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饶翔最新出版的评论集名为《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最初得知这个书名的时候，觉得简直没有比之更适合他的了。知人论世是饶翔的批评风格。他不是洋洋洒洒靠才华写评论的，也不是一行术语两行掌故地掉书袋型的，他进入作品的方式传统周正，他的评论文章不以波澜惊喜见长，但是他清晰，让你信服。读过太多云里雾里，看上去很美、深究下去不知所云的評论之后，就明白这清晰的难得。给这清晰打底的或许不是别的，就是他的“知人论世”。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虽然孟子的本意在于谈尚友之道，尤其是与古人交友，需诵读古人留下的诗书，但没想到这段话日后被发扬光大的并非是如何尚友，而是如何读诗书——知其人，论其世，所谓知人论世也。知人论世能一直作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主流存在，与中国文学观念特别是文学的功能定位与形式特点息息相关。一个提倡文以载道、文学连着世道人心的国度，“论世”才更有必要，以诗证史、以史证诗才不会被指狂妄；一种强调比兴、引典用事的文学传统，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去还原字面背后的意义才更有说服力。哪怕今天知人论世作为文学批评的方法已经不再主流，它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依然在延续。①
我更愿意从精神而不是方法的角度理解饶翔的知人论世。他的评论像又不像，不教条，各有各的“趁手”，在其中当然能读到传记式批评、社会历史批评这样接近知人论世的方法，但同时不乏漂亮的文本分析，新批评与阐释学的十八般武器，以及操练批判理论的野心。他的知人论世更多意味着文本向作家个人以及时代社会层面的开放，一个通俗的概括可以是，通过理解作家作品去更好地认识其所处的时代，又或者，通过了解其时代状况去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②。而饶翔尤其看重的，是将这里的“其”换成“我们”，通过文学批评认识我们时代的文学作品与我们时代的精神气质，这是当代文学批评特别是同时代批评绕不过去的命题。
只是今天，再提知人论世，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它的朴素、平实甚至是过分正确，所以不够先锋、个性以及所谓的深刻。依稀听说过饶翔最初选择张洁论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时受到的质疑。博士论文，那还不都是理论武装到牙齿之后的亮相，尤其是对于北大的学生，谁还不能耍两下批判性思维，扯一点批判理论的皮毛？这个时候选择作家论这样一个十年前、二十年前流行的论文体裁（姑且称之），它的挑战性在哪里？退一步说，即便你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完美的作家论，它的意义也只在于这个作家的研究上，搏尽全力却仍是井底之蛙，研究者身陷文学意识形态而浑然不觉，紧紧抱着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文学本体。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研究时代已经过去，为了拿下所谓的理论高度，文学博士们不约而同地兜转到文学的边边角角处，或者干脆一脚迈了出去。
可最终，饶翔还是把这个有些“土”的选题做了下来。和他的为人一样，他的研究也有一种温柔的坚持。好像他选这个题目不是为了反叛和冒犯，也没有否定之否定的学术野心，而只是因为，这个适合他。他如此耐心地处理张洁创作的方方面面，张洁的个性与形象，她一次次的转型，她笔下的父亲，她身为女性作家的特殊一面，她的另类与当代文坛对她的接受尺度。饶翔在《论张洁的创作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这篇博士论文里展现了他日后评论的特色：扫清所有材料之后的从容架构，吃透文本之后的重新复述，看清并且尝试去理解作家的创作脉络，抓住作家的“文眼”并且放回到作家的生命经历里、放回到他/她的时代社会里，以及干净而又绵密的文字表达。这些本领让你在读完他的论文之后，绝对赞同张洁个案的特殊性与必要性。她本身就可以作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的一个样本，不是吗？新时期文学最初的理想主义，她有；和知识分子的密切关系，她有；90年代的精神迷茫，她有；对历史的反拨，她有；甚至是今天当代文学淹没在一种泛化的文学概念里，变得面目模糊，她也有——她甚至决绝地退出了，她放弃写作专心致志地去画画了。张洁的又老又新，她的断裂，她的不变，都太特殊了，对当代文学来说太有“形象”意义了。在围绕张洁的纷纷纭纭的背后，一个漫长时代的文学气候呼之欲出。
我后来在想，作家论这种评论体裁是适合饶翔的。他是很好的观察者和倾听者，生活中“经营”着非常长线的友情，这意味着你和他可能一两年见不上一面、说不上几句话，但你始终在他的视线内，你的变与不变在他那儿都有把参照的标尺。他是淡淡而又顽固的，看上去没有特别鲜明的阅读偏好，但其实有特别顽强的胃口和特别经久的耐心去消化所有该消化的东西。博士论文以后，他有相当一部分的精力花在了青年作家评论上，陆续写了有关张楚、付秀莹、蔡东、文珍、甫跃辉的专论。这些单个篇幅接近一万字的专论，延续的依然是作家论的做法：知道作家的来龙去脉，知道写作的前因后果，系统阅读作家的所有作品，有比作家本人还细致的归类和梳理，再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一个人和他/她的写作。在这些专论中，有非常漂亮的复述，也有非常机灵的引文，饶翔知道每个作家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于是认认真真地呈现就好了，评论者任何的自我卖弄在这里似乎都是多余的。结集时，饶翔将之命名为“致同代人”。他的确是他们的同代人，先是读者、再是朋友、然后是研究者，他的好人缘是他做青年作家评论得天独厚的优势。我至今还记得他有一阵子一直张楚长张楚短的唠叨，他最初“发现”蔡东时的激动，他介绍甫跃辉跟我认识时语气里满是“我邻家小弟”的亲切。“致同代人”的分量在于，当这些年轻的写作者自己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期刊、主流评论界、学院派与市场之间踉跄的时候，当他们自己都不敢深究写作的意义的时候，有人以这样郑重其事地方式做起了备案工作，带着同代人的理解、忠实读者的热情与评论者的敏锐，画出了他们最初的肖像。
就个人经历而言，甫跃辉创作的典型意义或在于，作为一名从云南保山乡村走出来，毕业于大学中文系的青年作家，乡村经验是他珍贵的记忆和写作资源，随着时空流转，他亦真诚地面对自我内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欲望、挫败与焦虑，书写一名都市“普通青年”的理想与现实；同时受益于多年的文学科班训练，从经典中汲取养分，拓展视野，使其创作从起点上便有别于“无根的写作”，而呈现出一种自觉面向“传统”的文学风貌。③ 短短几句话，呈现出来的是概括与抽象的能力，看不见的是背后知人论世的功夫。评论者尽可能地调动所有的文本材料，调动其感官与智力，但落实到文字上的，却是一种以准确为唯一追求的整体判断。准确的才是美的。对于饶翔来说，知人论世决定了他看重的评论是丰富的、具体的，“批评家不应理直气壮地宣布‘六经皆我注脚’，他必须克制批评权力的滥用，他应有走进并了解一个陌生人心灵世界的细心与耐心，针对每个具体文本的评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體评判。”④
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说，文学评论可能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评论家以自己的专长去服务读者阅读作品、理解作家。去年我在伦敦求学，饶翔冷不丁地问我：“你有没有发现英国的当代文学评论和国内的不同？”我一愣，因为就读的专业并非文学，所以对英国当代文学创作评论的了解更多是“普通读者”的角度，而从这一角度看，我得承认，英国当代文学评论的服务性很强。文学理论可以高深莫测拒人千里，但评论是打开大门的，不是圈子化的产物，无论说好说坏，都一头紧密扣着作品，一头紧密连着读者，若隐若现的评论者真身并不重要。这当然和英国通俗文学的发达、出版机制的独立灵活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庞大有关，所以当它的评论试图服务普通读者时，并不意味着市场媚俗，它真的是在服务读者中的“大多数”。饶翔很兴奋，说他前不久和另一位青年评论家还争论过这个问题，他赞同评论的服务性，而另一位显然对评论有更高的定位：评论也是一种创作。
我当时特别想首鼠两端地承认，我也认为评论是一种创作。尤其是当你服务的对象——那些文学创作本身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委身于一种平庸的服务？与其有评论无作品，与其用评论给创作套上体面的外衣，不如直接说吧，皇帝没有穿衣服，不如直接写吧，笔下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证明评论从来不依附于创作。但我当时什么没有说。一直到看到饶翔的《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才反应过来，饶翔或许也是这样想的。他在服务性地知人论世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自我抒情的一种可能。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特别朴素地将抒情的意义与读写关系结合起来。“事功可以为学，有情则难知”，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美也最内敛的抒情者，因为他比别人更懂得抒情中深一点的滋味，苦一点的滋味，那些个不由自己把握的、像是宿命处又像是性格处的、世间哪里都有的抒情。以沈从文做引子，王德威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对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抒情”的观念和实践进行了梳理。在西学的映照下，这里的抒情超越了传统的情与志、象与物等观念，不仅是审美的，也是文化实践、历史观照和政治意识的层面上的，是对中国文学传统何所来、何所去的一次反省⑤。不知道这种“有情”的传统是否启发了饶翔对批评的思考，他开始频繁地提及文学批评中很少提及的“抒情”，并且为之加了修饰性的“自我”——他者是文本，自我则是作为主体的批评者。
当我使用“自我抒情”描述文学批评的时候，我所看重的是作为写作的批评所凸显的批评家的自我，他或者表达志向，或者抒发情感。正如李健吾所言，文学批评是心性的交流与灵魂的冒险，是两个“自我”的遭遇。批评家从作家的个性世界中所获多少，取决于他的灵魂深度，他的个性完善与丰富程度，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批评文体上。⑥
归根结底，批评的凭依、批评存在的根据还是在这里，在两个可以硬碰硬的自我。两个“自我”的遭遇，在木心那里表达得更柔和些，“凡是令我倾心的书，都分辨不清是我在理解它呢还是它在理解我。”在李健吾和木心的表述之间，我觉得饶翔的自我抒情更偏向后者，基于情感之上的理解和基于理解之上的情感是他自我抒情的基调，他不太强调碰撞，他是一个植物爱好者。他说艾青的那句“抒情是一种饱含水分的植物”尤其能触动自己。所有去过饶翔的家，见过客厅靠窗处所开辟的那一方花房的人，想必都能明白这抒情的含义。小小一块地却有郁郁葱葱的盛大，是生机盎然，却是一种阴柔的蕴藉的盎然，是水汽充沛，却是内敛的在身体里汩汩穿行的水汽。“抒情是一种饱含水分的植物”，这样的抒情无论怎样都不会溢出来。他最终选择批评而不是创作来自我抒情，看重的或许就是在阅读的相逢中一点一点萌发出来的抒情的念想，然后非常蕴藉地实现它。这里的抒情是情感，也是思想、见解和判断，一个广义同时也是古典意义上的抒情。所以他的评论也是植物属性而非动物属性的，很少有让人大呼过瘾的时候，但却让你很耐心地跟着读下去，看它就这样长啊长啊，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子。
我又一次想到了饶翔的张洁论。读完他的博士论文，我不满足的是一些有爆发力的点被处理得稀松了，一些有冲击力的反差被他放过去了，我甚至问他，为什么不从张洁放弃写作谈起，她选择不写，是因为写作之于一个女性作家的意义已经用尽了吗？为什么不问一句，张洁的写作过气了吗？饶翔没有回答我。现在我明白，那是违背他的“有情”的。饶翔这样的研究者是没有侵略性的，他知道得越多，反而退得越远，越包容。你无法要求他和他的评论对象之间存在一种所谓的紧张关系，因为他尊重每一株植物的性情。有一些问题不在他的视阈里，他会放弃一些“野蛮生长”的东西，因为他是花房。
和知人论世一样，自我抒情也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主张，尤其是在今天。王晓明指出的“抒情者的危机”似乎帮助饶翔说出了他心中的一点不自信。王晓明在评论赵园的《艰难的选择》时，说到了这种在学术性和抒情性之间的选择：“契诃夫说得好，上帝给了我什么样的嗓子，我就用什么样的嗓子叫唤......既然历史已经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它套上一件思辨的外衣？……你是一个抒情者，而不是什么学问家；即使被别人认作异端，也不要泯灭了内心的激情；即使你现在还不愿过于恣肆，那也请时刻记住，千万不要让书斋把你诱进去，你的世界不在那里面！”⑦我猜饶翔要抉择的可能不仅仅是学术性和抒情性。作为北大科班出身的博士，他担心抒情性会让人对他评论的学术性打上折扣；作为党报编辑，他的自我抒情又极有可能被媒体批评的避重就轻、功利主义所利用；可是对那些学问家的批评，他从本性上又不能亲近，植物养得好的人都知道那份亲近的重要。在这些犹豫和矛盾中，他一方面“害怕写作”一方面又陆陆续续地写，一方面做着专业读者的积累，一方面又保持距离地防止被“专业读者”这个身份所累。我是真的希望，当他说“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时，他找到了某种暂时的平衡。
包括我自己做批评，也经常会想，我以什么方式来做才恰当？你批评人是很容易的，但体谅人很难。我觉得小说创作其实跟人的性格差异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偏执，他的个性，让他去修正其实是很难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批评家真的没法指导作家写作。写作是个性化的劳动，你很难对之做一个正确与否的判断，就像你批评一个人，说他为什么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这个层面真的没有意义。⑧
这段文字来自饶翔与作家弋舟的一段对话，从对写作的意义的怀疑到对批评的意义的怀疑，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创作也好批评也罢，文学从本质上只能是“以文字私下结盟”。我感兴趣的是饶翔用的这个词，“体谅”。知人论世是一种体谅，自我抒情同样是一种体谅。你可以说这种体谅对批评来说是一种限制，因为它深一脚浅一脚是不可控的，因为它可能给稀薄的思想资源钻了空子，因为它纵容批评强度和力度的缺失，但我一直在耐心地观察，在饶翔身上，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会否把这种限制走到底，走成一种自由。就像他偏爱中篇小说一样，因为中篇介于开阔的长篇和精悍的短篇之间，是平庸的，但恰恰平庸者的冒险让人期待；我也偏爱他的体谅，并且期待这体谅在强度上能捕获文学的承受和表达，在深度上也能留住文学的未知和余味。小津安二郎说，“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的。”文学和批评，可能也是如此吧。
【注释】
①邵滢：《“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②④⑥饶翔：《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代自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③饶翔：《两极世界：欲望都市的乡愁——论甫跃辉》，见《重回文学本身》，144页，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
⑤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前言，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⑦王晓明：《更为艰难的抉择》，见《刺丛里的求索》，107-10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饶翔：《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代自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⑧饶翔：《他有那么一个愿望升起，这已经显得弥足珍贵》，见《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21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虽然孟子的本意在于谈尚友之道，尤其是与古人交友，需诵读古人留下的诗书，但没想到这段话日后被发扬光大的并非是如何尚友，而是如何读诗书——知其人，论其世，所谓知人论世也。知人论世能一直作为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的主流存在，与中国文学观念特别是文学的功能定位与形式特点息息相关。一个提倡文以载道、文学连着世道人心的国度，“论世”才更有必要，以诗证史、以史证诗才不会被指狂妄；一种强调比兴、引典用事的文学传统，以知人论世的方式去还原字面背后的意义才更有说服力。哪怕今天知人论世作为文学批评的方法已经不再主流，它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精神依然在延续。①
我更愿意从精神而不是方法的角度理解饶翔的知人论世。他的评论像又不像，不教条，各有各的“趁手”，在其中当然能读到传记式批评、社会历史批评这样接近知人论世的方法，但同时不乏漂亮的文本分析，新批评与阐释学的十八般武器，以及操练批判理论的野心。他的知人论世更多意味着文本向作家个人以及时代社会层面的开放，一个通俗的概括可以是，通过理解作家作品去更好地认识其所处的时代，又或者，通过了解其时代状况去更好地理解作家作品②。而饶翔尤其看重的，是将这里的“其”换成“我们”，通过文学批评认识我们时代的文学作品与我们时代的精神气质，这是当代文学批评特别是同时代批评绕不过去的命题。
只是今天，再提知人论世，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因为它的朴素、平实甚至是过分正确，所以不够先锋、个性以及所谓的深刻。依稀听说过饶翔最初选择张洁论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选题时受到的质疑。博士论文，那还不都是理论武装到牙齿之后的亮相，尤其是对于北大的学生，谁还不能耍两下批判性思维，扯一点批判理论的皮毛？这个时候选择作家论这样一个十年前、二十年前流行的论文体裁（姑且称之），它的挑战性在哪里？退一步说，即便你做出了一个非常漂亮、完美的作家论，它的意义也只在于这个作家的研究上，搏尽全力却仍是井底之蛙，研究者身陷文学意识形态而浑然不觉，紧紧抱着一个实际并不存在的文学本体。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研究时代已经过去，为了拿下所谓的理论高度，文学博士们不约而同地兜转到文学的边边角角处，或者干脆一脚迈了出去。
可最终，饶翔还是把这个有些“土”的选题做了下来。和他的为人一样，他的研究也有一种温柔的坚持。好像他选这个题目不是为了反叛和冒犯，也没有否定之否定的学术野心，而只是因为，这个适合他。他如此耐心地处理张洁创作的方方面面，张洁的个性与形象，她一次次的转型，她笔下的父亲，她身为女性作家的特殊一面，她的另类与当代文坛对她的接受尺度。饶翔在《论张洁的创作演变及其文学史意义》这篇博士论文里展现了他日后评论的特色：扫清所有材料之后的从容架构，吃透文本之后的重新复述，看清并且尝试去理解作家的创作脉络，抓住作家的“文眼”并且放回到作家的生命经历里、放回到他/她的时代社会里，以及干净而又绵密的文字表达。这些本领让你在读完他的论文之后，绝对赞同张洁个案的特殊性与必要性。她本身就可以作为新时期文学三十多年的一个样本，不是吗？新时期文学最初的理想主义，她有；和知识分子的密切关系，她有；90年代的精神迷茫，她有；对历史的反拨，她有；甚至是今天当代文学淹没在一种泛化的文学概念里，变得面目模糊，她也有——她甚至决绝地退出了，她放弃写作专心致志地去画画了。张洁的又老又新，她的断裂，她的不变，都太特殊了，对当代文学来说太有“形象”意义了。在围绕张洁的纷纷纭纭的背后，一个漫长时代的文学气候呼之欲出。
我后来在想，作家论这种评论体裁是适合饶翔的。他是很好的观察者和倾听者，生活中“经营”着非常长线的友情，这意味着你和他可能一两年见不上一面、说不上几句话，但你始终在他的视线内，你的变与不变在他那儿都有把参照的标尺。他是淡淡而又顽固的，看上去没有特别鲜明的阅读偏好，但其实有特别顽强的胃口和特别经久的耐心去消化所有该消化的东西。博士论文以后，他有相当一部分的精力花在了青年作家评论上，陆续写了有关张楚、付秀莹、蔡东、文珍、甫跃辉的专论。这些单个篇幅接近一万字的专论，延续的依然是作家论的做法：知道作家的来龙去脉，知道写作的前因后果，系统阅读作家的所有作品，有比作家本人还细致的归类和梳理，再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述一个人和他/她的写作。在这些专论中，有非常漂亮的复述，也有非常机灵的引文，饶翔知道每个作家好在哪里，不好在哪里，于是认认真真地呈现就好了，评论者任何的自我卖弄在这里似乎都是多余的。结集时，饶翔将之命名为“致同代人”。他的确是他们的同代人，先是读者、再是朋友、然后是研究者，他的好人缘是他做青年作家评论得天独厚的优势。我至今还记得他有一阵子一直张楚长张楚短的唠叨，他最初“发现”蔡东时的激动，他介绍甫跃辉跟我认识时语气里满是“我邻家小弟”的亲切。“致同代人”的分量在于，当这些年轻的写作者自己还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期刊、主流评论界、学院派与市场之间踉跄的时候，当他们自己都不敢深究写作的意义的时候，有人以这样郑重其事地方式做起了备案工作，带着同代人的理解、忠实读者的热情与评论者的敏锐，画出了他们最初的肖像。
就个人经历而言，甫跃辉创作的典型意义或在于，作为一名从云南保山乡村走出来，毕业于大学中文系的青年作家，乡村经验是他珍贵的记忆和写作资源，随着时空流转，他亦真诚地面对自我内在“城市化”过程中的欲望、挫败与焦虑，书写一名都市“普通青年”的理想与现实；同时受益于多年的文学科班训练，从经典中汲取养分，拓展视野，使其创作从起点上便有别于“无根的写作”，而呈现出一种自觉面向“传统”的文学风貌。③ 短短几句话，呈现出来的是概括与抽象的能力，看不见的是背后知人论世的功夫。评论者尽可能地调动所有的文本材料，调动其感官与智力，但落实到文字上的，却是一种以准确为唯一追求的整体判断。准确的才是美的。对于饶翔来说，知人论世决定了他看重的评论是丰富的、具体的，“批评家不应理直气壮地宣布‘六经皆我注脚’，他必须克制批评权力的滥用，他应有走进并了解一个陌生人心灵世界的细心与耐心，针对每个具体文本的评判，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整體评判。”④
从知人论世的角度来说，文学评论可能是一种服务性的工作，评论家以自己的专长去服务读者阅读作品、理解作家。去年我在伦敦求学，饶翔冷不丁地问我：“你有没有发现英国的当代文学评论和国内的不同？”我一愣，因为就读的专业并非文学，所以对英国当代文学创作评论的了解更多是“普通读者”的角度，而从这一角度看，我得承认，英国当代文学评论的服务性很强。文学理论可以高深莫测拒人千里，但评论是打开大门的，不是圈子化的产物，无论说好说坏，都一头紧密扣着作品，一头紧密连着读者，若隐若现的评论者真身并不重要。这当然和英国通俗文学的发达、出版机制的独立灵活和公共知识分子群体的庞大有关，所以当它的评论试图服务普通读者时，并不意味着市场媚俗，它真的是在服务读者中的“大多数”。饶翔很兴奋，说他前不久和另一位青年评论家还争论过这个问题，他赞同评论的服务性，而另一位显然对评论有更高的定位：评论也是一种创作。
我当时特别想首鼠两端地承认，我也认为评论是一种创作。尤其是当你服务的对象——那些文学创作本身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委身于一种平庸的服务？与其有评论无作品，与其用评论给创作套上体面的外衣，不如直接说吧，皇帝没有穿衣服，不如直接写吧，笔下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证明评论从来不依附于创作。但我当时什么没有说。一直到看到饶翔的《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才反应过来，饶翔或许也是这样想的。他在服务性地知人论世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自我抒情的一种可能。
“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人’。”沈从文在《抽象的抒情》中特别朴素地将抒情的意义与读写关系结合起来。“事功可以为学，有情则难知”，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优美也最内敛的抒情者，因为他比别人更懂得抒情中深一点的滋味，苦一点的滋味，那些个不由自己把握的、像是宿命处又像是性格处的、世间哪里都有的抒情。以沈从文做引子，王德威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中对中国文学传统中的“抒情”的观念和实践进行了梳理。在西学的映照下，这里的抒情超越了传统的情与志、象与物等观念，不仅是审美的，也是文化实践、历史观照和政治意识的层面上的，是对中国文学传统何所来、何所去的一次反省⑤。不知道这种“有情”的传统是否启发了饶翔对批评的思考，他开始频繁地提及文学批评中很少提及的“抒情”，并且为之加了修饰性的“自我”——他者是文本，自我则是作为主体的批评者。
当我使用“自我抒情”描述文学批评的时候，我所看重的是作为写作的批评所凸显的批评家的自我，他或者表达志向，或者抒发情感。正如李健吾所言，文学批评是心性的交流与灵魂的冒险，是两个“自我”的遭遇。批评家从作家的个性世界中所获多少，取决于他的灵魂深度，他的个性完善与丰富程度，并鲜明地体现在他的批评文体上。⑥
归根结底，批评的凭依、批评存在的根据还是在这里，在两个可以硬碰硬的自我。两个“自我”的遭遇，在木心那里表达得更柔和些，“凡是令我倾心的书，都分辨不清是我在理解它呢还是它在理解我。”在李健吾和木心的表述之间，我觉得饶翔的自我抒情更偏向后者，基于情感之上的理解和基于理解之上的情感是他自我抒情的基调，他不太强调碰撞，他是一个植物爱好者。他说艾青的那句“抒情是一种饱含水分的植物”尤其能触动自己。所有去过饶翔的家，见过客厅靠窗处所开辟的那一方花房的人，想必都能明白这抒情的含义。小小一块地却有郁郁葱葱的盛大，是生机盎然，却是一种阴柔的蕴藉的盎然，是水汽充沛，却是内敛的在身体里汩汩穿行的水汽。“抒情是一种饱含水分的植物”，这样的抒情无论怎样都不会溢出来。他最终选择批评而不是创作来自我抒情，看重的或许就是在阅读的相逢中一点一点萌发出来的抒情的念想，然后非常蕴藉地实现它。这里的抒情是情感，也是思想、见解和判断，一个广义同时也是古典意义上的抒情。所以他的评论也是植物属性而非动物属性的，很少有让人大呼过瘾的时候，但却让你很耐心地跟着读下去，看它就这样长啊长啊，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子。
我又一次想到了饶翔的张洁论。读完他的博士论文，我不满足的是一些有爆发力的点被处理得稀松了，一些有冲击力的反差被他放过去了，我甚至问他，为什么不从张洁放弃写作谈起，她选择不写，是因为写作之于一个女性作家的意义已经用尽了吗？为什么不问一句，张洁的写作过气了吗？饶翔没有回答我。现在我明白，那是违背他的“有情”的。饶翔这样的研究者是没有侵略性的，他知道得越多，反而退得越远，越包容。你无法要求他和他的评论对象之间存在一种所谓的紧张关系，因为他尊重每一株植物的性情。有一些问题不在他的视阈里，他会放弃一些“野蛮生长”的东西，因为他是花房。
和知人论世一样，自我抒情也并非一个不证自明的主张，尤其是在今天。王晓明指出的“抒情者的危机”似乎帮助饶翔说出了他心中的一点不自信。王晓明在评论赵园的《艰难的选择》时，说到了这种在学术性和抒情性之间的选择：“契诃夫说得好，上帝给了我什么样的嗓子，我就用什么样的嗓子叫唤......既然历史已经铸就了你那种抒情的批评个性，为什么还要硬给它套上一件思辨的外衣？……你是一个抒情者，而不是什么学问家；即使被别人认作异端，也不要泯灭了内心的激情；即使你现在还不愿过于恣肆，那也请时刻记住，千万不要让书斋把你诱进去，你的世界不在那里面！”⑦我猜饶翔要抉择的可能不仅仅是学术性和抒情性。作为北大科班出身的博士，他担心抒情性会让人对他评论的学术性打上折扣；作为党报编辑，他的自我抒情又极有可能被媒体批评的避重就轻、功利主义所利用；可是对那些学问家的批评，他从本性上又不能亲近，植物养得好的人都知道那份亲近的重要。在这些犹豫和矛盾中，他一方面“害怕写作”一方面又陆陆续续地写，一方面做着专业读者的积累，一方面又保持距离地防止被“专业读者”这个身份所累。我是真的希望，当他说“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时，他找到了某种暂时的平衡。
包括我自己做批评，也经常会想，我以什么方式来做才恰当？你批评人是很容易的，但体谅人很难。我觉得小说创作其实跟人的性格差异是一样的，每个人都会有问题，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每个人都有他的偏执，他的个性，让他去修正其实是很难的。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批评家真的没法指导作家写作。写作是个性化的劳动，你很难对之做一个正确与否的判断，就像你批评一个人，说他为什么爱吃这个不爱吃那个，这个层面真的没有意义。⑧
这段文字来自饶翔与作家弋舟的一段对话，从对写作的意义的怀疑到对批评的意义的怀疑，他们达成的共识是，创作也好批评也罢，文学从本质上只能是“以文字私下结盟”。我感兴趣的是饶翔用的这个词，“体谅”。知人论世是一种体谅，自我抒情同样是一种体谅。你可以说这种体谅对批评来说是一种限制，因为它深一脚浅一脚是不可控的，因为它可能给稀薄的思想资源钻了空子，因为它纵容批评强度和力度的缺失，但我一直在耐心地观察，在饶翔身上，在他的批评实践中，会否把这种限制走到底，走成一种自由。就像他偏爱中篇小说一样，因为中篇介于开阔的长篇和精悍的短篇之间，是平庸的，但恰恰平庸者的冒险让人期待；我也偏爱他的体谅，并且期待这体谅在强度上能捕获文学的承受和表达，在深度上也能留住文学的未知和余味。小津安二郎说，“电影和人生，都是以余味定输赢的。”文学和批评，可能也是如此吧。
【注释】
①邵滢：《“知人论世”与文学批评》，载《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
②④⑥饶翔：《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代自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③饶翔：《两极世界：欲望都市的乡愁——论甫跃辉》，见《重回文学本身》，144页，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
⑤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前言，三联书店2010年版。
⑦王晓明：《更为艰难的抉择》，见《刺丛里的求索》，107-109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转引自饶翔：《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代自序，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⑧饶翔：《他有那么一个愿望升起，这已经显得弥足珍贵》，见《知人论世与自我抒情》，214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