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为的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我们需要知道3件事情：首先，如果我们不迅速采取行动，以限制碳排放的话，后果将很可怕；其次，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所需采取的行动不应那么困难—控制排放也许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若措施得当，程度不会很大；第三，围绕减排行动的政治斗争十分棘手。但是，行动为什么会这么难？是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大？
　　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而且还获得了某些让人惊讶的结论：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既得利益。当然，既得利益确实存在，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来自化石燃料利益集团的资助，在维持气候科学并不那么确定这一假象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但是利益的影响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让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行动变得如此困难的，其实另有原因—意识形态和反智主义的恶意结合。而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先算算经济账。
　　我在以前的专栏曾提到过，关于削减碳排放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哪怕是还算认真的研究—都发现代价其实并不太大。实际的经验也指向同一方向。早在1980年代，保守派就声称，任何尝试限制酸雨的努力都会产生破坏性的经济影响；而实际上，对二氧化硫排放实施的“限制和交易”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东北部各州从2009年开始都对碳排放实施了限额交易，而且到目前为止，在排放量大幅下降的同时，当地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比全国其他地区更快。环保主义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敌人。
　　但是保护环境真的不会给一些行业和地区带来成本吗？不，会有成本，但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特别是看看被大肆宣传的“向煤炭开战”。诚然，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首先意味着削减（并最终淘汰）燃煤发电，这将损害依赖煤炭开采作业的地区。但是，很少有人指出，这一行业尚存的岗位已经非常少了。
　　曾几何时，“煤老大”确实是就业大户：1970年代末，美国有超过25万名煤炭工人。此后，煤矿工人减少了2/3，并不是因为产量下降—其实产量还在上涨—而是因为现在大部分的煤炭来自于工人需求量极少的露天矿。现在，从事矿产业的工人仅占全美就业人口的0.06%；就算关闭整个行业，也不及美国在2007至2009年萧条期时平均一周内损失的工作岗位。
　　真正的向煤炭开战，或者至少是向煤炭工人开战，发生在上一代人的时候，而发动战争的并不是自由派环保人士，而是煤炭行业本身。煤炭工人最终战败。煤矿主和燃煤电厂的所有者的确有阻挠环保政策的经济利益，但即便是这样的特殊利益，看起来也不是很大。那么，对气候政策的反对为何如此强烈呢？
　　好吧，从崇拜艾茵·兰德学说的那些人的角度思考一下全球变暖的问题，他们认为不受约束地追求自身利益一贯是正确的，政府永远是在制造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现在一些科学家宣称无限制地追求个人利益会毁灭世界，政府的干预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自然的反应就是否认—愤怒的否认。阅读或观看气候政策上的任何扩大辩论，这些否定者的恶毒和毫无根据的愤怒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
　　对气候的关切建立在科学共识上这一事实起到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因为它正中反智主义的下怀，反智主义一直是美国生活中的一股强大力量，而且主要来自右翼。不足为奇的是，许多右翼政客和学者迅速转向阴谋论，谴责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研究人员相互勾结，营造巨大的骗局，其实是想为大政府夺权正名。毕竟，右翼人士从来就不曾喜欢或信任过科学家。
　　所以，当我们力图应对全球变暖时，真正的障碍来自经济意识形态，而敌对科学的态度还强化了这种思想。从某种角度来看，这让我们的任务变简单了：实际上我们用不着强迫人们接受巨额的经济损失。不过，我们必须克服自大和无知，而这一点，的确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