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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学者钱端升曾在1934年专职担任《益世报》社论主笔,这是一段尚未被充分关注的历史。分析其台前与幕后,可以发现:报馆同业竞争的急需与知识人言论报国热望共同促成了此事。主持笔政期间,他持守着一种“积极建言”和“批评权力”并存的复合型言论立场,与前任主笔罗隆基形成了鲜明的区隔。现代中国知识人的论政活动,生动呈现出个体与时代的交光互影,研究者在归纳共性之外更应探寻个性,以及具体关系对言论行动的形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