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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20年，我国将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化将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此背景下，明确城市化发展模式有着更加现实和长远的意义。在我国工业化进程中，关于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模式，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城市因非农产业发展而发展，因此有必要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探讨城市化发展模式。本文认为，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模式是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致要求，没有大城市化，就不可能有三次产业的协调发展。因此，从产业发展的角度看，大城市化模式是最优的城市化模式。
一、现代经济是集中经济，集中经济必然要求大城市化模式
现代经济是由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非农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在发达国家，非农产业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5%以上。集中性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共同属性。
(一)集中布局是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现代工业特点其主要组成部分制造业是属于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产业。分工越细，企业间依赖性越强，从而使工业内部、部门和部门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物质交流，远远大于企业与原料产地之间以及企业与最终消费市场之间的物质交流。对绝大部分企业来说，生产所需的半成品和材料，往往来自于另一家企业，同时，它自己的产品也不是立即供直接消费，而常常要送到另家企业继续加工。这使工业企业之间互为市场，工厂即市场。根据美国1963年的全国经济投入产出表，全美的经济活动分成85个部门，在其中的52个制造业部门中，几乎每个部门都需要至少50个其他部门的投入，食品行业需要投入的部门最少，也达到44个；化学制品工业需要74个部门的投入，其中只有8个属于原材料行业；汽车工业需要69个部门的投入，其中只有2个是原材料部门。制造业作为一个整体，原材料的投入占其投入的百分比，按价值计只有8.9%。从产出方面看，绝大部分的制造业部门，其产品除了供最终直接消费外，还要投入到至少40个经济部门中去，有81个部门需要橡胶和塑料制品，有80个部门需要化学产品。
总之，工业经济活动中最大量的物质流动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例如，1976年日本五大工业区京滨、中京、阪神、山阳、北九州的区内贸易额占它们各自的国内贸易额的比重高达62%-83%。工业是大量生产要素在一个经营单位内集中的产业形式，企业和企业之间以加工对象为纽带的密切联系，必然产生大量运费，运费的多少成了决定企业盈利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企业在选择布局地点时必须把运费最小化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为了节约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运费，降低成本，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企业在选址时就会选择相互邻近，而不是分散。可见，工业发展在客观上存在布局方式选择的问题，集中布局是工业发展的本质要求，工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布局高度集中。
此外，工业的集中布局还使企业以最小成本、最低交易费用获取其他外部经济性：(1)节省运往消费市场的费用。由于工业劳动力有着天然高于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如果工业劳动力收入低于农业劳动力，工业企业就不能获得所需的劳动力），这使工业劳动力及其抚养人口成为消费工业品的主要群体。工业集中布局的过程就是工业劳动力及其抚养人口集中的过程，这使消费工业品的生产企业和消费人群在地域上集中在一起，从而节约了消费工业品运往市场的费用。(2)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工业企业发展要求有水、电、路、通信等大量基础设施进行配套和支持。工业企业集中布局，可以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从而使所投资的费用远低于单个企业自己建设的费用。
（二）服务业发展内在地要求服务对象高度集中
服务业是一种完全市场化的产业。这种产业特点决定了服务产品供给方客观上要求服务产品需求方在地域上能够高度集中，只有集中才能使服务业有发展的机会，形成市场空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总之，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取决于服务对象在地域范围内的集中度。
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进对服务对象的集中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要求出现以企业为服务对象的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投资规模明显扩大。为了扩大盈利规模，尽快收回投资，必然对服务对象的地域集中度提出很高的要求。一些世界级大城市如纽约、东京、巴黎是工业经济中心，同时也是金融中心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生活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初产生的传统生活服务业不满足这种要求，必须进行结构升级，并有赖于大规模投资。这时，工业领域的资本开始向服务业领域扩张，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例如，1975-1981年，日本零售业中资本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营业额增长了1倍以上，而个体企业的营业额仅增长0.4倍。生活服务业升级要求服务对象在区域上更加集中。大型超级市场首先出现在大城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工业的集中布局和服务业对服务对象要求的集中性使二者内在地在同一地域内结合在一起。这使劳动力在同一地域内大量积聚，并带动大量农村人口在同一地域内大量积聚，大城市的出现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可见，大城市化模式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企业在纽约云集，使之成为全美最大的工业基地，因此也成为全美最大的城市。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日本经济持续10余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人口和产业主要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印尼首都雅加达面积只占全国的7%，却集中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制造业和60%的人口。
二、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客观上要求大城市化模式
（一）农业为了对工业化作出更多贡献要求实施大城市化模式
农业对发展工业化起着重要作用。工业化要求农业为之提供廉价、充裕的农产品。要保证农产品低价，就必须要求农地规模不因城市化而大量减少，从而使农业发展对化肥、农药等工业投入品的依赖性弱，农产品的成本低。只有大城市才能对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农地占用。
（二）农业自身发展要求大城市化模式
农业发展的实质是农业质态发生改变的过程。在产业发展历史上，自给性是农业的最初特性。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发展的实质首先表现为由自给性向商品化的转变。农业商品化靠集约化和区域专业化来推动，而只有大城市才能促进农业集约化和区域专业化更快发展。
1.农业集约化主要发生在近城农业区。城市的发展将客观上形成近城农业区，其规模同城市规模成正比。受城市的影响，近城农业区地租一般比较高，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必须经营收入弹性较大的高收益作物和畜产品，但这些农业经营活动不一定完全适宜于近城区的自然条件。这样，必须使近城农业区农业的集约化程度相对较高。城市规模越大，近城农业区规模也越大，从而实施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区域越广，农业经营的集约化程度就越高。美国东部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在其周围同时也有大规模的近城农业区，主要生产蔬菜、水果、花卉。
2.农业生产力的质在于对自然力的利用。“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农业的最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勿宁说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使生产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自然力表现为水、光照、土壤等自然因素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综合作用。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特定区域的自然条件和某些农作物形成了天然的适应关系，即自然力作用最大的农作物生长情况最好。为了使自然力作用最大化，就必须要求农业区域专业化。而农业区域化只能依靠大城市来拉动。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半径会相应延长，从而使实现专业化的区域相应增加。在历史上，伦敦与它的农产品供应地之间平均距离由1831-1835年的1820英里扩大到1909-1913年的5880英里。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对城市化模式的要求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即都要求发展大城市，大城市有利于促进三次产业的共同发展。只有统一在大城市化模式上，集中的非农产业和分散的农业才能相得益彰、协调发展。由于工业在现代生产力中居先导地位，工业集中布局对大城市化模式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几点思考
(一)工业分散布局是大城市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城市发展明显不足。2000年，我国人口只有11.3%集中于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而世界平均为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6%。美国城镇人口不到2.5亿，却产生了13个人口超300万的大城市，而我国城镇人口超过5亿，却只有13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大城市。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发展的分散布局。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均衡区域间生产力布局，我国工业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致使东中地区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明显下降。1952-1975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西部地区占55%，沿海地区占40%。工业分散布局使东部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不增反降。例如，上海市人口由1958年的634.4万人减至1977年的547.1万人。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城乡产业分工格局被打破，农村可以发展工业，但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资本不能向大城市流动，工业发展和城市相脱节，农村积聚起来的工业发展潜力只能在农村地区释放。1990-2002年，农村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7.1%上升到49.6%。中国新兴工业力量没有同城市发展联系起来，游离在城市化之外，使工业化同城市化相脱离，严重削弱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动力，致使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二)大城市发展不足导致就业结构转换停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大城市快速发展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大城市发展不足必然使第三产业发展缓慢，1997-200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8%，仅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2个百分点。这使就业结构转换出现停滞，第一产业就业份额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年分别为49.4%、49.8%、50.1%、50.0%、50.0%和50.0%，连续6年维持在50%左右。这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6年增速在5%以下，1997-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仅增长3.96%，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农民收入在如此长时间内低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7年突破3000元到2002年突破500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97年的2.47扩大到2002年的3.11，城乡居民收入之比首次超过3。
(三)深化改革，消除我国实施大城市化战略的体制障碍
从本质上讲，大城市化模式的实施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资本追寻利润最大化和劳动力追求收入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大城市发展有了天然的动力。而我国大城市发展受到抑制，根本原因是现行体制压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力。为此，要促进我国大城市化道路的顺利推进，就必须深化改革，消除一切不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因素。当前，最为关键的是改革户籍制度和区域行政管理体制。
一、现代经济是集中经济，集中经济必然要求大城市化模式
现代经济是由工业和服务业组成的非农产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经济。在发达国家，非农产业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5%以上。集中性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共同属性。
(一)集中布局是工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现代工业特点其主要组成部分制造业是属于内部分工越来越细化的产业。分工越细，企业间依赖性越强，从而使工业内部、部门和部门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物质交流，远远大于企业与原料产地之间以及企业与最终消费市场之间的物质交流。对绝大部分企业来说，生产所需的半成品和材料，往往来自于另一家企业，同时，它自己的产品也不是立即供直接消费，而常常要送到另家企业继续加工。这使工业企业之间互为市场，工厂即市场。根据美国1963年的全国经济投入产出表，全美的经济活动分成85个部门，在其中的52个制造业部门中，几乎每个部门都需要至少50个其他部门的投入，食品行业需要投入的部门最少，也达到44个；化学制品工业需要74个部门的投入，其中只有8个属于原材料行业；汽车工业需要69个部门的投入，其中只有2个是原材料部门。制造业作为一个整体，原材料的投入占其投入的百分比，按价值计只有8.9%。从产出方面看，绝大部分的制造业部门，其产品除了供最终直接消费外，还要投入到至少40个经济部门中去，有81个部门需要橡胶和塑料制品，有80个部门需要化学产品。
总之，工业经济活动中最大量的物质流动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部门与部门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例如，1976年日本五大工业区京滨、中京、阪神、山阳、北九州的区内贸易额占它们各自的国内贸易额的比重高达62%-83%。工业是大量生产要素在一个经营单位内集中的产业形式，企业和企业之间以加工对象为纽带的密切联系，必然产生大量运费，运费的多少成了决定企业盈利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这决定了企业在选择布局地点时必须把运费最小化作为主要考虑因素。为了节约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运费，降低成本，实现最佳的经济效益，企业在选址时就会选择相互邻近，而不是分散。可见，工业发展在客观上存在布局方式选择的问题，集中布局是工业发展的本质要求，工业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布局高度集中。
此外，工业的集中布局还使企业以最小成本、最低交易费用获取其他外部经济性：(1)节省运往消费市场的费用。由于工业劳动力有着天然高于农业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如果工业劳动力收入低于农业劳动力，工业企业就不能获得所需的劳动力），这使工业劳动力及其抚养人口成为消费工业品的主要群体。工业集中布局的过程就是工业劳动力及其抚养人口集中的过程，这使消费工业品的生产企业和消费人群在地域上集中在一起，从而节约了消费工业品运往市场的费用。(2)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工业企业发展要求有水、电、路、通信等大量基础设施进行配套和支持。工业企业集中布局，可以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从而使所投资的费用远低于单个企业自己建设的费用。
（二）服务业发展内在地要求服务对象高度集中
服务业是一种完全市场化的产业。这种产业特点决定了服务产品供给方客观上要求服务产品需求方在地域上能够高度集中，只有集中才能使服务业有发展的机会，形成市场空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指出：“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有些业务，哪怕是最普通的业务，也只能在大都市经营。”总之，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取决于服务对象在地域范围内的集中度。
服务业内部结构的演进对服务对象的集中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要求出现以企业为服务对象的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行业，这些行业的投资规模明显扩大。为了扩大盈利规模，尽快收回投资，必然对服务对象的地域集中度提出很高的要求。一些世界级大城市如纽约、东京、巴黎是工业经济中心，同时也是金融中心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生活服务业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最初产生的传统生活服务业不满足这种要求，必须进行结构升级，并有赖于大规模投资。这时，工业领域的资本开始向服务业领域扩张，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例如，1975-1981年，日本零售业中资本在1000万日元以上的企业，营业额增长了1倍以上，而个体企业的营业额仅增长0.4倍。生活服务业升级要求服务对象在区域上更加集中。大型超级市场首先出现在大城市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工业的集中布局和服务业对服务对象要求的集中性使二者内在地在同一地域内结合在一起。这使劳动力在同一地域内大量积聚，并带动大量农村人口在同一地域内大量积聚，大城市的出现就成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可见，大城市化模式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企业在纽约云集，使之成为全美最大的工业基地，因此也成为全美最大的城市。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日本经济持续10余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人口和产业主要集中于少数大城市。印尼首都雅加达面积只占全国的7%，却集中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制造业和60%的人口。
二、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客观上要求大城市化模式
（一）农业为了对工业化作出更多贡献要求实施大城市化模式
农业对发展工业化起着重要作用。工业化要求农业为之提供廉价、充裕的农产品。要保证农产品低价，就必须要求农地规模不因城市化而大量减少，从而使农业发展对化肥、农药等工业投入品的依赖性弱，农产品的成本低。只有大城市才能对土地集约利用，减少农地占用。
（二）农业自身发展要求大城市化模式
农业发展的实质是农业质态发生改变的过程。在产业发展历史上，自给性是农业的最初特性。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发展的实质首先表现为由自给性向商品化的转变。农业商品化靠集约化和区域专业化来推动，而只有大城市才能促进农业集约化和区域专业化更快发展。
1.农业集约化主要发生在近城农业区。城市的发展将客观上形成近城农业区，其规模同城市规模成正比。受城市的影响，近城农业区地租一般比较高，为了使利润最大化，必须经营收入弹性较大的高收益作物和畜产品，但这些农业经营活动不一定完全适宜于近城区的自然条件。这样，必须使近城农业区农业的集约化程度相对较高。城市规模越大，近城农业区规模也越大，从而实施集约化经营的农业区域越广，农业经营的集约化程度就越高。美国东部有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区，在其周围同时也有大规模的近城农业区，主要生产蔬菜、水果、花卉。
2.农业生产力的质在于对自然力的利用。“在农业上，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农业的最重要的任务，与其说是增加自然的产出力，勿宁说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使生产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自然力表现为水、光照、土壤等自然因素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的综合作用。在长期的自然选择过程中，特定区域的自然条件和某些农作物形成了天然的适应关系，即自然力作用最大的农作物生长情况最好。为了使自然力作用最大化，就必须要求农业区域专业化。而农业区域化只能依靠大城市来拉动。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农产品的需求半径会相应延长，从而使实现专业化的区域相应增加。在历史上，伦敦与它的农产品供应地之间平均距离由1831-1835年的1820英里扩大到1909-1913年的5880英里。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对城市化模式的要求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即都要求发展大城市，大城市有利于促进三次产业的共同发展。只有统一在大城市化模式上，集中的非农产业和分散的农业才能相得益彰、协调发展。由于工业在现代生产力中居先导地位，工业集中布局对大城市化模式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
三、对我国城市化道路的几点思考
(一)工业分散布局是大城市发展不足的根本原因
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城市发展明显不足。2000年，我国人口只有11.3%集中于百万人口的城市之中，而世界平均为16.5%，中等收入国家为22.6%。美国城镇人口不到2.5亿，却产生了13个人口超300万的大城市，而我国城镇人口超过5亿，却只有13个人口超过200万的大城市。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在于工业发展的分散布局。
改革开放以前，为了均衡区域间生产力布局，我国工业投资向中西部地区倾斜，致使东中地区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地位明显下降。1952-1975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中西部地区占55%，沿海地区占40%。工业分散布局使东部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不增反降。例如，上海市人口由1958年的634.4万人减至1977年的547.1万人。
改革开放以后，传统的城乡产业分工格局被打破，农村可以发展工业，但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农村资本不能向大城市流动，工业发展和城市相脱节，农村积聚起来的工业发展潜力只能在农村地区释放。1990-2002年，农村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27.1%上升到49.6%。中国新兴工业力量没有同城市发展联系起来，游离在城市化之外，使工业化同城市化相脱离，严重削弱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动力，致使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
(二)大城市发展不足导致就业结构转换停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大城市快速发展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重要前提。我国大城市发展不足必然使第三产业发展缓慢，1997-200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8%，仅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0.2个百分点。这使就业结构转换出现停滞，第一产业就业份额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和2002年年分别为49.4%、49.8%、50.1%、50.0%、50.0%和50.0%，连续6年维持在50%左右。这导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97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6年增速在5%以下，1997-2002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仅增长3.96%，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出现农民收入在如此长时间内低速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1997年突破3000元到2002年突破5000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比由1997年的2.47扩大到2002年的3.11，城乡居民收入之比首次超过3。
(三)深化改革，消除我国实施大城市化战略的体制障碍
从本质上讲，大城市化模式的实施是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资本追寻利润最大化和劳动力追求收入最大化的本性使得大城市发展有了天然的动力。而我国大城市发展受到抑制，根本原因是现行体制压制了市场机制的作用力。为此，要促进我国大城市化道路的顺利推进，就必须深化改革，消除一切不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因素。当前，最为关键的是改革户籍制度和区域行政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