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现在中国大约有1亿人患有抑郁症，而其中到医院就诊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大多数人都在“熬着过日子”。官员是抑郁症患者中隐藏最深的一大群体，尤其是，他们在升迁前后的阶段成为触发抑郁症高发的节点。同时，官员抑郁症的深度隐秘性，也在加速这一患病群体在人所不知的状态中不断扩大。
　　抑郁都是相似的，但不同人群却各有各的抑郁。尽管官员和百姓都会患抑郁症，而且，临床诊疗数据显示，百姓患抑郁症和官员患抑郁症的发病率不相上下，然而，官员的抑郁症和其他人群相比仍有一些独有的特点。
　　例如，官员患抑郁症不仅自己会感觉特别“丢人”，而且他们还会特别注意保密，绝不会让人知道，“因为组织上有规定，患有抑郁症的官员是不允许被提拔的”。所以在官员群体中，即使是他们的家人，也很难知道其患上了抑郁症。
　　随着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很多疾病的防治进入到个性化时代，即根据一个人特有的基因来进行个性化的治疗。尽管这只是未来的一个方向，而且针对的并非心理或精神疾病，但抑郁症这种疾病在不同人群中的不同表现已经说明，心理疾病的个性化诊治也变得非常必要。
　　不良事件或负面生活遭遇，如丧偶、离婚、失业等是诱发抑郁的重要因素，这些负面生活事件又称为压力。一般而言，患抑郁症的人都可能在这些方面找到原因，但是，普通人的抑郁还是与官员的抑郁有所不同。除了官员强烈的保密心态外，在抑郁的诱发因素上，百姓或普通人的抑郁更多是因为生活所累，如失业、离婚等等生活变故所致。然而，官员抑郁的产生则有更多、更复杂的诱因。
　　原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高级法官罗卫平曾经患重度抑郁症，他对自己病情的描述，披露了官员为何患抑郁症的其他一些原因，其中包括官场潜规则带来的人情世故压力、能否秉公办事的良心压力、收不收礼和贪与不贪的矛盾心情、官员问责体制带来的工作压力、网络监督和社会舆论带来的道德压力、物质的诱惑与反腐斗争的严峻形势之间造成的矛盾冲突心态等等。
　　在罗卫平的例子中，长期困扰着他的压力就表现在，在判案时难以秉持公正，因为会受到各种关系的请托。一件案子到了法庭上，双方自恃托了关系，谁也不愿意让步，根本无法调解。如此，罗卫平就感到，没有“公”可以给他“秉”，怎么判，都要得罪人，伤害人；怎么判，自己都有心理包袱。长此以往，他的心理压力就越来越大。在重重压力下，自从2013年初始，罗卫平每天想得最多的就是：“我要以什么方式结束生命。”
　　显然 ，在中国庞大的抑郁人群面前，专业人员要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防和治疗抑郁症，而官员和各种人群也应该了解到，像抑郁这样非常普遍的心理疾病也会因人而异。例如，因为在诱因上有极大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自我防范措。显然，在自我防范方面，普通百姓可能更容易从抑郁症中解脱出来，因为他们更容易放得下：“光脚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输掉或失去的了，而那些“穿鞋的”轻则要担心“皮鞋”会不会染上尘土和泥浆，重则会担心失去“皮鞋”，种种抑郁症状在无法向任何人（包括家人和医生）透露的情况下，在他们内心长期“发酵”所带来的痛苦绝非普通抑郁症患者所能比的。
　　如此一来，官员和普通人的抑郁症不仅有诊断和治疗的难易之分，而且其后果也不一样，前者的抑郁症往往在突如其来的情况下，以令人吃惊的形式而被人发觉——意外自杀也就成为了一种更为常见的结局。
　　除了官员的抑郁症需要个性化的防治外，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种群的抑郁也需要个性化的诊治方案，因为不同种群抑郁发生的内因，即生物学因素也是不一样的。英国研究人员发现， 5-羟色胺转运体蛋白基因（5-HTTLPR）与抑郁和焦虑有关。但是，5-HTTLPR基因有3种变体，其中两种较短的变体（即“短等位基因”）会增加白种人患抑郁、焦虑和自杀的危险。而中国研究人员发现，在汉族人群中，5-HTTLPR的“长等位基因”才是引发抑郁和焦虑的易感基因。因此，即便从基因角度干预或诊治抑郁，也需要对不同的族群采取不同的疗法。
　　除生物学因素外，在社会学因素方面，官员的抑郁与其他人群的抑郁，其诱发患病的压力来源非常不同，其中最常见的是，在有过贪污、受贿行为后担心暴露或被查处，成为眼下官员最大的心理压力源。如何去除诸如此类特殊“病因”，似乎专业医疗人员也难有太多的作为，对此，除了家庭成员可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外，官员本人尽早放下包袱并做出正确的个人选择，则显得尤为重要。
　　张田勘
　　（学者，资深媒体人，著有《生命存在的理由》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