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读史籍，尤以国共两党斗争的历史为最。近期看了据史创作的电视剧《解放云南》，感触颇深：既为剧中人物沈醉最终选择了光明而感到欣慰;又使我联想到生活中的沈醉与我交往的一段情缘……
　　打开封存的记忆，将时光追溯到1984年7月初。我当时在县委通讯组供职，在报纸上偶尔读到一则书讯：沈醉先生的回忆录《我这三十年》已由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啊，沈醉，不就是那个原国民党军统局的大特务吗?……这可是个国人皆知、罪孽深重且又有功于革命的“两重性”人物。他前半生追随蒋介石、戴笠，铁心反共、屠杀革命;后半生则在铁窗内洗心革面，重塑灵魂;“文革”中又身陷囹圄，险遭不测……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为沈老落实了政策，确认其为云南起义将领，并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如今他将自己十多年的特工生涯与走向新生的30年撰著成书，实为一部对青少年进行正反对比教育的“活教材”。在我想来，这部长篇回忆录，字里行间必定充满光明与黑暗的拼搏、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良知与理智的反思;构成了国共两党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迫害与反迫害、暗杀与反暗杀、革命与反革命进行生死搏斗的生动画面。——这是一本可读性较强的书。痴迷于中外名人传记、“邪门”于反面人物种种劣迹的我，焉能不搞到一本先睹为快?
　　我最初“认识”沈醉先生，是在“文革”期间。那时，文坛百花萧瑟，书苑“一家出新”。饥渴中，我逆政治潮流而动，在民间偷偷寻觅旧书。出于生计，白天呕心沥血，为他人作“官样文章”，并在案头摞几册“最革命”的书，聊作“政治摆设”;晚上一到，则将自己关于“国门”之内，褥子下抽出一本“反动读物”，然后钻进被窝，读至深夜。饥不择食，良莠并蓄。肚子日渐丰满，倒不失为一种雅趣。那本全国政协1962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有沈醉一篇题为《我所知道的戴笠》的回忆录。我一口气读完了，尽管洋洋数万言。戴笠是蒋介石身边的鹰犬和匕首，生前作恶多端;沈醉又是戴笠一手栽培起来的党羽和亲信，其关系非同寻常。书中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它既有史料价值，又有文学价值。想不到沈先生一介武夫，戎马半生，还是一名儒将哩。
　　事隔20多年后，沈老先生的又一力作《我这三十年》面世了。遗憾的是，小小县城的书店里没有《我这三十年》。后来我出差到太原购买，大大省城的大大书店里也使我这小小的渴望化为泡影……
　　“贼心”依然不死。一天突发怪念：何不给沈老修书一封，倾诉衷肠于纸上，厚着脸皮，乞讨一本?可提起笔来，却犹豫再三，沈老举步虽非昨日地动山摇，现在却是堂堂的全国政协委员。我乃一介草木之人，且又素昧平生。几句“谎言”，岂能使他大发慈悲?!……沉思良久，我还是执意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对此，我并不抱多大希望;即使沈老不赏脸，我那尴尬之相也远在千里之外，他人足难目睹我之狼狈。至于损失嘛，充其量无非是一个信封、几毛钱的挂号邮资而已。
　　然而，以“小人之心”，难度“君子之腹”。7月23日，我修书寄出仅半月，一封来自北京的牛皮大信封惠寄到我名上，宋体字，并有沈醉的亲笔签名。这沈老先生果然“够意思”。凭我第六感觉，这只沉甸甸的信封内必定盛着沈老的一腔赤诚。我急忙启封。一册崭新的飘着油墨香的长篇回忆录寄自名人之手，使我激动，令我心颤……于感奋之中，我揭开扉页。“苗谨同志指正”的硬笔草书赫然在目，下款的签名处还盖着一方鲜红的金石印鉴。翻阅浏览，发现书中夹着一长方形剪报，上刊有一则消息：《沈醉先生的<我这三十年>发行逾百万册》。他在剪报的空白处附言：“郭兰英说，我的老乡要看你的书，所以我赠你一本，不要谢我;谢谢郭兰英吧!她的通讯处：北京·中国歌剧院。沈醉17/7。”我真不知该如何感谢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人。附信提到的郭兰英，即著名歌唱家。沈老是如何向郭兰英述说此事的，我不敢妄断;更不能发挥想象的翅膀，强加于这两位名人。后来，我只顾埋头拜读大作，竟忘了写信感谢这位未曾谋面的山西老乡。是为憾。
　　(责编董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