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几年看过李辉写老文人的集子：《往事苍老》《沧桑看云》等等。他《凝望雪峰》，他看见《秋白茫茫》，他说郭沫若是《太阳下的蜡烛》，他说巴金是《云与火的景象》。他按照时局所允许的最大限度捋清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相，他追记了丁玲、萧乾、沈从文们不为人知的心迹。他在老文人间穿梭自如，其效率远远超过同样成就不凡的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他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每当又一个文坛老人陨落时，媒体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到他的电话，寻觅资讯或者请求评价。
　　 《封面中国》，又见李辉。该书的内容是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报道，梳理1923年到1946年的中国历史。涉及的主要是中国的大人物们，也包括几位跟中国时局紧密相关的外国人。他们是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溥仪、汪精卫、陈诚、史迪威、宋子文、马歇尔等。期间，毛泽东未曾登临《时代》，但他曾在1937年1月出现在与《时代》同属一家传媒集团的《生活》周刊上，配发的正是斯诺拍摄的那张著名的八角帽照片。本书最后一张《时代》封面是1949年3月的封面人物毛泽东。这其实已经超出了本书的时代范畴，其作用类似于表现尖锐现实问题的国产片最后亮出一条光明的尾巴。
　　 《时代》周刊的创始人卢斯出生在中国山东登州，其父母是浪迹东方的传教士。卢斯在中国长到了14岁，期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卢斯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时代》周刊也一直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报道对象。卢斯始终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这不仅表现为舆论的支持（正面鼓吹之外，甚至故意隐瞒不利于老蒋的负面新闻），也包括在美国政坛的不遗余力的穿针引线，比如邀请蒋夫人访美，四处游说美国出兵。所以，《时代》描绘的中国必然不同于我们在“正史”中所见的中国。幸亏李辉精通文字的装潢、调和，把一些振聋发聩的猛料，不着痕迹地涂抹在光亮鲜红的外墙上，这本书才能公开面见读者。
　　 比如说，“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几乎是不发一枪一弹就撤进了关内。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诨号，在其后的数年里精神抑郁，忧愤难言。为什么坐拥数十万大军的张学良没有还击？多年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蒋向张下达了“不抵抗”的死命令，张乃听命而行。可是《封面中国》没有采行这样的说法，而是冷静地进行了分析：一、说张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不符合当时张和蒋的实际关系。当时张手中的军事实力比蒋差不了多少，甚至在空军方面还过之，虽然在中原大战中通电易帜，服从于蒋，使中国名义上实现统一，但两者的关系更像是临时结盟，而非令行禁止的上下级关系。在抵抗与否的重大命题上，张如果有心抵抗，岂是蒋所能动摇的；二、张在1990年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不能把‘9·18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三、1929年，年轻的张学良在爱国主义激情的驱使下，曾想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军事上遭到了惨败。这段旧事打击了张的勇气，以致于在1931年遭遇日军攻击时，他懦弱地选择了退避。这几条理由，既有当事人的夫子自道，又有有力史料的勾沉，还有合乎逻辑的推理，结论当是确凿的。李辉没有大轰大嗡，只把结论默默地摆在那里，有心的读者自能感觉到其黄钟大吕般的分量。
　　 用《时代》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固然巧妙，但美国人提供的信息价值有限。他们的文章里处处谬误和隔膜，让人很容易失去阅读的信心，全靠李辉这个巧手裁缝修修补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