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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被誉为天下第一才子、学术界称他为“中国的爱因斯坦”。他的理论物理修养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难有比肩者。他的教育才华当时也无人可以企及。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浙大物理系的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于是写信给了当时理论物理的权威玻尔。结果远在丹麦的玻尔真的回信了，说浙大有诸如束星北（爱因斯坦的助理，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国际上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样的世界超一流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中国科学事业不够发达，能不能从国外请一些教授来中国？李政道说：为什么要从国外请，我以前的许多老师，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恩师，中国物理方面第一人，此时正在青岛扫厕所，一个人扫几十个厕所，已经扫了十几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跟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便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进化论作者的后代）。随后束星北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他利用全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这方程被称为：用最简练的数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
1931年5月他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經走到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被母亲一纸婚约拉回中国结婚，再没能出去。如果没有五六十年代那场浩劫，束星北获得诺贝尔奖是极有可能的。
竺可桢任校长时期的浙江大学，可谓是群英荟萃，汇聚了如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王谟显、何增禄，生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一大批顶尖的专家学者，他们所做出的研究，在当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这个时期的浙江大学，曾经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为“东方的剑桥”。
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其规模由抗战西迁前三个学院16个系，发展为六个学院25个系。有四个研究所、五个学部、一个研究院、一所龙泉分校、一个先修班、一所附中、两个农场。学生由抗战西迁前的613人，增加到2171人。正副教授从62名增加到212名。培养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2000余名。
竺可桢、王淦昌、谈家桢、苏步青、卢鹤绂、李政道等共51名新中国的两院院士和一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都是从湄潭走出来的。
束星北与王淦昌，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如同两军对垒。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同时，他们也造就了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
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认真到一点儿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
浙大老校长竺可桢一贯被认为是知人善用，他知道许多人私底下对束星北不满，他说：束星北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但他是个天才科学家。
束星北的刚直不阿不仅体现在学术界，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一日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校领导特意安排了束星北在内的几个教授接受召见。因为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束星北将这次召见变成了“面斥”，当面炮轰蒋介石，几次让蒋下不来台，蒋留下一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愤然拂袖而去，回到总统府邸，还对此事念念不忘。
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因此，他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抗战结束后，他又拒绝国民党强迫他入党的要求，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因而遭到囚禁。
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教授被诬陷贪污，束星北气愤至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
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
1954年，因为公开反对时任校长华岗的“马列主义第一”，支持“自然科学第一”，束星北被学校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束星北被迫离开自己钟爱的物理系，几乎成了各个院系都不敢接收的“孤魂野鬼”。离开讲台的束星北有过许多计划，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一例外都胎死腹中，最终，他选择了研究气象学。
真正的天才总是能够在研究中获得极高的成就感，很快，束星北就在气象学上找到感觉和方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引起气象学界的巨大轰动。天下第一才子，果然名不虚传。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也许他能逃过一些劫难。
但束星北当时不屑于加入科学院，他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
然而这个他看不惯的科学院，在1957年后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那一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 而此时的束星北，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却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
他全家被赶到院子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摇动着。然而这又能有什么用呢？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
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1957年，他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给20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7個孩子。1958年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边缘挣扎。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之后，束星北被调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接受改造，主要工作是打扫厕所。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他终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错了。
当时，他发现自己曾经的一批物理学家同事全部都联系不上，于是他感到，他们也许在进行核试验，因此不能与外界联系，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
为了不负毕生所学参与核弹项目，他开始认真改造，认真刷厕所，甚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刷快，刷得好，刷得干净，在此期间，束星北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等，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他想尽一切办法“立功”，迫切希望自己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当中，重新开始科学研究，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阴冷的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物理学家，为了学术穷其一生，却不能参与自己国家的核分裂项目，其心情可想而知。
1971年1月，下了一场大雪。束星北的女儿去探望父母，远远看见佝偻着身子在医学院门口扫雪的束星北，他的身后，是扫出来的一条长长的路，两旁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女儿，父亲经常一个人在雪地里不停地运算，写字，扫帚就是他的黑板擦，他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会废掉，那是他为自己发明的独一无二的脑力运动。
当年，束星北的女儿去父亲的老同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1972年李政道访华时，向周恩来提起自己的恩师，束星北才得以重回讲台。而平反之后，却没有几个大学敢要他，最终，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了禁忌，聘请了他。
此时的束星北，已经是70岁高龄。从1958年判刑至1978年重上讲台，已经过去了20年。这20年里，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好友王淦昌成了两弹元勋……一代物理学大师，他最宝贵的二十年，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拼命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间补回来，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甚至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但是，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激情洋溢的束星北了，此时的他，已是一个垂暮老人。
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整整一个中国科学院没有人能计算出来，有人推荐了束星北。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甚至没用计算机，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
当年他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逝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但是，青岛医学院因为领导换届，遗忘了半年之后才想起来。此时，尸体已经腐烂，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从此，这个“天下第一才子”，中国物理学界泰斗级大师带着无限的伤感和失落离开了……
时过境迁，如今，那里早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这个一生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科学家，终于和他终生热爱的祖国大地融为一体，再也不会分开。
静心荐自《中年读者》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浙大物理系的学生想申请去欧洲留学，于是写信给了当时理论物理的权威玻尔。结果远在丹麦的玻尔真的回信了，说浙大有诸如束星北（爱因斯坦的助理，中国雷达之父）、王淦昌（国际上首次发现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样的世界超一流物理学家在，你没有必要来欧洲留学。
1972年，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中国科学事业不够发达，能不能从国外请一些教授来中国？李政道说：为什么要从国外请，我以前的许多老师，他们的科学造诣不亚于国外的著名科学家，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他不知道的是，他的恩师，中国物理方面第一人，此时正在青岛扫厕所，一个人扫几十个厕所，已经扫了十几年……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束星北，除在自己的专业上独有造诣，对国际上刚刚出现的激光、无人驾驶飞机、雷达（中国第一台雷达便出自他手）、袖珍发报机等等，都潜心研究过。
他追逐的目标并不遥远，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的脊背，清清楚楚地在跟前晃动着。
1928年，在德国柏林，束星北拿着自己的有关相对论的两篇论文找到爱因斯坦，被爱因斯坦聘为研究助手。后来，由于爱因斯坦科研受阻，便介绍束星北到英国，投师世界一流的学术大师惠特克和达尔文（进化论作者的后代）。随后束星北又投师剑桥大学世界一流的天体物理学家爱丁顿（他利用全日食验证了广义相对论，从此确定了爱因斯坦的地位），参与了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全过程的推导，这方程被称为：用最简练的数字，概括出一幅最美丽的世界图画方程。
1931年5月他获麻省理工学院的物理学硕士学位。这时他已經走到学术前沿，时年25岁。
1931年9月束星北被母亲一纸婚约拉回中国结婚，再没能出去。如果没有五六十年代那场浩劫，束星北获得诺贝尔奖是极有可能的。
竺可桢任校长时期的浙江大学，可谓是群英荟萃，汇聚了如数学家苏步青、陈建功，物理学家王淦昌、束星北、卢鹤绂、王谟显、何增禄，生物学家贝时璋、罗宗洛、张其楷等一大批顶尖的专家学者，他们所做出的研究，在当时已经处于国际科学前沿。这个时期的浙江大学，曾经被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称为“东方的剑桥”。
浙大在湄潭办学期间，其规模由抗战西迁前三个学院16个系，发展为六个学院25个系。有四个研究所、五个学部、一个研究院、一所龙泉分校、一个先修班、一所附中、两个农场。学生由抗战西迁前的613人，增加到2171人。正副教授从62名增加到212名。培养本科毕业生和硕士研究生2000余名。
竺可桢、王淦昌、谈家桢、苏步青、卢鹤绂、李政道等共51名新中国的两院院士和一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都是从湄潭走出来的。
束星北与王淦昌，两个才华非凡而又个性迥然的人在浙大遭遇后，遂成为“对手”和至交，他们既能相互冲撞启发，又能相互吸收弥补。他们在课堂上常常是针尖对麦芒，互不相让，如同两军对垒。大教授竟像孩子一样地论争，让学生们颇感惊异新奇，而一些学术问题也在这样非常的争论中日见深邃。同时，他们也造就了吴健雄、李政道、程开甲等日后享誉世界的一流人才。
但是束星北治学太认真，认真到一点儿不给他人留情面。在学术报告会上，无论主讲人名气有多大，学问有多深，一旦发现束星北在下面坐着，就禁不住心惊胆战。他常常会提出很多问题，让报告人招架不住。
浙大老校长竺可桢一贯被认为是知人善用，他知道许多人私底下对束星北不满，他说：束星北有很多地方与别人不一样，但他是个天才科学家。
束星北的刚直不阿不仅体现在学术界，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一日蒋介石来学校视察，校领导特意安排了束星北在内的几个教授接受召见。因为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的不满，束星北将这次召见变成了“面斥”，当面炮轰蒋介石，几次让蒋下不来台，蒋留下一句“你太年轻，不懂政治”便愤然拂袖而去，回到总统府邸，还对此事念念不忘。
他不支持学生政治运动，但学生被国民党当局杀害，他第一个起来号召浙江大学全体教授罢教，抗议杀害学生。
抗战时，受爱国心驱使，他一度放弃自己的课题，研究军工，如无人驾驶飞机、无人驾驶舰艇和激光、雷达等武器。因此，他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抗战结束后，他又拒绝国民党强迫他入党的要求，让学生将已安装好的雷达再拆卸，因而遭到囚禁。
在1950年浙江大学的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东方第一几何学家”苏步青教授被诬陷贪污，束星北气愤至极，把节约委员会主任像揪小鸡似的揪起来，一拳打过去，大骂：“你知道苏步青是什么人吗？你们算什么东西？”
结果苏步青解脱了，他却因殴打革命干部，抗拒运动，成为浙江大学斗争批判的罪魁。
1954年，因为公开反对时任校长华岗的“马列主义第一”，支持“自然科学第一”，束星北被学校列为重点批斗对象，束星北被迫离开自己钟爱的物理系，几乎成了各个院系都不敢接收的“孤魂野鬼”。离开讲台的束星北有过许多计划，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无一例外都胎死腹中，最终，他选择了研究气象学。
真正的天才总是能够在研究中获得极高的成就感，很快，束星北就在气象学上找到感觉和方向。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引起气象学界的巨大轰动。天下第一才子，果然名不虚传。
1952年院系调整时，如果束星北接受王淦昌的邀请到中国科学院搞研究，也许他能逃过一些劫难。
但束星北当时不屑于加入科学院，他觉得“中国科学院有些人属于‘政治学者’，非科学家气质多一些，我看不惯”。
然而这个他看不惯的科学院，在1957年后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家唯一的避风港，那一年，张劲夫冒险进谏，使中科院一批海外归来的自然科学家没有被打成右派。 而此时的束星北，在山东大学肃反运动中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一度被停职反省。尽管束星北在自己家大门上贴着他用毛笔书写的告示：“请勿进门。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70条。”却挡不住1955年的抄家搜查。
他全家被赶到院子里，束星北手里拿着一本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摇动着。然而这又能有什么用呢？这次抄家的收获是束星北自己安装的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他收听敌台的证据。
束星北被定为反革命分子、重点斗争对象。1957年，他当了“极右分子”，工资降到只给20元生活费，而他妻子无工作，还有7個孩子。1958年定为反革命分子管制3年，编入劳改大军修水库。饥饿的年代，他一直在工地的死亡边缘挣扎。
1960年秋，水库工程结束之后，束星北被调到青岛医学院继续接受改造，主要工作是打扫厕所。在经历了月子口水库两年半的改造之后，他终于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意识到自己错了。
当时，他发现自己曾经的一批物理学家同事全部都联系不上，于是他感到，他们也许在进行核试验，因此不能与外界联系，他希望参加到这个队伍中。
为了不负毕生所学参与核弹项目，他开始认真改造，认真刷厕所，甚至开始研究如何才能刷快，刷得好，刷得干净，在此期间，束星北修遍了山东省所有的地方和部队大中型医院的设备：X光机、心电图仪、脑电图仪、超声波等，甚至连变压器、锅炉、水塔、汽车和食堂用的鼓风机，也在他的修理范围之内。他想尽一切办法“立功”，迫切希望自己摘掉帽子，重新回到人民群众当中，重新开始科学研究，为建设祖国出一份力。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公布后举国欢腾。一心想为国贡献自己才智的科学家束星北，却独自躲在阴冷的家中，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作为世界上最顶级的物理学家，为了学术穷其一生，却不能参与自己国家的核分裂项目，其心情可想而知。
1971年1月，下了一场大雪。束星北的女儿去探望父母，远远看见佝偻着身子在医学院门口扫雪的束星北，他的身后，是扫出来的一条长长的路，两旁的雪地上，密密麻麻布满了数学公式和演算符号。母亲告诉女儿，父亲经常一个人在雪地里不停地运算，写字，扫帚就是他的黑板擦，他害怕自己的脑子长期不用会废掉，那是他为自己发明的独一无二的脑力运动。
当年，束星北的女儿去父亲的老同事王淦昌家中看望，她认为父亲为人处事，要有淦昌叔叔的一半就好了，没料到，一向温和儒雅、父亲一般的老人脸上出现了怒容，王淦昌对她说：“你父亲说的，是我们想说没有说的，你父亲做的，是我们根本就做不到的。他没有任何问题，他只是跟我们不一样！”
1972年李政道访华时，向周恩来提起自己的恩师，束星北才得以重回讲台。而平反之后，却没有几个大学敢要他，最终，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打破了禁忌，聘请了他。
此时的束星北，已经是70岁高龄。从1958年判刑至1978年重上讲台，已经过去了20年。这20年里，他的学生李政道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他的好友王淦昌成了两弹元勋……一代物理学大师，他最宝贵的二十年，就这样被白白浪费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拼命地想把自己丢失的时间补回来，为了尽快为国家培养高端人才，他甚至不顾自己患有慢性气管炎和肺气肿病，带着氧气袋和肾上腺素气雾剂，给动力海洋学进修班的学员讲多门培训课程，争分夺秒，惜时如金。
但是，他再也不是当初那个激情洋溢的束星北了，此时的他，已是一个垂暮老人。
1979年，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需要计算弹头数据舱的接收和打捞最佳时限，整整一个中国科学院没有人能计算出来，有人推荐了束星北。上面为此拨款100万元，束星北分文没要，一支笔，一摞纸，甚至没用计算机，就准确无误地完成了任务。
当年他73岁。航天学界轰动一时。
1983年10月30日，束星北逝世。去世前，他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但是，青岛医学院因为领导换届，遗忘了半年之后才想起来。此时，尸体已经腐烂，结果让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旁边的双杠下面。
从此，这个“天下第一才子”，中国物理学界泰斗级大师带着无限的伤感和失落离开了……
时过境迁，如今，那里早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这个一生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科学家，终于和他终生热爱的祖国大地融为一体，再也不会分开。
静心荐自《中年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