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干老师的大名，我很早就听说了，这还是源自大学时代的读书记忆。新时期文学以来，王干参与并引领了从“新写实小说”到“新状态小说”等一系列文坛风潮的命名、指导、总结和概括。20世纪90年代，当时我只是一名大学生，也是一个文学青年，翻阅期刊经常能看到王干老师的精彩文章，每每击节赞叹，有所启发与感悟。后来，《王蒙王干对话录》等系列著作的出版，又让我们看到了王干在文学史、思想史方面的广阔视野。王干老师目光独到犀利，对小说现场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性，对文学发展的导向也有非常多的真知灼见，关心培养了一大批文坛有作为的作家。江南风流蕴藉的文化，熏陶并养育了王干的“文心”。从今天的角度看，王干不仅是著名编辑家，对很多文学刊物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已经进入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批评家的行列，他所描绘的中国文学地图和发展逻辑，也已经成为文学史公认的权威论述。
　　我真正领略到王干老师的风采，还是在江苏的“雨花”写作营。
　　2016年，我从山东来到江苏，任教于苏州大学，感受到了江南学派的灵动细腻，也感受到了江苏醇厚的文学之风。江苏省作协为培养青年作家，特举办了首届“雨花”写作营。我先前也写过一些小说，但主要还是以学术研究和批评为主，此次“雨花”写作营，是我的文学生涯的一次重要机遇，让我从文学批评领域，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领域。这次写作营的特殊之处还在于，它是江苏作协、《雨花》杂志社和《小说选刊》编辑部合办的。它让我们这些学员，能在《小说选刊》这些优秀编辑的熏陶下，直击文坛的最新前沿。在这些授课老师中，我对王干老师的课程，印象非常深。可以说，以前我大多是从批评的视角看待文学，而王老师从批评家与编辑家的双重身份入手，从创作规律着眼，剖析写作的秘密，“点穴”写作的问题，全都是“干货”，给作者的启发非常大。王干老师是江苏人，在扬州大学读的书，在江苏作协也工作过，对江苏的文学创作，既非常熟悉，又有着很深的感情和责任心。他在百忙之余，抽时间来给雨花写作营授课，无疑也是江苏青年作家的福气。我仔细聆听王老师的授课，认真地写下听课笔记，课后反复思考，更觉其高妙之处。
　　王老师的授课，轻松幽默，时不时会冒出个笑话，吸引大家注意力，提高学习效率。我自己也在高校当教师，深知“写作”这门课的难度。从理论上讲，写作学从创作主体发生学、创作心理学、创作艺术规律等角度入手，结合文艺理论、心理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知识，已经形成了一套庞大的理论体系，比如，对于创作发生机制的研究。然而，在面对具体的体裁处理和主题处理时，我们常会发现，“理论总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写作的产生，往往是作者个性气质与灵慧顿悟的结合，需要长期艰苦思考与训练，也需要有恰当的指导。这种指导，往往不仅体现在文学修辞性控制上，也表现在对文学与世界关系的深刻洞察上。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写作学的讲述才深入内部肌理，能激活出更大的写作潜力。
　　那么，王干老师是如何具体讲述小说创作的？
　　他将之分为八大模式。这八个模式，囊括了各种小说的视角、立意和主题。这种做法的好处在于，能从“文体意识”入手，给写作入门者可资借鉴的范本，以便养成小说创作恰如其分的文体感。初学小说写作，往往如盲人摸象，都是从自己的人生经验出发，或者是一个见到和听到的故事，能将读者代入这种经验或故事之中，就算是成功。但这样的写作者，只能是个人经验的“搬运工”，其成就必定有限，其写作的持久力，写作的宽度和广度，必定也会很差。而但凡写作生涯超过十年，依然能保持旺盛创造力的作家，必定是有自己独特文体的作家。而这种独特小说文体，不仅是指有自己的腔调、技巧和叙事态度，更是指作家能熟悉各种小说叙事文体恰如其分的文体范式，进而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记得他首先讲述了小说的“史记模式”。这种模式其实是从中国“文史不分家”的早期文类传统中来的，结合志人小说的部分特点，以史家之理性态度，看待种种人物的立传。比如，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汪曾祺的很多小说，都是这种写法。这种写法，往往是以人物为中心，从人物身上看世事变迁、人生百态，以小而见大。第二种写法是游侠模式，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凯鲁亚克的《在路上》、中国的刘鹗的《老残游记》，大多属于这种模式，到了当代小说，朱文的《我爱美元》、韩东的《在码头》，也可划入这个大的范畴。这种模式其实也是巴赫金说的“道路时空体”，好处在于移步换形，能够讲述外来闯入者和本地时空之间的矛盾。这种模式后来也衍生出了外来者模式，比如，王蒙的《组织部来的年轻人》、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现代的迁徙小说，如打工文学，也属于这个类别。第三种的是欧亨利模式或莫泊桑模式。这些小说，如《我的叔叔于勒》《项链》等，往往从外部的推理悬念入手，形成饶有趣味的故事链，这种外部吸引的方式，现在看来，似乎有些陈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充分利用了人们的好奇心和道德感，只要使用巧妙，依然可以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第四种是道具模式，这也是一种外部结构法，往往以某种意象入手，形成强烈的象征隐喻性，进而使得故事进入某种哲学层面，比如，茹志鹃的《野百合花》与苏童的《西瓜船》。这类写法的特点在于，易写难工，意象的选择、故事的内在心理悬念，都需要比较高的文字控制能力。第五种是舞台剧模式，比如，汪曾祺的《熟人》、海明威的《白象似的群山》。这类模式，往往利用一个场景，集中地展开小说内容，时间跨度小，人物集中，对作家的要求反而比较高，对于叙事的视角、叙事空缺与悬念的把握，往往更加看重。这些小说作品，往往也带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意味。第六种是“自白模式”，比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鲁迅的《伤逝》。这是一种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虽然有些陈旧，但依然具有很强的代入感和感染力，能让读者感受到真诚的力量。这种写作模式，往往需要作者拥有比较丰沛的情感和强大的情感掌控力，才能让叙事不流于肤浅琐碎。第七种是童年视角，比如，方方的《风景》。这类小说，常常用限制性视角，将主人公限定为一个童年的视角，这种视角的使用，可以让主人公和世界拉开审美距离，也会衍生出成长模式，使得童年化的主人公，遭遇挫折或遇到帮助，实现精神的成长。第八种是沧桑模式，这是一种有历史厚度和现实深刻性的作品，比如，鲁迅的《故乡》，毕飞宇的《青衣》等作品，往往将作者的思考，熔铸到了时空凝缩的特殊的点，进行象征性书写。所謂“沧桑”，实则是“大江流日夜”的独特时空感。这类写作往往要求作家有充分的历史意识和现实批判性，也是一种写作境界的体现，或许也是一种比较难以达到的境界吧。
　　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王干老师有关小说模式的讲述，还时常萦绕在耳边。当然，他对于小说创作的总结，还远远不止于此。他的总结与归纳，不同于一般学院派批评家，但也囊括了成长、迁徙等诸多模式的分类方法。我认为，这些方法，都是王干老师从多年批评和编辑经验出发的总结，有着很强的小说创作的实践价值。它没有从思想史、文艺理论等抽象概念出发，而是从具体创作实践的可行性的视角出发，为写作者提供了形成自我文体意识的入门途径。这无疑是非常宝贵的。在写作营的这些时间，王干老师经常对我们这些学员的作品进行点评，为我们讲解优秀作品的标准，对我们的失误之处，提出善意的批评。在写作营的文学大家的熏陶培养下，我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了进步，几年来，先后在《收获》《当代》《十月》《花城》等刊物发表了长中短篇小说数十篇，共计50多万字。这些小小的进步，都是和王干老师的培养扶持分不开的。这也让我认识到，王干老师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编辑家和批评家，也是一个优秀的文学教育家。他的“小说课”，既不单纯是批评家和编辑家的小说课，也不同于作家的小说课，而是从小说创作规律出发，结合几方特长的实践性文学教育。期待着王干老师能有更多文学教育方面的专著和论述出版，这将对文学青年提高创作水平，起到很好的作用。
　　责任编辑 林东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