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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类建筑形式和居住习俗的演变，是与其所处自然生态及人文社会环境等紧密相连的。蒙古族原主要居住在大漠南北，过着以穹庐为屋，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元朝建立后，南迁的蒙古族逐渐由游牧走向定居。随着居住环境、政治形势、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变化，通过与他族杂居共处，彼此交融，其建筑风格和居住理念也发生演变，既保留某些包含浓郁草原风情的习俗，又汲取海内外相关文化精华，使居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具有时代特色。
关键词：元代;蒙古族;移居;居住理念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4-0137-05
建筑是一个民族经济、文化、家庭、社会和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且以物质形态方式表述其文化內涵。元代南迁蒙古族作为庞大特殊的移民群体（包含元朝最高統治者及一般蒙古族军民），究竟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居住观念，由游牧到定居，融入当地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呢？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南迁蒙古族的居住文化既保留了一些浓郁的草原风俗习惯，又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主要从蒙古族移民南下后建筑和居住形式的演变、南迁蒙古族居住风尚的转化、皇家建筑风格形成和发展、各族文化交融与居住理念更趋多元化等四方面，加以探索。
一、元代蒙古族移民南下后建筑及居住形式的演变
元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居住文化也五彩缤纷。但就蒙古族本身而言，在大举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经济基本上仍处于以游牧为主，兼营狩猎、手工业，并有少许农业的阶段。住居方式大多以毳幕（毡帐、穹庐）为屋，逐水草按季节而迁徙。即使是可汗或王公贵族也不例外，仅是其帐幕高大华美而已。元朝建立后，部分蒙古族南迁内地。其移居中原后，随着居住环境、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变化，建筑形式、居住理念和风尚也不断演变。
1.南迁蒙古族主要分布及与汉族等错杂而居格局之形成
自成吉思汗进攻金朝时起，蒙古军就不断被征调南下，陆续移民中原内地。元朝建立后，蒙古族更是散布在国内广大区域，形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其南迁主要是通过封王镇土、遣兵戍守、出仕为官，战乱流离等形式和途径。首先，是封王镇土，例如安西王忙哥剌封守西土，就带去大量蒙古卫士和属下，驻守长安附近，“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①。其次，遣兵戍守，史称“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②，从而使大批蒙古人迁入并定居中原，同时，“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③。居住形式也与当地汉军相同。另外，在湖广、云南等地也有大批蒙古军驻守。再次，是出仕为官，蒙古统治者每到一地后，都要派达鲁花赤进行监临，许多蒙古族人担任地方官，并往往携眷仕官而择地卜居，其子孙后代也多入籍于当地。最后，是遭乱流离，遭受战乱流离而南来的蒙古人户也不少，如“宗亲海都作乱，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散居于云、朔之间”④。即在山西西北部及大同一带居住。此外，还有因犯罪被流放两广、海南的，或因家贫将子女卖入内地为奴仆的蒙古族人等等。
经过长期以来各种形式的迁徙活动，蒙古人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等大小城镇及军事要塞，都有相当数量蒙古族与汉人等错居杂处。同时，南迁蒙古人与汉人及其他民族联姻通婚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也有利于缩小相互之间经济、文化差异，使彼此的住居建筑和风尚渐趋相近。
2.南迁蒙古族居住理念及建筑的传承和演变
在住居政策方面，元朝对南迁本族而言，即遵循“祖述”与“变通”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保留某些具有鲜明草原居住文化特点的习俗;另一方面随乡入俗，因地制宜，转变居住理念，大量吸取中原传统建筑风格和住居方式。而对其他诸族来说，则是按照“各依风俗”精神，基本上保存各地区诸族原有的建筑风格和居住习俗，并在宗教建筑方面大量吸收外域的建筑风格和技术，又结合当地的原有习俗加以改造和发展。
元代住宅建筑为宋、金发展至明、清住宅的中间环节。是在住宅制度逐步森严、精致化过程中一个较为自由、散漫的阶段，其功能与环境等影响因素作用尤为显著，住宅形式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这恐与游牧民族豪放、追求自由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元代汉地住宅，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即以华北平原为代表的北方区域，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区域。自先秦时期北方的住宅深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住宅对称的轴线艺术得到很大发展。而蒙古族在这一地区的住宅出现无轴线之自由布局倾向。例如，山西永乐宫纯阳殿壁画《慈济阴德》第三中所示，住宅的正房厅堂不在纵轴线上。《再度郭仙》的郭宅正房为了扩大空间，厅堂釆用减柱法，形式为单层三间。《丹度莫敌》的莫宅，则体现住宅平面无明显的轴线布局自由。在住宅建筑中除矩形平面外，也有方形与不常见的多边形平面，并釆用勾连撘做法。⑤又如，以大都已挖掘的后英房胡同住宅为例，这应是达官贵人的住宅。其主院正房建在台基上，前出轩廊，两侧立挟屋，后有抱厦，东院正房是一座平面为工字形的建筑，即南北屋由中间柱廊连接。这种住宅遗址与北京现存的清代四合院相比，在主房、厢房的建筑平面以及院落构成、交通联系方式诸方面，很明显地反映两者手法之不同。在清代四合院中，找不到用柱廊连接的工字形平面和前出轩后有抱厦的平面，院中的高露道被清代的抄手廊所替代，可见这些正是元代大多住宅的特色。⑥至明代初期，定有严格住宅制度，上至王公品官，下至庶民百姓，住宅无不深受制度的束缚，造成住宅建筑形式的单一性和群体组合的严谨规整。但民间住宅则较多吸收金、元时期的一些地方之手法，并在北派风水的影响下，形成北方特色。
元代南方蒙古族的住宅建筑形式，继承了宋代较多建筑形式，很多规定也多承袭宋代，如据《宋史·舆服志》所载，规定住宅的称谓：“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对于建筑的装修、色彩、斗栱的使用则规定：“凡民庶家，不得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釆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⑦这些规定为元代所承袭，例如，对住宅的称谓也分等级，并限制平民在衔脊上设置瓦兽等等。 元朝住宅制度，目前尚未发现有较为完整的规定。只是散见于《元史》的《世祖纪》《刑法志》及《元典章》等处。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当大都新城建成后，元世祖曾计划将原燕京城（旧城）的居民全部迁居新城，于是规定：
“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⑧
后来迁居之举虽未能完全实行，但已出现“北城繁华拨不开，南城尽是废池台”⑨的现象，可见迁居规模还是很大的。根据规定，贵戚、功臣及富豪，悉受分地以为第宅，并享有优先选址之便。但住宅地盘的大小仍要受到限制，以“八亩为一分”计算，院宅面积大概有68×63或72×60米左右。这根本不能满足南迁蒙古王公大臣等权贵们建府邸豪宅的欲望，因此往往超过规定，甚至侵占街道，或者在城外另建别墅。驻扎在大都以外的蒙古王公贵族府居更为豪华富丽。例如，元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建在长安城东北的安西府，建在六盘山的开成宫邸，堪比皇宫。
元廷对住居建筑的装饰配置等也有一些新规定。据《元史》所载：“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⑩由此也反映出品官宅舍是可用鹅项（即今称美人靠、飞来椅、吴人靠）、衔脊置鳞爪瓦兽的。不准平民房屋置鹅项之规定未见于唐宋有关制度。与宋代“凡公宇栋施瓦兽”的制度对照，皆有相似之处，B11可见元代这一禁令与此一脉相承。不过，在江南这一禁令也往往被破坏。总之，元朝的建筑及居住政策，与两宋相比，既有承袭的一面，又有其创新之处。
二、南迁蒙古族居住风尚的转化
蒙古族在向南迁移过程中，游牧民族部分兼营农业或半农半牧后，民居形式由穹庐式毡帐发展为圆形土屋，并逐渐出现土木结构的帐房。这种圆形的土墙屋在向阳的一面开窗，既保留了帐房的外形，又汲取北方地区汉式民居的優点，呈现了由逐水草而居向定居过渡的形态。不过，无论是帐房或是圆形土屋，都反映了北方草原游牧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敬天崇天的观念。同时，帐幕呈圆锥形，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天似穹庐，笼罩四野”B12。这种显示完满自足的线形与笼罩田野的苍穹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白色帐房与碧绿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是蒙古族朴素单纯的审美观念在居住文化上的真实反映和折射。在由北往南发展过程中，蒙古族居住理念和风尚之演变，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和林斡耳朵到大都大明殿，说明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已从崇尚自然环境、讲究实用功能、逐水草而迁徙，逐渐向定居过渡。蒙古人原“无城壁栋宇”B13，成吉思汗时建立了四大豪华斡耳朵B14，作为大汗和后妃的居住场所。以后，凡“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B15，形成一套斡耳朵制度。建筑在辽阔草原的斡耳朵，或谓金帐，是大汗执政与会客之处，出入都有很多规矩和礼仪，若触犯要受重罚。后来则在哈剌和林、上都、中都、大都修建了宫城和宫殿，其中和林的万安宫、上都的大安阁、大都的大明殿皆为元代宫廷建筑的典型代表。因时间和区域不同，各具有特色。元朝建立后，皇帝和皇室成员生活习俗有了很大变化，其主要居住场所在宫殿中。忽必烈认为“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钜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B16。故元大都宫殿极尽恢宏绚丽之能事，无论色彩、雕刻、内部装潢、用料、做工，都巧夺天工，精美绝伦。但是皇室及主要大臣每年皆要从大都前往上都避暑，并经常住在帐幕中。即使在大都富丽堂皇宫殿群中，也保留若干的大帐幕，以表示不忘游牧生活。
第二，大漠南北蒙古居民住宅，原逐水草而迁徙。即元《经世大典》所载的：“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无常居，故为穹庐，以便移徙。”B17搭帐房，夏季选择髙坡通风、草木繁盛之处，冬季选择山湾、洼地向阳之处。但自北向南发展后，随着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的变化，统治者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方面考虑而选择都城地址，并看风水、选吉地盖房宅。元廷统治者在建设大都过程中，颁布了居民住宅占地面积标准和迁居者身份，对“僭越”“过分”等也加以限制。
第三，蒙古草原上的帐房及兼营农业后的圆形土屋，都反映了游牧民族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敬崇天地的观念。在南下建筑宫殿过程中，釆用了汉地阙门角隅之制，例如，元大内是以南面崇天门、北面厚载门、东面东华门、西面西华门为宫墙经纬而构成宫城区，中轴对称，四隅设角楼，四面设门，并且宫殿、住宅采用歇山顶等。说明蒙古族统治者的审美观已发生变化。
第四，蒙古族原尚右，通常男右女左。例如，和林万安宫具体安排上反映出右尊左卑的等级观念。万安宫殿内圆柱两列，北面置一高台，为御座所在。两侧均置平台，右侧为诸王座位，左侧为后妃座位，御前空地为奏事或进贡臣僚和使节等人站立处。南下后，受中原地区影响，从尚右尚西的习俗，逐渐变为尚左尚东。泰定元年（公元1324），改为左尊右卑，依周礼传统，神主按照昭穆序列安排。
三、皇家建筑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随着蒙古贵族的势力由北而南，其居住环境和人文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居住理念和礼仪也有所演变。其居住文化既保留具有一些草原文化特点的蒙古旧俗，又深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突出地表现在蒙汉等兼容的皇家建筑上。
第一，实行两都制，上都为夏都，大都为冬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B18这是蒙古人游牧生活逐夏驻冬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
第二，大都以太液池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布局，环水布置大内正殿、东宫太子府、皇太后宫、皇妃宫等，折射出蒙古族“逐水而居”的特性。
第三，在宫室建设中融会蒙汉居住文化于一炉。既基本承袭了中原传统的建设风格，大量使用阙门角隅之制，又在后宫的布局方面保留一些纯蒙古式的帐幕建筑“斡耳朵”，帐房和木结构琉璃瓦的殿宇交错分布，勾勒出元代宫殿特有的景观。
第四，大内西北角玉德殿一组建筑独立成区，以奉佛为主，东华门之北建有庖人之室、酒人室，为豪饮之需，元人崇鹰和羊，上都宫城夹墙有鹰房，大都宫中夹墙有羊圈，大酒瓮是不可或缺的陈设。B19凡此种种都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 第五，宫殿的色彩和室内装饰，体现了蒙古族尚白、热烈、强悍的风格。蒙古人崇尚白色，《南村辍耕录》称“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白色石阶基红墙、朱地金龙柱、白色琉璃瓦顶、间金绘饰，室内铺厚地毯，用银鼠和黄鼬之毛皮做壁障，以黑貂皮为暖帐及被褥等，B20这些都反映出蒙古族的喜好和风情。
第六，太庙中的先祖神主由西（右）向东（左），依次排列，反映了蒙古族右尊左卑之习俗。直至泰定元年（1324），才按照昭穆（左右）序列安排神位。地坛、日坛、月坛等有元一代终未设置，社稷到至元三十年才建立，说明元代对礼制建筑不及历代统治者那样重视。
第七，在陵墓建筑方面，蒙古人实行土葬，“刳木为棺”并有一定随葬品，地面上不留坟塚，并伴以烧饭等仪制。时人称：“北俗丧礼极简，无蓑麻哭诵之节，葬则刳木为棺，不封不树，饮酒食肉无所禁，见新月即释服。”B21蒙古人墓地对外是保密的，“其墓无塚，以马践蹂，使如平地”B22，不留标志。在大都一些佛寺中建有祭祀历朝帝后遗容的影堂，后改称为“神御殿”，成为日常祭奠之重要场所，且每帝一寺。
总之，元朝皇家建筑是蒙汉等居住文化交融的突出反映。也可以说作为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及广大牧民，建设或搬进城市的过程，即是游牧与定居碰撞及交融的历程。
四、各族建筑文化交融与居住理念更趋多元化
1.生态和人文环境对建筑及居住文化的影响
建筑人类学认为，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对特定时期的建筑和居住文化之形成及演变，起着决定性作用，反映在元代建筑及居住文化上也是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地区性和多样性。元朝疆域辽阔，各族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及从事的生产活动，对诸族建筑结构、平面布局、建筑造型及用材方面的不同类型，表现各异的风尚习惯等都有很大影响。南迁蒙古族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选择适宜的居住环境，建造家园。即所谓“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B23。例如，迁居云南的有些蒙古族平民就与当地其他民族一样，多为土基墙，草顶屋。
元朝居住文化又是与社会地位、民族划分等紧密相连。按南宋遗民郑所南（思肖）所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B24阶级不同，社会生活居住水平也各有差异。元朝皇帝、诸王、贵族锦衣玉食，宫殿华屋。即使处在第三、四等级汉族及其他诸族的地主和奴隶主阶级、大富商等，也往往是“墙屋被文绣，鞍辔饰珠玉，婢妾曳丝履，犬马食菽粟”B25。而被剥削阶级一年辛苦，过的是破房漏屋，“忍饥忍寒蹲破庐”B26，“麦饭稀稀野菜羹”B27的生活。因此，由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不同，诸族统治者、剥削者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居住条件极为不同，所反映的居住文化则迥异。南迁蒙古族也不例外，由于财产和地位上的不同，在住宅建筑上，差别也极为悬殊。
2.藏传佛教建筑传入
蒙古人原大多信奉萨满教，进入中原后较普遍地接受佛教，并兼容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元世祖时崇信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因此，元时不仅禅宗、律宗等早在中原流传之佛教建筑得以复兴，西藏地区的喇嘛塔、密宗塑像、法器和装饰等佛教艺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东传到内地。藏传佛教建筑在大都、上都兴起，并传播到浙江、江西、河北、江苏、福建、云南等地，为藏传佛教及其建筑艺术的传播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条件。
3.海内外建筑技艺交流使南迁蒙古族居住理念更趋多元化
元代各地之间的建筑技艺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大都宫殿总体布局、建筑内部布置及装修等方面，显示出有别于中原传统风格和情趣，应是蒙古贵族习俗和意向的反映。并且通过也黑迭儿等而渗入西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如也黑迭儿负责宮殿庐帐建筑的实职，受任后，“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B28。亲自指挥宫阙、正朝、路寝、便殿、掖庭、官署、祠庙、苑囿、宿卫居舍、百官邸宅等各项工程的建设。同时，由于各国商人的到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等的传入，清真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明教寺庙等宗教建筑也大量兴建。这些宗教建筑的兴修，也带来中亚和欧洲的建筑风格。例如，尼波罗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擅长画塑及铸金为像。在中国建了三座佛塔、九座大寺、两座祀祠、一座道观，将印度式的营建技艺和佛教梵像传入中国。元人称其“每有所成，巧妙臻极”，“金纫玉切，土木生辉”。B29并且，域外建筑技艺的传入，也改变了以往土为阴，木为阳，地上用木构造房，地下用砖砌墓的传统观念，宫殿、寺庙建筑中经常采用砖石结构和域外建筑式样，使居住观念更趋多元化。
五、结语
元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族皆有自己的建筑风格及传统居住习俗。而同一民族内部，又因贫富悬殊，社会地位不同而呈现鲜明的等级性，故民居建筑的规模、质量、装饰、家具、摆设等都有很大差异。其建筑承上启下，既有突出的继承性和时代性，又富有变异性和创新性。就原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本身而言，在向南发展过程中，部分兼营农业或半牧半农后，民居形式逐渐由穹庐式发展为圆形土屋，进而发展为土木结构的住房，居住理念也发生很大变化。元大都的宫殿更是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但在一些宫殿布局上，显然受斡耳朵影响，内部陈设也具有鲜明的蒙古特色。而汉族等其他民族在不断汲取域外建筑技艺的同时，于建筑类型、形制、设计、施工方法与工艺等方面也都有所突破。尤其是大木技术的进步，砖石建筑技术之普遍使用，建筑彩画的发展，琉璃使用进入顶峰期等等，对明、清乃至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因而，对元代居住文化及南迁蒙古族居住理念的演变进行深入探索，必然有利于中国建筑史、社会生活史及移民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注释
①②④⑧⑩宋濂等：《元史》，中華书局，1976年，第2538、2538、4053、274、2682页。
③姚燧：《牧庵集》卷六，《千户所厅壁记》，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初编》第142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8页。 ⑤王畅安：《纯阳殿、重阳殿的壁画》，《文物》1963年第8期。
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⑦B11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3600、3600页。
⑨宋褧：《寒食拜扫盘桓南城亲友家书所闻俚歌十首之一》，《燕石集》卷九，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1—342页。
B12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中所载之《敕勒歌》。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十六中“笼罩四野”则为“笼盖四野”。
B13B22张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228页。
B14斡耳朵，是突厥语—蒙古语ordo的音译，又译为斡鲁朵、斡儿朵、兀鲁朵、窝里陀等，意为“宫”，引申为“宫帐”“行宫”“宫衙”，又指皇室成员占有和继承财产、私属人口的一种组织形式。
B15B18B19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第63、64、63页。
B16B28欧阳玄：《马合马沙碑》所记也黑迭儿事迹，见《圭斋集》卷九，转引自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4卷《元明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533页。
B17《经世大典·工典总叙·庐帐》，《元文类》卷四十二，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615页。
B2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中華书局，1959年，第248—253页。
B21黄溍：《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转引自任继愈总主编：《中华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801页。
B23张华著：《博物志新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B24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7—192页。
B25赵天麟：《畅八口以鼓天下之正风·节服章》，陈得芝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B26王冕：《王冕集》，寿勤泽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B27元淮：《农家》，《金囦集》（一卷），国家图书馆清抄本电子微缩版。
B29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七，《四库全书》本，转引自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责任编辑：王 轲
关键词：元代;蒙古族;移居;居住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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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4-0137-05
建筑是一个民族经济、文化、家庭、社会和心理素质的集中体现，且以物质形态方式表述其文化內涵。元代南迁蒙古族作为庞大特殊的移民群体（包含元朝最高統治者及一般蒙古族军民），究竟是如何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转变居住观念，由游牧到定居，融入当地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呢？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南迁蒙古族的居住文化既保留了一些浓郁的草原风俗习惯，又汲取各民族文化精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主要从蒙古族移民南下后建筑和居住形式的演变、南迁蒙古族居住风尚的转化、皇家建筑风格形成和发展、各族文化交融与居住理念更趋多元化等四方面，加以探索。
一、元代蒙古族移民南下后建筑及居住形式的演变
元朝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居住文化也五彩缤纷。但就蒙古族本身而言，在大举进入中原以前，其社会经济基本上仍处于以游牧为主，兼营狩猎、手工业，并有少许农业的阶段。住居方式大多以毳幕（毡帐、穹庐）为屋，逐水草按季节而迁徙。即使是可汗或王公贵族也不例外，仅是其帐幕高大华美而已。元朝建立后，部分蒙古族南迁内地。其移居中原后，随着居住环境、政治形势和社会经济变化，建筑形式、居住理念和风尚也不断演变。
1.南迁蒙古族主要分布及与汉族等错杂而居格局之形成
自成吉思汗进攻金朝时起，蒙古军就不断被征调南下，陆续移民中原内地。元朝建立后，蒙古族更是散布在国内广大区域，形成与汉族及其他民族杂居共处的局面。其南迁主要是通过封王镇土、遣兵戍守、出仕为官，战乱流离等形式和途径。首先，是封王镇土，例如安西王忙哥剌封守西土，就带去大量蒙古卫士和属下，驻守长安附近，“将兵镇边徼襟喉之地”①。其次，遣兵戍守，史称“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则以蒙古、探马赤军列大府以屯之”②，从而使大批蒙古人迁入并定居中原，同时，“驻戍之兵，皆错居民间”③。居住形式也与当地汉军相同。另外，在湖广、云南等地也有大批蒙古军驻守。再次，是出仕为官，蒙古统治者每到一地后，都要派达鲁花赤进行监临，许多蒙古族人担任地方官，并往往携眷仕官而择地卜居，其子孙后代也多入籍于当地。最后，是遭乱流离，遭受战乱流离而南来的蒙古人户也不少，如“宗亲海都作乱，其民来归者七十余万，散居于云、朔之间”④。即在山西西北部及大同一带居住。此外，还有因犯罪被流放两广、海南的，或因家贫将子女卖入内地为奴仆的蒙古族人等等。
经过长期以来各种形式的迁徙活动，蒙古人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北自大都，南至杭州等大小城镇及军事要塞，都有相当数量蒙古族与汉人等错居杂处。同时，南迁蒙古人与汉人及其他民族联姻通婚的现象日益普遍。这也有利于缩小相互之间经济、文化差异，使彼此的住居建筑和风尚渐趋相近。
2.南迁蒙古族居住理念及建筑的传承和演变
在住居政策方面，元朝对南迁本族而言，即遵循“祖述”与“变通”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保留某些具有鲜明草原居住文化特点的习俗;另一方面随乡入俗，因地制宜，转变居住理念，大量吸取中原传统建筑风格和住居方式。而对其他诸族来说，则是按照“各依风俗”精神，基本上保存各地区诸族原有的建筑风格和居住习俗，并在宗教建筑方面大量吸收外域的建筑风格和技术，又结合当地的原有习俗加以改造和发展。
元代住宅建筑为宋、金发展至明、清住宅的中间环节。是在住宅制度逐步森严、精致化过程中一个较为自由、散漫的阶段，其功能与环境等影响因素作用尤为显著，住宅形式更加复杂和多样化。这恐与游牧民族豪放、追求自由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元代汉地住宅，大致可分为南北两大区域，即以华北平原为代表的北方区域，以江南为代表的南方区域。自先秦时期北方的住宅深受正统思想的影响，住宅对称的轴线艺术得到很大发展。而蒙古族在这一地区的住宅出现无轴线之自由布局倾向。例如，山西永乐宫纯阳殿壁画《慈济阴德》第三中所示，住宅的正房厅堂不在纵轴线上。《再度郭仙》的郭宅正房为了扩大空间，厅堂釆用减柱法，形式为单层三间。《丹度莫敌》的莫宅，则体现住宅平面无明显的轴线布局自由。在住宅建筑中除矩形平面外，也有方形与不常见的多边形平面，并釆用勾连撘做法。⑤又如，以大都已挖掘的后英房胡同住宅为例，这应是达官贵人的住宅。其主院正房建在台基上，前出轩廊，两侧立挟屋，后有抱厦，东院正房是一座平面为工字形的建筑，即南北屋由中间柱廊连接。这种住宅遗址与北京现存的清代四合院相比，在主房、厢房的建筑平面以及院落构成、交通联系方式诸方面，很明显地反映两者手法之不同。在清代四合院中，找不到用柱廊连接的工字形平面和前出轩后有抱厦的平面，院中的高露道被清代的抄手廊所替代，可见这些正是元代大多住宅的特色。⑥至明代初期，定有严格住宅制度，上至王公品官，下至庶民百姓，住宅无不深受制度的束缚，造成住宅建筑形式的单一性和群体组合的严谨规整。但民间住宅则较多吸收金、元时期的一些地方之手法，并在北派风水的影响下，形成北方特色。
元代南方蒙古族的住宅建筑形式，继承了宋代较多建筑形式，很多规定也多承袭宋代，如据《宋史·舆服志》所载，规定住宅的称谓：“执政亲王曰府，余官曰宅，庶民曰家。”对于建筑的装修、色彩、斗栱的使用则规定：“凡民庶家，不得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釆为饰，仍不得四铺飞檐。”⑦这些规定为元代所承袭，例如，对住宅的称谓也分等级，并限制平民在衔脊上设置瓦兽等等。 元朝住宅制度，目前尚未发现有较为完整的规定。只是散见于《元史》的《世祖纪》《刑法志》及《元典章》等处。据《元史·世祖纪》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当大都新城建成后，元世祖曾计划将原燕京城（旧城）的居民全部迁居新城，于是规定：
“诏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⑧
后来迁居之举虽未能完全实行，但已出现“北城繁华拨不开，南城尽是废池台”⑨的现象，可见迁居规模还是很大的。根据规定，贵戚、功臣及富豪，悉受分地以为第宅，并享有优先选址之便。但住宅地盘的大小仍要受到限制，以“八亩为一分”计算，院宅面积大概有68×63或72×60米左右。这根本不能满足南迁蒙古王公大臣等权贵们建府邸豪宅的欲望，因此往往超过规定，甚至侵占街道，或者在城外另建别墅。驻扎在大都以外的蒙古王公贵族府居更为豪华富丽。例如，元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建在长安城东北的安西府，建在六盘山的开成宫邸，堪比皇宫。
元廷对住居建筑的装饰配置等也有一些新规定。据《元史》所载：“诸小民房屋安置鹅项，衔脊有鳞爪瓦兽者，笞三十七。”⑩由此也反映出品官宅舍是可用鹅项（即今称美人靠、飞来椅、吴人靠）、衔脊置鳞爪瓦兽的。不准平民房屋置鹅项之规定未见于唐宋有关制度。与宋代“凡公宇栋施瓦兽”的制度对照，皆有相似之处，B11可见元代这一禁令与此一脉相承。不过，在江南这一禁令也往往被破坏。总之，元朝的建筑及居住政策，与两宋相比，既有承袭的一面，又有其创新之处。
二、南迁蒙古族居住风尚的转化
蒙古族在向南迁移过程中，游牧民族部分兼营农业或半农半牧后，民居形式由穹庐式毡帐发展为圆形土屋，并逐渐出现土木结构的帐房。这种圆形的土墙屋在向阳的一面开窗，既保留了帐房的外形，又汲取北方地区汉式民居的優点，呈现了由逐水草而居向定居过渡的形态。不过，无论是帐房或是圆形土屋，都反映了北方草原游牧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敬天崇天的观念。同时，帐幕呈圆锥形，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天似穹庐，笼罩四野”B12。这种显示完满自足的线形与笼罩田野的苍穹和谐地结合在一起，白色帐房与碧绿的自然景观交相辉映，是蒙古族朴素单纯的审美观念在居住文化上的真实反映和折射。在由北往南发展过程中，蒙古族居住理念和风尚之演变，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和林斡耳朵到大都大明殿，说明蒙古统治者居住理念已从崇尚自然环境、讲究实用功能、逐水草而迁徙，逐渐向定居过渡。蒙古人原“无城壁栋宇”B13，成吉思汗时建立了四大豪华斡耳朵B14，作为大汗和后妃的居住场所。以后，凡“新君立，复自作斡耳朵”B15，形成一套斡耳朵制度。建筑在辽阔草原的斡耳朵，或谓金帐，是大汗执政与会客之处，出入都有很多规矩和礼仪，若触犯要受重罚。后来则在哈剌和林、上都、中都、大都修建了宫城和宫殿，其中和林的万安宫、上都的大安阁、大都的大明殿皆为元代宫廷建筑的典型代表。因时间和区域不同，各具有特色。元朝建立后，皇帝和皇室成员生活习俗有了很大变化，其主要居住场所在宫殿中。忽必烈认为“大业甫定，国势方张，宫室城邑，非钜丽宏深，无以雄视八表”B16。故元大都宫殿极尽恢宏绚丽之能事，无论色彩、雕刻、内部装潢、用料、做工，都巧夺天工，精美绝伦。但是皇室及主要大臣每年皆要从大都前往上都避暑，并经常住在帐幕中。即使在大都富丽堂皇宫殿群中，也保留若干的大帐幕，以表示不忘游牧生活。
第二，大漠南北蒙古居民住宅，原逐水草而迁徙。即元《经世大典》所载的：“我朝居朔方，其俗逐水草，无常居，故为穹庐，以便移徙。”B17搭帐房，夏季选择髙坡通风、草木繁盛之处，冬季选择山湾、洼地向阳之处。但自北向南发展后，随着自然环境和人文条件的变化，统治者要从政治、经济、军事、交通等方面考虑而选择都城地址，并看风水、选吉地盖房宅。元廷统治者在建设大都过程中，颁布了居民住宅占地面积标准和迁居者身份，对“僭越”“过分”等也加以限制。
第三，蒙古草原上的帐房及兼营农业后的圆形土屋，都反映了游牧民族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和敬崇天地的观念。在南下建筑宫殿过程中，釆用了汉地阙门角隅之制，例如，元大内是以南面崇天门、北面厚载门、东面东华门、西面西华门为宫墙经纬而构成宫城区，中轴对称，四隅设角楼，四面设门，并且宫殿、住宅采用歇山顶等。说明蒙古族统治者的审美观已发生变化。
第四，蒙古族原尚右，通常男右女左。例如，和林万安宫具体安排上反映出右尊左卑的等级观念。万安宫殿内圆柱两列，北面置一高台，为御座所在。两侧均置平台，右侧为诸王座位，左侧为后妃座位，御前空地为奏事或进贡臣僚和使节等人站立处。南下后，受中原地区影响，从尚右尚西的习俗，逐渐变为尚左尚东。泰定元年（公元1324），改为左尊右卑，依周礼传统，神主按照昭穆序列安排。
三、皇家建筑风格的形成和发展
随着蒙古贵族的势力由北而南，其居住环境和人文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居住理念和礼仪也有所演变。其居住文化既保留具有一些草原文化特点的蒙古旧俗，又深受中原传统文化影响，突出地表现在蒙汉等兼容的皇家建筑上。
第一，实行两都制，上都为夏都，大都为冬都。“每年四月，迤北草青，则驾幸上都以避暑，颁赐于其宗戚。马亦就水草。八月草将枯，则驾回大都。”B18这是蒙古人游牧生活逐夏驻冬在都城建设上的反映。
第二，大都以太液池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布局，环水布置大内正殿、东宫太子府、皇太后宫、皇妃宫等，折射出蒙古族“逐水而居”的特性。
第三，在宫室建设中融会蒙汉居住文化于一炉。既基本承袭了中原传统的建设风格，大量使用阙门角隅之制，又在后宫的布局方面保留一些纯蒙古式的帐幕建筑“斡耳朵”，帐房和木结构琉璃瓦的殿宇交错分布，勾勒出元代宫殿特有的景观。
第四，大内西北角玉德殿一组建筑独立成区，以奉佛为主，东华门之北建有庖人之室、酒人室，为豪饮之需，元人崇鹰和羊，上都宫城夹墙有鹰房，大都宫中夹墙有羊圈，大酒瓮是不可或缺的陈设。B19凡此种种都保持了蒙古游牧民族的一些习惯。 第五，宫殿的色彩和室内装饰，体现了蒙古族尚白、热烈、强悍的风格。蒙古人崇尚白色，《南村辍耕录》称“盖国俗尚白，以白为吉”。白色石阶基红墙、朱地金龙柱、白色琉璃瓦顶、间金绘饰，室内铺厚地毯，用银鼠和黄鼬之毛皮做壁障，以黑貂皮为暖帐及被褥等，B20这些都反映出蒙古族的喜好和风情。
第六，太庙中的先祖神主由西（右）向东（左），依次排列，反映了蒙古族右尊左卑之习俗。直至泰定元年（1324），才按照昭穆（左右）序列安排神位。地坛、日坛、月坛等有元一代终未设置，社稷到至元三十年才建立，说明元代对礼制建筑不及历代统治者那样重视。
第七，在陵墓建筑方面，蒙古人实行土葬，“刳木为棺”并有一定随葬品，地面上不留坟塚，并伴以烧饭等仪制。时人称：“北俗丧礼极简，无蓑麻哭诵之节，葬则刳木为棺，不封不树，饮酒食肉无所禁，见新月即释服。”B21蒙古人墓地对外是保密的，“其墓无塚，以马践蹂，使如平地”B22，不留标志。在大都一些佛寺中建有祭祀历朝帝后遗容的影堂，后改称为“神御殿”，成为日常祭奠之重要场所，且每帝一寺。
总之，元朝皇家建筑是蒙汉等居住文化交融的突出反映。也可以说作为游牧民族蒙古统治者及广大牧民，建设或搬进城市的过程，即是游牧与定居碰撞及交融的历程。
四、各族建筑文化交融与居住理念更趋多元化
1.生态和人文环境对建筑及居住文化的影响
建筑人类学认为，自然生态和人文环境等诸多因素，对特定时期的建筑和居住文化之形成及演变，起着决定性作用，反映在元代建筑及居住文化上也是呈现出强烈的民族性、地区性和多样性。元朝疆域辽阔，各族居住地的生态环境及从事的生产活动，对诸族建筑结构、平面布局、建筑造型及用材方面的不同类型，表现各异的风尚习惯等都有很大影响。南迁蒙古族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选择适宜的居住环境，建造家园。即所谓“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B23。例如，迁居云南的有些蒙古族平民就与当地其他民族一样，多为土基墙，草顶屋。
元朝居住文化又是与社会地位、民族划分等紧密相连。按南宋遗民郑所南（思肖）所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各有所统辖。”B24阶级不同，社会生活居住水平也各有差异。元朝皇帝、诸王、贵族锦衣玉食，宫殿华屋。即使处在第三、四等级汉族及其他诸族的地主和奴隶主阶级、大富商等，也往往是“墙屋被文绣，鞍辔饰珠玉，婢妾曳丝履，犬马食菽粟”B25。而被剥削阶级一年辛苦，过的是破房漏屋，“忍饥忍寒蹲破庐”B26，“麦饭稀稀野菜羹”B27的生活。因此，由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不同，诸族统治者、剥削者与广大劳苦大众的居住条件极为不同，所反映的居住文化则迥异。南迁蒙古族也不例外，由于财产和地位上的不同，在住宅建筑上，差别也极为悬殊。
2.藏传佛教建筑传入
蒙古人原大多信奉萨满教，进入中原后较普遍地接受佛教，并兼容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元世祖时崇信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因此，元时不仅禅宗、律宗等早在中原流传之佛教建筑得以复兴，西藏地区的喇嘛塔、密宗塑像、法器和装饰等佛教艺术也通过各种渠道，东传到内地。藏传佛教建筑在大都、上都兴起，并传播到浙江、江西、河北、江苏、福建、云南等地，为藏传佛教及其建筑艺术的传播提供必要的场所和条件。
3.海内外建筑技艺交流使南迁蒙古族居住理念更趋多元化
元代各地之间的建筑技艺交流，出现前所未有的盛况。大都宫殿总体布局、建筑内部布置及装修等方面，显示出有别于中原传统风格和情趣，应是蒙古贵族习俗和意向的反映。并且通过也黑迭儿等而渗入西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如也黑迭儿负责宮殿庐帐建筑的实职，受任后，“夙夜不遑，心讲目算，指授肱麾，咸有成画”B28。亲自指挥宫阙、正朝、路寝、便殿、掖庭、官署、祠庙、苑囿、宿卫居舍、百官邸宅等各项工程的建设。同时，由于各国商人的到来及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等的传入，清真寺、基督教堂、天主教堂、明教寺庙等宗教建筑也大量兴建。这些宗教建筑的兴修，也带来中亚和欧洲的建筑风格。例如，尼波罗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擅长画塑及铸金为像。在中国建了三座佛塔、九座大寺、两座祀祠、一座道观，将印度式的营建技艺和佛教梵像传入中国。元人称其“每有所成，巧妙臻极”，“金纫玉切，土木生辉”。B29并且，域外建筑技艺的传入，也改变了以往土为阴，木为阳，地上用木构造房，地下用砖砌墓的传统观念，宫殿、寺庙建筑中经常采用砖石结构和域外建筑式样，使居住观念更趋多元化。
五、结语
元代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族皆有自己的建筑风格及传统居住习俗。而同一民族内部，又因贫富悬殊，社会地位不同而呈现鲜明的等级性，故民居建筑的规模、质量、装饰、家具、摆设等都有很大差异。其建筑承上启下，既有突出的继承性和时代性，又富有变异性和创新性。就原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本身而言，在向南发展过程中，部分兼营农业或半牧半农后，民居形式逐渐由穹庐式发展为圆形土屋，进而发展为土木结构的住房，居住理念也发生很大变化。元大都的宫殿更是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但在一些宫殿布局上，显然受斡耳朵影响，内部陈设也具有鲜明的蒙古特色。而汉族等其他民族在不断汲取域外建筑技艺的同时，于建筑类型、形制、设计、施工方法与工艺等方面也都有所突破。尤其是大木技术的进步，砖石建筑技术之普遍使用，建筑彩画的发展，琉璃使用进入顶峰期等等，对明、清乃至后世都产生很大影响。因而，对元代居住文化及南迁蒙古族居住理念的演变进行深入探索，必然有利于中国建筑史、社会生活史及移民史研究的进一步开展。
注释
①②④⑧⑩宋濂等：《元史》，中華书局，1976年，第2538、2538、4053、274、2682页。
③姚燧：《牧庵集》卷六，《千户所厅壁记》，张元济等辑：《四部丛刊初编》第1428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年，第28页。 ⑤王畅安：《纯阳殿、重阳殿的壁画》，《文物》1963年第8期。
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所、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年第6期。
⑦B11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3600、3600页。
⑨宋褧：《寒食拜扫盘桓南城亲友家书所闻俚歌十首之一》，《燕石集》卷九，纪昀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41—342页。
B12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中所载之《敕勒歌》。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卷八十六中“笼罩四野”则为“笼盖四野”。
B13B22张全胜校注：《黑鞑事略校注》，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8、228页。
B14斡耳朵，是突厥语—蒙古语ordo的音译，又译为斡鲁朵、斡儿朵、兀鲁朵、窝里陀等，意为“宫”，引申为“宫帐”“行宫”“宫衙”，又指皇室成员占有和继承财产、私属人口的一种组织形式。
B15B18B19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第63、64、63页。
B16B28欧阳玄：《马合马沙碑》所记也黑迭儿事迹，见《圭斋集》卷九，转引自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第4卷《元明建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年，第533页。
B17《经世大典·工典总叙·庐帐》，《元文类》卷四十二，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615页。
B20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一，中華书局，1959年，第248—253页。
B21黄溍：《答禄乃蛮氏先茔碑》，《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八，转引自任继愈总主编：《中华大典·民俗典·地域民俗分典》，北京日报出版社，2014年，第801页。
B23张华著：《博物志新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页。
B24郑所南：《心史·大义略叙》，《郑思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57—192页。
B25赵天麟：《畅八口以鼓天下之正风·节服章》，陈得芝等辑点《元代奏议集录》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B26王冕：《王冕集》，寿勤泽点校，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B27元淮：《农家》，《金囦集》（一卷），国家图书馆清抄本电子微缩版。
B29程钜夫：《凉国敏慧公神道碑》，《雪楼集》卷七，《四库全书》本，转引自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凤凰出版社，1998年，第120页。
责任编辑：王 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