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本书的“人类学精神”
“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思潮？抑或一个政治现象？还是一项社会运动？我们常常把它纯粹当作一种“意识”来认识，作为政治运动发起的思想根源。安德森则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更为深刻复杂的文化现象”（吴叡人，2011，导读14），或者借用安德森的话来说，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安德森，2011，4），是社会心理学层面的一种“社会事实”。而他要做的，正是挖掘“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根源，即对其“文化根源”的探求。
人类向往“归属感”的原因和意义——这是人类产生认同和想象的起始，也是安德森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起始，不再回避这样深层的意识结构，而开始正视并尝试给予诠释。在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安德森透露出浓烈的人类“宿命”式的结构主义倾向，认为每个人把生命视为各种“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从而唤起了人类的“宗教（共同体）”意识。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又“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安德森，2011，10）。
同时，安德森作为一个“入戏的观众”（spectateur engage）（吴叡人，2011，导读4）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曾在青年时与“被殖民者”一起受过“帝国的羞辱”（吴叡人，2011，导读2），随其导师、朋友卷入泰国和印尼的政变当中，因其研究还被印尼政府“流放”。也许这样价值并非中立的做法不像是一个传统的冷静的人类学家的所作所为，但其行动背后的意义无疑是饱含人类学精神的，即对人及社会“宿命”的思考与质疑，对不同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平等、正义和多元的追求。
二、想象何以成为可能？
安德森在论证之前，开篇即提出“民族”这个主观主义的定义：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2011，导论6）。安德森即将对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产生的认知过程，称之为“想象”，他要探究的正是这种想象之所以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历史过程。
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一书中，也首先考察了“想象（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他提出“影像、想象、想象体——这些概念都在将我们导向全球化进程中某种关键性的、崭新的事实：作为社会实践的想象。……如今，想象是所以形式能动性的核心，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关键要素。” （阿帕杜莱，2012）。
想象为何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它是何以成为可能的？
首先，任何一种思想/思潮的诞生，都是基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理解的需要，进而对于这种需要的想象则唤起人们愿意前赴后继为之献身的“依恋之情”——安德森将其称之为“历史宿命感”，是“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安德森，2011，12），是民族/民族主义想象产生的文化体系。如安德森所言，民族主义的想象关切人类“死亡与不朽”这个“一切宿命中的终极宿命”——这也是其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使人们在“民族”想象中感受到“真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吴叡人，2011，导读12）。从而，人类分别经历了“宗教共同体”、“王朝”，进而到“民族”的想象认同。
同时，随着印刷技术而来的是人类时间观的改变，让“同时性”从“同质的、空洞的”体验能够通过语言、阅读和想象而成为真实，并与空间和历史联系起来，将日常宿命性赋予意义（安德森，2011，32）——也由此，我们处在了一个“复数名词的世界”里（安德森，2011，29）。
安德森随其指出“印刷资本主义”是之后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什么东西比印刷资本主义更能加快这个追寻的脚步，并且使之获得更丰富的成果，因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 （安德森，2011，33）在18世纪初小说和报纸这两种印刷形式兴起，为想象提供了技术手段。让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群通过阅读，想象并相信了其他人群的存在。
其次，“方言性印刷语言”则在阅读过程中形成无形的人群边界，让语言的差异成为显眼的“民族属性”（ethnicity）区分的标准，形成“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共同体，就是后来的‘民族’原型”（吴叡人，2011，导读9）。这也是民族想象形成的社会结构性条件。
最终，“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形成，它“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吴叡人，2011，导读17）。
三、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想象
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分析注重其历史形成的过程，但历史材料主要是基于东南亚、美洲和欧洲的民族主义实践。那这样的想象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历史想象呢？在中国的语境里考察“民族”概念的起源，似乎并不容易。它与中国人的朝代、国家概念，世界观和文化传统纠缠在一起。
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中对中国近现代的民族主义起源作了观念史的分析，着重考察作为一种观念的民族主义与“文化深层结构”的关系。这一点倒和安德森有同样的方法论关怀。他指出，“20世纪初‘世界’取代‘万国’意味着某些万古不变的原则从此失效，也是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转变的表征。”（金观涛，2010，226）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早在各个古代王朝的兴衰中就已形成，并于清朝前总体都呈现出开放的形式，“天下”即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随后，伴着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的苏醒和知识引进，“万国”一词逐渐取代“天下”，成为“去中国中心化”的概念。从“中国”的名字上看——the Middle Kingdom，便是一种暗含着边界含义的概念。当中国以被蹂躏的弱势姿态卷入世界潮流，并于1900年以后华夏中心主义解体，“世界”一词则作为代表着变动的秩序的新词开始日渐使用；而到20世纪后“民族”一词则开始广泛使用，“国家”一词也一直高于“天下”（金观涛，2010，245）。
但这些词语的使用演变过程，并不一定能完全地、同步地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透过金观涛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于“民族”一词或者一种观念的诞生，就有如此细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复杂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所以，让人对安德森的东南亚、美洲和欧洲区域的“民族（主义）”想象的起源和历史进程来做分析，其普遍性则变得不那么可靠。
参考文献：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 阿尔君·阿帕杜莱著，刘冉译：《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
“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观念、一种思潮？抑或一个政治现象？还是一项社会运动？我们常常把它纯粹当作一种“意识”来认识，作为政治运动发起的思想根源。安德森则将民族主义视为“一种更为深刻复杂的文化现象”（吴叡人，2011，导读14），或者借用安德森的话来说，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安德森，2011，4），是社会心理学层面的一种“社会事实”。而他要做的，正是挖掘“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意识和世界观根源，即对其“文化根源”的探求。
人类向往“归属感”的原因和意义——这是人类产生认同和想象的起始，也是安德森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起始，不再回避这样深层的意识结构，而开始正视并尝试给予诠释。在对这一问题的解释，安德森透露出浓烈的人类“宿命”式的结构主义倾向，认为每个人把生命视为各种“必然与偶然的结合”，从而唤起了人类的“宗教（共同体）”意识。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又“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安德森，2011，10）。
同时，安德森作为一个“入戏的观众”（spectateur engage）（吴叡人，2011，导读4）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曾在青年时与“被殖民者”一起受过“帝国的羞辱”（吴叡人，2011，导读2），随其导师、朋友卷入泰国和印尼的政变当中，因其研究还被印尼政府“流放”。也许这样价值并非中立的做法不像是一个传统的冷静的人类学家的所作所为，但其行动背后的意义无疑是饱含人类学精神的，即对人及社会“宿命”的思考与质疑，对不同人类文明和社会文化的尊重，以及对平等、正义和多元的追求。
二、想象何以成为可能？
安德森在论证之前，开篇即提出“民族”这个主观主义的定义：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2011，导论6）。安德森即将对这个“想象的共同体”的认同产生的认知过程，称之为“想象”，他要探究的正是这种想象之所以成为可能的条件和历史过程。
阿帕杜莱在《消散的现代性》一书中，也首先考察了“想象（体）”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他提出“影像、想象、想象体——这些概念都在将我们导向全球化进程中某种关键性的、崭新的事实：作为社会实践的想象。……如今，想象是所以形式能动性的核心，是一种社会事实，也是新的全球秩序的关键要素。” （阿帕杜莱，2012）。
想象为何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它是何以成为可能的？
首先，任何一种思想/思潮的诞生，都是基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情感和理解的需要，进而对于这种需要的想象则唤起人们愿意前赴后继为之献身的“依恋之情”——安德森将其称之为“历史宿命感”，是“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安德森，2011，12），是民族/民族主义想象产生的文化体系。如安德森所言，民族主义的想象关切人类“死亡与不朽”这个“一切宿命中的终极宿命”——这也是其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认识，使人们在“民族”想象中感受到“真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吴叡人，2011，导读12）。从而，人类分别经历了“宗教共同体”、“王朝”，进而到“民族”的想象认同。
同时，随着印刷技术而来的是人类时间观的改变，让“同时性”从“同质的、空洞的”体验能够通过语言、阅读和想象而成为真实，并与空间和历史联系起来，将日常宿命性赋予意义（安德森，2011，32）——也由此，我们处在了一个“复数名词的世界”里（安德森，2011，29）。
安德森随其指出“印刷资本主义”是之后的一个重要途径，“没有什么东西比印刷资本主义更能加快这个追寻的脚步，并且使之获得更丰富的成果，因为印刷资本主义使得迅速增加的越来越多的人得以用深刻的新方式对他们进行思考，并将他们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 （安德森，2011，33）在18世纪初小说和报纸这两种印刷形式兴起，为想象提供了技术手段。让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群通过阅读，想象并相信了其他人群的存在。
其次，“方言性印刷语言”则在阅读过程中形成无形的人群边界，让语言的差异成为显眼的“民族属性”（ethnicity）区分的标准，形成“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共同体，就是后来的‘民族’原型”（吴叡人，2011，导读9）。这也是民族想象形成的社会结构性条件。
最终，“想象的共同体”得以形成，它“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的建构。”（吴叡人，2011，导读17）。
三、中国：从“天下”到“民族-国家”的想象
安德森对“想象的共同体”的分析注重其历史形成的过程，但历史材料主要是基于东南亚、美洲和欧洲的民族主义实践。那这样的想象是否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历史想象呢？在中国的语境里考察“民族”概念的起源，似乎并不容易。它与中国人的朝代、国家概念，世界观和文化传统纠缠在一起。
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中对中国近现代的民族主义起源作了观念史的分析，着重考察作为一种观念的民族主义与“文化深层结构”的关系。这一点倒和安德森有同样的方法论关怀。他指出，“20世纪初‘世界’取代‘万国’意味着某些万古不变的原则从此失效，也是中国传统国家观念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转变的表征。”（金观涛，2010，226）中国的华夏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早在各个古代王朝的兴衰中就已形成，并于清朝前总体都呈现出开放的形式，“天下”即以“我”为中心的世界。随后，伴着中国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人”的苏醒和知识引进，“万国”一词逐渐取代“天下”，成为“去中国中心化”的概念。从“中国”的名字上看——the Middle Kingdom，便是一种暗含着边界含义的概念。当中国以被蹂躏的弱势姿态卷入世界潮流，并于1900年以后华夏中心主义解体，“世界”一词则作为代表着变动的秩序的新词开始日渐使用；而到20世纪后“民族”一词则开始广泛使用，“国家”一词也一直高于“天下”（金观涛，2010，245）。
但这些词语的使用演变过程，并不一定能完全地、同步地反映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透过金观涛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对于“民族”一词或者一种观念的诞生，就有如此细致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复杂的文化因素的影响，所以，让人对安德森的东南亚、美洲和欧洲区域的“民族（主义）”想象的起源和历史进程来做分析，其普遍性则变得不那么可靠。
参考文献：
[1]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2] 阿尔君·阿帕杜莱著，刘冉译：《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