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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又一次的推迟。一个接一个的悬念。最终，起飞前后惊险不断、让人们捏足了一把汗的“发现”号航天飞机，总算带伤返航、安全到家了。
说实话，在“发现”号进行复飞之旅的14天当中，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5年前“哥伦比亚”号爆炸时的情形，也冒出过“有去无回”的念头和担忧。
事实上，就在“发现”号发射之前，NASA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证实已经解决了例行检查时发现的问题。用航天飞机项目副主管韦恩·黑尔的话说，工程师不能对可疑部位进行大检查，因为航天飞机内部复杂的管线系统“每次接触都可能造成新的问题”。但是，他宣称：即便故障没有彻底解决。也会强行发射。
真有胆!
而在“发现”号升空不久，出现两块神秘的脱落物——惊现当年“哥伦比亚”号失事前同样的一幕——之后，还是这位黑尔先生，说NASA需要几天时间的分析才能最终判断“发现”号能否安全返回地球，“我们希望什么问题也没有”。
希望，仅仅是希望!这番话不仅折射出太空探索的高风险、高代价，同时也表明：公众对于航天飞机的安全性，乃至航天飞机计划的焦虑和质疑并非没有道理。过去的十几年间，美国太空前沿基金会一直在批评航天飞机项目耗资巨大、分散后勤支持、浪费劳动力、限制太空计划的进一步发展。
据称，“哥伦比亚”号失事后，为改进航天飞机的安全性能，NASA累计已耗资10亿美元之巨。此次“发现”号复飞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检验相关改进措施，证明航天飞机依旧适合承担太空探索的使命。然而，“发现”号一波三折的旅程显示，目前仍然不能排除航天飞机所有的潜在隐患，航天飞机的前景并不美妙，已陷入力不从心的境地。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未来的航天之路应该怎么走?目标何在?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为安全、便捷的航天模式?
但以上恐怕都不是像布什总统这样的政治家们首要关心的议题。不难看出，“发现”号此番出行的风险是很大的，舆论甚至认为，这是NASA的背水一战。由于它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且跟布什政府提出的太空探索计划一脉相承，因而更显得不同寻常。就此，NASA的局长格里芬可谓是一语道破：这次发射承载着太多的重担——航天飞机计划、国际空间站补给、布什总统将宇航员送往月球和火星的雄心、七名宇航员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妄想，是我们的未来。”
瞧，航天飞机计划的政治含量一点也不比科技含量少。美国一位曾参与太空探索项目的专家布鲁斯·默里早在1994年就指出：NASA变了，它完全投入到技术目标——航天飞机中，而并不看重科学目标——把人放到所有空间活动中去冒险是个不好的选择。
事隔多年后，《今日美国》在一篇题为《要科学，还是政治?》的社论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美国近年来的小成本无人航天探索项目成果斐然，已经能够用无人火星车探索火星的陆地，这才是为了科学的航天。而布什政府要2000余亿美元。把几个宇航员送到火星上去。只怕更多地是为了“政治得分”。这更可能损害美国航天科学的能力。
就此又引出评论说，要科学还是要政治的“路线之争”，在美国航天的发展轨道上始终存在。科学家想用尽可能低成本的手段获取宇宙的知识，而政治家总要提出提升人气的“大项目”——从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和“阿波罗”登月，到布什的“重返月球”、“登陆火星”，莫不如此。
的确，寄托着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标志着人类的一种精神挑战的太空计划，大大得益于“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它那深远的、梦幻般的，甚至革命性的内涵自不待言，但各国政府都不会只是为了科学或探测的目的而耗费巨资。它们都需要“立”另一个目标，一个必须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目标。这是游走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
想起了这些往事，权作上面这段话的注解和本文的收尾吧：
曾经担任过苏联科学院空间研究所所长的萨格捷耶夫回忆说，1986年哈雷彗星回归之时，美国抢先把那个彗星所有的图像都拍下，并在晚间电视节目中播了出来。就在同一时刻，戈尔巴乔夫正对苏共第27届党代会致闭幕词。两个星期之后，他困惑了，问道：“你怎么能够让事情发生在这个时候?”萨格捷耶夫回答：“我们完全不知情。控制轨道的是上帝。”
而此事发生之前10年，1976年，美国“海盗”号着陆器降落到火星的预定日期是1976年7月4日，也就是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日，但是，后来着陆的实际日期是7月20日。事情发生后，参与该探索项目的一位专家这样写道：“NASA明智地不理会那个象征性的日期，目的是确保我们在技术上准备妥当……”
说实话，在“发现”号进行复飞之旅的14天当中，我的脑海里不时闪现出5年前“哥伦比亚”号爆炸时的情形，也冒出过“有去无回”的念头和担忧。
事实上，就在“发现”号发射之前，NASA还不能百分之百地证实已经解决了例行检查时发现的问题。用航天飞机项目副主管韦恩·黑尔的话说，工程师不能对可疑部位进行大检查，因为航天飞机内部复杂的管线系统“每次接触都可能造成新的问题”。但是，他宣称：即便故障没有彻底解决。也会强行发射。
真有胆!
而在“发现”号升空不久，出现两块神秘的脱落物——惊现当年“哥伦比亚”号失事前同样的一幕——之后，还是这位黑尔先生，说NASA需要几天时间的分析才能最终判断“发现”号能否安全返回地球，“我们希望什么问题也没有”。
希望，仅仅是希望!这番话不仅折射出太空探索的高风险、高代价，同时也表明：公众对于航天飞机的安全性，乃至航天飞机计划的焦虑和质疑并非没有道理。过去的十几年间，美国太空前沿基金会一直在批评航天飞机项目耗资巨大、分散后勤支持、浪费劳动力、限制太空计划的进一步发展。
据称，“哥伦比亚”号失事后，为改进航天飞机的安全性能，NASA累计已耗资10亿美元之巨。此次“发现”号复飞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检验相关改进措施，证明航天飞机依旧适合承担太空探索的使命。然而，“发现”号一波三折的旅程显示，目前仍然不能排除航天飞机所有的潜在隐患，航天飞机的前景并不美妙，已陷入力不从心的境地。人们更为关注的是：未来的航天之路应该怎么走?目标何在?能不能找到一种更为安全、便捷的航天模式?
但以上恐怕都不是像布什总统这样的政治家们首要关心的议题。不难看出，“发现”号此番出行的风险是很大的，舆论甚至认为，这是NASA的背水一战。由于它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且跟布什政府提出的太空探索计划一脉相承，因而更显得不同寻常。就此，NASA的局长格里芬可谓是一语道破：这次发射承载着太多的重担——航天飞机计划、国际空间站补给、布什总统将宇航员送往月球和火星的雄心、七名宇航员的生命。“这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妄想，是我们的未来。”
瞧，航天飞机计划的政治含量一点也不比科技含量少。美国一位曾参与太空探索项目的专家布鲁斯·默里早在1994年就指出：NASA变了，它完全投入到技术目标——航天飞机中，而并不看重科学目标——把人放到所有空间活动中去冒险是个不好的选择。
事隔多年后，《今日美国》在一篇题为《要科学，还是政治?》的社论中毫不客气地指出：
美国近年来的小成本无人航天探索项目成果斐然，已经能够用无人火星车探索火星的陆地，这才是为了科学的航天。而布什政府要2000余亿美元。把几个宇航员送到火星上去。只怕更多地是为了“政治得分”。这更可能损害美国航天科学的能力。
就此又引出评论说，要科学还是要政治的“路线之争”，在美国航天的发展轨道上始终存在。科学家想用尽可能低成本的手段获取宇宙的知识，而政治家总要提出提升人气的“大项目”——从肯尼迪的“新边疆”政策和“阿波罗”登月，到布什的“重返月球”、“登陆火星”，莫不如此。
的确，寄托着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标志着人类的一种精神挑战的太空计划，大大得益于“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它那深远的、梦幻般的，甚至革命性的内涵自不待言，但各国政府都不会只是为了科学或探测的目的而耗费巨资。它们都需要“立”另一个目标，一个必须具有现实政治意义的目标。这是游走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一种微妙的平衡。
想起了这些往事，权作上面这段话的注解和本文的收尾吧：
曾经担任过苏联科学院空间研究所所长的萨格捷耶夫回忆说，1986年哈雷彗星回归之时，美国抢先把那个彗星所有的图像都拍下，并在晚间电视节目中播了出来。就在同一时刻，戈尔巴乔夫正对苏共第27届党代会致闭幕词。两个星期之后，他困惑了，问道：“你怎么能够让事情发生在这个时候?”萨格捷耶夫回答：“我们完全不知情。控制轨道的是上帝。”
而此事发生之前10年，1976年，美国“海盗”号着陆器降落到火星的预定日期是1976年7月4日，也就是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日，但是，后来着陆的实际日期是7月20日。事情发生后，参与该探索项目的一位专家这样写道：“NASA明智地不理会那个象征性的日期，目的是确保我们在技术上准备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