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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组织编写了《邓小平传（1904-1974）》。《邓小平传（1904-1974）》全面记述了邓小平同志从少年时代到“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后复出工作七十年间的主要经历和活动，反映了他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奋斗业绩和重大贡献，反映了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发展脉络和始终保持的革命精神。现本刊刊发其中一章，以飨读者。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北京。
一家人被安置在北京西郊花园村的一个新建的大院内。这座大院有六栋灰色的二层楼房，原本是给新上来的中央领导人盖的。邓小平一家搬入后，一些被“解放”的老干部也相继搬到这里。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当晚，中办主任汪东兴来了，看望了父亲。父亲向他表示，感谢他几年以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
安顿下来后，邓小平首先让卓琳去看望了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随后，他和卓琳又去看望了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他们还专门到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了生病住院的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老朋友了，劫后重生，相见甚欢。邓小平即将恢复工作，而且身体健康，着实让大家感到很高兴。
为邓小平回京后的工作安排，周恩来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三月上旬，他抱病连续几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决定》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后，于三月十日发出。《决定》说：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决定》在发出之前，周恩来曾批示汪东兴将《决定》及其附件（即邓小平写的《我的自述》——编者注）送邓小平本人阅提意见。邓小平于三月十三日致信汪东兴说：“详细看了《我的自述》的摘要，觉得不用再有什么增加或减少的段落。在几段的文字上，改了一些语句，大体上是和我原来写的东西符合的。这些改动如不妥当，即照摘要的原文，我也觉得是可以的，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
邓小平复职的事定了之后，周恩来于十四日去北京西郊玉泉山全面检查身体。几天之后，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托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和卓琳，并告知周恩来已确诊患了癌症。邓小平的心情非常沉重。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玉泉山谈话，参加的还有李先念、江青。第二天，周恩来就邓小平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二十九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毛泽东的问话和邓小平的回答都是真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现很不满，发动批判邓小平，但他并不想把邓小平彻底打倒。他多次在一些场合说过，邓小平的问题与刘少奇的问题不同，我总是要替邓小平说几句好话的。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邓小平才“留得青山在”。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四月一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在会上宣布了上述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他还说，墨西哥总统来访，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公开露面作出的安排。
四月二日，周恩来住进玉泉山。九日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到玉泉山看望做手术后的周恩来。周恩来同他们作了长谈。他郑重地交代邓小平夫妇“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他说的吴家，是指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兄弟。周恩来还同邓小平夫妇一起吃了晚饭。
原定邓小平公开露面是在四月十九日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来华访问的时候，后来提前了。四月十二日晚，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盛大宴会上。这个宴会是周恩来为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而举行的。这是邓小平自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邓小平的出现，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一些外国记者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附近的电报大楼发消息稿。
第二天，邓小平复出被全世界许多新闻媒体报道。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指责为仅次于刘少奇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先生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可以说是再次向国内外表明，中国政治已克服了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事件的影响而处于稳定的状态。”
这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党的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
中央决定五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的筹备工作。五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邓小平和陈云、李富春的名字被列进了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 五月二十日晚，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一次谈到邓小平的复出问题。他说：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周恩来讲的“其他一些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离开政坛六年多了，党和国家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在被隔离、监管的情况下，虽然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但毕竟有限，特别是对地方和部门实际工作的情况了解不多。中共十大以后，邓小平参与了大量外事接待工作。他利用陪外国客人到各地参观的机会，努力调查了解地方工作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并对各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指导意见。
十月十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应邀来访。邓小平参与接待并全程陪同特鲁多夫妇在各地访问。十三日晚，周恩来和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夫妇去河南。途中，周恩来向客人介绍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十五日，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夫妇从河南飞抵桂林。当天下午，他陪同特鲁多夫妇在桂林参观芦笛岩。在洞外小憩时，他看到了和美丽的桂林山水极不协调的一幕：桂林钢厂高耸的烟囱浓烟滚滚，一些山体被炸得百孔千疮，芳莲池和桃花江被严重污染。第二天，邓小平陪同客人游览漓江，这也是他第一次游漓江。此时的漓江江水污浊不堪，沿江两岸到处可见违章建筑、成堆的垃圾和被人为破坏的竹林。
晚上，客人休息了。邓小平找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桂林市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简要的工作汇报后，便提出和他们一起去察看漓江的污染情况。乘车到达解放桥上下的河段，邓小平和他们边走边看，边走边谈，估计污染程度，分析污染原因，商量治理办法。邓小平对他们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邓小平回京后，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了漓江治理问题。不久，国务院发出《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责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把治理漓江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把漓江治理好。
十月十九日，邓小平在送走特鲁多夫妇后返京时路过长沙，决定去韶山看看。到了韶山，他对当地的陪同人员说：“这个地方我很早就想来，一九六五年想来，因工作忙没来成，后来就来不成了。”参观毛泽东旧居时，他说，当年毛泽东在韶山建立中共韶山支部“虽不是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却是较健全、较早作出贡献的农村党支部”。在毛泽覃的卧室，他回忆起当年在中央苏区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被“左”倾中央一起被打成“毛派”分子的情景，动情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如果参加长征，也许不会牺牲。”
当年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些陈列内容不符合历史真实。看完陈列，工作人员请邓小平作指示。他有所指地说：“你们陈列的是历史，只要符合历史就行！”
十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路过武汉时作短暂停留，视察了武汉钢铁厂。在炼铁厂，厂党委负责人向他汇报了四号高炉的建设和生产情况。四号高炉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施工安装的，年产生铁一百五十万吨，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高炉。高炉从破土动工到建成出第一炉铁水，只用了一百三十七天，恰好与淮海战役的时间相同。邓小平高兴地说：“好，又是一个‘淮海战役’，是钢铁战线上的‘淮海战役’。钢铁工业要搞大兵团作战，但是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希望你们再打一个团结协作的漂亮仗。”他还对武钢的发展规模提出了一个设想。他说：“武钢是新中国兴建的大钢都，地理条件优越，很有发展前途，现在搞四百万吨，我看将来可以搞一千万吨！”
十月二十二日，路过河北时，邓小平视察了革命老区邯郸。他听取邯郸钢铁工业发展情况的汇报后，说：“邯郸是个好地方，我也非常怀念这个地方。这里有煤有铁有水有电，西部地下资源多，东部平原又盛产棉粮，条件非常好，比起西德著名的鲁尔工业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差，可以像鲁尔工业区那样，搞个大型的邯邢（指邯郸和邢台）钢铁生产基地。”
这天下午，虽然时间很紧，邓小平还是坐环行火车到当年战斗、工作过的西部山区武安、峰峰矿区等地走了一圈。他叮嘱当地负责人：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对革命作了很大的贡献，你们一定要把老区建设和群众生活搞好，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
看完老区回来，省委负责人征询邓小平的意见，他意味深长地说：“看来变化不大呀！”
邓小平复出工作已经半年多了。毛泽东还在观察他，特别是观察他的政治态度。
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周恩来和叶剑英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与基辛格举行了多次会谈。在最后一次会谈讨论会谈公报稿时，对基辛格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周恩来有的明确表示不同意，有的表示可以接受。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具体问题，周恩来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对美方要求签订有关协定的问题，周恩来没有明确拒绝，表示“我们研究一下”。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机场为基辛格送行。从机场回到中南海时已近中午，他立即到毛泽东住处准备汇报会谈的情况，但这时毛泽东已经入睡。这样，毛泽东没有及时听到周恩来的汇报。稍后，毛泽东听到有人不切实际的传话后，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他在住处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开会，谈了他对这次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时容易右。”他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他的意见，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指责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批评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邓小平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作了发言，但主要的话题是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问题。
毛泽东非常关注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当他得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后很满意。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赞成叶剑英提出的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并谈到邓小平的任职问题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意见，同意邓小平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晚，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及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毛泽东还指了指邓小平说：“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十五日上午，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邓小平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他还对邓小平说：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十八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当天，毛泽东在接见军委会议全体人员时，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跟我几十年了。他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一些人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二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作为军委五人（后增至六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一月十九日，邓小平出席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会议，研究西沙群岛作战方案。随后赴总参谋部作战指挥中心，和叶剑英等军委小组成员一起，指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
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暂管原来李德生兼管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邓小平是个体育迷，喜欢游泳和打桥牌、台球，爱看足球。据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有一次为了买一张足球比赛的门票，当掉了自己的衣服。新中国建立后，他对体育事业非常关心。分管体委工作的任务一明确，他就着手了解体育工作的情况。一月四日上午，他听取国家体委负责人王猛、李梦华和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张联华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指出：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足球不从娃娃搞起，是上不去的。围棋也要从小搞起，要把运动员的生活搞好。他还特别谈到中国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问题。他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呢？要进一步采取主动积极的方针，总结经验，推动我们的国际斗争。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现在我们进不去，最后总得进去。现在进去了，比赛也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
体委的工作比较繁杂。大到同敌视中国的国际体育组织的斗争、重大赛事，小到运动员的待遇、外国体育代表团的接待等等，几乎天天有报告送给邓小平批阅。邓小平在批阅这些报告时，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和工作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他确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国比赛的方针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他说：“这是一个纲。我们对队员的教育、训练，都要抓这样的纲。所有出国的人都代表一个国家。我们所有出国的队伍，都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面貌。比赛一定要比出水平，一定要把友谊放在第一。”
第七届亚运会，八月将在伊朗举行。六月三十日，他专门听取国家体委负责人关于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亚运会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亚运会是很重要的事情，打开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局面，也是要看亚运会。这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江青提出体委“批林批孔”运动要猛攻王猛、李梦华，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们，并要邓小平找个机会出来讲一次话。邓小平对体委负责人说：找个机会讲话？讲什么？我这个人不习惯于讲话。亚运会我是关心的，到时候跟参加亚运会的同志们见见面，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你们的运动是可以的。
七月二十二日，邓小平接见参加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负责人，谈到参加亚运会比赛的注意事项时，指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这句话原则上讲是对的，可是，不要搞强加于人。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运动员在接触中是平等的、谦虚的，不强加于人的，这样就扩大了影响。要尊重裁判，尊重主办国家的安排。
八月八日，邓小平又出席第七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大会并作讲话。他指出：我国的国际威望提高了，相应地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也就更大了。但是，我们要始终坚持一点，总的叫不称霸。在对外活动中，我们不能当头头，不能当领袖。体育比赛，要认真地比赛，像打仗一样，仗要打好，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随着邓小平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张春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则被明确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培养；江青、姚文元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对邓小平的复职，他们打心眼里就反对，但因为是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办法阻拦。
一九七四年三月，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江青认为这一安排对他们很不利，便再也按捺不住，公开地站出来反对。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一月，联合国总部决定接受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布迈丁的提议，于四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都表示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率团出席。中国政府也很重视这次会议，决定派代表团参加。毛泽东提出，可以利用联大特别会议召开这一机会，阐述中国政府对当前国际问题的主张。
由谁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呢？周恩来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三月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上《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任副团长。周恩来随即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的报告。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反对邓小平任代表团团长。二十四日，周恩来仍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的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传阅。毛泽东即圈阅同意。二十四日晚上，江青把王海容找到她的住处，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外交部收回报告，重新考虑代表团团长人选。二十五日夜，江青再次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竟破口大骂。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关于邓小平出席联大的意见，并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转告政治局其他成员，还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负责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二十六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江青外，与会其他成员一致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江青在会上继续纠缠，并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为此，周恩来嘱咐王海容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二十七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天晚上，在周恩来召集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江青被迫表态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国参加特别联大。
会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说：“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的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邓小平将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法新社在四月二日的报道中说：“选择邓小平先生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一事表明了中国对即将在联合国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特别重视。在北京的外交人士认为这位副总理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他在去年初恢复名誉以来在中国的权力范围的增大是惊人的。在近几个月来一些外国首脑访问期间，当总理因有公务而不能离开北京时，就派邓小平去陪同这些首脑到中国各省访问。”
邓小平参加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台，关系到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邓小平立即全力投入各项准备工作。他对代表团成员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集中精力主持组织起草发言稿。
在讨论发言稿初稿时，大家觉得发言除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新论断。邓小平不仅非常赞成这个意见，而且还提出在发言中要表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不称霸的态度。参加起草发言稿的凌青后来回忆说：
“初稿写成后，小平同志和大家一起，花了一整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中午，就在讨论场所用餐，小平同志和大家一样，每人各分得一份饭菜。吃完后，靠在沙发上略事休息，就继续讨论。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小平同志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我记下这几句话后，小平同志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更显示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篇讲话在当时确实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
根据讨论意见，讲话稿接连改了几稿。邓小平对每一稿都作了重要的修改。四月二日、三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发言稿，并研究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期间的具体工作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未参加。
四日上午十点多钟，毛泽东约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乔冠华、黄镇等外交部的负责人谈话。毛泽东笑着对邓小平说：你准备开炮啊？邓小平说：这次去是聋子办外交。毛泽东接着说：聋子放炮仗啊，自己听不见，只看到炮仗散了。毛泽东还问他：你来回都经过法国是旧地重游啊！你那个时候在法国什么地方啊？邓小平回答说：主要在巴黎，还有别处，一共七八个地方。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去美国将同基辛格见面的安排等，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说：小平同志的发言，是根据主席的思想写的。有几个地方，主要是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主席是不是看一下？毛泽东说：行了。你们去搞就是了，登上报我再看吧。 当天，邓小平与周恩来又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并将发言稿第六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日即批示：“好，赞同。”五日上午，周恩来致信邓小平和乔冠华说：“为保存主席这次在小平同志发言稿上亲批的手迹，请外交部影印（六稿）第一页若干份。印后退我，以便今晚在政治局传阅后归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江青等人日后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
四月六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周恩来抱病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同首都各界群众四千余人一起，在首都机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
四月七日，邓小平在巴黎作短暂停留后，于下午到达纽约。十日下午，他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论断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他申明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他说：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他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说：
“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他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的发言，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的普遍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同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很快报道了邓小平的发言内容并纷纷发表评论。日本《产经新闻》的评论说：“中国代表团的行动像主角一样，邓小平团长座位周围人山人海；中国对萎靡不振的美苏超级大国的资源外交，采取挑战姿态。”
会议期间，邓小平按原定计划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世界形势问题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基辛格的发言人维斯特说，博士对他同邓先生的讨论感到“高兴”，“这是很友好的会谈，很好地回顾了中美关系，广泛地讨论了世界形势”。基辛格后来回忆说：“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月一日，周恩来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治疗。此后，由邓小平和李先念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主要管外交工作。
七月，身体也不好的毛泽东准备离京去南方休息。临行前，他于十七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交代事情。会上，非常重视外交工作的毛泽东对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管外交啊”！为了保证中央政治局能正常开展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搞帮派活动。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还当众说：“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等领导人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决策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推动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新局面。
邓小平分管外交工作后，会见了多批来访的外国党政代表团和国际友人，多次陪同客人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增进了中国同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他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实质性发展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日两国是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建立外交关系的。按照双方签订的联合声明的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在建交后开始为签订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项协定进行谈判。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中日贸易协定》签订；四月二十日，《中日航空协定》签订。但中日关于海运协定的谈判却因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中断了。从八月起到年底，邓小平先后会见了七批日本客人，就中日关系问题阐述他的意见，推动海运协定等的谈判继续进行。
他批评日本方面在海运协定的谈判中，实质上是搞“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他说：
“现在中日两国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只涉及日本，也涉及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只能采取其他方式。
原则是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日本有些人要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就是要抱住台湾不放。”
他提出希望中日双方都从政治角度和两国人民利益的角度，考虑海运协定问题。他说：
“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希望在中日飞机通航以后，能很快恢复海运协定的谈判。在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只要我们双方都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角度，特别是从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他表示希望较快地进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提出搁置钓鱼岛问题的建议。他说：
“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我们希望能比较快地进行谈判。至于这个条约体现什么内容，从原则上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 那些难于解决的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会谈，先接触，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九月二十九日是中日建交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日两国定期航线正式通航，日本通航友好访华团来华。第二天，邓小平会见日本访华团。他说：在座的多数朋友，不仅是掘井人，也是架桥人；不仅架地上的桥，也架空中的桥。朋友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架好了这个桥，又第一次从这个桥走了过来。我们还需要把海上的桥架好。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架好友好感情的桥。
他在谈话中指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政府和人民都要努力。他说：
“就是在和平友好条约、海运协定、渔业协定签订以后，我们在政治领域、经济关系、文化交往方面，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两国都要努力，既要政府方面努力，也要人民方面努力。中日两国的友好，对安定国际形势和安定亚洲、太平洋的形势都是重要的。”
十一月，《中日海运协定》终于正式签订。随后，双方又开始进行渔业谈判和关于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这时，中美关系正常化遇到了来自美国的障碍。
两年多前，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订《联合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时，尼克松总统曾承诺，在其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九七三年初，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基辛格于二月间来华访问时表示，美方设想在尼克松第二任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中美双方互设联络机构；而后两年则“准备走向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即同中国建交，但同台湾保持某些民间来往。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五月，双方的联络处开始工作。但随后，由于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有些冷淡，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放慢了。
邓小平四月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期间，在同基辛格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基辛格推托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邓小平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八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由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福特上任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派基辛格于十一月访华。
十一月十七日，外交部在给中共中央《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中，提出由邓小平和乔冠华主持同基辛格会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外交部的请示。会后，又报经在外地的毛泽东批准。
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邓小平同来访的基辛格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
会谈的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基辛格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一九七七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显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后退。
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指出美方还是在搞“一中一台”，并提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他说：
“从本质上讲，美方这些方案不是‘日本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中一台’的方式，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目前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台湾同你们设有大使馆，这本身说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尚不具备。反过来倒联络处同样不是解决正常化的途径。不论怎么解释，人们一看就认为仍然是一中一台的变种。所以，这个方案，我们难以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关于中美建交问题，我们说得很清楚：断交、撤军、废约。至于中国人之间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什么时候解决，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不能在这个内政问题上，在时间和方式上，承担什么义务或许诺。”
很明显，美国政府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仍然采取拖的政策。虽然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邓小平表达了中国政府的鲜明态度和原则立场，使美国方面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搞“模糊”战略已不可能，从而对加快中美正常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十八日，会谈结束的当晚十时，邓小平和王海容、唐闻生、乔冠华、章含之等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
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开始，围绕着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等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斗争进入白热化。
九月四日，邓小平在武昌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毛泽东曾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回答说：主要是人事问题。毛泽东说：开个名单嘛。十月四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在外地休养的毛泽东送上报告，请示四届人大召开的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武汉让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在四届人大上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中央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并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而是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通报。两天之后，王洪文不得已才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告诉了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
“第一副总理”这个职务江青等人觊觎已久了。毛泽东的这个提议使江青等人又气又恨，但无可奈何。明摆着，这是毛泽东要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他们落了空。现在，他们只能把目标盯住军队中的要职总参谋长。十月六日晚，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江青纠缠了两个小时，周恩来始终没有表态支持。事后，江青把她去医院见周恩来的情况告诉了王洪文，并且气哼哼地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常去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随后，江青等借“风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
“风庆”轮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一九七四年初组装试航，五月远航欧洲，九月三十日远航归来。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带来了运输业的萧条，使轮船价格猛跌。周恩来曾提出，适当从国外购买一些船只，力争一九七五年基本结束远洋海运以租用外轮为主的局面，以加强我国自己的运输力量。这是合乎当时中国造船业整体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但江青、张春桥等不顾事实，借“风庆”轮远航成功发难，指使《文汇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把自力更生造船同向外国租船、买船的主张完全对立起来，上“纲”上“线”，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在对外经贸交流中“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崇洋媚外”。
十月十三日，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一篇有关“风庆”轮的报道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如获至宝，写了一大段批语，并连同这篇报道批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她在批语中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指责“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并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提出这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彻底检查整顿”。
邓小平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不予理会，只在江青批送的传阅件上画了个圈。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门送给他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江青等人大为不满。
十月十七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在发言中借“风庆”轮，批评租船、买船的主张是“崇洋迷（媚）外”和“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并逼着与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
江青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邓小平回答说：我已经圈阅了，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江青又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再也不能忍让，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说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当众反击，江青有点意外。她大叫大闹，谩骂邓小平。邓小平严正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并愤然起身走出了会场。邓小平走后，张春桥说了一句：“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据王洪文后来供认：“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十月十八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飞往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
听完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毛泽东还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了传达。在传达的过程中，江青又通知王海容、唐闻生来参加。她知道王海容、唐闻生不久将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去长沙见毛泽东。江青对王、唐二人说，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开不下去。江青还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邓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站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也对王、唐二人说，“批林批孔”后，国家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甚至把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江青等人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感到事情重大，十月十九日，到医院将江青等人找她们谈话的情况全部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此前周恩来已先后找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了解了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风庆轮事件”的情况。所以，他明确对王、唐二人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周恩来让王、唐去长沙时向毛泽东汇报这一情况。
十月二十日，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到达长沙。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哈特林后，同邓小平谈话。在谈到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时，毛泽东提出，宪法里不要提他的名字。邓小平说：人事问题北京在研究，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想法？毛泽东说：“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的情况。我不发表意见，你们去议吧。简单明了。法国派好。”邓小平问道：“我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泽东点头同意。 会见结束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让王、唐二人回京后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他和王洪文一起同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把手再考虑。”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王海容、唐闻生随邓小平回京后，二十二日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表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为了搞好政治局的团结，十月二十八日，邓小平按照周恩来当日来信的要求，就四届人大筹备工作问题，到王洪文处谈了谈。当晚，他又找江青谈了一次。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来访的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十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并谈到自己同江青争吵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你！”邓小平接着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泽东说：“强加于人那，我也是不高兴的。”并用手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自己的任职安排，邓小平恳切地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
邓小平说：“主席知道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工作不可能像总理那样细致。”
毛泽东说：“找几个人帮帮忙吧！”
邓小平说：“我也了解工作不是很容易做的。”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内也复杂呢！不要紧，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没有事做，但是出了危险，就有事做了。”
谈话结束后，邓小平即乘飞机回到北京。当晚，邓小平到医院向周恩来通报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
这时，江青等人加紧了活动。江青接连给毛泽东写信或者托王海容、唐闻生带话给毛泽东，干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也暴露了攫取高位的野心。毛泽东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从十一月下旬开始，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将在四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邓小平提议并报毛泽东同意，确定报告篇幅为三五千字。
邓小平和起草班子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把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想作为重点来写。邓小平亲自拟写了几段话，其中一段有一千几百个字，内容主要是重申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整个《政府工作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和精髓所在。
关于这篇报告稿的起草工作，多年以后，邓小平回忆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参加起草的，不能超过五千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全局的工作已形成了一些想法和意见。
十二月十七日，邓小平陪同来访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去长沙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时，谈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提出应当把建设问题强调一下，抓一下生产。他说：
“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国内是不是应当考虑把建设问题强调一下，争取五年左右的时间。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总的意见是这几年认真抓一下生产，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听后说：“要先念（即李先念——编者注）、秋里（即余秋里——编者注）、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毛泽东赞同说：“你这个想法好。”邓小平还说到：清理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应该告一段落，转到军队建设，但并不是都同意。
十二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二十四日，毛泽东见到他们就说：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回答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谈话中，毛泽东还提议邓小平做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说：关于小平的事，我讲了几年了。邓小平说不如总理细致，我叫他找几个帮手。之后几天，毛泽东又同周恩来、王洪文谈了三次，并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针对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
毛泽东在谈话中高度评价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当面对王洪文说：“比你强。”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提出了一些意见。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回京后的第二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贯彻毛泽东在长沙几次谈话精神的问题。邓小平出席会议。二十九日晚，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和毛泽东的其他指示，通过由周恩来拟定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名单。
至此，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确定下来，邓小平又一次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也已成定局。（编辑 杨 琳）
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二日，邓小平一家从江西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北京。
一家人被安置在北京西郊花园村的一个新建的大院内。这座大院有六栋灰色的二层楼房，原本是给新上来的中央领导人盖的。邓小平一家搬入后，一些被“解放”的老干部也相继搬到这里。
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回忆说：“当晚，中办主任汪东兴来了，看望了父亲。父亲向他表示，感谢他几年以来的关照。汪东兴说‘我是按毛主席的意思办的’。”
安顿下来后，邓小平首先让卓琳去看望了罗荣桓元帅的夫人林月琴。随后，他和卓琳又去看望了李富春和蔡畅夫妇。他们还专门到解放军三○一医院看望了生病住院的陈毅元帅的夫人张茜。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老朋友了，劫后重生，相见甚欢。邓小平即将恢复工作，而且身体健康，着实让大家感到很高兴。
为邓小平回京后的工作安排，周恩来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三月上旬，他抱病连续几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决定》经毛泽东批准同意后，于三月十日发出。《决定》说：
“一九七二年八月十四日，在邓小平同志写给主席的一封信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中央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毛主席的批示和邓小平同志的问题。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恢复他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由国务院分配他担任适当工作。”
《决定》在发出之前，周恩来曾批示汪东兴将《决定》及其附件（即邓小平写的《我的自述》——编者注）送邓小平本人阅提意见。邓小平于三月十三日致信汪东兴说：“详细看了《我的自述》的摘要，觉得不用再有什么增加或减少的段落。在几段的文字上，改了一些语句，大体上是和我原来写的东西符合的。这些改动如不妥当，即照摘要的原文，我也觉得是可以的，不会有什么不同意见。”
邓小平复职的事定了之后，周恩来于十四日去北京西郊玉泉山全面检查身体。几天之后，邓颖超受周恩来的委托到花园村看望邓小平和卓琳，并告知周恩来已确诊患了癌症。邓小平的心情非常沉重。
三月二十八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玉泉山谈话，参加的还有李先念、江青。第二天，周恩来就邓小平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说：“他的精神、身体都好。二十九、三十两日下午和晚上，等候主席通知到主席处开政治局会，到时当约小平同志同来见主席。”
二十九日晚，邓小平到中南海见毛泽东。毛泽东握着他的手说：“努力工作，保护身体。”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他回答了两个字：“等待。”
毛泽东的问话和邓小平的回答都是真诚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表现很不满，发动批判邓小平，但他并不想把邓小平彻底打倒。他多次在一些场合说过，邓小平的问题与刘少奇的问题不同，我总是要替邓小平说几句好话的。正是因为有了毛泽东的这句话，邓小平才“留得青山在”。
邓小平后来回忆说：
“林彪、‘四人帮’总是想把我整死，应该说，毛主席保护了我。”“我长期在毛主席领导下工作，就我个人内心来说，对毛主席抱有希望。我相信毛主席了解我。事实证明，一九七三年他又把我接回来了并很快委托我非常重要的任务。”
当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第二天，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所议，毛泽东批示同意。
四月一日下午，周恩来在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上说，如果不是把林彪、陈伯达的问题揭发出来，不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斗争的胜利，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他在会上宣布了上述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告诉大家，今天这个会是毛主席催促要开的。他还说，墨西哥总统来访，邓小平同志参加接待。这实际上是对邓小平公开露面作出的安排。
四月二日，周恩来住进玉泉山。九日下午，邓小平和卓琳到玉泉山看望做手术后的周恩来。周恩来同他们作了长谈。他郑重地交代邓小平夫妇“小平的保健，你们要从吴家选一个人”。他说的吴家，是指医学专家吴阶平、吴蔚然兄弟。周恩来还同邓小平夫妇一起吃了晚饭。
原定邓小平公开露面是在四月十九日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来华访问的时候，后来提前了。四月十二日晚，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盛大宴会上。这个宴会是周恩来为欢迎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而举行的。这是邓小平自被当成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倒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同中外人士见面。邓小平的出现，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一些外国记者以最快的速度跑到附近的电报大楼发消息稿。
第二天，邓小平复出被全世界许多新闻媒体报道。日本共同社在报道中说：“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指责为仅次于刘少奇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先生在公开场合露面，这可以说是再次向国内外表明，中国政治已克服了文化大革命与林彪事件的影响而处于稳定的状态。”
这时，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筹备召开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本来，按照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党的十大应该在一九七四年举行，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
中央决定五月下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十大的筹备工作。五月十九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中央工作会议议程，并通过参加会议的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名单。邓小平和陈云、李富春的名字被列进了名单。毛泽东批准了这个名单。 五月二十日晚，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再一次谈到邓小平的复出问题。他说：今年三月党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文件，是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对此，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小平同志今天出席了会议，同样情况的，还有其他一些人也出席了会议。周恩来讲的“其他一些人”，是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判的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等。
八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代表中共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选举产生第十届中央委员会。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离开政坛六年多了，党和国家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邓小平在被隔离、监管的情况下，虽然努力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但毕竟有限，特别是对地方和部门实际工作的情况了解不多。中共十大以后，邓小平参与了大量外事接待工作。他利用陪外国客人到各地参观的机会，努力调查了解地方工作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并对各地解决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指导意见。
十月十日，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夫人应邀来访。邓小平参与接待并全程陪同特鲁多夫妇在各地访问。十三日晚，周恩来和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夫妇去河南。途中，周恩来向客人介绍邓小平说：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
十五日，邓小平陪同特鲁多夫妇从河南飞抵桂林。当天下午，他陪同特鲁多夫妇在桂林参观芦笛岩。在洞外小憩时，他看到了和美丽的桂林山水极不协调的一幕：桂林钢厂高耸的烟囱浓烟滚滚，一些山体被炸得百孔千疮，芳莲池和桃花江被严重污染。第二天，邓小平陪同客人游览漓江，这也是他第一次游漓江。此时的漓江江水污浊不堪，沿江两岸到处可见违章建筑、成堆的垃圾和被人为破坏的竹林。
晚上，客人休息了。邓小平找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桂林市的负责人，听取他们简要的工作汇报后，便提出和他们一起去察看漓江的污染情况。乘车到达解放桥上下的河段，邓小平和他们边走边看，边走边谈，估计污染程度，分析污染原因，商量治理办法。邓小平对他们说：桂林是世界著名的风景文化名城，漓江是这座名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你们抓生产、抓城建，这都很对，但如果不把漓江治理好，即使工农业生产发展得再快，市政建设搞得再好，那也是功不抵过啊！邓小平回京后，亲自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了漓江治理问题。不久，国务院发出《尽快恢复并很好保持桂林山水甲天下的风貌的决定》，责成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应把治理漓江提上议事日程，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把漓江治理好。
十月十九日，邓小平在送走特鲁多夫妇后返京时路过长沙，决定去韶山看看。到了韶山，他对当地的陪同人员说：“这个地方我很早就想来，一九六五年想来，因工作忙没来成，后来就来不成了。”参观毛泽东旧居时，他说，当年毛泽东在韶山建立中共韶山支部“虽不是中国农村最早的党支部，却是较健全、较早作出贡献的农村党支部”。在毛泽覃的卧室，他回忆起当年在中央苏区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因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被“左”倾中央一起被打成“毛派”分子的情景，动情地说：“毛泽覃是个好同志。如果参加长征，也许不会牺牲。”
当年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受“左”的思想影响，有些陈列内容不符合历史真实。看完陈列，工作人员请邓小平作指示。他有所指地说：“你们陈列的是历史，只要符合历史就行！”
十月二十一日，邓小平路过武汉时作短暂停留，视察了武汉钢铁厂。在炼铁厂，厂党委负责人向他汇报了四号高炉的建设和生产情况。四号高炉是中国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施工安装的，年产生铁一百五十万吨，在当时是全国最大的高炉。高炉从破土动工到建成出第一炉铁水，只用了一百三十七天，恰好与淮海战役的时间相同。邓小平高兴地说：“好，又是一个‘淮海战役’，是钢铁战线上的‘淮海战役’。钢铁工业要搞大兵团作战，但是一定要科学组织、合理施工，希望你们再打一个团结协作的漂亮仗。”他还对武钢的发展规模提出了一个设想。他说：“武钢是新中国兴建的大钢都，地理条件优越，很有发展前途，现在搞四百万吨，我看将来可以搞一千万吨！”
十月二十二日，路过河北时，邓小平视察了革命老区邯郸。他听取邯郸钢铁工业发展情况的汇报后，说：“邯郸是个好地方，我也非常怀念这个地方。这里有煤有铁有水有电，西部地下资源多，东部平原又盛产棉粮，条件非常好，比起西德著名的鲁尔工业区的自然条件也不差，可以像鲁尔工业区那样，搞个大型的邯邢（指邯郸和邢台）钢铁生产基地。”
这天下午，虽然时间很紧，邓小平还是坐环行火车到当年战斗、工作过的西部山区武安、峰峰矿区等地走了一圈。他叮嘱当地负责人：战争年代老区人民对革命作了很大的贡献，你们一定要把老区建设和群众生活搞好，把工农业生产搞上去。
看完老区回来，省委负责人征询邓小平的意见，他意味深长地说：“看来变化不大呀！”
邓小平复出工作已经半年多了。毛泽东还在观察他，特别是观察他的政治态度。
十一月十日至十四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周恩来和叶剑英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与基辛格举行了多次会谈。在最后一次会谈讨论会谈公报稿时，对基辛格提出的一些修改意见，周恩来有的明确表示不同意，有的表示可以接受。针对美方提出的需要继续商议的有关双方合作的具体问题，周恩来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对美方要求签订有关协定的问题，周恩来没有明确拒绝，表示“我们研究一下”。会谈结束后，周恩来去机场为基辛格送行。从机场回到中南海时已近中午，他立即到毛泽东住处准备汇报会谈的情况，但这时毛泽东已经入睡。这样，毛泽东没有及时听到周恩来的汇报。稍后，毛泽东听到有人不切实际的传话后，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的态度软弱了。十一月十七日上午，他在住处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开会，谈了他对这次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时容易右。”他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他的意见，批评此次中美会谈中的“错误”。 从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指责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十二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一方面肯定了批评周、叶的政治局会议；另一方面又批评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邓小平列席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也作了发言，但主要的话题是怎样看待国际战略形势问题。
毛泽东非常关注邓小平在会上的态度，当他得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发言后很满意。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他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表示赞成叶剑英提出的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的建议，并谈到邓小平的任职问题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追认。”当天晚上，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任职的意见，同意邓小平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参加政治局工作，政治局委员将来提到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追认，并补为军委委员，参加军委和军委办公会议的工作。
十二月十四日晚，邓小平出席毛泽东召集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谈及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毛泽东还指了指邓小平说：“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参谋长吧！”十五日上午，邓小平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介绍邓小平说：
“我们现在请了一位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他还对邓小平说：
“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
十八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二十一日下午，邓小平出席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当天，毛泽东在接见军委会议全体人员时，又指着邓小平说：“这位同志也是跟我几十年了。他现在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了。他呢，我喜欢他，有一些人怕他。打起仗来呢，此人还是一个好人啊！”
二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一九七四年一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邓小平作为军委五人（后增至六人）小组成员之一，参与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及紧急作战事项。一月十九日，邓小平出席叶剑英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五人小组会议，研究西沙群岛作战方案。随后赴总参谋部作战指挥中心，和叶剑英等军委小组成员一起，指挥西沙自卫反击作战。
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兼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李德生调到沈阳军区，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暂管原来李德生兼管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工作。
邓小平是个体育迷，喜欢游泳和打桥牌、台球，爱看足球。据说，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时，有一次为了买一张足球比赛的门票，当掉了自己的衣服。新中国建立后，他对体育事业非常关心。分管体委工作的任务一明确，他就着手了解体育工作的情况。一月四日上午，他听取国家体委负责人王猛、李梦华和中国足球协会负责人张联华的工作汇报。他在谈话中指出：要把学校的体育工作搞好。足球不从娃娃搞起，是上不去的。围棋也要从小搞起，要把运动员的生活搞好。他还特别谈到中国参加国际体育组织的问题。他说：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呢？要进一步采取主动积极的方针，总结经验，推动我们的国际斗争。一些国际体育组织，现在我们进不去，最后总得进去。现在进去了，比赛也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
体委的工作比较繁杂。大到同敌视中国的国际体育组织的斗争、重大赛事，小到运动员的待遇、外国体育代表团的接待等等，几乎天天有报告送给邓小平批阅。邓小平在批阅这些报告时，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和工作给予了明确的指示。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他确定中国体育代表团出国比赛的方针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他说：“这是一个纲。我们对队员的教育、训练，都要抓这样的纲。所有出国的人都代表一个国家。我们所有出国的队伍，都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神面貌。比赛一定要比出水平，一定要把友谊放在第一。”
第七届亚运会，八月将在伊朗举行。六月三十日，他专门听取国家体委负责人关于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亚运会的准备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亚运会是很重要的事情，打开我国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局面，也是要看亚运会。这时，“批林批孔”运动正在进行。江青提出体委“批林批孔”运动要猛攻王猛、李梦华，最大限度地孤立他们，并要邓小平找个机会出来讲一次话。邓小平对体委负责人说：找个机会讲话？讲什么？我这个人不习惯于讲话。亚运会我是关心的，到时候跟参加亚运会的同志们见见面，利用这个机会讲一讲你们的运动是可以的。
七月二十二日，邓小平接见参加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负责人，谈到参加亚运会比赛的注意事项时，指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这句话原则上讲是对的，可是，不要搞强加于人。要贯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运动员在接触中是平等的、谦虚的，不强加于人的，这样就扩大了影响。要尊重裁判，尊重主办国家的安排。
八月八日，邓小平又出席第七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大会并作讲话。他指出：我国的国际威望提高了，相应地我们在国际上的责任也就更大了。但是，我们要始终坚持一点，总的叫不称霸。在对外活动中，我们不能当头头，不能当领袖。体育比赛，要认真地比赛，像打仗一样，仗要打好，要打出风格，打出水平。 随着邓小平越来越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冲突已不可避免。
一九七三年八月三十日，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王洪文、张春桥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则被明确作为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培养；江青、姚文元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对邓小平的复职，他们打心眼里就反对，但因为是毛泽东的意见，也没有办法阻拦。
一九七四年三月，毛泽东指定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江青认为这一安排对他们很不利，便再也按捺不住，公开地站出来反对。事情是这样的：
这年一月，联合国总部决定接受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第四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执行主席布迈丁的提议，于四月召开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讨论原料与发展问题。世界各国都很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都表示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率团出席。中国政府也很重视这次会议，决定派代表团参加。毛泽东提出，可以利用联大特别会议召开这一机会，阐述中国政府对当前国际问题的主张。
由谁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呢？周恩来先征求毛泽东的意见。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
三月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上《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任副团长。周恩来随即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的报告。江青在会上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由，反对邓小平任代表团团长。二十四日，周恩来仍在外交部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外交部的方案，并送毛主席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传阅。毛泽东即圈阅同意。二十四日晚上，江青把王海容找到她的住处，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外交部收回报告，重新考虑代表团团长人选。二十五日夜，江青再次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竟破口大骂。毛泽东知道这一情况后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得知后当即表示完全同意毛主席关于邓小平出席联大的意见，并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转告政治局其他成员，还特别要在场的王洪文负责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二十六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江青外，与会其他成员一致同意由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江青在会上继续纠缠，并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为此，周恩来嘱咐王海容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唐闻生将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二十七日，毛泽东致信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当天晚上，在周恩来召集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江青被迫表态同意邓小平率团出国参加特别联大。
会后，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说：“大家一致拥护主席关于小平同志出国参加特别联大的决定。小平同志已于二十七日起减少国内工作，开始准备出国工作。”“小平等同志出国安全，已从各方面加强布置。四月六日的代表团离京时，准备举行盛大欢送，以壮行色。”
邓小平将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法新社在四月二日的报道中说：“选择邓小平先生为中国代表团团长一事表明了中国对即将在联合国举行的这次会议的特别重视。在北京的外交人士认为这位副总理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他在去年初恢复名誉以来在中国的权力范围的增大是惊人的。在近几个月来一些外国首脑访问期间，当总理因有公务而不能离开北京时，就派邓小平去陪同这些首脑到中国各省访问。”
邓小平参加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最高级别领导人首次登上联合国讲台，关系到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邓小平立即全力投入各项准备工作。他对代表团成员说：“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随后，他集中精力主持组织起草发言稿。
在讨论发言稿初稿时，大家觉得发言除阐述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主张外，还应当向国际社会传达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形势的新看法，即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新论断。邓小平不仅非常赞成这个意见，而且还提出在发言中要表明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永远不称霸的态度。参加起草发言稿的凌青后来回忆说：
“初稿写成后，小平同志和大家一起，花了一整天时间，在人民大会堂，一段一段地讨论。中午，就在讨论场所用餐，小平同志和大家一样，每人各分得一份饭菜。吃完后，靠在沙发上略事休息，就继续讨论。
会议讨论到最后一段结束语时，小平同志说，应该讲这样几句话，就是：‘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当我记下这几句话后，小平同志说：‘你就这样写，不必改。’这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在联合国讲坛上对国际社会表达中国永不称霸的决心，特别是最后一句‘全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是在其他场合都没有提到过的，更显示出中国人民同世界人民利益的一致性。这篇讲话在当时确实博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赞扬。”
根据讨论意见，讲话稿接连改了几稿。邓小平对每一稿都作了重要的修改。四月二日、三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发言稿，并研究中国代表团在出席会议期间的具体工作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称病未参加。
四日上午十点多钟，毛泽东约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乔冠华、黄镇等外交部的负责人谈话。毛泽东笑着对邓小平说：你准备开炮啊？邓小平说：这次去是聋子办外交。毛泽东接着说：聋子放炮仗啊，自己听不见，只看到炮仗散了。毛泽东还问他：你来回都经过法国是旧地重游啊！你那个时候在法国什么地方啊？邓小平回答说：主要在巴黎，还有别处，一共七八个地方。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了去美国将同基辛格见面的安排等，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最后，周恩来向毛泽东请示说：小平同志的发言，是根据主席的思想写的。有几个地方，主要是前面一段和后面一段，主席是不是看一下？毛泽东说：行了。你们去搞就是了，登上报我再看吧。 当天，邓小平与周恩来又联名致信毛泽东，汇报发言稿讨论修改情况，并将发言稿第六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日即批示：“好，赞同。”五日上午，周恩来致信邓小平和乔冠华说：“为保存主席这次在小平同志发言稿上亲批的手迹，请外交部影印（六稿）第一页若干份。印后退我，以便今晚在政治局传阅后归档。”周恩来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江青等人日后在这个问题上制造事端。
四月六日清晨，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启程。周恩来抱病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同首都各界群众四千余人一起，在首都机场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欢送仪式。
四月七日，邓小平在巴黎作短暂停留后，于下午到达纽约。十日下午，他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精辟地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的论断和中国的对外政策。他指出：
“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他申明了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他说：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同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具有相似的苦难经历，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中国坚决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
他向国际社会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主张。他说：
“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应该享有和行使永久主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应该严格尊重受援国家的主权，不附带任何条件，不要求任何特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贷款应该是无息或低息，必要时可以延期偿付甚至减免；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援助应该实用、有效、廉价、方便。”
他强调：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发展中国家人民有权自行选择和决定他们自己的社会、经济制度。
邓小平的发言，赢得了大多数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的普遍称赞。发言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代表纷纷同邓小平握手致意。世界各大报刊和电台很快报道了邓小平的发言内容并纷纷发表评论。日本《产经新闻》的评论说：“中国代表团的行动像主角一样，邓小平团长座位周围人山人海；中国对萎靡不振的美苏超级大国的资源外交，采取挑战姿态。”
会议期间，邓小平按原定计划就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世界形势问题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进行了会谈。会谈结束后，基辛格的发言人维斯特说，博士对他同邓先生的讨论感到“高兴”，“这是很友好的会谈，很好地回顾了中美关系，广泛地讨论了世界形势”。基辛格后来回忆说：“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六月一日，周恩来住进解放军三○五医院治疗。此后，由邓小平和李先念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邓小平主要管外交工作。
七月，身体也不好的毛泽东准备离京去南方休息。临行前，他于十七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交代事情。会上，非常重视外交工作的毛泽东对邓小平说的第一句话是“你现在管外交啊”！为了保证中央政治局能正常开展工作，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搞帮派活动。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毛泽东还当众说：“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
进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毛泽东等领导人审时度势，调整外交战略，决策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推动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对外关系出现了新局面。
邓小平分管外交工作后，会见了多批来访的外国党政代表团和国际友人，多次陪同客人到全国各地参观访问，增进了中国同世界一些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他为推动中日关系的实质性发展和中美关系正常化，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中日两国是在一九七二年九月建立外交关系的。按照双方签订的联合声明的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在建交后开始为签订贸易、航空、海运、渔业等项协定进行谈判。一九七四年一月五日，《中日贸易协定》签订；四月二十日，《中日航空协定》签订。但中日关于海运协定的谈判却因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中断了。从八月起到年底，邓小平先后会见了七批日本客人，就中日关系问题阐述他的意见，推动海运协定等的谈判继续进行。
他批评日本方面在海运协定的谈判中，实质上是搞“两个中国”或者是“一中一台”。他说：
“现在中日两国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只涉及日本，也涉及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希望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只能采取其他方式。
原则是台湾必须回到祖国怀抱。日本有些人要搞‘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就是要抱住台湾不放。”
他提出希望中日双方都从政治角度和两国人民利益的角度，考虑海运协定问题。他说：
“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希望在中日飞机通航以后，能很快恢复海运协定的谈判。在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只要我们双方都从政治角度来考虑问题，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角度，特别是从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出发，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他表示希望较快地进行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并提出搁置钓鱼岛问题的建议。他说：
“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我们希望能比较快地进行谈判。至于这个条约体现什么内容，从原则上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 那些难于解决的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会谈，先接触，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九月二十九日是中日建交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日两国定期航线正式通航，日本通航友好访华团来华。第二天，邓小平会见日本访华团。他说：在座的多数朋友，不仅是掘井人，也是架桥人；不仅架地上的桥，也架空中的桥。朋友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架好了这个桥，又第一次从这个桥走了过来。我们还需要把海上的桥架好。还有更重要的，就是架好友好感情的桥。
他在谈话中指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政府和人民都要努力。他说：
“就是在和平友好条约、海运协定、渔业协定签订以后，我们在政治领域、经济关系、文化交往方面，仍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两国都要努力，既要政府方面努力，也要人民方面努力。中日两国的友好，对安定国际形势和安定亚洲、太平洋的形势都是重要的。”
十一月，《中日海运协定》终于正式签订。随后，双方又开始进行渔业谈判和关于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
这时，中美关系正常化遇到了来自美国的障碍。
两年多前，一九七二年二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在同周恩来总理会谈后，两国政府在上海签订《联合公报》，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时，尼克松总统曾承诺，在其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九七三年初，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基辛格于二月间来华访问时表示，美方设想在尼克松第二任的头两年削减美国在台湾的军事力量，中美双方互设联络机构；而后两年则“准备走向类似日本的方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即同中国建交，但同台湾保持某些民间来往。双方商定，各自在对方的首都设立联络处。五月，双方的联络处开始工作。但随后，由于美国国内的问题，美国政府对发展中美关系有些冷淡，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放慢了。
邓小平四月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期间，在同基辛格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基辛格推托说，美国正在研究如何实现“一个中国”的设想，但尚未想出办法来。邓小平表示，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八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由副总统福特继任总统。福特上任后表示美国对华政策不变，将在自己的任期内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派基辛格于十一月访华。
十一月十七日，外交部在给中共中央《关于与基辛格会谈方案的请示》中，提出由邓小平和乔冠华主持同基辛格会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同意外交部的请示。会后，又报经在外地的毛泽东批准。
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邓小平同来访的基辛格先后进行了五次会谈。
会谈的核心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基辛格提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处境与其他国家不同。一是美国同台湾订有《共同防御条约》，二是美国国内存在着一股亲台势力。因此，一、美国愿意按“日本方式”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但要在台湾设联络处；二、美国将在一九七七年撤完驻台全部美军，但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国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很显然，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后退。
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不能接受这个方案，指出美方还是在搞“一中一台”，并提出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他说：
“从本质上讲，美方这些方案不是‘日本方式’，实际上还是‘一中一台’的方式，无非是一个倒联络处的方案。目前中美在北京和华盛顿互设联络处，台湾同你们设有大使馆，这本身说明，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条件尚不具备。反过来倒联络处同样不是解决正常化的途径。不论怎么解释，人们一看就认为仍然是一中一台的变种。所以，这个方案，我们难以接受。至于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根据《联合公报》的原则必须加以废除。关于中美建交问题，我们说得很清楚：断交、撤军、废约。至于中国人之间的问题用什么方式解决，什么时候解决，那是我们自己的事，属于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不能在这个内政问题上，在时间和方式上，承担什么义务或许诺。”
很明显，美国政府在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方面仍然采取拖的政策。虽然由于双方分歧较大，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但邓小平表达了中国政府的鲜明态度和原则立场，使美国方面意识到在台湾问题上搞“模糊”战略已不可能，从而对加快中美正常化的进程，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二十八日，会谈结束的当晚十时，邓小平和王海容、唐闻生、乔冠华、章含之等飞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会谈情况。毛泽东听后表示同意。
从一九七四年十月开始，围绕着四届人大的“组阁”问题，周恩来、邓小平等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斗争进入白热化。
九月四日，邓小平在武昌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宾后，毛泽东曾问邓小平：四届人大今年能开吗？邓小平回答说：主要是人事问题。毛泽东说：开个名单嘛。十月四日，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给在外地休养的毛泽东送上报告，请示四届人大召开的时间及人事安排问题。当天下午，毛泽东在武汉让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在四届人大上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中央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并没有立刻向周恩来、叶剑英以及其他在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而是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通报。两天之后，王洪文不得已才将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告诉了周恩来和政治局其他成员。
“第一副总理”这个职务江青等人觊觎已久了。毛泽东的这个提议使江青等人又气又恨，但无可奈何。明摆着，这是毛泽东要让邓小平接周恩来的班，他们落了空。现在，他们只能把目标盯住军队中的要职总参谋长。十月六日晚，江青迫不及待地赶到三○五医院同周恩来谈话，提出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及解放军总参谋长人选的意见。江青纠缠了两个小时，周恩来始终没有表态支持。事后，江青把她去医院见周恩来的情况告诉了王洪文，并且气哼哼地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还说：总理在医院经常找人谈话，常去的有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 随后，江青等借“风庆”轮事件大闹政治局，矛头直指周恩来和邓小平。
“风庆”轮是中国自行设计制造、完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一艘万吨远洋货轮。一九七四年初组装试航，五月远航欧洲，九月三十日远航归来。七十年代初，石油能源危机影响到世界各国，带来了运输业的萧条，使轮船价格猛跌。周恩来曾提出，适当从国外购买一些船只，力争一九七五年基本结束远洋海运以租用外轮为主的局面，以加强我国自己的运输力量。这是合乎当时中国造船业整体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但江青、张春桥等不顾事实，借“风庆”轮远航成功发难，指使《文汇报》《解放军报》发表长篇通讯，把自力更生造船同向外国租船、买船的主张完全对立起来，上“纲”上“线”，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恩来在对外经贸交流中“推行了一条卖国主义路线”，“崇洋媚外”。
十月十三日，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一篇有关“风庆”轮的报道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如获至宝，写了一大段批语，并连同这篇报道批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她在批语中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指责“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并提出：“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等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提出这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彻底检查整顿”。
邓小平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不予理会，只在江青批送的传阅件上画了个圈。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门送给他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江青等人大为不满。
十月十七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在发言中借“风庆”轮，批评租船、买船的主张是“崇洋迷（媚）外”和“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并逼着与会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当场对此表态。
江青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邓小平回答说：我已经圈阅了，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江青又进一步逼问邓小平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邓小平再也不能忍让，厉声对江青说：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说出赞成你的意见吗？
邓小平当众反击，江青有点意外。她大叫大闹，谩骂邓小平。邓小平严正地说：“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并愤然起身走出了会场。邓小平走后，张春桥说了一句：“邓小平又跳出来了。”
当天晚上，江青在钓鱼台十七号楼召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状。据王洪文后来供认：“江青召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主要是密谋告邓小平的状。议论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不支持新生事物，说邓小平对四届人大提名人选上可能有不同意见。还议论了姚文元提出的‘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去长沙，实际上是一次阴谋活动，是背着周恩来总理和政治局去的。江青提出要赶在毛泽东主席接见外宾之前去，是怕邓小平陪同外宾先到毛主席那里把事实真相说明。”
十月十八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京中央政治局委员，飞往长沙，向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告周恩来和邓小平的状。王洪文向毛泽东汇报说：在政治局会议上，为了“风庆”轮这件事，江青与邓小平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在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他还说：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但是活动频繁，昼夜忙着找人谈话，一直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医院去他那里，经常去看总理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这些人在这时候来往这样频繁，这是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的。
听完王洪文的汇报，毛泽东严厉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毛泽东还对王洪文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回到北京后，立即把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了传达。在传达的过程中，江青又通知王海容、唐闻生来参加。她知道王海容、唐闻生不久将随邓小平陪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去长沙见毛泽东。江青对王、唐二人说，政治局会上邓小平和她发生争吵，事后扬长而去，使得政治局会开不下去。江青还说：国务院的领导同志经常借谈工作搞串连，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是在养病。邓小平和总理、叶帅都是站在一起的，总理是后台。张春桥也对王、唐二人说，“批林批孔”后，国家财政收支和对外贸易出现逆差，是国务院领导“崇洋媚外”造成的，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文化大革命”前他就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张春桥甚至把十七日晚的政治局会议比作“二月逆流”。江青等人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将这些情况“报告”毛泽东。
王海容和唐闻生二人感到事情重大，十月十九日，到医院将江青等人找她们谈话的情况全部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此前周恩来已先后找华国锋、纪登奎、李先念和邓小平了解了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风庆轮事件”的情况。所以，他明确对王、唐二人说：“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等人说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好要整邓小平。他们已经多次这样搞过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忍了很久了。周恩来让王、唐去长沙时向毛泽东汇报这一情况。
十月二十日，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到达长沙。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哈特林后，同邓小平谈话。在谈到四届人大修改宪法时，毛泽东提出，宪法里不要提他的名字。邓小平说：人事问题北京在研究，想听听主席有什么想法？毛泽东说：“听说要开人大，我看不用那么急。要看总理的身体情况，看准备工作的情况。我不发表意见，你们去议吧。简单明了。法国派好。”邓小平问道：“我把主席的话带回去？”毛泽东点头同意。 会见结束后，王海容、唐闻生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把有关“风庆”轮问题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对江青等人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让王、唐二人回京后向中央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他和王洪文一起同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战时有事，平时无事，挂个名。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把手再考虑。”毛泽东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王海容、唐闻生随邓小平回京后，二十二日向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表示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为了搞好政治局的团结，十月二十八日，邓小平按照周恩来当日来信的要求，就四届人大筹备工作问题，到王洪文处谈了谈。当晚，他又找江青谈了一次。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来访的也门民主共和国总统鲁巴伊去长沙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当面汇报十月十七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并谈到自己同江青争吵的情况。毛泽东听后，对邓小平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好！”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我实在忍不住了，不止一次了。”毛泽东当即表示：“我赞成你！”邓小平接着说：“她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泽东说：“强加于人那，我也是不高兴的。”并用手指着在场的王海容和唐闻生说：“她们都不高兴。”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自己的任职安排，邓小平恳切地说：“最近关于我的工作的决定，主席已经讲了，不应再提什么意见了，但是看来责任是太重了一点。”
毛泽东说：“没办法呢，只好担起来喽！”
邓小平说：“主席知道我是一个粗线条的人，工作不可能像总理那样细致。”
毛泽东说：“找几个人帮帮忙吧！”
邓小平说：“我也了解工作不是很容易做的。”
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内也复杂呢！不要紧，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没有事做，但是出了危险，就有事做了。”
谈话结束后，邓小平即乘飞机回到北京。当晚，邓小平到医院向周恩来通报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
这时，江青等人加紧了活动。江青接连给毛泽东写信或者托王海容、唐闻生带话给毛泽东，干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也暴露了攫取高位的野心。毛泽东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
从十一月下旬开始，邓小平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意见，主持起草周恩来总理将在四届人大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考虑到周恩来的身体状况，邓小平提议并报毛泽东同意，确定报告篇幅为三五千字。
邓小平和起草班子经过反复讨论，最后确定把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设想作为重点来写。邓小平亲自拟写了几段话，其中一段有一千几百个字，内容主要是重申一九六四年周恩来在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的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设想”，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于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整个《政府工作报告》最引人注目的内容和精髓所在。
关于这篇报告稿的起草工作，多年以后，邓小平回忆说：总理的讲话是我亲自参加起草的，不能超过五千字。总理身体那么差，写多了他也念不下去。那个时候，我经常去见总理。
在筹备四届人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全局的工作已形成了一些想法和意见。
十二月十七日，邓小平陪同来访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去长沙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时，谈了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提出应当把建设问题强调一下，抓一下生产。他说：
“国际环境可能还能争取到五年，主要是美国不敢打，铺得很开，苏联很集中。国内是不是应当考虑把建设问题强调一下，争取五年左右的时间。要利用这五年时间，不能耽误。归根到底就是主席讲的要安定团结，搞建设不安定不行。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要有稳定的有威信的省委，要能够发号施令，大家都听，当然要发得对。这么大的国家，都靠中央不行。现在下边议论，大家不安，感到乱哄哄的。比如，搞科研的绝大多数没有做什么事，不是说群众不要求工作，是没办法。旷工不是个别的，少数的，而是相当大量，但这不等于工人群众对现状满意。总的意见是这几年认真抓一下生产，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听后说：“要先念（即李先念——编者注）、秋里（即余秋里——编者注）、你合作。”邓小平说：这个不成问题。恐怕还是革命和生产的位置怎么摆的问题。我看，不安定，生产搞不起来。毛泽东赞同说：“你这个想法好。”邓小平还说到：清理与林彪有关的人和事，应该告一段落，转到军队建设，但并不是都同意。
十二月二十三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意见，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二十四日，毛泽东见到他们就说：你们两位在这里，让邓小平在北京管事。周恩来回答说：我们都拥护主席的意见，小平做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谈话中，毛泽东还提议邓小平做中共中央副主席，并说：关于小平的事，我讲了几年了。邓小平说不如总理细致，我叫他找几个帮手。之后几天，毛泽东又同周恩来、王洪文谈了三次，并同周恩来单独长谈了一次。
在同周恩来、王洪文的谈话中，针对江青等人在筹备四届人大期间的帮派活动，毛泽东严厉警告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是要摔跤的。”又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提出，江青应该作自我批评，并且要求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
毛泽东在谈话中高度评价邓小平，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当面对王洪文说：“比你强。”毛泽东还采纳周恩来的建议，提出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同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毛泽东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人大开过后，总理可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由邓小平去顶。”毛泽东还就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的具体人选提出了一些意见。
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回京后的第二天，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贯彻毛泽东在长沙几次谈话精神的问题。邓小平出席会议。二十九日晚，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和毛泽东的其他指示，通过由周恩来拟定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名单。
至此，四届人大的主要人事安排确定下来，邓小平又一次进入中共中央核心领导层也已成定局。（编辑 杨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