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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古代文人没有能力成为开天辟地的君主,但却希望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这一点从孔子开始,就已成为中国文人骚客的特点。
就怕流氓有文化
历史上,每个开国之君坐稳江山以后,他们后代的上台,纯粹是守业的结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生活阅历,以及古代严格的皇帝制度,使他们在即位之前没有接近政权的机会,更不可能有任何管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当老皇帝一旦驾崩之时,新皇帝即位完全依靠别人的支持。而支持者中最有力量的便是文官中的元老重臣。在即位之后,同样由于统治经验的缺乏,新皇帝又不得不依赖于广大的文官集团。而一旦掺杂了权力,文官集团内部也会出现倾轧行为,所谓文人相轻,并不仅仅是骨子里的那种傲慢。
战场上,武官之间直接挥刀舞剑,以性命相拼,看起来异常血腥残酷。然而,文人在宫廷之上的斗争其实丝毫不落下风,一旦流氓有了文化,斗争起来更残酷暴虐。他们的斗争手段更加多样,更加危险,防不胜防。这方面突出的例证,当属韩非与李斯了。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不善言谈,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愧不如。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罗织成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对秦王朝的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韩非得到了什么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非到了秦国,李斯嫉妒他的才情,不断在嬴政面前诋毁,最终嬴政将韩非关进监狱,韩非服毒自杀。
文人相轻,何至于斯?知识分子间的倾轧并不比武官之间的斗杀来得善良,这也为后来两千多年血雨腥风的知识分子相互斗法、自相残杀提供了一个范例,千百年来,当流氓有了文化,斗争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防不胜防。
一个秀才一个坑,一群秀才一窝蜂
文人与文人的斗争看起来如此惨烈,若是一群文人结成了党派,毫无疑问就更加可怕,纵观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官僚,但文人结成朋党开始进行规模化的倾轧则首推唐朝。
唐代朋党之争,又称牛李党争。传统说法是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就是说牛僧孺大都将“高考”高分的同学招至麾下,而李德裕则更多地启用“官二代”。党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科举、藩镇等几个大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文人之间抱成团,你的意见我来支持,我的意见你来附和,是不是就有了更大更多的话语权?
唐代党争肇始于宪宗时期。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科举考试中批评了朝政,但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而当朝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见牛僧孺、李宗闵揭露了他的短处,于是在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这件事使得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
此后,党派斗争的色彩越演越浓,后来更是发生了长庆贡举案。当时的举人杨浑之贿赂当朝宰相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贪婪的段文昌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可杨浑之还是在公元821年的那个春天落第。恼羞成怒的段文昌向皇帝弹劾钱徽取士不实,于是举行复试。复试的结果很糟糕,十四名新进士中被淘汰了十一名,其中包括权贵李宗闵的女婿、裴度的儿子、杨汝士和郑覃的弟弟,一下子钱徽的取士标准岌岌可危。以此时间为标志,唐代的党争开始变质,开始划入严格意义上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后的新官上任,不得不首先站队,选择门派,各派的政治观点,也开始以争权夺利而并非从朝廷的实际出发。
学而仕则“优”
自从隋朝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吸引、“十年寒窗苦,终为人上人”的巨大诱惑,无数读书人前赴后继,专职读书,身边的妻子则耕田织布,供养公婆,负责丈夫的衣食,确保丈夫可以全身心备考,期待着有朝一日丈夫高中皇榜,自己也可以成为状元夫人,尽享荣光。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文人的毛病都不少。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正如孔子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连两位圣贤一致认为,好色是一个人的天性,是天生就有的。所以,待这些读书人真正高中并升官发财后,他们的欲望也进一步膨胀,糟糠之妻显得又老又土,远远配不上自己。所以他们便“学而仕则‘优’”,读书,当官,然后便是寻找美丽的“女优”,抛弃结发妻子,或寄身青楼,或另攀高枝。清代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讲到中了举的范进,就是立刻抛弃糟糠之妻。悲剧的就是那些三从四德的原配夫人们,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才貌,一心盼着丈夫出人头地,没曾想到丈夫一旦飞黄腾达之后首先倒霉的就是自己。
至于科举考试发达之后抛弃糟糠之妻的第一典型,自然当属戏剧中的陈世美。他在科考高中后,就得到机会入赘皇家做了驸马,不但抛弃老婆孩子,而且当老婆孩子找上门来的时候竟然派人前去刺杀灭口。后来,陈世美的妻子秦香莲与公主就谁做正妻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秦香莲不愿由正妻变成妾,而公主断然没有屈居第二的可能。矛盾无法调和,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按照律法,断然铡掉了当朝驸马爷陈世美的人头。
在民间,陈世美的故事深入人心,其戏剧常演不衰。陈世美也因此遗臭万年,成为中国古往今来负心汉的代名词。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大批留洋回国事业有成的人们也是抛弃了家里包办的妻子,娶了时髦多情的知识女性,纳妾的替代办法是没有了,但离婚却简单了。
就怕流氓有文化
历史上,每个开国之君坐稳江山以后,他们后代的上台,纯粹是守业的结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生活阅历,以及古代严格的皇帝制度,使他们在即位之前没有接近政权的机会,更不可能有任何管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当老皇帝一旦驾崩之时,新皇帝即位完全依靠别人的支持。而支持者中最有力量的便是文官中的元老重臣。在即位之后,同样由于统治经验的缺乏,新皇帝又不得不依赖于广大的文官集团。而一旦掺杂了权力,文官集团内部也会出现倾轧行为,所谓文人相轻,并不仅仅是骨子里的那种傲慢。
战场上,武官之间直接挥刀舞剑,以性命相拼,看起来异常血腥残酷。然而,文人在宫廷之上的斗争其实丝毫不落下风,一旦流氓有了文化,斗争起来更残酷暴虐。他们的斗争手段更加多样,更加危险,防不胜防。这方面突出的例证,当属韩非与李斯了。
韩非,出身于韩国贵族世家,曾与后来在秦国飞黄腾达的李斯同为荀况的学生。他不善言谈,但很会写文章,连李斯也自愧不如。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封建君主统治术,罗织成一整套极端专制主义的政治理论,对秦王朝的巩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然而,韩非得到了什么呢?《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使秦,秦用李斯谋,留非,非死云阳。”韩非到了秦国,李斯嫉妒他的才情,不断在嬴政面前诋毁,最终嬴政将韩非关进监狱,韩非服毒自杀。
文人相轻,何至于斯?知识分子间的倾轧并不比武官之间的斗杀来得善良,这也为后来两千多年血雨腥风的知识分子相互斗法、自相残杀提供了一个范例,千百年来,当流氓有了文化,斗争起来更加令人毛骨悚然、防不胜防。
一个秀才一个坑,一群秀才一窝蜂
文人与文人的斗争看起来如此惨烈,若是一群文人结成了党派,毫无疑问就更加可怕,纵观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官僚,但文人结成朋党开始进行规模化的倾轧则首推唐朝。
唐代朋党之争,又称牛李党争。传统说法是牛党重科举,李党重门第,就是说牛僧孺大都将“高考”高分的同学招至麾下,而李德裕则更多地启用“官二代”。党争的内容主要集中在科举、藩镇等几个大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上,文人之间抱成团,你的意见我来支持,我的意见你来附和,是不是就有了更大更多的话语权?
唐代党争肇始于宪宗时期。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科举考试中批评了朝政,但考官认为两个人符合选择的条件,便把他们推荐给唐宪宗,而当朝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亲)见牛僧孺、李宗闵揭露了他的短处,于是在宪宗面前说,这两个人与考官有私人关系。宪宗信以为真,就把几个考官降了职,牛僧孺和李宗闵也没有受到提拔。这件事使得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迫于压力,唐宪宗只好于同年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这样朝臣之中分成了两个对立派。
此后,党派斗争的色彩越演越浓,后来更是发生了长庆贡举案。当时的举人杨浑之贿赂当朝宰相段文昌,换取后者的推荐。贪婪的段文昌又是面托,又是私书,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钱徽极力保荐,可杨浑之还是在公元821年的那个春天落第。恼羞成怒的段文昌向皇帝弹劾钱徽取士不实,于是举行复试。复试的结果很糟糕,十四名新进士中被淘汰了十一名,其中包括权贵李宗闵的女婿、裴度的儿子、杨汝士和郑覃的弟弟,一下子钱徽的取士标准岌岌可危。以此时间为标志,唐代的党争开始变质,开始划入严格意义上的争权夺利的斗争。以后的新官上任,不得不首先站队,选择门派,各派的政治观点,也开始以争权夺利而并非从朝廷的实际出发。
学而仕则“优”
自从隋朝科举制度出现以后,受“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吸引、“十年寒窗苦,终为人上人”的巨大诱惑,无数读书人前赴后继,专职读书,身边的妻子则耕田织布,供养公婆,负责丈夫的衣食,确保丈夫可以全身心备考,期待着有朝一日丈夫高中皇榜,自己也可以成为状元夫人,尽享荣光。
然而,中国历朝历代文人的毛病都不少。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正如孔子所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孟子说:“好色,人之所欲!”连两位圣贤一致认为,好色是一个人的天性,是天生就有的。所以,待这些读书人真正高中并升官发财后,他们的欲望也进一步膨胀,糟糠之妻显得又老又土,远远配不上自己。所以他们便“学而仕则‘优’”,读书,当官,然后便是寻找美丽的“女优”,抛弃结发妻子,或寄身青楼,或另攀高枝。清代吴敬梓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中讲到中了举的范进,就是立刻抛弃糟糠之妻。悲剧的就是那些三从四德的原配夫人们,没有什么文化,也没有什么才貌,一心盼着丈夫出人头地,没曾想到丈夫一旦飞黄腾达之后首先倒霉的就是自己。
至于科举考试发达之后抛弃糟糠之妻的第一典型,自然当属戏剧中的陈世美。他在科考高中后,就得到机会入赘皇家做了驸马,不但抛弃老婆孩子,而且当老婆孩子找上门来的时候竟然派人前去刺杀灭口。后来,陈世美的妻子秦香莲与公主就谁做正妻展开唇枪舌剑的辩论,秦香莲不愿由正妻变成妾,而公主断然没有屈居第二的可能。矛盾无法调和,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按照律法,断然铡掉了当朝驸马爷陈世美的人头。
在民间,陈世美的故事深入人心,其戏剧常演不衰。陈世美也因此遗臭万年,成为中国古往今来负心汉的代名词。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大批留洋回国事业有成的人们也是抛弃了家里包办的妻子,娶了时髦多情的知识女性,纳妾的替代办法是没有了,但离婚却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