘一格。良友图书公司从《一角丛书》开始打开了局面，主要是替广大读者设想，在经济凋敝的旧社会，多数人生活困难，不可能掏出很多钱来买书。《一角丛书》一本一本连续出下去，人们所费无几，就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如果是文艺作品，那当然还能起到欣赏、熏陶的作用。
既注意普及，又重视提高，两条腿走路，从《一角丛书》开始到许多套丛书的出版，是良友图书公司的一大特色，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编辑这一行当至今仍然不为人重视，甚至还被误解为低级脑力劳动。最好的办法，是用自己的行动和成果去验证。如果我们能够为开发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不断填补冷门和缺门，天长日久，成绩卓著，我想是不难改变这种局面的。
其次，要与作者广交朋友。作者是出版工作的支柱，没有作者著书立说，出版社必然会陷入“无米之炊”的绝境，而一事无成。只有联系、组织广大的作者，稿源丰富，才能多出好书，多层次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要大量进行组稿活动，象良友图书公司那样，有缝就钻，无空不入。目的只有一个，为繁荣祖国的出版事业而努力不懈。
三十年代，赵家璧同志作为新出山的青年编辑，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毅力，敲开了多少名作家之门，登堂入室，并结交为朋友，因而组织、出版了许多好书，至今仍然流传。我们今天的条件要好得多，在组稿工作方面，难道不应当学习前辈们那种坚韧不拔、无所畏惧的精神么？
出版工作必须强调质量第一，这是天经地义。判断一个出版社的成绩，不仅看它出了多少种书，更要看它所出的书究竟质量如何，而这又往往表现在“保留书目”上。所谓保留书目，是经过读者筛选，在一定时间内检验，确实具有真知灼见而富有生命力的。这样的好书，又往往与作者有关；编辑能够选中最适当的作者担任最适当的选题，这是成功的秘诀。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多与作者交朋友，其他“捷径”是没有的。
第三，成套出书。良友图书公司出书多从成龙配套着眼，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解放以来，全国出版的书几十倍以至成百倍增长，而且都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从宏观来看，出书品种之多，发行数量之大，质量也大有提高，这些都是不容抹煞的。但是见木不见林，出书不成系列，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点。我们不禁要问，良友图书公司能够成套出书，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为什么只能“单打一”呢？出书系列化不仅是形式问题，而是联系到对某一学科、某一知识门类进行探索的广度和深度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象《中国新文学大系》，不是已经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了么？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在进行“接力”，继续编选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正说明良友图书公司所开辟的路正在拓宽。良友图书公司着重出版成套的文艺书，我们何不扩而大之，在一切知识领域里也出成套的丛书呢？在这一方面，已有不少出版社闯出一步，并做出了应有的成绩，这应当说是可喜可贺的。
良友图书公司在赵家璧同志主持编辑工作之后，为什么能够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来呢？这可能与他学的是外国文学，借鉴外国先进的出版工作经验有关；大量出版成套的丛书，就是吸收了美国的经验，在《编辑忆旧》里，作者就提到在出版构思时这一方面的作用。
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也许近于盲人谈象吧，谨以此就正于作者：其然岂其然乎？
一九八五年春节初稿，一九八五年清明改定。
(《编辑忆旧》，赵家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八月第一版，1.95元)(本文赵家璧像，丁聪画)
老牌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自有其出书路数，往往是以中间面貌出现，国民党也无意加以控制。开明书店主要是为中学生服务，出版了不少知识性读物。至于生活书店，则是以崭新姿态出现的，“一二·九”运动前后，《大众生活》成为广大青年群众救亡图存的号角，国民党纵然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但都无法抵销它在读者当中的影响。这些论述，有待于出版史去完成。我只想就后来由赵家壁同志主持的良友图书公司所起的作用，并从他所写的《编辑忆旧》所展现出来的一个侧面，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良友图书公司最初是以中间姿态出现，专营画报、画册和电影歌曲为特色的中型出版社。它所出的《良友画报》是中国第一本大型画报，但影响并不广泛，还谈不上引人注目而对革命文化有所贡献。但是后来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主要表现在从赵家璧同志主持编辑工作以来，他广泛地联系作家，逐渐形成了以左翼作家为主干的作家网络，而其核心正是鲁迅。这在《编辑忆旧》里有大量的记载，《我编的第一部成套书》曾提到一九三二年四月“创造社老将、左联重要成员郑伯奇，改名郑君平参加《良友画报》编辑部，五月号《良友画报》上第一次出现了他用笔名虚舟写的国际述评。此后每期都有他用笔名写的这类评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当前国际形势，或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这在《良友画报》的出版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郑伯奇的到来，对良友公司出版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最先表现在《一角丛书》的选题和作者队伍的变化上。当我发现郑君平就是大名鼎鼎的郑伯奇后……，我把思想上的苦闷，编辑工作上打不开一个局面的困境都对他谈了，也坦率地说出了想编辑成套文学书的抱负。他以忠厚长者和前辈作家的一片深情，既肯定我已有的成绩，也指出我对编辑出版事业应当具有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一要跟上时代，二要面向群众，出版有益于广大读者的书。他答应为我介绍‘左联’、‘社联’方面著名的作者，也要我不放弃已有组稿关系的老朋友。”
以上这段描述指出了良友图书公司的“转折点”。当然这不止是郑伯奇一个人所起的作用，而是有一个强大的文化界进步力量作后盾加以支持。良友图书公司在今后几年的工作里，连续不断地出版过《良友文学丛书》(四十七种)、《良友文库》(十六种)、《中篇创作新集》(十种)，这一势头一直延续到四十年代的《晨光文学丛书》(四十种)，形成出版成套丛书的一种独有风格，开创了中国出版史上的新局面。
赵家璧同志在另外一篇《鲁迅为<良友丛书>开了路》中提到：“考虑到组稿对象时，第一个想到的作者，当然是最受读者爱戴、左翼作家联盟的旗手鲁迅先生了。……当时鲁迅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经常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往往是保密的，平时轻易不接见生客。我在伯奇陪同下，于九月初一个秋高气爽的下午，第一次去谒见鲁迅先生。事先伯奇已为我们作了安排，到内山书店时，鲁迅已在那里等候了。”这次相见约稿的结果，“原来鲁迅手头正有一部即将编成的《新俄作家二十人集》，约二、三十万字，他说，如双方同意，可以很快交给我们。”
接受下来的这部译稿作为《良友文学丛书》的一种，这就是后来一分为二，各立书名的《竖琴》和《一天的工作》。对这部译作，鲁迅不仅写了前言、后记，而且还对每一位苏联作家写了“小传”，并附有照片，使读者能够全面地了解苏联文学的真相。这是出版界的一个典范。
以后，鲁迅又编选《苏联版画集》，介绍《木刻连环图画故事》，推荐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译者在序文中说：“《七人集》合集的编定和校样，都是先生亲自作的，这可以说是先生最后编校的一部书，我只是供给了两部稿子的材料而已。”
苏联是列宁所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突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链条，为西方和东方的人民带来希望。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对苏联持敌视态度，在这种情况下，良友图书公司能够有计划、有系统地介绍苏联文学艺术作品到中国来，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在三十年代，一个青年走向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苏联文学的影响是绝不能低估的因素之一。良友图书公司从这一方面为苦闷、彷徨的青年“搭桥铺路”，把他们引到应该去的地方，为个人和集体的美好理想而斗争！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良友图书公司组织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在《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这篇文章里，赵家璧同志的回忆：“阿英为人坦率豪爽、和善可亲，有事找他，他都热诚相待。对良友的文艺出版工作关怀备至，对我这个青年编辑更奖掖有加。当我把拟编一套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丛书的初步想法与他商谈时，他表示绝对赞成，并鼓励我说，这样一套书，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也还有久远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要我加紧进行。”最后根据茅盾的建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分期，即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也就是从“五·四”运动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这样可以更进一步把现代中国文学分为两个时期：即“五·四”到北伐，北伐到当前，实际上是追溯到“五·四”以前的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七年，也就是新文艺运动的第一个十年。
以后就是按照这个分期法组织编选的，共计《建设理论集》、《文学论争集》、《小说一集》、《小说二集》、《小说三集》、《散文一集》、《散文二集》、《诗集》、《戏剧集》、《史料索引》十本。除蔡元培先生写的《总序》以外，每集各有一篇比较详细的序言。编选者都是当年新文学界的知名之士，如胡适、郑振铎、鲁迅、郁达夫、阿英、周作人、洪深等人。《中国新文学大系》收集了“五·四”运动以来第一个十年的论文和作品，积累了丰富的资料，也可以说是总结了新文学运动十年来的经验，相当于一部新文学百科全书。在中国出版史上，应当说是富有创造性、开拓性远见的。一直到今天，它仍然是一部最有系统、最有价值的参考书，提供了研究“五·四”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的宝贵资料，还没有什么其他出版物可以替代。
良友图书公司团结了广大的左翼作家，同时也团结了施蛰存、徐志摩、戴望舒等一大批作家。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作家，为开拓中国新文学的道路披荆斩棘，这是完全符合扩大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友图书公司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左翼作家的活动，也只有广泛团结有责任感、有进取精神、写作态度严肃认真的作家，才能显示出它的宽宏大量，而不为狭隘的宗派主义所纠缠、所毒害。一切应当服从于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最高利益。
在对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是否还有许多同路人被网罗在内呢？特别是在今天，应回顾既往，进行科学分析，经过再认识，更深入地探讨历史实际，以便得出正确的结论来。三十年代，民族矛盾已占主导地位，应当以爱国主义作为划分阵营的依据，不必用更高的标准苛求所有作家。当时宗派主义的表现，“左”倾关门主义，症结可能就在这里。这个重大的理论原则问题，还有待继续探索，不可能过早地下什么结论。
赵家璧同志的《编辑忆旧》，是以良友图书公司作为一个点而向外伸展，勾划出当时出版界、文化界的一幅活动蓝图，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于作者身临其境，所见、所闻、所想都属于第一手资料，因而更加可贵。这是个丰富多彩的横断面，使读者清晰地看到出版界、文化界活动和斗争的情况，因而更值得向读者推荐。它不局限在良友图书公司这个点上，单纯地去写它的兴衰史；也不空来空去，谈些抽象的道理。而是通过个人的编辑实践，从良友图书公司的具体出书计划，纵横交错地展示了当时的一幅新旧斗争的画面，因而其价值远远超过一般史料的水平。不妨说，《编辑忆旧》是一部有血有肉的特殊创作，称之为书的“报告文学”，也未尝不可。
继往所以开来。读过《编辑忆旧》之后，我以为今天还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解放三十多年，新中国的出版事业突飞猛进，不仅老的出版基地得到了更大发展，而且各省的出版社也如雨后春笋，遍地生长。出书门类齐全，印数剧增，质量大有提高，远非旧中国所能比拟。但勿庸讳言，解放初期是照搬苏联的一套，对自己过去的经验却重视不够，甚至于认为不值得认真对待；“运动”来时，还把它作为封、资、修的黑货加以批判。这是民族虚无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不足为训的。
《编辑忆旧》给我们提供了大量资料和经验，发人深省。对中国三十年代的进步出版工作，加以综合概括，感觉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首先，编辑工作是创造性劳动，天地极其广阔，需要我们不断加以开拓。如果不是妄自菲薄，闭目塞听，多看，多想，多实践，多请教，多对照，就可以头脑灵活，眼界开阔，千方百计地为广大读者多出好书。知识领域是无限的，人类通过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不断从无知走向有知，并陆续使知识积累、增多，而出版工作正是帮助人们积累和增加知识的有力手段。运载知识的工具不应当是单一的，要求多层次，多样式，丰富多采，不拘一格。良友图书公司从《一角丛书》开始打开了局面，主要是替广大读者设想，在经济凋敝的旧社会，多数人生活困难，不可能掏出很多钱来买书。《一角丛书》一本一本连续出下去，人们所费无几，就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如果是文艺作品，那当然还能起到欣赏、熏陶的作用。
既注意普及，又重视提高，两条腿走路，从《一角丛书》开始到许多套丛书的出版，是良友图书公司的一大特色，这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
编辑这一行当至今仍然不为人重视，甚至还被误解为低级脑力劳动。最好的办法，是用自己的行动和成果去验证。如果我们能够为开发人类知识的广阔领域，不断填补冷门和缺门，天长日久，成绩卓著，我想是不难改变这种局面的。
其次，要与作者广交朋友。作者是出版工作的支柱，没有作者著书立说，出版社必然会陷入“无米之炊”的绝境，而一事无成。只有联系、组织广大的作者，稿源丰富，才能多出好书，多层次地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要大量进行组稿活动，象良友图书公司那样，有缝就钻，无空不入。目的只有一个，为繁荣祖国的出版事业而努力不懈。
三十年代，赵家璧同志作为新出山的青年编辑，通过自己的实践和毅力，敲开了多少名作家之门，登堂入室，并结交为朋友，因而组织、出版了许多好书，至今仍然流传。我们今天的条件要好得多，在组稿工作方面，难道不应当学习前辈们那种坚韧不拔、无所畏惧的精神么？
出版工作必须强调质量第一，这是天经地义。判断一个出版社的成绩，不仅看它出了多少种书，更要看它所出的书究竟质量如何，而这又往往表现在“保留书目”上。所谓保留书目，是经过读者筛选，在一定时间内检验，确实具有真知灼见而富有生命力的。这样的好书，又往往与作者有关；编辑能够选中最适当的作者担任最适当的选题，这是成功的秘诀。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多与作者交朋友，其他“捷径”是没有的。
第三，成套出书。良友图书公司出书多从成龙配套着眼，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解放以来，全国出版的书几十倍以至成百倍增长，而且都有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从宏观来看，出书品种之多，发行数量之大，质量也大有提高，这些都是不容抹煞的。但是见木不见林，出书不成系列，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缺点。我们不禁要问，良友图书公司能够成套出书，现在条件比过去好多了，为什么只能“单打一”呢？出书系列化不仅是形式问题，而是联系到对某一学科、某一知识门类进行探索的广度和深度问题，不能等闲视之！
象《中国新文学大系》，不是已经给予我们一定的启示了么？上海文艺出版社正在进行“接力”，继续编选从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七第二个十年的新文学大系，正说明良友图书公司所开辟的路正在拓宽。良友图书公司着重出版成套的文艺书，我们何不扩而大之，在一切知识领域里也出成套的丛书呢？在这一方面，已有不少出版社闯出一步，并做出了应有的成绩，这应当说是可喜可贺的。
良友图书公司在赵家璧同志主持编辑工作之后，为什么能够开拓出一个新局面来呢？这可能与他学的是外国文学，借鉴外国先进的出版工作经验有关；大量出版成套的丛书，就是吸收了美国的经验，在《编辑忆旧》里，作者就提到在出版构思时这一方面的作用。
拉拉杂杂写了以上这些，也许近于盲人谈象吧，谨以此就正于作者：其然岂其然乎？
一九八五年春节初稿，一九八五年清明改定。
(《编辑忆旧》，赵家璧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四年八月第一版，1.95元)(本文赵家璧像，丁聪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