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史学界都是从“大跃进”的发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角度,认为人民公社是生产关系上“左”倾冒进错误的产物,是实现超阶段跨越的产物,并以此否定人民公社的地位与作用。但问题在于“大跃进”、向共产主义过渡失败以后,人民公社又继续存在了20多年,而且20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与六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制度并不相同,不能以前者产生的消极影响去抹煞后者的积极作用。显然,仅仅从上述角度去理解人民公社是不够的,必须从新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上,如果从工业化的视野去透视人民公社,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中国工业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统购统销是我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方式。寻找一个保证统购统销顺利实施的组织形式,是推动农业集体化运动不断加速并最终产生人民公社的重要原因。人民公社作为理想的统购统销实施的组织形式,保证了统购统销的顺利实施,为我国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为工业化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