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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成偏误：你为什么宁可用一张错误的地图，也不愿没有地图？
“他终生吸烟，每天3盒，却活到了100多岁。因此吸烟的危险不可能有多大。”“汉堡是安全的。我认识一个人，他住在白沙岛（德国汉堡城北的一个区）中部，他从不锁门，哪怕出去度假都不锁门，他家还从未失窃过。”
上面这些话是想证明某种东西，但它们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这么讲话的人，就是犯了现成偏误。
现成偏误是指：我们依据现成的例子来想象世界。这当然是愚蠢的，因为外界现实中的某种东西不会因为我们更容易想到而出现得更频繁。
由于现成偏误，我们的脑子里总有一张错误的风险卡。于是我们系统性地高估了因飞机坠毁、汽车事故或谋杀而遇难的风险。我们低估了因为糖尿病或胃癌这样不太能引起轰动的方式死亡的风险。炸弹袭击要比我们认为的少得多，抑郁症则要常见得多。壮观、华丽或声音大的一切，我们都高估了它们出现的概率；而无声、无形的一切，我们都低估了它们出现的概率——因为我们的大脑更容易接受壮观、华丽或声音大的东西。我们的大脑是剧本式思维的，而不是量化思维的。
医生更常成为现成偏误的执行者。他们有他们最喜欢的疗法，用它们治疗所有可能的病例。虽然有可能存在更合适的疗法，但那些疗法在他们的思想里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总是采用自己熟悉的方法。企业顾问也经常陷入这种偏误。如果遇到一种新形势，他们不会双手交叉在头顶上，叹息说“我实在不知道我能向你提供什么建议”，相反，他们会启动一个他们熟悉的顾问程序——不管它合不合适。
某种东西重复出现，我们的大脑就很容易重新提取它，但它并不一定是真的。纳粹领导人不就是经常重复“犹太人问题”，直到大众坚信确实存在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你只需要足够经常地重复“不明飞行物”“生命能量”或“轮回”这些词，人们就会相信它们。
现成偏误的蠕虫深深地钻在董事会的沙发椅里。这些大人物只讨论管理层呈送给他们的东西——大多是季度数据——而不讨论管理层未呈送的但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如何巧妙地将竞争对手一军，如何更好地应对员工积极性的下降或客户行为的某种意外变化。我多次观察到：人们都是先使用现成的数据或配方。他们习惯于在这个基础上作决定——结果经常是灾难性的。例如：10年前人们就知道，用所谓的期权定价模型公式确定衍生金融产品的价格是行不通的。但因为没有别的公式，人们宁可使用这样一个错误的公式。“波动率”也一样。用它测量一种金融产品的风险是错误的，但它是现成的。于是现成偏误给银行造成了巨额损失。这就好像你身在一座没有地图的陌生城市里，但你口袋里有另一座城市的地图，于是你就使用了那张地图。你宁可用一张错误的地图，也不愿没有地图。
弗兰克·西纳特拉曾经唱道：“噢，我的心狂跳不已，皆因你在这里。我若不在我心爱的女孩身旁，我就爱我身旁的女孩。”这就是绝对的现成偏误。应对办法是，请与跟你想法不同的人合作，跟那些与你拥有截然不同经验的人合作，因为你独自战胜不了现成偏误。
结果偏误：切勿以结果判断决定
来看一个小小的思维试验。我们假设有100万只猴子在股市上投机。它们疯狂地、自然也是纯随机地买卖股票，结果会发生什么事？一年后，约一半猴子的投资赚钱了，另一半亏钱了。第二年这帮猴子又是一半赚钱，另一半亏钱。长此以往，10年后大约只剩下1000只猴子，它们的每次投资都是正确的。20年后只剩下1只猴子每次投资总是正确的——它成了亿万富翁。我们就叫他“成功猴”吧。
媒体会如何反应呢？他们会冲向这只动物，去阐述他的“成功原理”。接着他们会找到某种原理：也许这只“成功猴”吃的香蕉比其他猴子多，也许它坐在笼子的另一个角落里，也许它是头朝下吊挂在树枝上的，或者也许他捉蚤子时思考的时间很长。它一定拥有某种成功秘诀，不是吗？否则它怎么会有这么出色的表现呢？一只20年来总是作出正确投资决定的猴子，怎么可能只是一只无知的猴子呢？不可能！
猴子的故事说明了结果偏误：我们倾向于以结果判断决定——而不是当时作决定的过程。这种思维错误又名史学家错误。
一个经典例子就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事件。这座军事基地是不是应该疏散呢？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自然应该疏散，因为有大量线索说明，日本即将对其进行袭击。不过这些线索是事后回顾时才显得如此清晰的。在1941年，当时存在着无数自相矛盾的线索，有的说明要袭击，有的说明不会袭击。要判断决定（是否疏散）的好坏，必须置身于当时的情境之中，并过滤掉我们事后知道的一切信息（尤其是珍珠港果真遭到了袭击的事实）。
再来看另一个思维试验。研究人员分析了3位心脏外科医生的成绩。他们让每位外科医生进行5次高难度的手术。多年后这些接受手术的病人的死亡率在20%左右。具体结果是：医生A的5个病人一个也没死，医生B的病人死去一个，医生C的病人死去两个。你如何评价这3位医生的成绩呢？如果你像大多数人那样思考，你会认为医生A是最优秀的，医生B次之，医生C是最差的。
这样你正好犯了结果偏误。你应该已经明白原因了：抽样试验的范围太小，结果相应地说明不了什么。那么，应该如何评价这3位医生呢？只有当你对他们的技术有所了解，仔细观察过他们的手术准备和执行过程时，你才能正确评价他们。也就是说，你要分析过程而不是结果。或者，你应该进行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抽样调查： 100次或1000次手术。这里只要理解一点就够了：一位普通的外科医生，病人一个不死的概率是33%，死一个的概率是41%，死两个的概率是20%。以结果评判外科医生是否优秀，不仅不准确，而且不道德。
结论是，请你切勿以结果判断决定。结果差并不一定意味着当时所作的决定不对，反之亦然。你最好仔细研究一下这样作决定的原因，而不是吐槽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决定，或者为一个也许是纯属偶然获得成功的决定感到庆幸。这个决定是出于理性而作出的吗？如果是，那你下回最好仍然这样做，哪怕上回的结果很糟。 不作为偏误：为什么不是答案就是问题？
有两名登山者。第一个人掉进了一个冰川缝隙里，你本来可以帮助他、营救他，但你没有这么做，结果他死了。你将第二个人主动推进了冰川缝隙，不久后第二个人也死了。这两种行为哪种更严重呢？理性地看，这两种行为同样应该遭到谴责，无论是放弃不救还是主动谋杀——两者的结果都是死亡。但某种感觉告诉我们，放弃不救不如后者严重。这种思维错误人们称之为不作为偏误。不作为偏误总是出现在无论放弃还是行动都会带来损害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放弃，因为这样引起的损害主观看来更无害。
假设你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面临着是否要批准将一种药品用于垂死病人的决定。这种药品的副作用很强，它会当场杀死20%的病人，但能在短期内挽救80%的人的性命。你会怎么决定？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思考，你会禁止审批通过。你感觉当场将20%的病人送去西天的药物要比本来能够抢救80%的病人但没有施救的事实更严重。这是一个荒唐的决定，但符合不作为偏误。假设你知道不作为偏误，以理智和道德的名义决定批准这种药品，如果第一个病人用药后死去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媒体会大呼小叫，你就会丢了工作。作为官员或政客，你要认真对待民众中的不作为偏误——保护自己，对你有利。
司法判决表明，这一“道德扭曲”在我们体内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主动的死亡援助，哪怕它符合垂死者的口头愿望，在德国和瑞士也是要受罚的，而故意放弃维持生命的措施是不受罚的。
不作为偏误解释了为什么事实证明注射疫苗能降低生病的风险，但家长们在要不要给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时还是会犹豫不决。客观看来，如果孩子后来果然生病了，应该指控父母主动伤害孩子。没错，我们感觉故意放弃不如受谴责的主动行为严重。
不作为偏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更喜欢让某人自己撞上刀口，而不愿直接伤害他。投资者和经济记者感觉不研发新产品不如研发错误产品严重，虽然两者都会导致公司破产。我们觉得死抱着几年前买的一堆差股票不卖不如卖了再买错股票严重；不在一座煤电厂安装废气清洗器不如因成本原因拆除废气清洗器严重；不给自己的房子安装隔热层不如为了取暖燃烧明火严重；不申报收入不如伪造纳税资料严重——虽然结果都是相同的。
不作为偏误很难辨认——放弃行动不像采取行动那么容易看出。我们不得不承认，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看穿了不作为偏误，提出了一个醒目的口号来反对它：“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摘自《清醒思考的艺术》）
“他终生吸烟，每天3盒，却活到了100多岁。因此吸烟的危险不可能有多大。”“汉堡是安全的。我认识一个人，他住在白沙岛（德国汉堡城北的一个区）中部，他从不锁门，哪怕出去度假都不锁门，他家还从未失窃过。”
上面这些话是想证明某种东西，但它们其实什么也证明不了。这么讲话的人，就是犯了现成偏误。
现成偏误是指：我们依据现成的例子来想象世界。这当然是愚蠢的，因为外界现实中的某种东西不会因为我们更容易想到而出现得更频繁。
由于现成偏误，我们的脑子里总有一张错误的风险卡。于是我们系统性地高估了因飞机坠毁、汽车事故或谋杀而遇难的风险。我们低估了因为糖尿病或胃癌这样不太能引起轰动的方式死亡的风险。炸弹袭击要比我们认为的少得多，抑郁症则要常见得多。壮观、华丽或声音大的一切，我们都高估了它们出现的概率；而无声、无形的一切，我们都低估了它们出现的概率——因为我们的大脑更容易接受壮观、华丽或声音大的东西。我们的大脑是剧本式思维的，而不是量化思维的。
医生更常成为现成偏误的执行者。他们有他们最喜欢的疗法，用它们治疗所有可能的病例。虽然有可能存在更合适的疗法，但那些疗法在他们的思想里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总是采用自己熟悉的方法。企业顾问也经常陷入这种偏误。如果遇到一种新形势，他们不会双手交叉在头顶上，叹息说“我实在不知道我能向你提供什么建议”，相反，他们会启动一个他们熟悉的顾问程序——不管它合不合适。
某种东西重复出现，我们的大脑就很容易重新提取它，但它并不一定是真的。纳粹领导人不就是经常重复“犹太人问题”，直到大众坚信确实存在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你只需要足够经常地重复“不明飞行物”“生命能量”或“轮回”这些词，人们就会相信它们。
现成偏误的蠕虫深深地钻在董事会的沙发椅里。这些大人物只讨论管理层呈送给他们的东西——大多是季度数据——而不讨论管理层未呈送的但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如何巧妙地将竞争对手一军，如何更好地应对员工积极性的下降或客户行为的某种意外变化。我多次观察到：人们都是先使用现成的数据或配方。他们习惯于在这个基础上作决定——结果经常是灾难性的。例如：10年前人们就知道，用所谓的期权定价模型公式确定衍生金融产品的价格是行不通的。但因为没有别的公式，人们宁可使用这样一个错误的公式。“波动率”也一样。用它测量一种金融产品的风险是错误的，但它是现成的。于是现成偏误给银行造成了巨额损失。这就好像你身在一座没有地图的陌生城市里，但你口袋里有另一座城市的地图，于是你就使用了那张地图。你宁可用一张错误的地图，也不愿没有地图。
弗兰克·西纳特拉曾经唱道：“噢，我的心狂跳不已，皆因你在这里。我若不在我心爱的女孩身旁，我就爱我身旁的女孩。”这就是绝对的现成偏误。应对办法是，请与跟你想法不同的人合作，跟那些与你拥有截然不同经验的人合作，因为你独自战胜不了现成偏误。
结果偏误：切勿以结果判断决定
来看一个小小的思维试验。我们假设有100万只猴子在股市上投机。它们疯狂地、自然也是纯随机地买卖股票，结果会发生什么事？一年后，约一半猴子的投资赚钱了，另一半亏钱了。第二年这帮猴子又是一半赚钱，另一半亏钱。长此以往，10年后大约只剩下1000只猴子，它们的每次投资都是正确的。20年后只剩下1只猴子每次投资总是正确的——它成了亿万富翁。我们就叫他“成功猴”吧。
媒体会如何反应呢？他们会冲向这只动物，去阐述他的“成功原理”。接着他们会找到某种原理：也许这只“成功猴”吃的香蕉比其他猴子多，也许它坐在笼子的另一个角落里，也许它是头朝下吊挂在树枝上的，或者也许他捉蚤子时思考的时间很长。它一定拥有某种成功秘诀，不是吗？否则它怎么会有这么出色的表现呢？一只20年来总是作出正确投资决定的猴子，怎么可能只是一只无知的猴子呢？不可能！
猴子的故事说明了结果偏误：我们倾向于以结果判断决定——而不是当时作决定的过程。这种思维错误又名史学家错误。
一个经典例子就是日本人偷袭珍珠港事件。这座军事基地是不是应该疏散呢？站在今天的角度看自然应该疏散，因为有大量线索说明，日本即将对其进行袭击。不过这些线索是事后回顾时才显得如此清晰的。在1941年，当时存在着无数自相矛盾的线索，有的说明要袭击，有的说明不会袭击。要判断决定（是否疏散）的好坏，必须置身于当时的情境之中，并过滤掉我们事后知道的一切信息（尤其是珍珠港果真遭到了袭击的事实）。
再来看另一个思维试验。研究人员分析了3位心脏外科医生的成绩。他们让每位外科医生进行5次高难度的手术。多年后这些接受手术的病人的死亡率在20%左右。具体结果是：医生A的5个病人一个也没死，医生B的病人死去一个，医生C的病人死去两个。你如何评价这3位医生的成绩呢？如果你像大多数人那样思考，你会认为医生A是最优秀的，医生B次之，医生C是最差的。
这样你正好犯了结果偏误。你应该已经明白原因了：抽样试验的范围太小，结果相应地说明不了什么。那么，应该如何评价这3位医生呢？只有当你对他们的技术有所了解，仔细观察过他们的手术准备和执行过程时，你才能正确评价他们。也就是说，你要分析过程而不是结果。或者，你应该进行一次规模大得多的抽样调查： 100次或1000次手术。这里只要理解一点就够了：一位普通的外科医生，病人一个不死的概率是33%，死一个的概率是41%，死两个的概率是20%。以结果评判外科医生是否优秀，不仅不准确，而且不道德。
结论是，请你切勿以结果判断决定。结果差并不一定意味着当时所作的决定不对，反之亦然。你最好仔细研究一下这样作决定的原因，而不是吐槽一个被证明是错误的决定，或者为一个也许是纯属偶然获得成功的决定感到庆幸。这个决定是出于理性而作出的吗？如果是，那你下回最好仍然这样做，哪怕上回的结果很糟。 不作为偏误：为什么不是答案就是问题？
有两名登山者。第一个人掉进了一个冰川缝隙里，你本来可以帮助他、营救他，但你没有这么做，结果他死了。你将第二个人主动推进了冰川缝隙，不久后第二个人也死了。这两种行为哪种更严重呢？理性地看，这两种行为同样应该遭到谴责，无论是放弃不救还是主动谋杀——两者的结果都是死亡。但某种感觉告诉我们，放弃不救不如后者严重。这种思维错误人们称之为不作为偏误。不作为偏误总是出现在无论放弃还是行动都会带来损害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人会选择放弃，因为这样引起的损害主观看来更无害。
假设你是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面临着是否要批准将一种药品用于垂死病人的决定。这种药品的副作用很强，它会当场杀死20%的病人，但能在短期内挽救80%的人的性命。你会怎么决定？
如果你像大多数人一样思考，你会禁止审批通过。你感觉当场将20%的病人送去西天的药物要比本来能够抢救80%的病人但没有施救的事实更严重。这是一个荒唐的决定，但符合不作为偏误。假设你知道不作为偏误，以理智和道德的名义决定批准这种药品，如果第一个病人用药后死去了，会发生什么事呢？媒体会大呼小叫，你就会丢了工作。作为官员或政客，你要认真对待民众中的不作为偏误——保护自己，对你有利。
司法判决表明，这一“道德扭曲”在我们体内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主动的死亡援助，哪怕它符合垂死者的口头愿望，在德国和瑞士也是要受罚的，而故意放弃维持生命的措施是不受罚的。
不作为偏误解释了为什么事实证明注射疫苗能降低生病的风险，但家长们在要不要给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时还是会犹豫不决。客观看来，如果孩子后来果然生病了，应该指控父母主动伤害孩子。没错，我们感觉故意放弃不如受谴责的主动行为严重。
不作为偏误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更喜欢让某人自己撞上刀口，而不愿直接伤害他。投资者和经济记者感觉不研发新产品不如研发错误产品严重，虽然两者都会导致公司破产。我们觉得死抱着几年前买的一堆差股票不卖不如卖了再买错股票严重；不在一座煤电厂安装废气清洗器不如因成本原因拆除废气清洗器严重；不给自己的房子安装隔热层不如为了取暖燃烧明火严重；不申报收入不如伪造纳税资料严重——虽然结果都是相同的。
不作为偏误很难辨认——放弃行动不像采取行动那么容易看出。我们不得不承认，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看穿了不作为偏误，提出了一个醒目的口号来反对它：“如果你不是答案的一部分，你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摘自《清醒思考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