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过去的两任期间建立了利率市场化机制、促进人民币浮动汇率机制的形成，完成了大型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在接下来的5年内，摆在他面前的是更为艰巨的金融改革深水区，而其中最难的便是对金融主体的改革。
　　尽管从市值角度来看，国有银行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但银行业垄断之争远未停止，金融领域远未充分商业化，更谈不上真正的公司治理境界。利差占据银行利润的半壁江山，佣金成为证券公司的稳定收入来源，这不符合一个健康成熟的金融行业发展范式。要想打破这种现状，便需要更多的创新业务，便需要打破既有的主体利益格局，中国的金融行业则需要更加多元化的主体。
　　基准利率浮动幅度的扩大代表利率改革朝着市场化迈出了一步，但这算不上标志性之间，利率市场化的主体要将金融向民营资本开放。一旦金融市场的经营主体发生改革，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也必然是下一步改革必需触及的根本问题。
　　合理的金融创新可以完善金融市场，满足实体经济合理的金融需求，但脱离实体经济、缺乏相应风险管控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带来更大的市场波动性和金融脆弱性。
　　类似的教训可以从美国的历史中寻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即《1933银行法》）在1930年代大危机后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严格地划分开，保证商业银行避免证券业的风险，从根源上制止金融行业的系统性风险，但这一法令在1999年被废除，2000年金融衍生品监管被取消、2004年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限制被终结。金融产品创新的结构性变化衍生出许多监管的真空地带。金融界的次贷危机在一次次监管豁免中发酵，最终酿成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随着我国金融机构业务创新与交叉融合不断深化，监管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但我国监管机制与监管方式改革却相对滞后。金融监管的现状是，多龙治水，政出多门却各自为政。正如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连洲所说，同类型事务，或者因为有利无责都来伸手监管，出现重复监管；或者因为有责无利的都不去监管，留下监管漏洞。有利的事都去抢，没利的事都推。目前的金融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由于缺少牵头责任部门，对各监管主体缺乏有效约束力，以人民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应该尽快建立起来。
　　此外，监管部门应该尽快搭建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明确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定义和标准，以及相应的调控措施，并通过放松管制，加强监管，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
　　对于民间金融活动，如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担保公司的多元化小型金融机构的门槛准入与业务创新应该大力支持。对于这类微观经济活动的监管权力，在减少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经营干预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适度下放给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而减少干预的前提是从政策法规上要求减少地方政府部门对地方金融机构的利益分配，明确地方金融管理部门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