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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针对交通管理中，借助提高交通违法成本和培养守法习惯两条路径所实现的社会效益，沿着基本认知、相互关系，到综合施治的路径，进行了粗浅分析，认为提高交通违法成本获取社会效益具有一定局限性，而培养守法习惯尽管收效慢，却有着提高交通违法成本无可替代的优势。
关键词：交通；违法成本；守法习惯；社会效益
近段时间，“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罚款又扣分”的规定，在社会上引起热议：有的说面对“中国式开车”，提高交通违法成本，具有“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乱世就该用重典；也有的认为针对“中国式过马路”，培养行人良好交通安全意识，才是“提高自觉、一劳永逸”的好方法。是采取“沉珂”下猛药的铁腕手段，还是遵循“抽丝”式的渐进式方案，本文试对两条路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做一粗浅分析。
1.交通管理与社会效益
交通管理主要指交通秩序既针对交通安全的管理，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交通管理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它事关人人，也需要人人参与。现代人口增加，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出行增加的同时，文明出行意识却在不断淡化，使得交通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难度也越来越大。
这里的社会效益指对社会带来的正面效能和益处的统称。一般交通管理带来的社会效益，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成本；二是时间成本；三是人身安全；四是社会和谐。这些效益相互关联并能够相互转化，比如时间成本可以转化为经济成本，人身安全成本又事关社会和谐、经济和时间成本。
2.交通违法成本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2.1交通违法成本
交通违法成本就是违法行为人或组织，因交通违法行为而带来的个人和社会损失。需要注意的是，交通违法成本有著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分，有时个人的违法成本会远远小于社会成本，比如个人违法导致的城市拥堵，其社会成本有时会非常巨大。我们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个人成本，即个人因为交通违法，在受到处罚时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个成本是法定的。交通违法成本从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常见的主要有罚款类（金钱）、监禁类（时间），除此之外还有罚没、训诫、吊销执照等等。个人交通违法成本表现有不同性质、不同种类和形态，这有利于法律制定者选择更加合理的处罚形式，使得利用违法成本遏制违法行为更加有效。
3. 培养遵守交通法规习惯及其社会效益
3.1遵守交规的习惯
遵守交通法规习惯和别的其他习惯一样，是在教育、约束、反复、再教育周而复始作用下，通过行为养成而达到的一种惯性或者有规律的自觉行为。我们知道习惯分为好坏，好习惯的养成往往需要教育、借助约束，并在一个时间段内反复提醒落实，才能形成。一个人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取决于其生活环境及个人意愿。习惯好坏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它不具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规范性。人们都有基本的善恶区分能力，也都有去恶扬善的意愿、本性，借助于这个本性，强化、引导遵守交通法规习惯的形成十分重要，因为这个习惯事关你我的生命。需要提醒的是，鉴于司机与行人相比在交通中一贯占据“强势”地位，所以，司机养成遵守交规的好习惯就显得更为重要。
3.2培养遵守交通法规习惯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具有遵守交通法规习惯的人数在社会中占比，与收获的社会效益有着无需证明的正相关。茅于轼先生在《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说：一个高效文明的社会，守信、守时、守则应当成为一种标志，其带来的社会效益也是无法估量的。据统计，2006年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50万人，其中中小学生占10万多，而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无法谦虚的排在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每年死亡10万多，这真是一个比战争还要无情、残酷的数字。还是来看几个场景：
场景一：某三线城市十字路口，设有红绿灯，车流量不大，有警察执勤，行人违规没有落实处罚措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占比很大，但是，司机多半会遵守交通法规，记者采访行人是否知道红绿灯作用，皆知。
反应出的问题：行人没有养成遵纪守法习惯，而司机在这方面的习惯较好。
总结：文化、法律、道德观念背景状况，是市场规则得以遵循的基础，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带来的是交通的畅通、社会的和谐以及附带的经济效益。
4.好的交通秩序来自于综合施治
4.1提高违法成本具有局限性
为了有效遏制违法行为，应当为违法者设定远高于违法行为所得的成本，但这个成本高到什么程度？越高越好吗？尤其在利用提高违法成本，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社会效益的情况下，不免会诱导相当一部分人，误入无限增加违法成本以获得更好社会效益的误区。事实是违法成本一旦突破有效作用范围，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还是用随地吐痰的例子来说明问题的好。
2003年非典期间，为遏制随地吐痰，多地出重拳、借助高罚款来约束这一不良行为，先是某地抛弃了“天安门吐痰事件的0.5元罚款标准”，把随地吐痰罚款额度提高到了50元，并收到不错效果；接着上海哄抬“价格”，罚款额度被提高到200元，效果显得更是惊人；再后来一个城市竟开出了随地吐痰千元“天价”罚单，并引起巨大轰动。按道理说，千元罚单应当收到千倍抑制随地吐痰的社会效果，但让人惊异的是，相较于上海等城市，该地随地吐痰者面对如此高额罚单，竟无动于衷。
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大出人们意料的情况？其实细想原因也简单：如此“兴师动众”仅仅为了对付一个随地吐痰陋习，是否有点过了？随地吐痰毕竟只是一个不良习惯，设定如此高的成本和代价，结果是使执行变得特别困难，执行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于是，吐痰者依旧，预期的社会效果也彻彻底底的“归了零”。可见，立法是一门科学，单纯倚靠不断提高的违法成本来获取越来越高的社会效益，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
4.2让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成为一种美德
时间和实践都证明，持久、广泛、深入培养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有时候能够收获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我们常常会看到，母亲拉着懵懂儿子的手要闯红灯，儿子会说“不行，老师说了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能闯红灯。”其实这种话，妈妈也听她的老师教导过，只是，社会不良习惯沾染了妈妈，她的好习惯也变倍侵蚀了，所以，培养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要持之以恒；我们也不难看到，在十字路口司机多半会选择守法，而且无论有没有行人，有没有警察，这一来是电子监管的作用，但不能不说相对于行人，司机受到的教育更多也是重要原因，所以，培养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要做到人人参与；有人说没有养不成的习惯，只是看你养不养。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学校在进行交通守法教育方面是付出很多心血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们的心血，往往因社会整体交通意识淡薄，而被渐渐稀释了。如果政府部门承接一下责任，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之后，仍然褒有遵守交通法规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个热情，把宣传培训工作做得更细、更深，让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成为一种令人称颂、尊敬的美德，那么社会上具有遵守交通法规好习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辐射效应。到了那个时候，交通秩序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可见，好的交通秩序需要采用综合施治的方法才能实现，提高违法成本具有局限性，通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遵守交通法规好习惯的培养，同样也能收获一个和谐友好的交通秩序。
参考文献：
[1]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9.1.
[2]童炜，华培佩.《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建设及其经济效益分析》.科技风，2013（11）240.
[3]张志霞.《违法与守法成本》.豆丁网.
[4]游劝荣.《违法成本论》.百度文库.
关键词：交通；违法成本；守法习惯；社会效益
近段时间，“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罚款又扣分”的规定，在社会上引起热议：有的说面对“中国式开车”，提高交通违法成本，具有“敲山震虎、杀鸡儆猴”的震慑作用，乱世就该用重典；也有的认为针对“中国式过马路”，培养行人良好交通安全意识，才是“提高自觉、一劳永逸”的好方法。是采取“沉珂”下猛药的铁腕手段，还是遵循“抽丝”式的渐进式方案，本文试对两条路径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做一粗浅分析。
1.交通管理与社会效益
交通管理主要指交通秩序既针对交通安全的管理，由政府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交通管理绝不仅仅是政府的事，它事关人人，也需要人人参与。现代人口增加，生活节奏加快，人们出行增加的同时，文明出行意识却在不断淡化，使得交通管理变得越来越重要，难度也越来越大。
这里的社会效益指对社会带来的正面效能和益处的统称。一般交通管理带来的社会效益，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成本；二是时间成本；三是人身安全；四是社会和谐。这些效益相互关联并能够相互转化，比如时间成本可以转化为经济成本，人身安全成本又事关社会和谐、经济和时间成本。
2.交通违法成本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2.1交通违法成本
交通违法成本就是违法行为人或组织，因交通违法行为而带来的个人和社会损失。需要注意的是，交通违法成本有著个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分，有时个人的违法成本会远远小于社会成本，比如个人违法导致的城市拥堵，其社会成本有时会非常巨大。我们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个人成本，即个人因为交通违法，在受到处罚时所要付出的代价，这个成本是法定的。交通违法成本从表现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常见的主要有罚款类（金钱）、监禁类（时间），除此之外还有罚没、训诫、吊销执照等等。个人交通违法成本表现有不同性质、不同种类和形态，这有利于法律制定者选择更加合理的处罚形式，使得利用违法成本遏制违法行为更加有效。
3. 培养遵守交通法规习惯及其社会效益
3.1遵守交规的习惯
遵守交通法规习惯和别的其他习惯一样，是在教育、约束、反复、再教育周而复始作用下，通过行为养成而达到的一种惯性或者有规律的自觉行为。我们知道习惯分为好坏，好习惯的养成往往需要教育、借助约束，并在一个时间段内反复提醒落实，才能形成。一个人养成什么样的习惯取决于其生活环境及个人意愿。习惯好坏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它不具有法律法规的强制性和规范性。人们都有基本的善恶区分能力，也都有去恶扬善的意愿、本性，借助于这个本性，强化、引导遵守交通法规习惯的形成十分重要，因为这个习惯事关你我的生命。需要提醒的是，鉴于司机与行人相比在交通中一贯占据“强势”地位，所以，司机养成遵守交规的好习惯就显得更为重要。
3.2培养遵守交通法规习惯与社会效益的关系
具有遵守交通法规习惯的人数在社会中占比，与收获的社会效益有着无需证明的正相关。茅于轼先生在《生活中的经济学》中说：一个高效文明的社会，守信、守时、守则应当成为一种标志，其带来的社会效益也是无法估量的。据统计，2006年世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达50万人，其中中小学生占10万多，而我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无法谦虚的排在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每年死亡10万多，这真是一个比战争还要无情、残酷的数字。还是来看几个场景：
场景一：某三线城市十字路口，设有红绿灯，车流量不大，有警察执勤，行人违规没有落实处罚措施。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不遵守交通规则的行人占比很大，但是，司机多半会遵守交通法规，记者采访行人是否知道红绿灯作用，皆知。
反应出的问题：行人没有养成遵纪守法习惯，而司机在这方面的习惯较好。
总结：文化、法律、道德观念背景状况，是市场规则得以遵循的基础，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带来的是交通的畅通、社会的和谐以及附带的经济效益。
4.好的交通秩序来自于综合施治
4.1提高违法成本具有局限性
为了有效遏制违法行为，应当为违法者设定远高于违法行为所得的成本，但这个成本高到什么程度？越高越好吗？尤其在利用提高违法成本，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社会效益的情况下，不免会诱导相当一部分人，误入无限增加违法成本以获得更好社会效益的误区。事实是违法成本一旦突破有效作用范围，其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还是用随地吐痰的例子来说明问题的好。
2003年非典期间，为遏制随地吐痰，多地出重拳、借助高罚款来约束这一不良行为，先是某地抛弃了“天安门吐痰事件的0.5元罚款标准”，把随地吐痰罚款额度提高到了50元，并收到不错效果；接着上海哄抬“价格”，罚款额度被提高到200元，效果显得更是惊人；再后来一个城市竟开出了随地吐痰千元“天价”罚单，并引起巨大轰动。按道理说，千元罚单应当收到千倍抑制随地吐痰的社会效果，但让人惊异的是，相较于上海等城市，该地随地吐痰者面对如此高额罚单，竟无动于衷。
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大出人们意料的情况？其实细想原因也简单：如此“兴师动众”仅仅为了对付一个随地吐痰陋习，是否有点过了？随地吐痰毕竟只是一个不良习惯，设定如此高的成本和代价，结果是使执行变得特别困难，执行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变得不足为奇了，于是，吐痰者依旧，预期的社会效果也彻彻底底的“归了零”。可见，立法是一门科学，单纯倚靠不断提高的违法成本来获取越来越高的社会效益，是具有一定局限性的。
4.2让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成为一种美德
时间和实践都证明，持久、广泛、深入培养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有时候能够收获意想不到的社会效果。我们常常会看到，母亲拉着懵懂儿子的手要闯红灯，儿子会说“不行，老师说了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能闯红灯。”其实这种话，妈妈也听她的老师教导过，只是，社会不良习惯沾染了妈妈，她的好习惯也变倍侵蚀了，所以，培养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要持之以恒；我们也不难看到，在十字路口司机多半会选择守法，而且无论有没有行人，有没有警察，这一来是电子监管的作用，但不能不说相对于行人，司机受到的教育更多也是重要原因，所以，培养遵守交通法规的习惯要做到人人参与；有人说没有养不成的习惯，只是看你养不养。其实，从小学到中学，学校在进行交通守法教育方面是付出很多心血的，效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他们的心血，往往因社会整体交通意识淡薄，而被渐渐稀释了。如果政府部门承接一下责任，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之后，仍然褒有遵守交通法规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个热情，把宣传培训工作做得更细、更深，让遵守交通法规的好习惯成为一种令人称颂、尊敬的美德，那么社会上具有遵守交通法规好习惯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辐射效应。到了那个时候，交通秩序问题也就不是问题了。
可见，好的交通秩序需要采用综合施治的方法才能实现，提高违法成本具有局限性，通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遵守交通法规好习惯的培养，同样也能收获一个和谐友好的交通秩序。
参考文献：
[1]茅于轼.《生活中的经济学》.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9.1.
[2]童炜，华培佩.《城市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建设及其经济效益分析》.科技风，2013（11）240.
[3]张志霞.《违法与守法成本》.豆丁网.
[4]游劝荣.《违法成本论》.百度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