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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考察南宋词选等资料的情况,探讨南宋对辛弃疾词审美的阅读流变。南宋词选等资料的编选和刊刻大多是以大众消费者作为阅读对象的,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辛词在当时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南宋词选 辛词 历史地位
词选集是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是词作传播与接收的重要载体,既作为唱本而存在,又作为案头文学为文人所看重,并且作为一般读本流行于民间。“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与理论问题都可以包容于经典的形成这一总标题下,而在传统的中国,选集恰恰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媒介与表达方式”。[1]词选集同时又是词学批评的组成部分,体现了编选者的词学观念和审美诉求。每一部词选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其产生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经过了编选者的深思熟虑,所以明代俞彦在《俞园词话》中说:“非惟作者难,选者亦难也。”[2]不同编选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选择,可以体现出其词学思想与审美诉求的差异,因此,清代王晫说:“习周、柳者,尽黜苏、辛,好苏、辛者,尽黜周、柳。”(《与词友论选词书》)尽管这是一种受到读者批评的选词现象,却说明了编选者将自己的批评思想渗入文学选集的事实。
南宋词选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七种,其中《梅苑》、《乐府雅词》均产生于辛弃疾之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仅选唐五代北宋词,这些词选与辛弃疾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本文只对《草堂诗余》、《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四种词选进行分析。
一、《草堂诗余》
《四库全书总目·草堂诗余》曰:“《草堂诗余》四卷,不著撰人名氏,旧传南宋人所编。”并考证此书成书于南宋庆元以前,宋末又经过何士信的重新增修笺注。《草堂诗余》前后两集各两卷,由其中“新添”“新增”字样可知,《草堂诗余》可能经过三次编定,共收词367首。
如果将《草堂诗余》中未加“新添”“新增”字样的选词作为最初之编选作品,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初《草堂诗余》的编选标准以婉约柔媚为宗,周邦彦、秦观等人婉约词入选最多,而辛词只选《蝶恋花》(谁向椒盘簪彩胜)一首。
《草堂诗余》在宋末何士信增修笺注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词集面貌。此集比原集内容上有很大的增加,特别是著名词人的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所选宋代词人前十位者如下:
表1 宋代词人前十位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选辛词42首,居所选词人之首,所选作品风格多样,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豪放遒劲之作,如《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瑞鹤仙》(黄金堆到斗)、《满江红》(湖海平生)等。
第二,沉郁顿挫之作,如《水龙吟》(楚天千里青秋)、《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等。
第三,清丽婉约之作,如《祝英台近》(宝钗分)、《酹江月》(野棠花落)、《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
第四,清新自然之作,如五首《鹧鸪天》(春入平原荠菜花,枕簟溪堂冷欲秋,着意寻春懒便回,扑面征尘去路远,陌上柔桑初破芽)等。
三、《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是南宋后期赵闻礼编选的一部词选集。赵闻礼,字立之,又自粹夫,号钓月,山东临濮人,著有《钓月词》。《阳春白雪》成书于理宗淳佑十年(公元1250年)以后,晚于《花庵词选》,早于《绝妙好词》,全书共选词671首,其中除18首为无名氏外,共得词人231家。《阳春白雪》选婉约词8卷为正集,豪放词1卷为外集,足以窥见赵氏的选学思想与发展眼光。
《阳春白雪》选词标准是:重婉约,严格律。从其名字也可看出编选者志在雅词,反映了当时词坛仍是以婉约为正宗,流行的是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空骚雅的词风。
《阳春白雪》选辛词12首,具体如下:《祝英台近》(宝钗分)、《酹江月》(野棠花落)、《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菩萨蛮》(青山欲共高人语)、《瑞鹤仙》(雁霜寒透幕)、《汉宫春》(春已归来)、《汉宫春》(秦望山头)、《鹧鸪天》(扑面征尘去路远)、《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摸鱼儿》(望飞来半空鸥鹭)、《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贺新郎》(笳鼓归来)。
四、《绝妙好词》
《绝妙好词》是宋末元初周密编选的一部词选集。周密(公元1232—1298年),字公瑾,号草窗,出身于官宦世家,与王沂孙、张炎齐名,为宋末三大词人之一。《绝妙好词》成书于宋亡后,所录词人从南渡词人开始,至宋亡遗民为止,以宋末时期的词人为主,勾勒出南宋后期自姜夔以来的婉约、格律派词人的创作倾向和成就。全书7卷,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共收词人132家选词390首。
《绝妙好词》所选,多为登游、恋情、旅思、节序、交谊、感遇、咏物之作,这些词作皆体制骚雅,含蓄蕴藉,较为突出了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
《绝妙好词》只选辛词3首,分别是《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祝英台近》(宝钗分)、《瑞鹤仙》(雁霜寒透幕),皆委婉绰约、典雅含蓄,而其雄豪、博大、隽峭之作一概不选。
《绝妙好词》成书于宋亡之后,由于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压制,遗民词人不能大胆地在词中表露自己的心迹,只能以隐晦曲折方式流露自己的民族情绪,反映到词选中亦是如此。辛词因爱国豪放之气太重,周密不敢过多选入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受压抑的遗民心理促使他们以婉约方式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而这种创作模式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词学思想,促进了宋末元初清空骚雅词学风尚的形成。
五、《全芳备祖》
《全芳备祖》,作者陈景沂,该书是宋代花谱类著作集大成性质的著作,著名学者吴德铎先生首誉其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
《全芳备祖》专辑植物(特别是栽培植物)资料,故称“芳”。据自序:“独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备”,“所辑凡四百余门”,故称“全芳”;涉及有关每一植物的“事实、赋咏、乐赋,必稽其始”,故称“备祖”。从中可知全书内容轮廓和命名大意。书分前后两集。前集27卷,为花部,分记各种花卉。如卷一为“梅花”,卷二为“牡丹”,卷三为“芍药”等120种左右。后集31卷,分为7个部分,计9卷记果,3卷记卉,1卷记草,6卷记木,3卷记农桑,5卷记蔬,4卷记药。著录植物150余种。各种植物之下又分三大部分:一是“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三目,记载古今图书中所见的各种文献资料;一是“赋咏祖”,下分五言散句、七言散记、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凡十目,收集文人墨客有关的诗、词、歌、赋;一是“乐赋祖”,收录有关的词,分别以词牌标目。
《全芳备祖》计收辛词12首,分别是:梅花类为《最高楼》(花知否)、《临江仙》(老去惜花心已懒)、《瑞鹤仙》(雁霜寒透幕);桂花类为《清平乐》(年少痛饮)、《清平乐》(月明秋晓);杜鹃类为《定风波》(百紫千红过了春);水仙类为《贺新郎》(云卧衣裳冷);虞美人类为《菩萨蛮》(香浮乳酪玻璃碗)。《菩萨蛮》(歌唇乍启尘飞出)、《菩萨蛮》(当年得意如芳草)、《菩萨蛮》(帐前草草军情变)、《浪淘沙》(不肯过江东)。
通过对南宋词选等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南宋时期辛词的社会接受和传播主要依赖于文本,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歌女、乐工传唱进行的,辛词在南宋中期不甚被欣赏;第二,辛词在南宋时期的社会接受随时代变化而升降沉浮,就词选集等资料而言,辛词在南宋后期的接受更显活跃,宋末元初进入低潮,体现了南宋各时期审美观念的流变。
在词史上,词人之成就高低、贡献大小,是跟他的存在实践、跟他的作品的价值成正比的。而一个词人作品价值的高下,除其他条件(如天赋、生活阅历、创作激情、艺术修养等)外,最重要的是跟他对词这一诗体形式的认知密切相关。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3]历史上有生命力、有流传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生活中本质的、美好的、有意义的成分在作家笔下的形象化的反映。鲁迅说:“文字总该踏在现实生活的地盘上。”又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深厚土壤;战斗的文字,更是作家战斗的生活实践的结晶。辛弃疾的词作,是以他那抗战爱国的斗争实践和高尚情怀为根底的。今日重读辛词,吟其韵味,品奇词翰,仍然感到这是一种忧世拯民、奋进求成但又无法施展抱负的正直文人的深长创痛。他在黑夜里向往着晨曦,在孤寂中冀求知音,向死亡呼唤着永生。他不是对思想观念作直陈的描述,而是力争对事物的本质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觉,探索人生百态与宇宙万物的变化,寻求生与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情感和精神方面所展示的人的本性。
六、结语
施蛰存曾说:“文学也像女人的时装一样,风行一时,很快就会成为过时货,一个文学作品愈有时代性,也愈容易过时。”悖反于施先生此“哲言”的是,稼轩词历经岁月的淘洗却获得了恒久的生命意义。正如詹安泰先生所论:“辛弃疾在宋代词坛上是飞将,是这种文字的最高成就者……词这种文学,到了南宋那里,由于数百年来许多作家们辛勤绩业的积累,已经发展到将达高峰的地步;辛弃疾以那个时代最前进的作家,投身于那时代最前线的战斗,运用、提高这种将达到高峰的文学作为战斗的武器;无疑地他会获得这种文学前无古人的成就。”
参考文献:
[1][美]余宝琳.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的选集与经典.见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明]俞彦.俞园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401.
[3]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85:26.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07级在读研究生)
关键词: 南宋词选 辛词 历史地位
词选集是文学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是词作传播与接收的重要载体,既作为唱本而存在,又作为案头文学为文人所看重,并且作为一般读本流行于民间。“关于中国古典诗歌的历史与理论问题都可以包容于经典的形成这一总标题下,而在传统的中国,选集恰恰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媒介与表达方式”。[1]词选集同时又是词学批评的组成部分,体现了编选者的词学观念和审美诉求。每一部词选都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其产生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经过了编选者的深思熟虑,所以明代俞彦在《俞园词话》中说:“非惟作者难,选者亦难也。”[2]不同编选者对同一作品的不同选择,可以体现出其词学思想与审美诉求的差异,因此,清代王晫说:“习周、柳者,尽黜苏、辛,好苏、辛者,尽黜周、柳。”(《与词友论选词书》)尽管这是一种受到读者批评的选词现象,却说明了编选者将自己的批评思想渗入文学选集的事实。
南宋词选有《梅苑》、《乐府雅词》、《草堂诗余》、《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七种,其中《梅苑》、《乐府雅词》均产生于辛弃疾之前,《唐宋诸贤绝妙词选》仅选唐五代北宋词,这些词选与辛弃疾没有直接关系,因此本文只对《草堂诗余》、《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阳春白雪》、《绝妙好词》四种词选进行分析。
一、《草堂诗余》
《四库全书总目·草堂诗余》曰:“《草堂诗余》四卷,不著撰人名氏,旧传南宋人所编。”并考证此书成书于南宋庆元以前,宋末又经过何士信的重新增修笺注。《草堂诗余》前后两集各两卷,由其中“新添”“新增”字样可知,《草堂诗余》可能经过三次编定,共收词367首。
如果将《草堂诗余》中未加“新添”“新增”字样的选词作为最初之编选作品,那么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最初《草堂诗余》的编选标准以婉约柔媚为宗,周邦彦、秦观等人婉约词入选最多,而辛词只选《蝶恋花》(谁向椒盘簪彩胜)一首。
《草堂诗余》在宋末何士信增修笺注后,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词集面貌。此集比原集内容上有很大的增加,特别是著名词人的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所选宋代词人前十位者如下:
表1 宋代词人前十位
《中兴以来绝妙词选》选辛词42首,居所选词人之首,所选作品风格多样,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豪放遒劲之作,如《水龙吟》(渡江天马南来)、《瑞鹤仙》(黄金堆到斗)、《满江红》(湖海平生)等。
第二,沉郁顿挫之作,如《水龙吟》(楚天千里青秋)、《水龙吟》(举头西北浮云)、《菩萨蛮》(郁孤台下清江水)等。
第三,清丽婉约之作,如《祝英台近》(宝钗分)、《酹江月》(野棠花落)、《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等。
第四,清新自然之作,如五首《鹧鸪天》(春入平原荠菜花,枕簟溪堂冷欲秋,着意寻春懒便回,扑面征尘去路远,陌上柔桑初破芽)等。
三、《阳春白雪》
《阳春白雪》是南宋后期赵闻礼编选的一部词选集。赵闻礼,字立之,又自粹夫,号钓月,山东临濮人,著有《钓月词》。《阳春白雪》成书于理宗淳佑十年(公元1250年)以后,晚于《花庵词选》,早于《绝妙好词》,全书共选词671首,其中除18首为无名氏外,共得词人231家。《阳春白雪》选婉约词8卷为正集,豪放词1卷为外集,足以窥见赵氏的选学思想与发展眼光。
《阳春白雪》选词标准是:重婉约,严格律。从其名字也可看出编选者志在雅词,反映了当时词坛仍是以婉约为正宗,流行的是以姜夔为代表的清空骚雅的词风。
《阳春白雪》选辛词12首,具体如下:《祝英台近》(宝钗分)、《酹江月》(野棠花落)、《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菩萨蛮》(青山欲共高人语)、《瑞鹤仙》(雁霜寒透幕)、《汉宫春》(春已归来)、《汉宫春》(秦望山头)、《鹧鸪天》(扑面征尘去路远)、《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摸鱼儿》(望飞来半空鸥鹭)、《贺新郎》(把酒长亭说)、《贺新郎》(笳鼓归来)。
四、《绝妙好词》
《绝妙好词》是宋末元初周密编选的一部词选集。周密(公元1232—1298年),字公瑾,号草窗,出身于官宦世家,与王沂孙、张炎齐名,为宋末三大词人之一。《绝妙好词》成书于宋亡后,所录词人从南渡词人开始,至宋亡遗民为止,以宋末时期的词人为主,勾勒出南宋后期自姜夔以来的婉约、格律派词人的创作倾向和成就。全书7卷,始于张孝祥,终于仇远,共收词人132家选词390首。
《绝妙好词》所选,多为登游、恋情、旅思、节序、交谊、感遇、咏物之作,这些词作皆体制骚雅,含蓄蕴藉,较为突出了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
《绝妙好词》只选辛词3首,分别是《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祝英台近》(宝钗分)、《瑞鹤仙》(雁霜寒透幕),皆委婉绰约、典雅含蓄,而其雄豪、博大、隽峭之作一概不选。
《绝妙好词》成书于宋亡之后,由于受到元朝统治者的压制,遗民词人不能大胆地在词中表露自己的心迹,只能以隐晦曲折方式流露自己的民族情绪,反映到词选中亦是如此。辛词因爱国豪放之气太重,周密不敢过多选入恐怕也是重要原因。受压抑的遗民心理促使他们以婉约方式抒发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而这种创作模式又反过来影响他们的词学思想,促进了宋末元初清空骚雅词学风尚的形成。
五、《全芳备祖》
《全芳备祖》,作者陈景沂,该书是宋代花谱类著作集大成性质的著作,著名学者吴德铎先生首誉其为“世界最早的植物学辞典”。
《全芳备祖》专辑植物(特别是栽培植物)资料,故称“芳”。据自序:“独于花、果、草、木,尤全且备”,“所辑凡四百余门”,故称“全芳”;涉及有关每一植物的“事实、赋咏、乐赋,必稽其始”,故称“备祖”。从中可知全书内容轮廓和命名大意。书分前后两集。前集27卷,为花部,分记各种花卉。如卷一为“梅花”,卷二为“牡丹”,卷三为“芍药”等120种左右。后集31卷,分为7个部分,计9卷记果,3卷记卉,1卷记草,6卷记木,3卷记农桑,5卷记蔬,4卷记药。著录植物150余种。各种植物之下又分三大部分:一是“事实祖”,下分碎录、纪要、杂著三目,记载古今图书中所见的各种文献资料;一是“赋咏祖”,下分五言散句、七言散记、五言散联、七言散联、五言古诗、五言八句、七言八句、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凡十目,收集文人墨客有关的诗、词、歌、赋;一是“乐赋祖”,收录有关的词,分别以词牌标目。
《全芳备祖》计收辛词12首,分别是:梅花类为《最高楼》(花知否)、《临江仙》(老去惜花心已懒)、《瑞鹤仙》(雁霜寒透幕);桂花类为《清平乐》(年少痛饮)、《清平乐》(月明秋晓);杜鹃类为《定风波》(百紫千红过了春);水仙类为《贺新郎》(云卧衣裳冷);虞美人类为《菩萨蛮》(香浮乳酪玻璃碗)。《菩萨蛮》(歌唇乍启尘飞出)、《菩萨蛮》(当年得意如芳草)、《菩萨蛮》(帐前草草军情变)、《浪淘沙》(不肯过江东)。
通过对南宋词选等资料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南宋时期辛词的社会接受和传播主要依赖于文本,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歌女、乐工传唱进行的,辛词在南宋中期不甚被欣赏;第二,辛词在南宋时期的社会接受随时代变化而升降沉浮,就词选集等资料而言,辛词在南宋后期的接受更显活跃,宋末元初进入低潮,体现了南宋各时期审美观念的流变。
在词史上,词人之成就高低、贡献大小,是跟他的存在实践、跟他的作品的价值成正比的。而一个词人作品价值的高下,除其他条件(如天赋、生活阅历、创作激情、艺术修养等)外,最重要的是跟他对词这一诗体形式的认知密切相关。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地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因为他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3]历史上有生命力、有流传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现实生活中本质的、美好的、有意义的成分在作家笔下的形象化的反映。鲁迅说:“文字总该踏在现实生活的地盘上。”又说:“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现实生活是文学的深厚土壤;战斗的文字,更是作家战斗的生活实践的结晶。辛弃疾的词作,是以他那抗战爱国的斗争实践和高尚情怀为根底的。今日重读辛词,吟其韵味,品奇词翰,仍然感到这是一种忧世拯民、奋进求成但又无法施展抱负的正直文人的深长创痛。他在黑夜里向往着晨曦,在孤寂中冀求知音,向死亡呼唤着永生。他不是对思想观念作直陈的描述,而是力争对事物的本质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觉,探索人生百态与宇宙万物的变化,寻求生与死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的情感和精神方面所展示的人的本性。
六、结语
施蛰存曾说:“文学也像女人的时装一样,风行一时,很快就会成为过时货,一个文学作品愈有时代性,也愈容易过时。”悖反于施先生此“哲言”的是,稼轩词历经岁月的淘洗却获得了恒久的生命意义。正如詹安泰先生所论:“辛弃疾在宋代词坛上是飞将,是这种文字的最高成就者……词这种文学,到了南宋那里,由于数百年来许多作家们辛勤绩业的积累,已经发展到将达高峰的地步;辛弃疾以那个时代最前进的作家,投身于那时代最前线的战斗,运用、提高这种将达到高峰的文学作为战斗的武器;无疑地他会获得这种文学前无古人的成就。”
参考文献:
[1][美]余宝琳.诗歌的定位——早期中国文学的选集与经典.见乐黛云,陈珏编选.北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名家十年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2][明]俞彦.俞园词话.见唐圭璋编.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401.
[3]别林斯基.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85:26.
(作者系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07级在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