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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早已成为历史。但父母和我们这代人青少年时期都在生产队劳作生活过。
那时，几亿中国农民都劳作生活在生产队，不少城市居民和知识青年也都要下到生产队劳动学习。现在五六十岁的许多国人都有着许多关于“我们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深刻记忆。
我的老家在大理洱海边的农村，在记忆深处，年轻时参加集体劳动时的那些场景，总是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种植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农业生产下达指令性种植计划，生产队只能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来安排种植，不得自行安排。当时强调以粮为纲，要求以粮食种植为主。小春用150亩左右种小麦、蚕豆和洋芋，用20多亩作秧田和种油菜：大春绝大部分种水稻。拿出几亩种芋头。稻谷、小麦、蚕豆，加上洋芋按照五比一折算成原粮后，全年粮食产量在9万多公斤。从自然条件和经济效益来说，我们认为小春这一季比较适合种蚕豆和洋芋，种小麦是不划算的。因为蚕豆和洋芋的产量较高。亩产可以分别达到400市斤左右和近3000市斤，而小麦的亩产只有三四百市斤。蚕豆交国家之余可以用来喂猪，蚕豆的副产物一豆干、豆糠也可以用来喂猪。洋芋除了少量折抵粮食交国家和自己食用外，大部分可以出售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还可以用来换小麦。我们队里曾经用洋芋与祥云人换小麦，最好的时候3.5市斤洋芋换1市斤小麦，差一点也是4市斤换1市斤。也就是说，我们种一亩洋芋等于种了两亩小麦。当然。种洋芋的成本要比种小麦高一些。从工序和对下一季的影响来说。小春这一季种蚕豆和洋芋也是有利的。种蚕豆的工序简单，不用犁田，不用薅锄；蚕豆根上长的根瘤菌可以肥田，而且蚕豆的生长期短；种洋芋施的农家肥多，洋芋的叶、茎可以作绿肥。种小麦则正好相反，不仅效益差、工序多，而且生长期长，收割时往往已经进入雨季。当时，虽然不知道“调整结构”、“比较效益”这些词汇，但从道理上来说，农民并不笨还是知道的，可是，有一年，我们准备多种洋芋，用洋芋换小麦。此事被大队领导知道后。直接带领团员青年把洋芋种挑走了。还有一年，为了解决群众的生计问题，我们拿出了一块五亩左右的大田种芋头（芋头既可当菜又可当粮），公社领导知道后，亲自赶着牛把刚出苗的芋头犁了。这两件事一直让我感到很遗憾、很困惑。
大春这一季，水田全部用来种水稻。当时稻谷产量比较低，一般也就是六七百市斤。到了1977年那一年，由于换了新品种，加上开始使用化肥，稻谷获得了丰收，亩产接近九百市斤。这是我们生产队历史上收成最好，社员口粮最宽裕的一年。
犁地
“种田不用巧，深耕加粪草。”
我们生产队大约有三、四对耕牛，由耕牛负责整个生产队蚕豆田、小麦田、秧田、稻田的犁和耙。犁地采取的是二牛抬杠，一人扶犁，一人牵牛的配合方法。耙地也是二牛抬杠，一人踩耙，一人牵牛。耙地用的耙子用比较坚硬的木料做的。为长方形的一个方框，前后排下方装有木齿。耙地时，人要踩在耙上。犁地的任务是翻土和松土，耙地的任务是对已犁过的土块进行压碎和平整。扶犁和踩耙的往往是老把式，牵牛的则往往是小男孩。小男孩除了牵牛，还要负责烧开水、烤茶、泡茶。耕牛是生产队的宝贝。平时交由社员分户饲养，犁地时会受到特别关照，可以享受吃豆面、豆糠的待遇。耕牛是舍不得杀吃的，但是，如果耕牛老死或意外伤亡，队里也舍不得丢弃，会用来炖牛头蹄、牛烂烀，改善一下社员生活。
70年代初，公社成立了农机站，拖拉机开始代替耕牛、旋耕机开始代替犁和耙承担了部分犁地、耙地任务，犁地、耙地不再完全依靠耕牛，耕牛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换种
“种子不好，丰收难保。”
“种子不调，收成不好。”
过去我们国家的农业科技比较落后，新品种的培育比较缓慢，加上交通不便。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种的大都是老品种，而且是生产队自己留种，影响了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提升。
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农业科技水平有了一些提升，交通运输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善。当时可能因为州农科所设在凤仪，凤仪又是全州粮食主产区、政府非常重视凤仪地区粮食生产的缘故。凤仪的粮食产量比较高。我们的土壤是砂壤土。我们认为去凤仪换种子。会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于是我们的老队长就带着我去凤仪考察。后来，我们就去凤仪买稻谷、小麦、蚕豆种子。运输种子用的是我们生产队的木帆船，船就停靠在凤仪满江海边。有一次我还一个人带着1000多元去凤仪交钱。那时1000多元钱可是巨款啊，事后想起来，我还为队里给予我的信任而感动，也为我的胆大而自豪。洋芋种子是去迪庆的中甸，即今天的香格里拉买。因为那里的气候寒冷，到我们这里栽种更有利于洋芋产量的提高。
在水稻育秧方面，当时也作了一些试验。过去水稻育秧。最早是在田里育旱秧：后来曾经试验在室内育秧，但没有成功，只好改为在田里育水秧。通过不断改进育秧方式。提高水稻产量创造了条件。
积肥
“粪草粪草，庄稼之宝。”
“人不亏地皮，地不亏肚皮。”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普钙、磷肥、碳酸氢氨、尿素等化肥到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大量使用，而且供不应求。之前种地主要依靠农家肥。农家肥主要包括厩肥和大粪。厩肥受到饲养的猪、牛和垫厩的稻草、麦秆数量少的限制，大粪受到人口少的限制，都比较紧张。加上社员自留地也要使用肥料，生产队能够使用的农家肥其实很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采取了三个办法。
一是到下关承包厕所。那时的厕所几乎都是老式厕所，没有水冲式厕所，都靠人工打扫，大粪里面水的含量很低。由于当时从大庄到下鸡邑沿洱海一带和下关郊区生产队都需要大粪，下关城内承包厕所的生意非常紧俏。
有一年，下关灯笼村和大庄的农民还为厕所粪便的归属问题打了一架。为了承包厕所，不仅要派专人值守和负责打扫厕所卫生。还要时不时地送点蔬菜或者其它农副产品讨好厕所所在单位的人员。我们队包的是州农机厂的厕所，尽管农机厂工人有一二百人。但是“产量”对我们而言依然还是不够生产所用。 另外是到下关积水肥。水肥也就是大粪。由于厕所几乎被各地的生产队承包完了，所谓积肥。实际上就是在下关市区走街串巷到没人看管的厕所去掏粪。有时也会趁人不备到别人承包的厕所和田问粪塘去偷，因此，矛盾多、纠纷多。偷粪，如同孔乙已偷书不算偷一样，当时并不把其当回事。在水稻栽插后。我们队还要组织男社员到下关积水肥。为了鼓励大家，每天每人由生产队补助半斤大米和三角钱伙食费。大粪按挑算。然后按质量评工分。如果力气大，胆子又大、辛苦一点还可以挣到很高的工分。
参与积肥的社员积极性很高，往往不分白天黑夜地到处去找肥。在大家的带动下，有一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尾随一位比我年长一点的社员，一口气出去找了十五挑。得了183个工分。相当于平时半个月的劳动工分，当时真的高兴得不得了。可是现在想起来，却为当时的英雄壮举而感到后怕。我们将水肥用船运回队里，经过发酵、兑水后用于追肥。
再就是到下关积干肥。干肥也就是可用作肥料的垃圾，那时的垃圾大多可作肥料，不像今天的垃圾有那么多的包装物、那么多的有害物。如单位和居民的猪粪、鸡粪、菜叶子、灶灰等。
有一年冬天，队里在研究春耕时，干部们为厩肥不足很是发愁。我当时提议，是否借鉴其他地方的做法由我带队去下关积干肥。大家同意了我的提议，我立即带领十多个男女青年去下关积干肥。开创了我们队到下关积干肥的先例。
为了鼓励大家。每天由生产队补助每人半斤大米和三角钱伙食费，干肥按重量按质量计工分。参与积肥的青年积极性很高。经过一个冬季。积了近百吨的干肥。由船运回队里后，经过堆捂、发酵、筛捡，就成了很好的底肥。特别要说一说的是，有一天，我去积肥的途中看见林业车队炊事员在垃圾坑里倒了一堆藕节，忽然想起藕节可做中药。立即将藕节送到州药材公司，居然还卖了四块多钱。我用这笔钱给父亲买了一双胶鞋。这意外之财，让我和我父亲感到非常高兴！
另外是上苍山割茅草、耢松毛。用于垫厩增加厩肥。割茅草是在栽插结束后的那段农闲时间进行，耢松毛是在冬季进行。茅草和松毛，按重量和质量计工分，一挑能挣十多个工分。社员们一般在日出前上山，中午回到家中，虽然辛苦一点，用半天多时间挣了平时一天多的工分，下午的时间还可自由安排，或者做家务，或者管护自留地。夏季割茅草回来。男青年最大的乐事是到洱海边钓鱼。钓着几条黄壳鱼、鲫鱼，还可以饱饱口福；女青年最大的乐事是绣花，绣枕套、绣围裙、绣手帕、绣鞋子。
还有就是在洱海边湖湾地带挖塘，待水位下降后将塘中沉淀的海泥取出用于种菜。海泥中的有机物很多，对种菜很有好处。这种做法客观上对净化洱海水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捕鱼
我们村主要以农业为生的。
由于地处洱海之滨。有捕鱼的便利。也会利用闲暇时间捕鱼以改善生活。
那时生态比现在好，鱼比现在多得多；那时捕鱼工具也没有今天发达，捕鱼强度也没有今天大，鱼要比今天好捕得多。当时，因为使用除草剂五氯酚钠和为了消灭血吸虫在沟渠里面开展灭钉螺行动，导致稻田和沟渠的鱼类几乎灭绝，捕鱼主要在洱海里面进行。捕鱼的方法，主要是在海边罩鱼和钓鱼。
罩鱼主要是在三月街（农历3月15日-21日）后的两三个月内进行。按照古老的说法，成千上万的人去逛三月街。惊动了脚下鱼洞里的鱼，鱼开始出游了。实际上，是鱼经过冬眠，随着水温上升，开始到海边觅食和产卵。罩鱼的工具，简陋一点的是把底部已经用坏的用来装粮食的竹篾编制的箩筐，将底部去掉后加以必要的加固即可；复杂一点的是自己用竹片专门编制而成，用起来更顺手，效果也更好。
白天罩鱼。主要是罩来海边觅食的鲫鱼。由于鱼在游动，能够罩上一两斤鱼已经算不错了。晚上罩鱼就大不相同了。晚上罩鱼需要借助手电筒，而且要将两节手电筒改装为四节手电筒以增加亮度。晚上来到海边的鱼，大多是来海边产卵的鲤鱼和鲫鱼。鱼被电筒照着的时候，往往会发呆，只要手脚轻一点，罩得准一点，是十拿九稳的。晚上罩鱼，一般是不会空手而归的。我们队里的那位副队长，由于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气、吃得了苦，每天晚上少则罩几斤，多则罩一二十斤。一个季节下来，罩鱼的收入是颇为丰厚的。通过罩鱼不仅可以让家里人有鱼可吃。大量的鱼还可以拿到大理古城去卖，增加家里的收入。
进入雨季以后。洱海水位开始上涨，洱海边水草也开始迅速生长，可供鱼类食用的浮游生物和水草也多了起来。这段时间是鱼的产卵期，也是鱼的活跃期，是鱼吃得最多，长得最快的时期，鱼会来到海边觅食和产卵。因此，这也是钓鱼的最好季节，当时好多人都会利用闲暇时间到海边钓鱼。
现成的钓鱼竿是买不到的。只有去街上买竹子、鱼钩和化学线回来自己制作，鱼漂用的是干透了的蒜薹，坠子是用牙膏皮烧化以后的锡坨。钓鱼的地点是很重要的，以溪口、海湾和水草丰盛的地方为最佳。鱼饵一般用蚯蚓或新鲜的玉米粒，蚯蚓钓鲫鱼，玉米钓鲤鱼。如果在经常钓鱼的地方撒一点大米，鱼就更容易上钩一些。
钓鱼的时间一般在下午。每到下午钓鱼就成了洱海边的一道风景线，经常听到人们钓到鱼时的欢笑声。当时鱼多，钓鱼比现在容易得多，虽然一人一竿，但是都不会空手而归。钓鱼成了人们改善生活和苦中作乐的一种手段。我们队里钓鱼技术高超的那俩父子，他们钓的鱼，自己吃不完，还经常拿出去卖，让村里人很是羡慕。
种菜
我们生产队所在的下龙龛下登村。具有悠久的种菜历史，远在解放前就有人外出到腾冲一带帮人盘菜园。解放以后，一直是当地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基地。
我们生产队的十多亩菜地。按照国家的安排。全部用于种植蔬菜。蔬菜全部交给当时的下关市蔬菜公司销售。蔬菜公司收购的价格比较低，卖的价格也比较低。但是，由于蔬菜公司的菜运输环节多，收拾得没有私人的菜干净，看起来也没有私人的菜新鲜，卖相不太好，不像私人的菜那么受欢迎。为了种好这十多亩菜地，队里专门成立了一个蔬菜小组。由五六位种菜经验丰富的社员组成，负责菜地的日常管护。种菜和收菜这两个环节，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到时我们还要派其他社员协助。蔬菜由船运到下关后，交给蔬菜公司。尽管蔬菜公司的收购价比较低。每年还是有四五千元的收入。这已经成为队里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之一。 卖沙子
卖沙子是队里又一个重要的现金来源。大约每年有一万元左右的收入。当时，混泥土建筑在城市刚刚兴起，需要沙子和碎石。大理州航运公司、金梭岛和海印的船队开始从洱海周边源源不断地往下关运送沙子和碎石。我们村旁正好有一些小沙丘，海边还有沙滩，浅水区的沙子也不少。为了增加队里的收入，我们先挖卖小沙丘的沙子。将小沙丘改造成为田地。然后挖卖沙滩上的沙子。由于沙滩上的沙子不多，更多的是挖卖浅水区的沙子。具体的工作由队里的各个运输小组负责。
船员的工分和沙子的方数挂钩，所以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小沙丘和沙滩上的干沙由船员一挑一挑地挑到船里，浅水区的水沙则需要船员站在水里，一锄一锄地挖进船里。冬天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挖沙不用说有多冷啊！沙子装好后运往下关。如果遇着顺风。那是很幸运的。不仅轻松而且两三个小时就可到达下关。如果没有风，那得用撑杆一杆一杆地撑：深水区或海底淤泥多的地方。就用桨一桨一桨地划。不仅辛苦而且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下关。如果遇着逆风，特别是十冬腊月的逆风，船按“之”字型路线行驶，船身侧得很厉害。得用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下关。
到了下关，交给下关市沙石服务公司。公司派人到船里丈量过方数后，将沙子由我们自己把沙子挑出去。后来因为有人在船里沙子下面垫东西以增加沙子的方数。沙石服务公司改成用斗来丈量沙子的方数，要求我们将沙子挑到沙堆顶上的斗里。沙子下完后，有货运货，没货空船返回。
当时，运沙用的船是一条新船。标准吨位9吨。为了多挣工分，实际运到13吨左右，超载达四吨左右。每人负责运进运出6吨多沙子，相当于120挑左右。可想而知，船员有多辛苦。不仅辛苦，还很危险！那时，每年的冬春季节因为风大，洱海年年都有沉船死人的事故发生。
1975年1月13日这天下午。我们下完沙子起航时，因为风又大又乱还夹杂着雨点。掌舵的船员支撑不住。我从船的头舱赶过去帮忙，走到中舱时。突然一股杂风将风帆翻转过来把我打进水中。我跌进水里后。立即将头上戴的草帽丢掉。奋力向岸边游去。船上掌舵的那位船员，很快将一块船板朝我的方向丢入水中。我又朝船板游去，抱住船板骑上去，一只手抱船板，一只手朝岸边划。这时，一条小渔船朝我划来，一对渔民夫妇帮我上了渔船。终于让我脱离了危险。这惊险的一幕，让我刻骨铭心！事后，我安然无恙。连感冒都没有。而掌舵的那位船员却病了好长一段时间。
虽然卖沙子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社员生活。但是后来持续不断的卖沙行为。使洱海边的沙滩几乎淘没了。这从客观上说是对洱海的掠夺和破坏。不过，今天的人们对生产队的卖沙行为是不应该进行谴责的，因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活贫困。
改沟
我们生产队所在的龙龛大队有七个自然村，十九个生产队。
除了苍山十八溪之一的白鹤溪流经我们大队境内，境内还有几条支流和用于灌溉的一些沟渠。
由于沟渠弯弯曲曲，既影响排灌又浪费土地。有一年，大队决定由我以大队团支部副书记的身份，利用冬季带领团员青年负责改沟。
每个生产队都抽了几个团员青年。十九个生产队共抽出来一百人左右。参加改沟的人每天回各自生产队记十一个工分。大队要求我除了苍山十八溪之一的白鹤溪和其他主要支流，不花一分钱，完全靠人工将其余沟渠改直。我们就从北至南逐一推进。我采取的办法很简单，用三根竹子由东到西对齐，为了队与队之间尽量少找补田就尽量取中间来改，涉及到的生产队都很支持，大家都不计较，很好改。
刚开始时，由于缺乏经验，采取的是点工，也就是只规定出工、收工时间，没有规定劳动量，男女青年在一起边干活边说说笑笑，劳动效率很低。发现问题后。我及时改变管理办法。采取统一出工时间、每人每天负责五米、欢迎互相帮忙、完成任务经验收合格即可收工的做法。结果大家都很卖力。男青年完成自己的任务后。还帮女青年完成任务。不仅改沟的进度大大加快。而且收工的时间也提前了。
通过改沟，使我们大队成为苍山洱海问沟渠最直的一个地方。
茶场
我们大队在苍山玉局峰下有一个茶场。即龙龛茶场（今大理学院茶苑附近）。
茶场以种植茶叶为主。所种茶叶品质优良。茶叶交下关茶厂加工，偶尔也给全大队社员分一点。
茶场设有一名队长、一名副队长，社员由各生产队派出。劳动管理实行点工和包工相结合。所得工分由茶场通知所在生产队，参与所在生产队分配。
社员口粮自带。茶场统一做饭，每人每天补助0.3元，个人不出菜钱。为了改善社员伙食，茶场还养猪、种菜，茶场的生活好于大多数社员家庭。当时，一些生产队为了减少安排住房和管理的麻烦。也喜欢将下乡知青安排到茶场。我们大队的下乡知青。都来自于大理古城。茶场离古城仅二公里左右。
那时候的茶场社员以青年人为主。气氛比较活跃，工种不多，作息时间比较有规律，不用自己做饭。生活比较方便。在我们大队茶场的下乡知青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幸福的知青之一。
茶地大都不太规整，不好管理。有一年，大队决定由我带领团员青年到茶场开荒和开展梯台地建设。先后分两批，每批一百人左右，每批一个月。团员青年可能想暂时摆脱生产队的乏味生活。参加的积极性很高。大队党支部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党支部书记还亲自参加我们一起劳动。我们一方面对原有茶地进行梯台地改造。使原有的茶地更加规整：另一方面在原茶场周边进行开荒。开展梯台地建设，扩大了茶地面积。苍山脚下到处都是石头。对搬不动的石头我们就用大锤砸。更大的石头就由参加过公路建设、有爆破经验的青年用炸药炸，然后用石头垒成埂子。虽然劳动很辛苦，但是，大家很愉快。通过这些活动，也增强了团支部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造新船
我们队的木帆船过去只有一条5吨左右的。主要用于将队里的蔬菜运往下关。将下关的水肥运回队里。为了挖卖沙子增加队里收入，我们再造了一条9吨的木帆船。船身用的是栗木，栗木坚硬、耐腐蚀，要到外地去买。桅杆用桉树，桉树韧性好、不易折断。帆由妇女用帆布缝制。造船师傅请的是一位大理喜洲沙村人。造船的地点就在洱海边沙滩上。
造船期间。生产队安排专人伺候造船师傅的一日三餐，根据师傅的要求烘烤船板、打油灰。师傅先做船的龙骨架，再钉船板。船板钉好后，用油灰勾缝以防漏水。油灰是用菜籽油、桐油和石灰搅拌，在石臼里经过长时间反复敲打而成。使用时再添加麻丝，用专用刀具往船板缝隙中使劲挤压。大约经过两个月左右。船造好后，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在鞭炮声中由社员欢天喜地地拖入水中。便投入使用了。
建打场
队里的打场和仓库都比较分散。主要在村中央。叫“娃娃组”（因为曾经在合作社时期做过托儿所得名）。面积不足一亩。两头的草房一边用于装粮食，一边用于装稻草，中间的院子用作打场。在附近还有一块占地一亩左右的打场。另外，还有土改时没收的两处地主家的几间瓦房作仓库或安排给城市下放人员居住。农忙季节很不适应，开社员大会只好到社员家。于是在1977年底我们又在村头利用一丘水田新建仓库和打场，可是，还没有建好我就上大学去了。
搞集体建设的这一年。生产队就给社员少分一点红，工分多的家庭是要多吃亏一点的。但是，为了改善生产条件，增强发展能力，大家也没有什么怨言。
当时。一些地方开始发展社队企业，对我们也有所触动。我们村还没有碾米、磨面、粉碎机等加工设备。为了增加队里的现金收入。改善社员生活，我们曾经考虑过购置碾米、磨面、粉碎机等设备，开展农产品加工，但是没有实现。我们也曾经研究过允许一些人出去做基建，但是成效也不大。
可能因为我组织青年人到下关积肥、带领青年人改沟、开展梯台地建设并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原因。1976年、1977年我连续两年被评为原大理县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出席县里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受到县里（当时叫大理县）的表彰。记得有一年的奖品是一顶草帽和一把镰刀。有一年的奖品是一顶草帽和一把钢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政府表彰。当年这个奖励，对于刚刚走进社会的我。比今天拿一万元的奖金还要高兴啊！
那时，几亿中国农民都劳作生活在生产队，不少城市居民和知识青年也都要下到生产队劳动学习。现在五六十岁的许多国人都有着许多关于“我们生产队”集体劳动的深刻记忆。
我的老家在大理洱海边的农村，在记忆深处，年轻时参加集体劳动时的那些场景，总是历历在目，终身难忘。
种植
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国家对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对农业生产下达指令性种植计划，生产队只能按照国家下达的计划来安排种植，不得自行安排。当时强调以粮为纲，要求以粮食种植为主。小春用150亩左右种小麦、蚕豆和洋芋，用20多亩作秧田和种油菜：大春绝大部分种水稻。拿出几亩种芋头。稻谷、小麦、蚕豆，加上洋芋按照五比一折算成原粮后，全年粮食产量在9万多公斤。从自然条件和经济效益来说，我们认为小春这一季比较适合种蚕豆和洋芋，种小麦是不划算的。因为蚕豆和洋芋的产量较高。亩产可以分别达到400市斤左右和近3000市斤，而小麦的亩产只有三四百市斤。蚕豆交国家之余可以用来喂猪，蚕豆的副产物一豆干、豆糠也可以用来喂猪。洋芋除了少量折抵粮食交国家和自己食用外，大部分可以出售增加家庭经济收入，还可以用来换小麦。我们队里曾经用洋芋与祥云人换小麦，最好的时候3.5市斤洋芋换1市斤小麦，差一点也是4市斤换1市斤。也就是说，我们种一亩洋芋等于种了两亩小麦。当然。种洋芋的成本要比种小麦高一些。从工序和对下一季的影响来说。小春这一季种蚕豆和洋芋也是有利的。种蚕豆的工序简单，不用犁田，不用薅锄；蚕豆根上长的根瘤菌可以肥田，而且蚕豆的生长期短；种洋芋施的农家肥多，洋芋的叶、茎可以作绿肥。种小麦则正好相反，不仅效益差、工序多，而且生长期长，收割时往往已经进入雨季。当时，虽然不知道“调整结构”、“比较效益”这些词汇，但从道理上来说，农民并不笨还是知道的，可是，有一年，我们准备多种洋芋，用洋芋换小麦。此事被大队领导知道后。直接带领团员青年把洋芋种挑走了。还有一年，为了解决群众的生计问题，我们拿出了一块五亩左右的大田种芋头（芋头既可当菜又可当粮），公社领导知道后，亲自赶着牛把刚出苗的芋头犁了。这两件事一直让我感到很遗憾、很困惑。
大春这一季，水田全部用来种水稻。当时稻谷产量比较低，一般也就是六七百市斤。到了1977年那一年，由于换了新品种，加上开始使用化肥，稻谷获得了丰收，亩产接近九百市斤。这是我们生产队历史上收成最好，社员口粮最宽裕的一年。
犁地
“种田不用巧，深耕加粪草。”
我们生产队大约有三、四对耕牛，由耕牛负责整个生产队蚕豆田、小麦田、秧田、稻田的犁和耙。犁地采取的是二牛抬杠，一人扶犁，一人牵牛的配合方法。耙地也是二牛抬杠，一人踩耙，一人牵牛。耙地用的耙子用比较坚硬的木料做的。为长方形的一个方框，前后排下方装有木齿。耙地时，人要踩在耙上。犁地的任务是翻土和松土，耙地的任务是对已犁过的土块进行压碎和平整。扶犁和踩耙的往往是老把式，牵牛的则往往是小男孩。小男孩除了牵牛，还要负责烧开水、烤茶、泡茶。耕牛是生产队的宝贝。平时交由社员分户饲养，犁地时会受到特别关照，可以享受吃豆面、豆糠的待遇。耕牛是舍不得杀吃的，但是，如果耕牛老死或意外伤亡，队里也舍不得丢弃，会用来炖牛头蹄、牛烂烀，改善一下社员生活。
70年代初，公社成立了农机站，拖拉机开始代替耕牛、旋耕机开始代替犁和耙承担了部分犁地、耙地任务，犁地、耙地不再完全依靠耕牛，耕牛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换种
“种子不好，丰收难保。”
“种子不调，收成不好。”
过去我们国家的农业科技比较落后，新品种的培育比较缓慢，加上交通不便。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种的大都是老品种，而且是生产队自己留种，影响了农产品产量和品质的提升。
直到上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才开始发生了一些改变。农业科技水平有了一些提升，交通运输条件也有了一些改善。当时可能因为州农科所设在凤仪，凤仪又是全州粮食主产区、政府非常重视凤仪地区粮食生产的缘故。凤仪的粮食产量比较高。我们的土壤是砂壤土。我们认为去凤仪换种子。会有利于提高粮食产量。于是我们的老队长就带着我去凤仪考察。后来，我们就去凤仪买稻谷、小麦、蚕豆种子。运输种子用的是我们生产队的木帆船，船就停靠在凤仪满江海边。有一次我还一个人带着1000多元去凤仪交钱。那时1000多元钱可是巨款啊，事后想起来，我还为队里给予我的信任而感动，也为我的胆大而自豪。洋芋种子是去迪庆的中甸，即今天的香格里拉买。因为那里的气候寒冷，到我们这里栽种更有利于洋芋产量的提高。
在水稻育秧方面，当时也作了一些试验。过去水稻育秧。最早是在田里育旱秧：后来曾经试验在室内育秧，但没有成功，只好改为在田里育水秧。通过不断改进育秧方式。提高水稻产量创造了条件。
积肥
“粪草粪草，庄稼之宝。”
“人不亏地皮，地不亏肚皮。”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
普钙、磷肥、碳酸氢氨、尿素等化肥到7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大量使用，而且供不应求。之前种地主要依靠农家肥。农家肥主要包括厩肥和大粪。厩肥受到饲养的猪、牛和垫厩的稻草、麦秆数量少的限制，大粪受到人口少的限制，都比较紧张。加上社员自留地也要使用肥料，生产队能够使用的农家肥其实很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们采取了三个办法。
一是到下关承包厕所。那时的厕所几乎都是老式厕所，没有水冲式厕所，都靠人工打扫，大粪里面水的含量很低。由于当时从大庄到下鸡邑沿洱海一带和下关郊区生产队都需要大粪，下关城内承包厕所的生意非常紧俏。
有一年，下关灯笼村和大庄的农民还为厕所粪便的归属问题打了一架。为了承包厕所，不仅要派专人值守和负责打扫厕所卫生。还要时不时地送点蔬菜或者其它农副产品讨好厕所所在单位的人员。我们队包的是州农机厂的厕所，尽管农机厂工人有一二百人。但是“产量”对我们而言依然还是不够生产所用。 另外是到下关积水肥。水肥也就是大粪。由于厕所几乎被各地的生产队承包完了，所谓积肥。实际上就是在下关市区走街串巷到没人看管的厕所去掏粪。有时也会趁人不备到别人承包的厕所和田问粪塘去偷，因此，矛盾多、纠纷多。偷粪，如同孔乙已偷书不算偷一样，当时并不把其当回事。在水稻栽插后。我们队还要组织男社员到下关积水肥。为了鼓励大家，每天每人由生产队补助半斤大米和三角钱伙食费。大粪按挑算。然后按质量评工分。如果力气大，胆子又大、辛苦一点还可以挣到很高的工分。
参与积肥的社员积极性很高，往往不分白天黑夜地到处去找肥。在大家的带动下，有一天晚上。我一夜没睡，尾随一位比我年长一点的社员，一口气出去找了十五挑。得了183个工分。相当于平时半个月的劳动工分，当时真的高兴得不得了。可是现在想起来，却为当时的英雄壮举而感到后怕。我们将水肥用船运回队里，经过发酵、兑水后用于追肥。
再就是到下关积干肥。干肥也就是可用作肥料的垃圾，那时的垃圾大多可作肥料，不像今天的垃圾有那么多的包装物、那么多的有害物。如单位和居民的猪粪、鸡粪、菜叶子、灶灰等。
有一年冬天，队里在研究春耕时，干部们为厩肥不足很是发愁。我当时提议，是否借鉴其他地方的做法由我带队去下关积干肥。大家同意了我的提议，我立即带领十多个男女青年去下关积干肥。开创了我们队到下关积干肥的先例。
为了鼓励大家。每天由生产队补助每人半斤大米和三角钱伙食费，干肥按重量按质量计工分。参与积肥的青年积极性很高。经过一个冬季。积了近百吨的干肥。由船运回队里后，经过堆捂、发酵、筛捡，就成了很好的底肥。特别要说一说的是，有一天，我去积肥的途中看见林业车队炊事员在垃圾坑里倒了一堆藕节，忽然想起藕节可做中药。立即将藕节送到州药材公司，居然还卖了四块多钱。我用这笔钱给父亲买了一双胶鞋。这意外之财，让我和我父亲感到非常高兴！
另外是上苍山割茅草、耢松毛。用于垫厩增加厩肥。割茅草是在栽插结束后的那段农闲时间进行，耢松毛是在冬季进行。茅草和松毛，按重量和质量计工分，一挑能挣十多个工分。社员们一般在日出前上山，中午回到家中，虽然辛苦一点，用半天多时间挣了平时一天多的工分，下午的时间还可自由安排，或者做家务，或者管护自留地。夏季割茅草回来。男青年最大的乐事是到洱海边钓鱼。钓着几条黄壳鱼、鲫鱼，还可以饱饱口福；女青年最大的乐事是绣花，绣枕套、绣围裙、绣手帕、绣鞋子。
还有就是在洱海边湖湾地带挖塘，待水位下降后将塘中沉淀的海泥取出用于种菜。海泥中的有机物很多，对种菜很有好处。这种做法客观上对净化洱海水质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捕鱼
我们村主要以农业为生的。
由于地处洱海之滨。有捕鱼的便利。也会利用闲暇时间捕鱼以改善生活。
那时生态比现在好，鱼比现在多得多；那时捕鱼工具也没有今天发达，捕鱼强度也没有今天大，鱼要比今天好捕得多。当时，因为使用除草剂五氯酚钠和为了消灭血吸虫在沟渠里面开展灭钉螺行动，导致稻田和沟渠的鱼类几乎灭绝，捕鱼主要在洱海里面进行。捕鱼的方法，主要是在海边罩鱼和钓鱼。
罩鱼主要是在三月街（农历3月15日-21日）后的两三个月内进行。按照古老的说法，成千上万的人去逛三月街。惊动了脚下鱼洞里的鱼，鱼开始出游了。实际上，是鱼经过冬眠，随着水温上升，开始到海边觅食和产卵。罩鱼的工具，简陋一点的是把底部已经用坏的用来装粮食的竹篾编制的箩筐，将底部去掉后加以必要的加固即可；复杂一点的是自己用竹片专门编制而成，用起来更顺手，效果也更好。
白天罩鱼。主要是罩来海边觅食的鲫鱼。由于鱼在游动，能够罩上一两斤鱼已经算不错了。晚上罩鱼就大不相同了。晚上罩鱼需要借助手电筒，而且要将两节手电筒改装为四节手电筒以增加亮度。晚上来到海边的鱼，大多是来海边产卵的鲤鱼和鲫鱼。鱼被电筒照着的时候，往往会发呆，只要手脚轻一点，罩得准一点，是十拿九稳的。晚上罩鱼，一般是不会空手而归的。我们队里的那位副队长，由于耐得住寂寞、沉得住气、吃得了苦，每天晚上少则罩几斤，多则罩一二十斤。一个季节下来，罩鱼的收入是颇为丰厚的。通过罩鱼不仅可以让家里人有鱼可吃。大量的鱼还可以拿到大理古城去卖，增加家里的收入。
进入雨季以后。洱海水位开始上涨，洱海边水草也开始迅速生长，可供鱼类食用的浮游生物和水草也多了起来。这段时间是鱼的产卵期，也是鱼的活跃期，是鱼吃得最多，长得最快的时期，鱼会来到海边觅食和产卵。因此，这也是钓鱼的最好季节，当时好多人都会利用闲暇时间到海边钓鱼。
现成的钓鱼竿是买不到的。只有去街上买竹子、鱼钩和化学线回来自己制作，鱼漂用的是干透了的蒜薹，坠子是用牙膏皮烧化以后的锡坨。钓鱼的地点是很重要的，以溪口、海湾和水草丰盛的地方为最佳。鱼饵一般用蚯蚓或新鲜的玉米粒，蚯蚓钓鲫鱼，玉米钓鲤鱼。如果在经常钓鱼的地方撒一点大米，鱼就更容易上钩一些。
钓鱼的时间一般在下午。每到下午钓鱼就成了洱海边的一道风景线，经常听到人们钓到鱼时的欢笑声。当时鱼多，钓鱼比现在容易得多，虽然一人一竿，但是都不会空手而归。钓鱼成了人们改善生活和苦中作乐的一种手段。我们队里钓鱼技术高超的那俩父子，他们钓的鱼，自己吃不完，还经常拿出去卖，让村里人很是羡慕。
种菜
我们生产队所在的下龙龛下登村。具有悠久的种菜历史，远在解放前就有人外出到腾冲一带帮人盘菜园。解放以后，一直是当地城市居民的蔬菜供应基地。
我们生产队的十多亩菜地。按照国家的安排。全部用于种植蔬菜。蔬菜全部交给当时的下关市蔬菜公司销售。蔬菜公司收购的价格比较低，卖的价格也比较低。但是，由于蔬菜公司的菜运输环节多，收拾得没有私人的菜干净，看起来也没有私人的菜新鲜，卖相不太好，不像私人的菜那么受欢迎。为了种好这十多亩菜地，队里专门成立了一个蔬菜小组。由五六位种菜经验丰富的社员组成，负责菜地的日常管护。种菜和收菜这两个环节，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到时我们还要派其他社员协助。蔬菜由船运到下关后，交给蔬菜公司。尽管蔬菜公司的收购价比较低。每年还是有四五千元的收入。这已经成为队里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之一。 卖沙子
卖沙子是队里又一个重要的现金来源。大约每年有一万元左右的收入。当时，混泥土建筑在城市刚刚兴起，需要沙子和碎石。大理州航运公司、金梭岛和海印的船队开始从洱海周边源源不断地往下关运送沙子和碎石。我们村旁正好有一些小沙丘，海边还有沙滩，浅水区的沙子也不少。为了增加队里的收入，我们先挖卖小沙丘的沙子。将小沙丘改造成为田地。然后挖卖沙滩上的沙子。由于沙滩上的沙子不多，更多的是挖卖浅水区的沙子。具体的工作由队里的各个运输小组负责。
船员的工分和沙子的方数挂钩，所以大家的积极性很高。小沙丘和沙滩上的干沙由船员一挑一挑地挑到船里，浅水区的水沙则需要船员站在水里，一锄一锄地挖进船里。冬天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挖沙不用说有多冷啊！沙子装好后运往下关。如果遇着顺风。那是很幸运的。不仅轻松而且两三个小时就可到达下关。如果没有风，那得用撑杆一杆一杆地撑：深水区或海底淤泥多的地方。就用桨一桨一桨地划。不仅辛苦而且四五个小时才能到达下关。如果遇着逆风，特别是十冬腊月的逆风，船按“之”字型路线行驶，船身侧得很厉害。得用更多的时间才能到达下关。
到了下关，交给下关市沙石服务公司。公司派人到船里丈量过方数后，将沙子由我们自己把沙子挑出去。后来因为有人在船里沙子下面垫东西以增加沙子的方数。沙石服务公司改成用斗来丈量沙子的方数，要求我们将沙子挑到沙堆顶上的斗里。沙子下完后，有货运货，没货空船返回。
当时，运沙用的船是一条新船。标准吨位9吨。为了多挣工分，实际运到13吨左右，超载达四吨左右。每人负责运进运出6吨多沙子，相当于120挑左右。可想而知，船员有多辛苦。不仅辛苦，还很危险！那时，每年的冬春季节因为风大，洱海年年都有沉船死人的事故发生。
1975年1月13日这天下午。我们下完沙子起航时，因为风又大又乱还夹杂着雨点。掌舵的船员支撑不住。我从船的头舱赶过去帮忙，走到中舱时。突然一股杂风将风帆翻转过来把我打进水中。我跌进水里后。立即将头上戴的草帽丢掉。奋力向岸边游去。船上掌舵的那位船员，很快将一块船板朝我的方向丢入水中。我又朝船板游去，抱住船板骑上去，一只手抱船板，一只手朝岸边划。这时，一条小渔船朝我划来，一对渔民夫妇帮我上了渔船。终于让我脱离了危险。这惊险的一幕，让我刻骨铭心！事后，我安然无恙。连感冒都没有。而掌舵的那位船员却病了好长一段时间。
虽然卖沙子增加了收入。改善了社员生活。但是后来持续不断的卖沙行为。使洱海边的沙滩几乎淘没了。这从客观上说是对洱海的掠夺和破坏。不过，今天的人们对生产队的卖沙行为是不应该进行谴责的，因为这背后的根本原因是生活贫困。
改沟
我们生产队所在的龙龛大队有七个自然村，十九个生产队。
除了苍山十八溪之一的白鹤溪流经我们大队境内，境内还有几条支流和用于灌溉的一些沟渠。
由于沟渠弯弯曲曲，既影响排灌又浪费土地。有一年，大队决定由我以大队团支部副书记的身份，利用冬季带领团员青年负责改沟。
每个生产队都抽了几个团员青年。十九个生产队共抽出来一百人左右。参加改沟的人每天回各自生产队记十一个工分。大队要求我除了苍山十八溪之一的白鹤溪和其他主要支流，不花一分钱，完全靠人工将其余沟渠改直。我们就从北至南逐一推进。我采取的办法很简单，用三根竹子由东到西对齐，为了队与队之间尽量少找补田就尽量取中间来改，涉及到的生产队都很支持，大家都不计较，很好改。
刚开始时，由于缺乏经验，采取的是点工，也就是只规定出工、收工时间，没有规定劳动量，男女青年在一起边干活边说说笑笑，劳动效率很低。发现问题后。我及时改变管理办法。采取统一出工时间、每人每天负责五米、欢迎互相帮忙、完成任务经验收合格即可收工的做法。结果大家都很卖力。男青年完成自己的任务后。还帮女青年完成任务。不仅改沟的进度大大加快。而且收工的时间也提前了。
通过改沟，使我们大队成为苍山洱海问沟渠最直的一个地方。
茶场
我们大队在苍山玉局峰下有一个茶场。即龙龛茶场（今大理学院茶苑附近）。
茶场以种植茶叶为主。所种茶叶品质优良。茶叶交下关茶厂加工，偶尔也给全大队社员分一点。
茶场设有一名队长、一名副队长，社员由各生产队派出。劳动管理实行点工和包工相结合。所得工分由茶场通知所在生产队，参与所在生产队分配。
社员口粮自带。茶场统一做饭，每人每天补助0.3元，个人不出菜钱。为了改善社员伙食，茶场还养猪、种菜，茶场的生活好于大多数社员家庭。当时，一些生产队为了减少安排住房和管理的麻烦。也喜欢将下乡知青安排到茶场。我们大队的下乡知青。都来自于大理古城。茶场离古城仅二公里左右。
那时候的茶场社员以青年人为主。气氛比较活跃，工种不多，作息时间比较有规律，不用自己做饭。生活比较方便。在我们大队茶场的下乡知青可能是当时中国最幸福的知青之一。
茶地大都不太规整，不好管理。有一年，大队决定由我带领团员青年到茶场开荒和开展梯台地建设。先后分两批，每批一百人左右，每批一个月。团员青年可能想暂时摆脱生产队的乏味生活。参加的积极性很高。大队党支部对这项工作很重视，党支部书记还亲自参加我们一起劳动。我们一方面对原有茶地进行梯台地改造。使原有的茶地更加规整：另一方面在原茶场周边进行开荒。开展梯台地建设，扩大了茶地面积。苍山脚下到处都是石头。对搬不动的石头我们就用大锤砸。更大的石头就由参加过公路建设、有爆破经验的青年用炸药炸，然后用石头垒成埂子。虽然劳动很辛苦，但是，大家很愉快。通过这些活动，也增强了团支部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造新船
我们队的木帆船过去只有一条5吨左右的。主要用于将队里的蔬菜运往下关。将下关的水肥运回队里。为了挖卖沙子增加队里收入，我们再造了一条9吨的木帆船。船身用的是栗木，栗木坚硬、耐腐蚀，要到外地去买。桅杆用桉树，桉树韧性好、不易折断。帆由妇女用帆布缝制。造船师傅请的是一位大理喜洲沙村人。造船的地点就在洱海边沙滩上。
造船期间。生产队安排专人伺候造船师傅的一日三餐，根据师傅的要求烘烤船板、打油灰。师傅先做船的龙骨架，再钉船板。船板钉好后，用油灰勾缝以防漏水。油灰是用菜籽油、桐油和石灰搅拌，在石臼里经过长时间反复敲打而成。使用时再添加麻丝，用专用刀具往船板缝隙中使劲挤压。大约经过两个月左右。船造好后，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在鞭炮声中由社员欢天喜地地拖入水中。便投入使用了。
建打场
队里的打场和仓库都比较分散。主要在村中央。叫“娃娃组”（因为曾经在合作社时期做过托儿所得名）。面积不足一亩。两头的草房一边用于装粮食，一边用于装稻草，中间的院子用作打场。在附近还有一块占地一亩左右的打场。另外，还有土改时没收的两处地主家的几间瓦房作仓库或安排给城市下放人员居住。农忙季节很不适应，开社员大会只好到社员家。于是在1977年底我们又在村头利用一丘水田新建仓库和打场，可是，还没有建好我就上大学去了。
搞集体建设的这一年。生产队就给社员少分一点红，工分多的家庭是要多吃亏一点的。但是，为了改善生产条件，增强发展能力，大家也没有什么怨言。
当时。一些地方开始发展社队企业，对我们也有所触动。我们村还没有碾米、磨面、粉碎机等加工设备。为了增加队里的现金收入。改善社员生活，我们曾经考虑过购置碾米、磨面、粉碎机等设备，开展农产品加工，但是没有实现。我们也曾经研究过允许一些人出去做基建，但是成效也不大。
可能因为我组织青年人到下关积肥、带领青年人改沟、开展梯台地建设并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的原因。1976年、1977年我连续两年被评为原大理县农业学大寨先进个人，出席县里的农业学大寨会议，受到县里（当时叫大理县）的表彰。记得有一年的奖品是一顶草帽和一把镰刀。有一年的奖品是一顶草帽和一把钢锄。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政府表彰。当年这个奖励，对于刚刚走进社会的我。比今天拿一万元的奖金还要高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