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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时期，从全国的政治中心长安，经商洛通往中国东南的商於古道上，无论是升迁的官员，还是被贬的官员，又或者是赴京赶考的学子们，在这条路上都留下了诸多诗文，故这条路被称之为“诗歌之路”。
现代商洛，不僅因商洛花鼓而誉为“戏剧之乡”，更活跃着一个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商洛小说作家群。
在商洛采访，遇见的当地人都会说一句“商洛经济落后，文化却很发达。”
2013年，陕西各地的GDP排名中，商洛倒数第三，尽管年增长率排在全省第三；人均GDP是全省倒数第一。这些数据的确说明商洛经济的不发达。
商洛对自己的定位是“生态商洛、文化商洛”。秦岭山区的商洛，打生态牌固然有地理上的优势，但同时打文化牌，依据又何在呢？
古道诗意
商洛境内的商於古道自古闻名于世。“商於”为古地名，原指“商邑”与“於邑”。春秋时期，商於之地属楚国，为楚文化发源地之一，战国时期被秦国占领，成为商鞅封邑。至汉唐年间，商於古道增设驿站，棣花、武关、龙驹寨、富水等都成为古道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文化名镇。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商洛诗人远洲带记者去丹凤新打造的文化景点棣花镇参观的途中，吟诵了韩愈的这句诗。
52岁的韩愈，一封奏折引发了皇帝对他的不满，从刑部侍郎被贬为潮州刺史。从长安去8000里之遥的潮州途中，在蓝关，车陷深雪中无法前行。正当无奈之际，遇到侄孙韩湘来接。他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虽交代“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更是对皇帝表明心迹“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实际上，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贬。
36岁那年，关中大旱，韩愈上书皇帝请缓征百姓赋税。这惹恼了唐德宗，被贬连州阳山。去阳山时，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一遭。
被贬潮州的韩愈，才离开长安，便有卒吏登门，逼其妻子与儿女随他一起去潮州。当时12岁的女儿卧病在床，惊恐中病情加重，在层峰驿站命丧黄泉，只好草葬于岩下。
唐宪宗崩，唐穆宗立。从潮州调任袁州的韩愈，获诏任国子祭酒。返京的韩愈，过层峰驿站时，寻找到女儿墓冢，写有一首诗：“数椽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商山名利路，夜亦有行人。”这是五代元贞白诗句中对这条古道的描述。
所谓商山名利路，指的是从蓝关至武关穿行于秦岭之中的山路。有人考证，蓝田关、峣关、牧护关都被称之为蓝关；武关位于陕西丹凤武关河的北岸，春秋时期称少习关，是秦国的南门，出关后东行即达河南的南阳。
此路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是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汉唐时期，从长安往东南方向去，即今天的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以至海南，惟此道可走。大陆东南和岭南一带的人，到长安城来求官、赶考、经商，也走的是此道。
出生于湖州的孟郊，屡屡沿蓝武道奔长安考进士，46岁才终于登科。
李商隐久陷窘境，在长安出头之日渺茫，只好依傍地方官员。有一年，他由桂州郑亚幕府返京，脚踏商於道，心中的期盼是：“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蜂房春欲暮，虎阱日初曛。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
大诗人李白，大约30岁时，过武关，入长安，以求职位，未遂，于是过黄河东去；43岁因谗言被迫回安陆，也是要穿蓝关而过的。
白居易两次左迁（古人对降职的叫法），无论是江州之行，还是杭州之行，都失意于此道。
这条“诗歌之路”，写尽了文人仕途的通畅与挫败。宋以后，此道历经朝代变迁，有过数次整修，直至民国时期修的长坪公路，今312国道，大抵没有突破其基本脉络。诗歌之路对当地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代名家诗作，不仅给商洛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还孕育了众多的诗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商州农民作者房成华的民歌《唱得幸福落满坡》，就被收入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
2008年成立的商洛诗歌学会，设在丹凤县，而非商洛市，就说明诗歌在此地基础的深厚。五年来，发展了130多名会员，不少会员多次在《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等国内有影响的杂志发表作品、获奖。诗歌协会的会刊，《商洛诗歌》分别被《中国诗歌》《诗歌月刊》列入民刊选粹。
戏剧之乡
2006年5月20日，商洛花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商洛花鼓民间通称花鼓子、地蹦子，流行于陕西省商洛地区。清光绪三年湖北郧阳遭受水灾，大批灾民进入商洛地区，带来了郧阳流行的花鼓戏。后花鼓戏逐渐改用商洛地区方言演唱，并吸收了许多商洛的民歌小调，最终形成了商洛花鼓。
新中国成立后，商洛首次排出了一出花鼓传统剧《夫妻观灯》。该剧在陕西省的文艺会演中获得了一等奖，还走进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后来被拍成电影，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70年代，创作演出的古典花鼓戏《屠夫状元》红遍大江南北，被盛赞为“商山明珠”，先后被10多个剧种、200多家剧团移植演出，并被拍成电影，列入“中国戏曲精典系列”。
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进京演出，并获全国优秀剧目创作奖、全国剧本创作金奖。
2002年，现代花鼓戏《月亮光光》在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上一炮而响，荣获优秀剧目、最佳编剧等十项大奖。2003年，代表陕西省参加第八届中国戏剧节荣获曹禹戏剧文学奖、特别奖和优秀编剧等七个单项奖，同年，荣获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该剧又获得文化部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文华新剧目”奖，并被确定为参加第七届中国艺术节重点剧目。
冀福记和陈彦，是从商洛走出的著名剧作家。
现代商洛，不僅因商洛花鼓而誉为“戏剧之乡”，更活跃着一个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商洛小说作家群。
在商洛采访，遇见的当地人都会说一句“商洛经济落后，文化却很发达。”
2013年，陕西各地的GDP排名中，商洛倒数第三，尽管年增长率排在全省第三；人均GDP是全省倒数第一。这些数据的确说明商洛经济的不发达。
商洛对自己的定位是“生态商洛、文化商洛”。秦岭山区的商洛，打生态牌固然有地理上的优势，但同时打文化牌，依据又何在呢？
古道诗意
商洛境内的商於古道自古闻名于世。“商於”为古地名，原指“商邑”与“於邑”。春秋时期，商於之地属楚国，为楚文化发源地之一，战国时期被秦国占领，成为商鞅封邑。至汉唐年间，商於古道增设驿站，棣花、武关、龙驹寨、富水等都成为古道上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文化名镇。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商洛诗人远洲带记者去丹凤新打造的文化景点棣花镇参观的途中，吟诵了韩愈的这句诗。
52岁的韩愈，一封奏折引发了皇帝对他的不满，从刑部侍郎被贬为潮州刺史。从长安去8000里之遥的潮州途中，在蓝关，车陷深雪中无法前行。正当无奈之际，遇到侄孙韩湘来接。他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的诗，虽交代“好收吾骨瘴江边”，但更是对皇帝表明心迹“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实际上，这已经是他第二次被贬。
36岁那年，关中大旱，韩愈上书皇帝请缓征百姓赋税。这惹恼了唐德宗，被贬连州阳山。去阳山时，他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一遭。
被贬潮州的韩愈，才离开长安，便有卒吏登门，逼其妻子与儿女随他一起去潮州。当时12岁的女儿卧病在床，惊恐中病情加重，在层峰驿站命丧黄泉，只好草葬于岩下。
唐宪宗崩，唐穆宗立。从潮州调任袁州的韩愈，获诏任国子祭酒。返京的韩愈，过层峰驿站时，寻找到女儿墓冢，写有一首诗：“数椽藤束木皮棺，草殡荒山白骨寒。惊恐入心身已病，扶舁沿路众知难。绕坟不暇号三匝，设祭惟闻饭一盘。致汝无辜由我罪，百年惭痛泪阑干！”
“商山名利路，夜亦有行人。”这是五代元贞白诗句中对这条古道的描述。
所谓商山名利路，指的是从蓝关至武关穿行于秦岭之中的山路。有人考证，蓝田关、峣关、牧护关都被称之为蓝关；武关位于陕西丹凤武关河的北岸，春秋时期称少习关，是秦国的南门，出关后东行即达河南的南阳。
此路至少在战国时期，已经是秦楚之间的交通要道。汉唐时期，从长安往东南方向去，即今天的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以至海南，惟此道可走。大陆东南和岭南一带的人，到长安城来求官、赶考、经商，也走的是此道。
出生于湖州的孟郊，屡屡沿蓝武道奔长安考进士，46岁才终于登科。
李商隐久陷窘境，在长安出头之日渺茫，只好依傍地方官员。有一年，他由桂州郑亚幕府返京，脚踏商於道，心中的期盼是：“六百商於路，崎岖古共闻。蜂房春欲暮，虎阱日初曛。路向泉间辨，人从树杪分。更谁开捷径，速拟上青云。”
大诗人李白，大约30岁时，过武关，入长安，以求职位，未遂，于是过黄河东去；43岁因谗言被迫回安陆，也是要穿蓝关而过的。
白居易两次左迁（古人对降职的叫法），无论是江州之行，还是杭州之行，都失意于此道。
这条“诗歌之路”，写尽了文人仕途的通畅与挫败。宋以后，此道历经朝代变迁，有过数次整修，直至民国时期修的长坪公路，今312国道，大抵没有突破其基本脉络。诗歌之路对当地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历代名家诗作，不仅给商洛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还孕育了众多的诗人。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商州农民作者房成华的民歌《唱得幸福落满坡》，就被收入郭沫若、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
2008年成立的商洛诗歌学会，设在丹凤县，而非商洛市，就说明诗歌在此地基础的深厚。五年来，发展了130多名会员，不少会员多次在《诗刊》《星星》《绿风》《诗歌月刊》等国内有影响的杂志发表作品、获奖。诗歌协会的会刊，《商洛诗歌》分别被《中国诗歌》《诗歌月刊》列入民刊选粹。
戏剧之乡
2006年5月20日，商洛花鼓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商洛花鼓民间通称花鼓子、地蹦子，流行于陕西省商洛地区。清光绪三年湖北郧阳遭受水灾，大批灾民进入商洛地区，带来了郧阳流行的花鼓戏。后花鼓戏逐渐改用商洛地区方言演唱，并吸收了许多商洛的民歌小调，最终形成了商洛花鼓。
新中国成立后，商洛首次排出了一出花鼓传统剧《夫妻观灯》。该剧在陕西省的文艺会演中获得了一等奖，还走进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后来被拍成电影，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70年代，创作演出的古典花鼓戏《屠夫状元》红遍大江南北，被盛赞为“商山明珠”，先后被10多个剧种、200多家剧团移植演出，并被拍成电影，列入“中国戏曲精典系列”。
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进京演出，并获全国优秀剧目创作奖、全国剧本创作金奖。
2002年，现代花鼓戏《月亮光光》在陕西省第三届艺术节上一炮而响，荣获优秀剧目、最佳编剧等十项大奖。2003年，代表陕西省参加第八届中国戏剧节荣获曹禹戏剧文学奖、特别奖和优秀编剧等七个单项奖，同年，荣获陕西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2004年该剧又获得文化部第十一届中国戏剧“文华新剧目”奖，并被确定为参加第七届中国艺术节重点剧目。
冀福记和陈彦，是从商洛走出的著名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