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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赵明瑚，编审，2010年退休前担任《党的生活》杂志社社长助理。在职期间曾担任黑龙江省漫画家协会会长，2011年被评为全省“百名廉政文化作品创作带头人”，由他长期担任漫画主创作者的《褒贬录》栏目廉政漫画系列，荣获全省廉政文化作品创作“十大精品”提名奖。
我在41年前进入《党的生活》杂志社，缘于一次难得的机遇。
1976年，我当时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师68团干部股的一名干事。那年夏天，我到柳河五七干校参加省里举办的一个短期培训班。
培训期间，为了及时反映培训班的动态和成果，培训班的负责人——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王淑燕提出办一期墙报。因为我自幼研习美术，在兵团也时常发挥这一强项，于是自告奋勇，利用早中晚的休息时间，撰写稿件，设计版式，大小标题用空心立体字，正文用标准仿宋和正楷，并配刊头尾花、漫画插图，两天搞定。
墙报展出后，赢得大家的一致好评。王处长高兴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专业的墙报，我记住你了。”
接近年底的时候，一天，团领导突然把我叫去，笑着说：“你有好事儿了。省委要办一本杂志，正需要人，省委组织部借调你去参加筹办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一下子蒙了——真是喜从天降啊！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背起行囊离开团部，赶在1976年的最后一天，前往省委组织部报到。
筹备复刊初期，因为借调人员大多来自党务或行政部门，虽有文字方面的基本功，但没人懂得如何办刊，也没有人传帮带。没有老师指导，我只能摸索着干。
总编辑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杂志封面。当时的刊名为《支部生活》，因为是“文革”后全国最早复刊的地方党刊，没有同类刊物可以做参考。至于其他社科类期刊，也没几家可资借鉴。总编辑对我说：“先把刊名四个字的字体确定下来，不要沿用‘文革’前这本杂志的字体。”
我很喜欢周总理的字体。于是，我从省委组织部资料室的各类出版物中查找周总理的手书，选字摘字。经过一番比较，我拿出了一组最喜欢的刊名字体组合交给领导。顺利通过。
为了使封面设计更专业一些，总编辑让我去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请他们帮助设计一下。一周后，我取回了十多个设计方案，但总编辑看了并不满意，对我说：“还是你设计一个试试吧。”
我分析，领导之所以没相中那些方案，关键是那些方案没有体现出党刊的特点。我认为，作为一本党的杂志，封面应该以党旗的红色元素为主，突出镰刀和锤头的图案，不要任何其他装饰，力求简洁、庄重。于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设计。没想到，领导看过我的设计图后，当即拍板：就这么定了！
距离第1期出版没几天了，总编辑把一大摞原稿交给我：“你来设计版式吧，会不会？”
我赶紧说：“会！”
其实，在此之前我连版式纸都没见过。为了完成任务，我赶紧跑到印刷厂排版车间去请教。
第一次设计版式，我套用墙报的设计办法，把字数计算准，把字体字号标注清，把花边刊头位置安排妥，然后排好页码顺序。排版工人看到我的设计大样后，居然夸我的版式设计“很专业”，让我信心大增。
1977年5月15日，《支部生活》复刊后的第1期杂志终于出版了。因为亲身经历了这本杂志讨论、设计、编排、印制的全过程，当拿到复刊第1期杂志的时候，我激动得禁不住流泪了，回到家，翻来覆去一遍一遍地看，真是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
现在回头看，那个封面设计太过于简单了，至于版式就更看不出有什么艺术元素。32开本的格局，看上去很小气，而且纸张、印刷都很粗糙，但在当时，对于我这个兵团战士身份、26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参与到省委刊物的编辑工作当中，这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了，那种前所未有的神圣感、自豪感、成就感充盈心间。
《支部生活》就这样平静地低着头迈开了前行的第一步。有谁能料到，它在十年后跻身全国月发行百万大刊的行列、二十年后屡获国家级奖项并成为全国知名的党建期刊呢？
创业之初的工作條件是非常艰苦的。
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连一张破办公桌都没有。有一天，总编辑对我们说：“我看总工会二楼淘汰了一些办公桌椅，可以抬回来用。”
几个人赶紧去搬。虽然桌面多处开裂、凸凹不平，抽屉关不严，桌子腿也不稳，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办公桌，我觉得心满意足了。
刊物最初是在省新华印刷厂印制，作为美术编辑，我负责取送稿件。那时刊物是半月刊，我每个月要没完没了地跑印刷厂，往返都是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印刷厂离省委很远，在靠近市郊的学府路上，往返一次16公里。那年冬天，一个很冷的大雪天，因为顶风骑车出了一身汗，我便把围脖松开了。等到了印刷厂才发现，围脖丢了。那是女朋友花了20多元给我买的一条兔毛围脖，当时她一个月的工资才32元，真是心疼死了，懊恼死了！
因为当时还处于落后的铅排方式，排版、串版很难，不但效率低，还容易出错，所以印刷厂的值机工人非常不愿意在排版后做太大的改动。因为有一期原稿没有做到齐、清、定就送厂排版，被印刷车间的调度师傅狠狠地摔到地板上，稿件散落一地，让我十分难堪，却只能忍气吞声地赔不是、说好话。
春节前的一天，总编辑对我说：“要过年了，你代表编辑部去慰问一下印刷厂的师傅们吧。”
带什么慰问品呢？想来想去，送酒。于是，我买了10瓶玉泉二曲和花园大曲。两块五一瓶。
当时，刊物付印要由美术编辑签字。对我来说，这个责任“压力山大”。有一件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听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有一期杂志签字付印后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其中一页有一块饼干大小的空白。醒来之后，虽然我不认为这是真的，可又放心不下，于是赶到印刷厂车间去查看，果然有一页“开天窗”了——排版师傅没放锌板插图，校对人员也没看出来。
真是“梦”助我也！好在发现及时，如果上了机，那损失可就大了。
回首往事，有些记忆已渐渐淡去。但对我来说，很多事情终生都不能忘——是《党的生活》这片沃土培养了我，使我成长为一个读者比较喜欢的专栏插图作者和漫画专栏编辑；在我退休之后，我还获得了全省“百名廉政文化作品创作带头人”的殊荣。
虽然我已经退休7年了，但依然关注着《党的生活》的荣辱兴衰，愿意为她继续做出贡献。《党的生活》伴我大半生，这是我的幸运；我把大半生奉献给《党的生活》，更是我的骄傲！
我在41年前进入《党的生活》杂志社，缘于一次难得的机遇。
1976年，我当时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6师68团干部股的一名干事。那年夏天，我到柳河五七干校参加省里举办的一个短期培训班。
培训期间，为了及时反映培训班的动态和成果，培训班的负责人——省委组织部组织处处长王淑燕提出办一期墙报。因为我自幼研习美术，在兵团也时常发挥这一强项，于是自告奋勇，利用早中晚的休息时间，撰写稿件，设计版式，大小标题用空心立体字，正文用标准仿宋和正楷，并配刊头尾花、漫画插图，两天搞定。
墙报展出后，赢得大家的一致好评。王处长高兴地说：“从来没见过这么专业的墙报，我记住你了。”
接近年底的时候，一天，团领导突然把我叫去，笑着说：“你有好事儿了。省委要办一本杂志，正需要人，省委组织部借调你去参加筹办工作。”
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我一下子蒙了——真是喜从天降啊！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背起行囊离开团部，赶在1976年的最后一天，前往省委组织部报到。
筹备复刊初期，因为借调人员大多来自党务或行政部门，虽有文字方面的基本功，但没人懂得如何办刊，也没有人传帮带。没有老师指导，我只能摸索着干。
总编辑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设计杂志封面。当时的刊名为《支部生活》，因为是“文革”后全国最早复刊的地方党刊，没有同类刊物可以做参考。至于其他社科类期刊，也没几家可资借鉴。总编辑对我说：“先把刊名四个字的字体确定下来，不要沿用‘文革’前这本杂志的字体。”
我很喜欢周总理的字体。于是，我从省委组织部资料室的各类出版物中查找周总理的手书，选字摘字。经过一番比较，我拿出了一组最喜欢的刊名字体组合交给领导。顺利通过。
为了使封面设计更专业一些，总编辑让我去找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美术编辑，请他们帮助设计一下。一周后，我取回了十多个设计方案，但总编辑看了并不满意，对我说：“还是你设计一个试试吧。”
我分析，领导之所以没相中那些方案，关键是那些方案没有体现出党刊的特点。我认为，作为一本党的杂志，封面应该以党旗的红色元素为主，突出镰刀和锤头的图案，不要任何其他装饰，力求简洁、庄重。于是，按照这个思路进行设计。没想到，领导看过我的设计图后，当即拍板：就这么定了！
距离第1期出版没几天了，总编辑把一大摞原稿交给我：“你来设计版式吧，会不会？”
我赶紧说：“会！”
其实，在此之前我连版式纸都没见过。为了完成任务，我赶紧跑到印刷厂排版车间去请教。
第一次设计版式，我套用墙报的设计办法，把字数计算准，把字体字号标注清，把花边刊头位置安排妥，然后排好页码顺序。排版工人看到我的设计大样后，居然夸我的版式设计“很专业”，让我信心大增。
1977年5月15日，《支部生活》复刊后的第1期杂志终于出版了。因为亲身经历了这本杂志讨论、设计、编排、印制的全过程，当拿到复刊第1期杂志的时候，我激动得禁不住流泪了，回到家，翻来覆去一遍一遍地看，真是到了爱不释手的程度。
现在回头看，那个封面设计太过于简单了，至于版式就更看不出有什么艺术元素。32开本的格局，看上去很小气，而且纸张、印刷都很粗糙，但在当时，对于我这个兵团战士身份、26岁的年轻人来说，能参与到省委刊物的编辑工作当中，这已经是难以想象的了，那种前所未有的神圣感、自豪感、成就感充盈心间。
《支部生活》就这样平静地低着头迈开了前行的第一步。有谁能料到，它在十年后跻身全国月发行百万大刊的行列、二十年后屡获国家级奖项并成为全国知名的党建期刊呢？
创业之初的工作條件是非常艰苦的。
我刚到编辑部的时候，连一张破办公桌都没有。有一天，总编辑对我们说：“我看总工会二楼淘汰了一些办公桌椅，可以抬回来用。”
几个人赶紧去搬。虽然桌面多处开裂、凸凹不平，抽屉关不严，桌子腿也不稳，但毕竟有了自己的办公桌，我觉得心满意足了。
刊物最初是在省新华印刷厂印制，作为美术编辑，我负责取送稿件。那时刊物是半月刊，我每个月要没完没了地跑印刷厂，往返都是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印刷厂离省委很远，在靠近市郊的学府路上，往返一次16公里。那年冬天，一个很冷的大雪天，因为顶风骑车出了一身汗，我便把围脖松开了。等到了印刷厂才发现，围脖丢了。那是女朋友花了20多元给我买的一条兔毛围脖，当时她一个月的工资才32元，真是心疼死了，懊恼死了！
因为当时还处于落后的铅排方式，排版、串版很难，不但效率低，还容易出错，所以印刷厂的值机工人非常不愿意在排版后做太大的改动。因为有一期原稿没有做到齐、清、定就送厂排版，被印刷车间的调度师傅狠狠地摔到地板上，稿件散落一地，让我十分难堪，却只能忍气吞声地赔不是、说好话。
春节前的一天，总编辑对我说：“要过年了，你代表编辑部去慰问一下印刷厂的师傅们吧。”
带什么慰问品呢？想来想去，送酒。于是，我买了10瓶玉泉二曲和花园大曲。两块五一瓶。
当时，刊物付印要由美术编辑签字。对我来说，这个责任“压力山大”。有一件事情至今还记忆犹新，听起来都令人难以置信。有一期杂志签字付印后的当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其中一页有一块饼干大小的空白。醒来之后，虽然我不认为这是真的，可又放心不下，于是赶到印刷厂车间去查看，果然有一页“开天窗”了——排版师傅没放锌板插图，校对人员也没看出来。
真是“梦”助我也！好在发现及时，如果上了机，那损失可就大了。
回首往事，有些记忆已渐渐淡去。但对我来说，很多事情终生都不能忘——是《党的生活》这片沃土培养了我，使我成长为一个读者比较喜欢的专栏插图作者和漫画专栏编辑；在我退休之后，我还获得了全省“百名廉政文化作品创作带头人”的殊荣。
虽然我已经退休7年了，但依然关注着《党的生活》的荣辱兴衰，愿意为她继续做出贡献。《党的生活》伴我大半生，这是我的幸运；我把大半生奉献给《党的生活》，更是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