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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中，马烽投身革命，后来在革命队伍里成长为一位著名作家。他的《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著）、《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扑不灭的火焰》（与西戎合著）、《咱们的退伍兵》（与孙谦合著）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留给人们美好的艺术享受，留给人们记忆和话题。
马烽曾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为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１９９２年５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２００４年１月３１日，人民作家马烽因病医治无效，在太原逝世，享年８２岁。
马烽虽然离开了他挚爱的人民，离开了他难以割舍的文学事业，但他的人品、文品和创作成就像一座伟岸的山峰，人们仰视着它，会由衷地说，马烽是无愧于时代的人民作家。
战士——编辑——作家
马烽，原名马书铭，１９２２年阴历５月２３日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５岁丧父，７岁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孝义县立高小。１９３７年秋，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１９３８年春天，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山西新军政卫队，先当战士、班长。不久，部队成立宣传队，因为他在平时连队出墙报一类活动中，能画简单的报头，于是，被当作美术人才选调到宣传队。同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年初夏，马烽随队赴晋东南，进入由李伯钊任校长的“民族革命艺术学校”学习了半年。１２月，学习刚结束，就遇上“十二月事变”，马烽被编入部队司令部警卫排，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经受了很好的锻炼。几个月后，重新回到剧社搞宣传活动。１９４０年冬，马烽随剧社到延安，先后在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艺术学校学习，在完成学习任务之余，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开始尝试文学创作。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６日，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他的《第一次侦察》，由此开始了文学生涯。
１９４２年学习结束后，马烽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分配到晋绥文联文艺工作队，去工厂深入生活，做工会工作。１９４４年初到边区文联，创作出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获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散文类乙等奖。同年秋，调到《晋绥大众报》当编辑、记者，后任主编，并兼任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时代》杂志编委等职。１９４５年６月至次年８月，与西戎合作写出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是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日、俄、朝鲜等多国文字。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马烽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随后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全国文协（作协前身）理事，并留在全国文协创作组工作。１９５１年，全国文协举办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前身），他是第一批学员，并兼任副秘书长和党支部书记。１９５４年学习结业后，调任全国作协青年部副部长。这一时期，马烽经常回山西农村体验生活，潜心创作，先后发表《村仇》、《解疙瘩》、《结婚》、《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等小说；另外，与西戎再度合作，以山西汾阳县唐兴庄抗日英雄蒋三儿的事迹为素材，创作出产生过强烈反响的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１９５６年，马烽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和创作，重回山西，到农村工作并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几年中，他写出十几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主要有《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包括续集）等，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文坛成就非常突出的作家之一，也是他个人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马烽先后创作出短篇小说《杨家女将》、《五万苗红薯秧》，报告文学《雁门关外一杆旗》、《林海劲松》等。同时，开始创作长篇传记小说《刘胡兰传》。“文革”期间，他被打成“黑帮”、“走资派”，横遭迫害。
“文化大革命”后，马烽当选为山西省文联主席，后来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努力拨乱反正，组织文艺创作，培养青年作家。１９８６年５月，在山西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同年在中国文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副主席。这一时期，马烽与孙谦合作写出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拍成电影易名为《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获得了电影“金鸡奖”、“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奖、民政部扶贫奖、山西省文艺创作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各类奖。他自己创作出中、短篇小说《伍二四十五纪要》、《结婚现场会》、《典型事例》、《彭城贵老汉》、《葫芦沟今昔》等。其中，《结婚现场会》获１９８０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葫芦沟今昔》获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有一批散文、创作谈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０年，马烽以作家或文化工作者身份，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民主德国、蒙古、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１９８９年冬，马烽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主持中国作协工作。１９９２年５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作家”荣誉称号。１９９４年９月，他因病卸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职务，回到山西。１９９６年，他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以治病休养为主，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写作。１９９７年发表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１９９８年，把构思近５０年、并写出过部分初稿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续写、修改完毕，正式出版，完成了一桩多年的心愿。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马烽开始写自传体回忆散文，先后发表《忆童年》、《军旅生涯》、《延安学习》，到１９９８年又写完《扎根吕梁》、《京华七载》。这些散文，既是马烽自己人生与创作的记述，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资料。２０００年春，８卷本近３００万字的《马烽文集》出版。此后，他又写出了《大寨奇遇记》、《回忆“文讲所”》等散文。２００３年，在《吕梁英雄传》改编电视剧过程中，他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因病住院后，马烽仍然关心着全国和山西文艺创作的走向，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召开的山西省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山西省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还作了语重心长的书面致词。
《吕梁英雄传》为人民英雄立传
１９８７年春天，马烽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曾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用他的形象的说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主张强加于别人，但他自己选择的路子却决不改变。总结马烽６０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即：让农民读者喜欢，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
马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欣赏故事性强的作品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他的态度是：“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即使你的作品内容再好，艺术性再高，农民群众不接受，也就失掉了最广大的读者群。”正如赵树理是要让他的作品打入地摊书籍中，马烽是要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他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不仅是由于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他在应意大利文学月刊《人与书》之约而写的《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一文中写道：“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读，我不管。只要我心目中的读者乐意看、乐意听，我就满足了。”因此，马烽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最早也最能体现马烽为农民写作思想的，是他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相传于群众当中。马烽、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正好，１９４５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马烽和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便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农民群众喜欢的、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１９４５年６月５日，《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面世，每周一回，到次年８月２０日全部刊登完，共９５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山味，人物与情节经过马烽、西戎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
《吕梁英雄传》为人民英雄立传，它在报上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曾回忆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时，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故事里把敌人“挤”走，大家才算满意了。但这时已经鸡叫。
１９４６年，马烽、西戎整理了《吕梁英雄传》的前３７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跟国民党和谈时，为了让大后方的人们了解根据地的八年抗战经历，了解敌后人民群众同侵略者以及伪军的顽强斗争精神，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并由重庆大众书店翻印出版。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好评。
《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时，由于马烽、西戎无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一气呵成，所以故事中有个别地方出现漏洞，人物活动有时前后矛盾。据马烽后来回忆，有一次他去采访，西戎写到敌人来“扫荡”，一位老太太藏到藏山药蛋的地窖里，被敌人用手榴弹炸死了；到他写以后的故事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结局，又写了那位老太太提上鸡蛋慰劳八路军去了。发表出去，被一些细心的读者发现，给他们来信指出这个细节的矛盾，他们才赶紧作了修改。连载完以后，他们把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归类，准备作全面修改时，恰逢根据地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他们都被抽调去作工作队队员，修改的事只能暂时搁置。到１９４９年初土改结束后，他们才集中了一段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９５回压缩为８０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
马烽在写作《吕梁英雄传》过程中体会到，让农民群众喜欢阅读，首先要在语言上做到通俗化、大众化。他曾写过一篇创作谈文章《漫谈学习群众语言》，其中一段话说：“学习群众语言，了解群众语言，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大众化文艺工作者起码的条件。学习群众语言的目的，就是要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写群众自己的事情，给群众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没有改变这样的观点。
农民亲切地称他“老马”
马烽成为知名作家后，经常有人问他：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芽或者有什么经验和决窍?芽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在许多篇创作谈文章中，谈的最多的是深入生活问题；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还是诚恳地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马烽之所以如此看重深入生活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有过切身的经验与教训。
１９４９年马烽留在了全国文协创作组工作。当时，他经常听到北京文艺界有人贬低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说这些作品土气，没有艺术技巧。他自己也觉得既然进了城市，不妨改变一下创作路数，写写城市生活。于是，仅靠道听途说，以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妓女为题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红姑娘》。这篇作品既属臆构，失败也成必然。前辈作家丁玲和一些文友善意地提出批评，劝他坚持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马烽接受了大家的劝告，把写《红姑娘》作为深刻的教训，一生都没有忘记。从此，他再不去写不熟悉的题材了。
马烽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也总是不满意。多年来，他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走走。他不用记者采访的方式深入生活，而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他曾到汾阳县挂职当过两年县委副书记，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１９５８年前后，我在一个县里担任了二年县委副书记，虽然是个客串书记，但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管，担子压在肩上，你也就不能不去过问。实际上也就是工作逼着你去熟悉人，去了解生活。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身体也好，下乡经常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行李卷，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到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们一块住破庙，滚草铺，也是常有的事。”
“文革”以后，马烽年岁大了，他下乡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１９７８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他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他们跑了山西省内的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同时，结合他们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差不多家喻户晓，获得了当时各项电影大奖，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
马烽成为职业作家，并不是他开始写作时所意料到的。他起初发表作品时还是部队宣传员，以后又做了几年报纸编辑，因此，他总是密切关注现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他写作。５０年代他成为专业作家以后，仍然是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
马烽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４０年来走过的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反映。５０年代，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结婚》、《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属于后一类。《一篇特写》揭露了某些领导干部弄虚作假、贪图个人名誉的不正之风；《四访孙玉厚》则批判了某些官僚主义领导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作风，同时也歌颂了老党员、老革命孙玉厚老汉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品格。
“文革”以后，马烽一如既往，继续以真诚的责任感去创作。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也在反思，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颤，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比如，《新来的县委书记》是对１０年“文革”带给人们心灵的恐惧作痛定思痛的追忆；《伍二四十五纪要》以农民式的幽默，对农村３０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反思，用一个普通农民的戏剧性遭遇，讽刺了虚假的工作作风；《结婚现场会》则运用独特的构思方式，从经济和生产发展的角度提出农村买卖婚姻的严重性。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主题是要说明让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
“农村三部曲”剧本的创作思想是基本一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政策的推行，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烽和孙谦很兴奋，计划把山西省内大部分县都跑一遍，熟悉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在乡下，他们确实看到过去粗粮都不够吃的困难户，如今吃上了白面大米；过去只能在破窑旧房度日的，如今也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部分人真的富起来了。但是，他们也看到，大多数缺乏劳力、或者虽有劳力却没有致富门路的农民，在解决了口粮问题以后，仍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忘不了１９８４年在晋中一个村里看到的事情。那天，他们在一些县乡干部的陪同下，去访问一家承包果树的专业户。刚进村口，前面带路的汽车开过去时，路旁蹲着的一个老乡站起身来朝汽车吐了一口，并且愤怒地说：“麻雀尽往闹处飞?选”坐在后面汽车里的马烽、孙谦真切地看到了这一幕，心头为之一震。到村里一了解，村民们普通反映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是访贫问苦，如今却只找拔尖富裕户。这件事情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认为，中央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打破大锅饭体制，是确实重要的，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
如何才能让无劳力和有劳力没有门路的农民致富呢?芽马烽和孙谦思考着，觉得需要提倡一种为了大家致富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他们在下乡时，也见到过这样的人和事，于是，他们基于一些真实的生活素材，经过综合提炼，先后写出了“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他们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优秀农村青年形象，表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
马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流派“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选择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站在时代主潮的前面，以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握生活的脉搏，努力反映现实社会的本质。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着广泛的影响。
几十年来，马烽在生活上一贯朴实无华，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为人正直，待人真诚，光明磊落。他的人品和文品，堪称楷模，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爱戴。他的去世，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他留下的作品，永远活在读者心中。
马烽曾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山西省文联主席，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第六届、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他为中国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１９９２年５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作家”的荣誉称号。２００４年１月３１日，人民作家马烽因病医治无效，在太原逝世，享年８２岁。
马烽虽然离开了他挚爱的人民，离开了他难以割舍的文学事业，但他的人品、文品和创作成就像一座伟岸的山峰，人们仰视着它，会由衷地说，马烽是无愧于时代的人民作家。
战士——编辑——作家
马烽，原名马书铭，１９２２年阴历５月２３日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县居义村。５岁丧父，７岁时随母亲寄住汾阳县东大王村舅父家，并在该村入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考入孝义县立高小。１９３７年秋，日寇侵入山西，学校被迫停办，马烽只得辍学。１９３８年春天，马烽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山西新军政卫队，先当战士、班长。不久，部队成立宣传队，因为他在平时连队出墙报一类活动中，能画简单的报头，于是，被当作美术人才选调到宣传队。同年冬天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年初夏，马烽随队赴晋东南，进入由李伯钊任校长的“民族革命艺术学校”学习了半年。１２月，学习刚结束，就遇上“十二月事变”，马烽被编入部队司令部警卫排，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经受了很好的锻炼。几个月后，重新回到剧社搞宣传活动。１９４０年冬，马烽随剧社到延安，先后在鲁艺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和部队艺术学校学习，在完成学习任务之余，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开始尝试文学创作。１９４２年９月１６日，延安《解放日报》副刊发表了他的《第一次侦察》，由此开始了文学生涯。
１９４２年学习结束后，马烽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分配到晋绥文联文艺工作队，去工厂深入生活，做工会工作。１９４４年初到边区文联，创作出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获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征文散文类乙等奖。同年秋，调到《晋绥大众报》当编辑、记者，后任主编，并兼任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总编辑、《人民时代》杂志编委等职。１９４５年６月至次年８月，与西戎合作写出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是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吕梁英雄传》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日、俄、朝鲜等多国文字。
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马烽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联合会代表大会并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随后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全国文联候补委员，全国文协（作协前身）理事，并留在全国文协创作组工作。１９５１年，全国文协举办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前身），他是第一批学员，并兼任副秘书长和党支部书记。１９５４年学习结业后，调任全国作协青年部副部长。这一时期，马烽经常回山西农村体验生活，潜心创作，先后发表《村仇》、《解疙瘩》、《结婚》、《饲养员赵大叔》、《韩梅梅》等小说；另外，与西戎再度合作，以山西汾阳县唐兴庄抗日英雄蒋三儿的事迹为素材，创作出产生过强烈反响的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１９５６年，马烽为了更好地深入生活和创作，重回山西，到农村工作并体验生活，搜集创作素材。几年中，他写出十几篇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主要有《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包括续集）等，成为那个时代中国文坛成就非常突出的作家之一，也是他个人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之一。
进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马烽先后创作出短篇小说《杨家女将》、《五万苗红薯秧》，报告文学《雁门关外一杆旗》、《林海劲松》等。同时，开始创作长篇传记小说《刘胡兰传》。“文革”期间，他被打成“黑帮”、“走资派”，横遭迫害。
“文化大革命”后，马烽当选为山西省文联主席，后来被任命为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努力拨乱反正，组织文艺创作，培养青年作家。１９８６年５月，在山西省政协第五届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当选为副主席，同年在中国文联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行副主席。这一时期，马烽与孙谦合作写出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拍成电影易名为《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获得了电影“金鸡奖”、“百花奖”、解放军文艺奖、民政部扶贫奖、山西省文艺创作奖等国家和省部级各类奖。他自己创作出中、短篇小说《伍二四十五纪要》、《结婚现场会》、《典型事例》、《彭城贵老汉》、《葫芦沟今昔》等。其中，《结婚现场会》获１９８０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葫芦沟今昔》获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有一批散文、创作谈散见于全国各大报刊。
从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９０年，马烽以作家或文化工作者身份，先后访问过朝鲜、苏联、民主德国、蒙古、日本、法国、意大利等国家，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
１９８９年冬，马烽调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主持中国作协工作。１９９２年５月，中共山西省委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授予他“人民作家”荣誉称号。１９９４年９月，他因病卸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职务，回到山西。１９９６年，他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以治病休养为主，在身体欠佳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写作。１９９７年发表中篇小说《袁九斤的故事》；１９９８年，把构思近５０年、并写出过部分初稿的长篇小说《玉龙村纪事》续写、修改完毕，正式出版，完成了一桩多年的心愿。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起，马烽开始写自传体回忆散文，先后发表《忆童年》、《军旅生涯》、《延安学习》，到１９９８年又写完《扎根吕梁》、《京华七载》。这些散文，既是马烽自己人生与创作的记述，也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资料。２０００年春，８卷本近３００万字的《马烽文集》出版。此后，他又写出了《大寨奇遇记》、《回忆“文讲所”》等散文。２００３年，在《吕梁英雄传》改编电视剧过程中，他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意见。因病住院后，马烽仍然关心着全国和山西文艺创作的走向，在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召开的山西省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和山西省作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他还作了语重心长的书面致词。
《吕梁英雄传》为人民英雄立传
１９８７年春天，马烽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曾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用他的形象的说法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主张强加于别人，但他自己选择的路子却决不改变。总结马烽６０年文学创作生涯，可以归纳为“三个原则”，即：让农民读者喜欢，认定深入生活的路子，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
马烽从自己的亲身感受中，懂得中国农民有欣赏故事性强的作品的习惯。对于大段的风景描写，冗长的心理分析，重叠的倒装句子，他的态度是：“我毫无贬低这种表现手法的意思，相反的，我倒是觉得有不少可以学习借鉴之处。我只是说这种形式，知识分子比较欢迎，而不适合中国农民的胃口。即使你的作品内容再好，艺术性再高，农民群众不接受，也就失掉了最广大的读者群。”正如赵树理是要让他的作品打入地摊书籍中，马烽是要自己的作品成为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或者夏日的傍晚散坐在打麦场上乘凉时候的读物。他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不仅是由于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他在应意大利文学月刊《人与书》之约而写的《中国农民与文学作品》一文中写道：“我写作，心目中的读者对象就是中国农民及农村干部。至于其他读者喜欢不喜欢读，我不管。只要我心目中的读者乐意看、乐意听，我就满足了。”因此，马烽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及农村干部。
最早也最能体现马烽为农民写作思想的，是他跟西戎合作的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这部解放区作家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抗日战争爆发后，晋绥边区涌现出了无数的民兵英雄。这些英雄们惊天动地的事迹，层出不穷地相传于群众当中。马烽、西戎耳闻目睹，深受感动，使他们产生了“谱以青史，亢声讴歌，弘扬后世”的强烈的创作“冲动”。正好，１９４５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的第四届群英大会一结束，马烽和西戎所在的《晋绥大众报》编委会决定，由他俩挑选一些典型材料，编成连续故事在报上连载。于是，他们便多方搜集材料，采访受表彰的人物，讨论写作大纲，确定使用农民群众喜欢的、传统的章回体分头写作。１９４５年６月５日，《吕梁英雄传》开始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面世，每周一回，到次年８月２０日全部刊登完，共９５回。故事中表现的自然环境，风俗习惯，人物的衣着、谈吐、感情、心理，都是十足的吕梁山味，人物与情节经过马烽、西戎的提炼，带上了传奇色彩，更具吸引力。
《吕梁英雄传》为人民英雄立传，它在报上一面世，马上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欢迎。许多识字人把阅读《吕梁英雄传》当作重要的事情，不识字的就围坐在一起请识字的人朗读。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武工队员武得民等，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老幼皆知的人物。马烽自己的切身体会更深，他后来曾回忆说，在《晋绥大众报》连载《吕梁英雄传》时，有一回他到兴县界河口采访，村公所文书看了介绍信，知道了他是《吕梁英雄传》的作者之一，对他特别热情，并告诉了村民们。晚上，许多男女老少涌到村公所，再三要求马烽讲报纸上还没有登出来的故事。他被群众的热切愿望所感动，只好现编现讲；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故事里把敌人“挤”走，大家才算满意了。但这时已经鸡叫。
１９４６年，马烽、西戎整理了《吕梁英雄传》的前３７回，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上册），延安的《解放日报》摘录转载，反响良好。周恩来、董必武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跟国民党和谈时，为了让大后方的人们了解根据地的八年抗战经历，了解敌后人民群众同侵略者以及伪军的顽强斗争精神，又将此书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并由重庆大众书店翻印出版。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文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受到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好评。
《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连载时，由于马烽、西戎无法集中时间集中精力一气呵成，所以故事中有个别地方出现漏洞，人物活动有时前后矛盾。据马烽后来回忆，有一次他去采访，西戎写到敌人来“扫荡”，一位老太太藏到藏山药蛋的地窖里，被敌人用手榴弹炸死了；到他写以后的故事时没有注意到这个结局，又写了那位老太太提上鸡蛋慰劳八路军去了。发表出去，被一些细心的读者发现，给他们来信指出这个细节的矛盾，他们才赶紧作了修改。连载完以后，他们把各方面的意见作了归类，准备作全面修改时，恰逢根据地土地改革运动开始，他们都被抽调去作工作队队员，修改的事只能暂时搁置。到１９４９年初土改结束后，他们才集中了一段时间对全书进行通盘校阅、修改，将９５回压缩为８０回，由北京的新华书店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出版发行。
马烽在写作《吕梁英雄传》过程中体会到，让农民群众喜欢阅读，首先要在语言上做到通俗化、大众化。他曾写过一篇创作谈文章《漫谈学习群众语言》，其中一段话说：“学习群众语言，了解群众语言，这是一个文艺工作者，特别是一个大众化文艺工作者起码的条件。学习群众语言的目的，就是要用群众自己的语言，写群众自己的事情，给群众看。”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都没有改变这样的观点。
农民亲切地称他“老马”
马烽成为知名作家后，经常有人问他：你几十年从事文学创作最深的体会是什么?芽或者有什么经验和决窍?芽他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实实在在深入生活，到生活中获取素材。他在许多篇创作谈文章中，谈的最多的是深入生活问题；他在各种场合的发言或讲话中，反复强调的也是深入生活问题；他与中青年作家交往或者接待文学爱好者，还是诚恳地奉劝他们千万不要脱离生活。马烽之所以如此看重深入生活问题，是因为他自己有过切身的经验与教训。
１９４９年马烽留在了全国文协创作组工作。当时，他经常听到北京文艺界有人贬低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说这些作品土气，没有艺术技巧。他自己也觉得既然进了城市，不妨改变一下创作路数，写写城市生活。于是，仅靠道听途说，以自己根本不熟悉的妓女为题材，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红姑娘》。这篇作品既属臆构，失败也成必然。前辈作家丁玲和一些文友善意地提出批评，劝他坚持写自己熟悉的农村生活。马烽接受了大家的劝告，把写《红姑娘》作为深刻的教训，一生都没有忘记。从此，他再不去写不熟悉的题材了。
马烽在创作前，如果没有去他熟悉的农村与农民生活上一段时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同农民的心灵融会贯通，就会感到不踏实，写出的作品也总是不满意。多年来，他一有机会就去农村走走。他不用记者采访的方式深入生活，而总是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同干部们研究工作，同大娘大嫂们拉家常，同小伙子们说笑话，甚至还调解家庭纠纷。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他骑上自行车，带着行李卷儿，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饲养房、土窑洞、工棚、破庙都住过；农民也从不把他当作家、当外人看待，亲切地称他“老马”。为了更好地体验生活，他曾到汾阳县挂职当过两年县委副书记，获得了丰富的创作素材。他对这段经历念念不忘：“１９５８年前后，我在一个县里担任了二年县委副书记，虽然是个客串书记，但有一些问题也不能不管，担子压在肩上，你也就不能不去过问。实际上也就是工作逼着你去熟悉人，去了解生活。而且那时候我年纪还轻，身体也好，下乡经常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行李卷，走到哪里就住到哪里。到水利工地上，和民工们一块住破庙，滚草铺，也是常有的事。”
“文革”以后，马烽年岁大了，他下乡不再骑自行车，坐上了汽车，但他发挥汽车的优势，尽量多跑一些地方，多接触一些人，真正了解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和农民的思想。１９７８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约他和孙谦写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于是，两人又像过去一样，结伴下乡，感受生活。他们跑了山西省内的交城、文水、汾阳、临县、榆次、平定等县，广泛接触农村基层干部，走访社员群众，实地考察了好几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地，同时，结合他们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了解，经过深思熟虑，写出了反映县委书记朱克实拨乱反正、解决冤假错案、大抓农田水利建设故事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剧本改名为《泪痕》拍成电影后，举国上下轰动一时，差不多家喻户晓，获得了当时各项电影大奖，成为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之一。
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
马烽成为职业作家，并不是他开始写作时所意料到的。他起初发表作品时还是部队宣传员，以后又做了几年报纸编辑，因此，他总是密切关注现实，有一种责任感驱使他写作。５０年代他成为专业作家以后，仍然是以真诚的责任感去表现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问题，或者赞美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淳朴心灵。
马烽的作品实际上是中国农村４０年来走过的历程的风雨表，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他的作品中找到反映。５０年代，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比如《结婚》、《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属于后一类。《一篇特写》揭露了某些领导干部弄虚作假、贪图个人名誉的不正之风；《四访孙玉厚》则批判了某些官僚主义领导人在农业生产中的瞎指挥作风，同时也歌颂了老党员、老革命孙玉厚老汉坚持实事求是的可贵品格。
“文革”以后，马烽一如既往，继续以真诚的责任感去创作。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也在反思，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颤，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研究。比如，《新来的县委书记》是对１０年“文革”带给人们心灵的恐惧作痛定思痛的追忆；《伍二四十五纪要》以农民式的幽默，对农村３０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反思，用一个普通农民的戏剧性遭遇，讽刺了虚假的工作作风；《结婚现场会》则运用独特的构思方式，从经济和生产发展的角度提出农村买卖婚姻的严重性。最有代表性的，是他跟孙谦合作的电影“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主题是要说明让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
“农村三部曲”剧本的创作思想是基本一样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各项生产责任制和家庭承包政策的推行，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烽和孙谦很兴奋，计划把山西省内大部分县都跑一遍，熟悉新的农村、新的农民。在乡下，他们确实看到过去粗粮都不够吃的困难户，如今吃上了白面大米；过去只能在破窑旧房度日的，如今也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房，一部分人真的富起来了。但是，他们也看到，大多数缺乏劳力、或者虽有劳力却没有致富门路的农民，在解决了口粮问题以后，仍处于贫困状态。他们忘不了１９８４年在晋中一个村里看到的事情。那天，他们在一些县乡干部的陪同下，去访问一家承包果树的专业户。刚进村口，前面带路的汽车开过去时，路旁蹲着的一个老乡站起身来朝汽车吐了一口，并且愤怒地说：“麻雀尽往闹处飞?选”坐在后面汽车里的马烽、孙谦真切地看到了这一幕，心头为之一震。到村里一了解，村民们普通反映说：过去上面下来的人是访贫问苦，如今却只找拔尖富裕户。这件事情引起了他们深深的思索。他们认为，中央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对于打破大锅饭体制，是确实重要的，然而这本身不是目的，只是手段，最终目的还是要让所有农民都富起来。
如何才能让无劳力和有劳力没有门路的农民致富呢?芽马烽和孙谦思考着，觉得需要提倡一种为了大家致富而牺牲个人利益的精神。他们在下乡时，也见到过这样的人和事，于是，他们基于一些真实的生活素材，经过综合提炼，先后写出了“农村三部曲”：《咱们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他们以极大的热忱塑造了一批带领群众走共同富裕道路的优秀农村青年形象，表现了两位作家倡导农民共同富裕的思想和期盼农村深化改革的愿望。
马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重要流派“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他坚持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选择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站在时代主潮的前面，以作家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握生活的脉搏，努力反映现实社会的本质。他满腔热情地去赞颂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也诚心诚意地去揭示社会前进中的问题。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他的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有着广泛的影响。
几十年来，马烽在生活上一贯朴实无华，从不计较个人名利地位，为人正直，待人真诚，光明磊落。他的人品和文品，堪称楷模，受到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爱戴。他的去世，是我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他留下的作品，永远活在读者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