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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进入21世纪，中国的崛起进程给美国和亚太地区各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结构压力。在这种结构压力之下，美国强化了对亚太盟友的联盟承诺，以图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但是，美国的联盟承诺不仅造成了中国等国的安全压力，更重要的是，鼓励其盟友采取侵略性政策，造成了亚太地区的秩序动荡。因此，结构压力和联盟承诺不仅是近期亚太地区危机的根源，而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都将影响亚太地区的秩序稳定。
关键词：结构压力；联盟承诺；亚太地区秩序；权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2-0056-08
自21世纪第一个10年未开始，亚太地区逐渐成为了国际热点地区，地区冲突层出不穷。2009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频繁挑起事端，造成地区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例如阿基诺三世于2010年6月底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一面，不仅令国际社会感到惊讶，即便菲律宾国内社会也感到难以理解。[1]在2012年9月，日本方面不顾中国立场，宣布“购买”钓鱼岛中的三个，意欲将其“国有化”。此举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国政府与民间纷纷指责日本此举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中日关系随之降入冰点。朝鲜半岛局势也不容乐观，2013年2月围绕朝鲜核试验引发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同年8月份朝鲜半岛双方炮击的恶性事件。然而，亚太秩序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陷入各种危机，背后固然有其长期存在的根源，但是其动荡的引爆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二是美国对亚太主导地位的维护。中国权力的不断发展，对于美国与亚太某些国家的结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制度化建设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同盟关系。结构压力与美国的联盟承诺共同导致了亚太稳定危机，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影响亚太地区秩序。
一、研究问题
对于亚太地区内出现的诸种危机，无论是关于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还是朝鲜半岛问题，学术界都进行了大量探讨。然而，就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开始的亚太地区危机的集中爆发，学术界大致指向了两个方向，一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二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强硬”的外交政策。
第一，中国学者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视为此次亚太地区危机集中爆发的导火索。具体而言，在南海问题上，本应该属于中国与东南亚各方之间的双边问题，但是，伴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开始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并因越南和菲律宾等国频频挑起争端，形成内外呼应之势，致使该地区局势急剧恶化。[2]美国之所以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是因为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美国与周边国家的传统关系来看，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返亚太最好的支点。所以美国自2010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其与菲律宾联系日益紧密，在遏制中国方面步伐一致。[3]甚至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其南海政策也发生了变化，频频通过强硬表态，逐渐将南海问题与澳大利亚的核心安全与战略利益挂钩。[4]
在钓鱼岛问题上，2010年奥巴马政府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中日钓鱼岛争端成为美国战略的有力抓手。该战略的核心是：建构新的亚太安全保障体制，加强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确保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事务的绝对优势，尤其是在海洋事务中的主导作用，牵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5]日本作为美国的战略棋子，美国支持其解禁集体自卫权获得更大的军事活动空间，原因是让日本成为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力量。但是美国也不希望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单独闹事，更不会让日本独自行动。不管怎么说，日本被放在美国的战略笼子里。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在玩两手：一手是不涉及主权，只涉及管理权，主权问题让中日双方解决，目的就是让中日对立和冲突下去；另一手是捍卫管理权，把钓鱼岛置于《美日安全条约》之下，目的是不让中国改变现状。[6]当然，美国之所以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致力于打造与冷战时期构建起来的跨大西洋体系相媲美的跨太平洋体系，意图在于维持美国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地位和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7] 美国为了维持主导地位，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无端干预亚太地区局势，导致亚太地区动荡，对当前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发展观察每个栏目名称袁伟华：结构压力、联盟承诺和亚太地区秩序第二，部分外国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把亚太危机的直接原因归咎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注重国防外交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更加自信，意志更为坚定。中国政府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在南海问题上捍卫主权，都被一些外国学者视为引发地区危机的缘由。在各种危机之中，中国常常被塑造为“咄咄逼人”的形象，并危及亚太地区秩序。[8] 如Christopher Coker认为，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中国民间抗议行为是民族主义，并且可能导致战争。[9]134在南海问题上，紧张关系在于中国在地区问题上变得更加咄咄逼人。[9]103 Adam P. Liff、 G. John Ikenberry等认为，亚太地区危机出现的原因，是中国采取恐吓的强制外交，在南海采取破坏的、单边行动。[10]同时，中国的正常巡航行动，被解读为中国正在扩大其领土要求，并且威胁到美国承诺予以保护的第一岛链的各国，如日本、菲律宾等。[11] 怀特认为，中国声称对南海的争端领域与水域拥有主权，并日益咄咄逼人将其主张强加于相关国家之上。[12] 120总之，在美国学界看来，中国才是亚太地区秩序的破坏者。
但仅仅从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来分析亚太地区危机频繁爆发，不能解释为何亚太某些国家愿意追随美国挑起与中国冲突；更无法理解亚太某些国家为何比美国还富有侵略性。如果认为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显然忽视了中国在危机中的克制与致力于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动机，忽视了中国倡导新型大国关系、着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努力。本文提出，中国与美国、周边国家存在的结构压力，美国在亚太的联盟承诺才是亚太危机频发的直接原因，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将是亚太地区秩序动荡的重要因素。 二、结构压力
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是亘古未变的规律，权力转移带来的影响激发了国际关系学者持续不断的兴趣。所谓权力转移，是指在既定国际结构中，主导国地位下降崛起国地位上升并超越主导国的权力变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涉及主导国和崛起国力量消长变化，而且最终结果必然是原有国际秩序难以维持，新崛起国将构建它主导的国际秩序进程。只有在崛起国最终确立了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之后，才标志着权力转移进程的结束。从国际关系史看，崛起国总是带着自己对国际秩序的理解而来，随着它权力的不断增长，也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动荡、甚至大战。[13]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崛起国不发动一场战争，重塑反映它的权力地位的国际体系。例如，德国在1870年崛起和欧洲对它的反应，最终导致了一战爆发。[14]权力转移是自然规律，与之相伴随的可能是国际社会的动荡。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崛起国不断缩小的权力差距，给主导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结构压力。所谓结构压力，实际上是一个大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变化对其安全带来的压力。[15]然而，这种结构压力同样可能传导给国际社会中的、尤其是崛起国周边的小国。小国由于其国力小，在国际社会中存在脆弱性，其安全保障必然依靠霸权国家军事力量支撑，以及由此形成的地区权力平衡体系。[16] 76-79由于小国对于主导国建构的国际秩序形成了一定时期的依赖，一旦崛起国实力增长并且日益逼近主导国之际，各小国也面临对外政策的调整、适应，这必然给小国带来结构压力。概而言之，权力转移之际，不仅主导国、而且诸小国同样面临着结构压力。
尽管当前充斥着各种“美国衰落论”的观点，但是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军事实力而言，美国的全球军费开支高达5700亿美元，位居世界各国军费开支之首，而且远超排在第二位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军费开支有较快增长，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军费支出增长率不及财政支出增长率。[17]不过与亚太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军费支出高于其他国家，哪怕是传统的地区强国日本。如表1所示（该表选择部分卷入亚太危机的国家）。然而，中国军费开支只是适应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吻合，并没有超出经济承受能力。
表1部分亚太国家军费开支（百万美元）
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美国446，089553，378588，771648，932720，220670，897577，511中国52，76963，50383，850106，592136，220161，409190，974日本60，95461，20060，89159，13959，00360，01759，033韩国21，17722，85925，61328，52529，91231，49033，142菲律宾2，1712，2792，4012，6312，6572，7393，039越南1，5071，8502，3502，8783，1283，587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 2015-08-10.
就经济实力而言，虽然美国的优势没有军事实力那么明显，但目前仍然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最大份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中，即便到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依然要大大超出中国。不过美国拥有的各种国际主导优势中，经济优势可能是最先失去的。然而，在看到美国经济相对衰落的同时，也要承认美国的某些经济优势在短期内也不会消除。[18] 不过，如表2所示，中美之间的差距，尤其是经济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与其他亚太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也在进一步拉大。中国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其后与日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是日本的3倍多。同样，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国内生产总值上，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其他亚太国家的优势。
表2部分亚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及预测（10亿美元）
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美国14，718.5814，964.4016，163.1517，418.9318，959.2220，769.4222，488.62中国4，547.725，949.658，386.6810，380.3811，968.4113，876.1116，157.11日本4，849.195，495.395，954.484，616.344，348.054，591.524，933.50韩国1，002.221，094.501，222.811，416.951，509.631，731.432，011.67菲律宾173.603199.591250.24284.927339.774416.778509.985越南98.269112.771155.565186.049219.807260.06311.20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2015-09-12.
中国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对于美国战略家和政治家的影响是巨大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曾经是发达和高效的象征，但是现在出现了问题，并且以美国林业局为例论证了美国政治制度走向衰败。这种衰落是制度僵化和顽固阻扰改革的政治行为体的权势日益扩大造成的。[19]在担忧美国衰落的同时，意识到中国的不断崛起。甚至认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将超过美国。如怀特（Hugh White）认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取代美国的国际优势地位。[20]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在权力转移背景中，中美间存在挑战国与霸权国的根本性权力竞争问题，中国正在或即将取代美国在东亚及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进而颠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21]甚至还有人持悲观的看法，认为中美两国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导致两国最终走向战争。[22]即便是美国政界，也不乏这种心理，担忧中国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如有人时常武断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正常巡航行动，认为中国潜在的军事扩张威胁日益增大。[23]总之，美国学界和政界认为中国的崛起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中国实力未来进一步增长充斥着战略焦虑。 对于亚太各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之于小国具有不言而喻的结构压力。早在1954年6月，缅甸总理吴努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将中国比喻为“大象”，将缅甸比喻为“羔羊”，坦言对中国“感到害怕”。[24]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亚太国家尤其是部分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实力会有进一步增长，届时它们面临的结构压力更大，所以对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日益抵制。这就是崛起国面临的崛起困境。崛起国崛起速度越快，国际体系的反弹压力也越大。[25]但是，亚太各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同时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期待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也面临着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而且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希望中国能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26]近年来，中国也确实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例如，在维护朝鲜半岛稳定、谋求半岛无核化方面，中国的国家身份发生了深刻变化，日益扮演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27]因此，亚太部分国家逐渐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如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及其相对于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脆弱性，要求其重新评估自己与美国战略的安全利益，并逐渐适应中国的安全利益。[28]但是诸如菲律宾、日本以及越南等国由于在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与中国的利益冲突相对突出，结构压力造成的心理压力也越大，对于中国崛起的抵制也愈加强烈。
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美国和亚太各国面临的结构压力在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亚太各国进行战略调整在所难免。面对实力相对衰落的现实，美国越来越依赖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形成对中国的合围之势。因此，美国不断加强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然而，美国的联盟承诺本意是，希望借助盟友的力量维持主导地位。但是美国联盟承诺刺激了盟友，它们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早日解决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这反而造成了亚太地区的动荡，危及当前的亚太地区秩序。
三、联盟承诺
大国的兴盛与衰落、扩张与收缩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没有一个大国不希望尽力延长维持主导地位的时期。面对衰落的现实，大国或是采取收缩战略，收回对边缘地区的承诺，转向在核心区域重新分配资源，降低对外政策的成本[29]11；或是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甚至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图改变权力转移进程，维持其主导地位。[30]当然，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有其局限。如采取收缩政策，可能遭致国内的激烈反对，尤其是在扩张中获益的利益集团。[31]而采取预防性战争，则可能如俾斯麦的警告，担心死亡的自杀。[32]目前而言，衰落中的美国采取了对冲的战略，一方面和中国保持接触政策，另一方面又加强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构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二战之后，美国在全球范围缔结联盟，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中国逐渐崛起，美国不断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关系，以图维持世界领导权。美国2015年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表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即是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重申我们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仍是重要手段之一。[33]在自身实力衰落之际，美国一方面囿于国内战略资源的供应不足，必须仰仗盟友的支援方能制衡中国，另一方面为了证明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美国对传统的亚太联盟关系进行了进一步强化。
在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以双边关系为主的“轮辐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这样，美国不仅可以更加周全地推进战略布局，而且也可以更好地控制盟友的行动，防止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之中。[34]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相对衰落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其构建的亚太联盟网络依然具有非对称特性，联盟能否维系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实力较强的国家对联盟的安全收益与维持联盟成本的权衡；二是实力较弱的国家对于获得安全保护的可信度与自身承受成本的权衡。[35]实力较强国家的承诺在危机中之所以起作用，在于联盟关系会改变一个国家介入的意愿。[36]冷战期间，美国构建联盟体系的初衷就是与苏联争夺霸权。因此，美国在多次东西方冲突中坚定地支持盟友。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步强化其全球联盟体系，其主旨在于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美国介入危机的意愿并未改变。
在美国权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其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换言之，美国的盟友可能担忧美国的承诺不可靠。一般认为，联盟制度化程度越高，越可能增加联盟的可靠性，提升联盟内各国在战略上的协调性，保障联盟内各国共同利益的一致性。[37]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不断调整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加强联盟的制度化建设。如突出美日同盟在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防务政策方面，美日推动双方合作的制度化。在2013年10月举行的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安全磋商会议上，两国都表达了维持一个强有力联盟的诉求，并要求日本分担更多的责任。[38]为了加强两国的安全合作，2015年4月27日，美日磋商会议正式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日本自卫队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援范围，准许日本自卫队在全球范围内支援美军。[39]美国也加强了与其他亚太盟友的安全关系。如2014年4月28日奥巴马访问菲律宾，两国签署了一个为期10年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旨在提升两国的协同能力，推动菲律宾军队现代化，加强两国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40]概言之，美国试图通过联盟的制度化建设，增强其联盟承诺的可靠性，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存在。
美国通过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制度化建设，表达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意图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但是，美国的联盟承诺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的联盟承诺引起了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的安全担忧，造成了美国与中国和朝鲜等国的紧张关系。美国凭借在亚太地区的话语优势和一些国家对事实的有意渲染和歪曲，向世界传递出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强大的中国并非地区稳定的力量，反而是地区内秩序的主要威胁。美国不断采取政治、经济手段敲打和施压中国，如强化亚太地区安全同盟关系、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呼吁中国维护海上航行自由、敦促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等。美国所作所为不仅涉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且在亚太地区内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不守规则”的国家。如果美国继续推进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中国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那么，这无益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推进，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对亚太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将是一个重大隐患。 美国的联盟承诺鼓励盟友采取强势的外交政策，恶化了亚太地区秩序。军事联盟不仅能够威慑对手，而且能鼓励盟友采取更加大胆的军事行动。[41]429大规模战争爆发或升级背后的一般模式是，非对称关系中的小国做出挑衅行为，希望获得保护国的支持。而那些很少有希望获得别国支持，以及那些非常自信能获得盟国支持的国家，相较于那些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更加不会采取挑衅行动。[42]从历史来看，大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往往是卷入了盟友的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不仅在于“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还在于科西拉人袭击了科林斯人，所以斯巴达认为它必须援助它的盟友科林斯，这也使得雅典别无选择，只好援助它的盟国科西拉。[43]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在于奥匈与塞尔维亚的七月危机先后将德国、俄国、法国、英国卷入其中。因此大国应该警惕可能卷入边缘危机之中的风险。
美国的亚太盟友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纷纷意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试图“借美国之船出海”，谋求将自身的地区议题变相转变为美国的问题，以争取其支持。[44]在南海争端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在没有明显的外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地区内国家的相互调适和相互塑造产生了积极效果。中国与地区内各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日益拓展和深化，双方逐渐学会利用各种过程和机制来提升互信、加强外交合作。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等正是互动的结果。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美国认为南海问题牵涉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正是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拉拢和挑拨，使南海问题更趋复杂，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存在领海/领土纠纷的国家对华立场变得强硬。[45]与此同时，为了降低战略负担，美国只能不断给盟友松绑，提升其战略自主性，诸如鼓励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尽管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关系没有改变，美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不断松绑，美国盟友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第三方的独立性越强，它与其中一个大国的安全关系越紧密，与另一大国的安全矛盾越激烈，那么中美间的结构性冲突就越紧张，发生实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46]此外，美国鼓励盟友之间构建联盟关系，使联盟体系网络化，提升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展联合行动的能力，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美国的控制力。[47]美国的联盟承诺破坏了亚太地区内各国既有的互动模式，促发了亚太地区危机，成为地区动荡的根源和隐患。
结论
可以预期，未来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在亚太地区，战略优势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对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而言结构压力在不断增大。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造成的结构压力，加强联盟承诺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但是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而中美之间发生战争更是一个重大的危险。[12]5-6
就亚太地区大国而言，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争，美国也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战争，中美之间的战争对于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美国的联盟承诺鼓励其亚太盟友在地区内采取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不仅破坏了亚太地区内各国原有互动模式，给亚太地区的某些国家造成了安全压力，而且危及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从战略目标上来说既伤亚太国家又伤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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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遗伦
关键词：结构压力；联盟承诺；亚太地区秩序；权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D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6）02-0056-08
自21世纪第一个10年未开始，亚太地区逐渐成为了国际热点地区，地区冲突层出不穷。2009年以来，菲律宾和越南等国在南海问题上频繁挑起事端，造成地区安全局势不断恶化。例如阿基诺三世于2010年6月底就任菲律宾总统以来，在南海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一面，不仅令国际社会感到惊讶，即便菲律宾国内社会也感到难以理解。[1]在2012年9月，日本方面不顾中国立场，宣布“购买”钓鱼岛中的三个，意欲将其“国有化”。此举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中国政府与民间纷纷指责日本此举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是对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的严重践踏，中日关系随之降入冰点。朝鲜半岛局势也不容乐观，2013年2月围绕朝鲜核试验引发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并最终导致同年8月份朝鲜半岛双方炮击的恶性事件。然而，亚太秩序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之后陷入各种危机，背后固然有其长期存在的根源，但是其动荡的引爆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压力，二是美国对亚太主导地位的维护。中国权力的不断发展，对于美国与亚太某些国家的结构压力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通过制度化建设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同盟关系。结构压力与美国的联盟承诺共同导致了亚太稳定危机，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影响亚太地区秩序。
一、研究问题
对于亚太地区内出现的诸种危机，无论是关于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还是朝鲜半岛问题，学术界都进行了大量探讨。然而，就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末开始的亚太地区危机的集中爆发，学术界大致指向了两个方向，一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二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强硬”的外交政策。
第一，中国学者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视为此次亚太地区危机集中爆发的导火索。具体而言，在南海问题上，本应该属于中国与东南亚各方之间的双边问题，但是，伴随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美国开始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并因越南和菲律宾等国频频挑起争端，形成内外呼应之势，致使该地区局势急剧恶化。[2]美国之所以支持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是因为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美国与周边国家的传统关系来看，菲律宾都是美国重返亚太最好的支点。所以美国自2010年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其与菲律宾联系日益紧密，在遏制中国方面步伐一致。[3]甚至澳大利亚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其南海政策也发生了变化，频频通过强硬表态，逐渐将南海问题与澳大利亚的核心安全与战略利益挂钩。[4]
在钓鱼岛问题上，2010年奥巴马政府宣布亚太再平衡战略后，中日钓鱼岛争端成为美国战略的有力抓手。该战略的核心是：建构新的亚太安全保障体制，加强与东亚国家特别是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安全合作关系，确保美国主导东亚安全事务的绝对优势，尤其是在海洋事务中的主导作用，牵制中国海上力量发展。[5]日本作为美国的战略棋子，美国支持其解禁集体自卫权获得更大的军事活动空间，原因是让日本成为其遏制中国的战略力量。但是美国也不希望日本在中国问题上单独闹事，更不会让日本独自行动。不管怎么说，日本被放在美国的战略笼子里。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在玩两手：一手是不涉及主权，只涉及管理权，主权问题让中日双方解决，目的就是让中日对立和冲突下去；另一手是捍卫管理权，把钓鱼岛置于《美日安全条约》之下，目的是不让中国改变现状。[6]当然，美国之所以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致力于打造与冷战时期构建起来的跨大西洋体系相媲美的跨太平洋体系，意图在于维持美国亚太地区秩序的主导地位和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秩序。[7] 美国为了维持主导地位，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无端干预亚太地区局势，导致亚太地区动荡，对当前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发展造成了严重危害。
发展观察每个栏目名称袁伟华：结构压力、联盟承诺和亚太地区秩序第二，部分外国学者，特别是美国学者把亚太危机的直接原因归咎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注重国防外交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在捍卫国家利益方面更加自信，意志更为坚定。中国政府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在南海问题上捍卫主权，都被一些外国学者视为引发地区危机的缘由。在各种危机之中，中国常常被塑造为“咄咄逼人”的形象，并危及亚太地区秩序。[8] 如Christopher Coker认为，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中国民间抗议行为是民族主义，并且可能导致战争。[9]134在南海问题上，紧张关系在于中国在地区问题上变得更加咄咄逼人。[9]103 Adam P. Liff、 G. John Ikenberry等认为，亚太地区危机出现的原因，是中国采取恐吓的强制外交，在南海采取破坏的、单边行动。[10]同时，中国的正常巡航行动，被解读为中国正在扩大其领土要求，并且威胁到美国承诺予以保护的第一岛链的各国，如日本、菲律宾等。[11] 怀特认为，中国声称对南海的争端领域与水域拥有主权，并日益咄咄逼人将其主张强加于相关国家之上。[12] 120总之，在美国学界看来，中国才是亚太地区秩序的破坏者。
但仅仅从美国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来分析亚太地区危机频繁爆发，不能解释为何亚太某些国家愿意追随美国挑起与中国冲突；更无法理解亚太某些国家为何比美国还富有侵略性。如果认为中国采取“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显然忽视了中国在危机中的克制与致力于寻求外交途径解决危机的动机，忽视了中国倡导新型大国关系、着力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外交努力。本文提出，中国与美国、周边国家存在的结构压力，美国在亚太的联盟承诺才是亚太危机频发的直接原因，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仍将是亚太地区秩序动荡的重要因素。 二、结构压力
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是亘古未变的规律，权力转移带来的影响激发了国际关系学者持续不断的兴趣。所谓权力转移，是指在既定国际结构中，主导国地位下降崛起国地位上升并超越主导国的权力变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不仅涉及主导国和崛起国力量消长变化，而且最终结果必然是原有国际秩序难以维持，新崛起国将构建它主导的国际秩序进程。只有在崛起国最终确立了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权之后，才标志着权力转移进程的结束。从国际关系史看，崛起国总是带着自己对国际秩序的理解而来，随着它权力的不断增长，也意味着国际社会的动荡、甚至大战。[13]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崛起国不发动一场战争，重塑反映它的权力地位的国际体系。例如，德国在1870年崛起和欧洲对它的反应，最终导致了一战爆发。[14]权力转移是自然规律，与之相伴随的可能是国际社会的动荡。
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崛起国不断缩小的权力差距，给主导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结构压力。所谓结构压力，实际上是一个大国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变化对其安全带来的压力。[15]然而，这种结构压力同样可能传导给国际社会中的、尤其是崛起国周边的小国。小国由于其国力小，在国际社会中存在脆弱性，其安全保障必然依靠霸权国家军事力量支撑，以及由此形成的地区权力平衡体系。[16] 76-79由于小国对于主导国建构的国际秩序形成了一定时期的依赖，一旦崛起国实力增长并且日益逼近主导国之际，各小国也面临对外政策的调整、适应，这必然给小国带来结构压力。概而言之，权力转移之际，不仅主导国、而且诸小国同样面临着结构压力。
尽管当前充斥着各种“美国衰落论”的观点，但是美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军事实力而言，美国的全球军费开支高达5700亿美元，位居世界各国军费开支之首，而且远超排在第二位的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的军费开支有较快增长，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军费支出增长率不及财政支出增长率。[17]不过与亚太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军费支出高于其他国家，哪怕是传统的地区强国日本。如表1所示（该表选择部分卷入亚太危机的国家）。然而，中国军费开支只是适应了中国军事现代化的需要，与国家经济发展相吻合，并没有超出经济承受能力。
表1部分亚太国家军费开支（百万美元）
2002年2004年2006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美国446，089553，378588，771648，932720，220670，897577，511中国52，76963，50383，850106，592136，220161，409190，974日本60，95461，20060，89159，13959，00360，01759，033韩国21，17722，85925，61328，52529，91231，49033，142菲律宾2，1712，2792，4012，6312，6572，7393，039越南1，5071，8502，3502，8783，1283，587数据来源：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www.sipri.org/research/armaments/milex/milex_database， 2015-08-10.
就经济实力而言，虽然美国的优势没有军事实力那么明显，但目前仍然占据了世界经济总量的最大份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统计和分析中，即便到202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依然要大大超出中国。不过美国拥有的各种国际主导优势中，经济优势可能是最先失去的。然而，在看到美国经济相对衰落的同时，也要承认美国的某些经济优势在短期内也不会消除。[18] 不过，如表2所示，中美之间的差距，尤其是经济差距正在逐步缩小。与其他亚太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也在进一步拉大。中国在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其后与日本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据估计到20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是日本的3倍多。同样，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国内生产总值上，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对其他亚太国家的优势。
表2部分亚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及预测（10亿美元）
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美国14，718.5814，964.4016，163.1517，418.9318，959.2220，769.4222，488.62中国4，547.725，949.658，386.6810，380.3811，968.4113，876.1116，157.11日本4，849.195，495.395，954.484，616.344，348.054，591.524，933.50韩国1，002.221，094.501，222.811，416.951，509.631，731.432，011.67菲律宾173.603199.591250.24284.927339.774416.778509.985越南98.269112.771155.565186.049219.807260.06311.20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5/01/weodata/index.aspx. 2015-09-12.
中国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对于美国战略家和政治家的影响是巨大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美国的政治文化曾经是发达和高效的象征，但是现在出现了问题，并且以美国林业局为例论证了美国政治制度走向衰败。这种衰落是制度僵化和顽固阻扰改革的政治行为体的权势日益扩大造成的。[19]在担忧美国衰落的同时，意识到中国的不断崛起。甚至认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将超过美国。如怀特（Hugh White）认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取代美国的国际优势地位。[20] 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认为，在权力转移背景中，中美间存在挑战国与霸权国的根本性权力竞争问题，中国正在或即将取代美国在东亚及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进而颠覆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21]甚至还有人持悲观的看法，认为中美两国将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可能导致两国最终走向战争。[22]即便是美国政界，也不乏这种心理，担忧中国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如有人时常武断指责中国在南海的正常巡航行动，认为中国潜在的军事扩张威胁日益增大。[23]总之，美国学界和政界认为中国的崛起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中国实力未来进一步增长充斥着战略焦虑。 对于亚太各国而言，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之于小国具有不言而喻的结构压力。早在1954年6月，缅甸总理吴努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将中国比喻为“大象”，将缅甸比喻为“羔羊”，坦言对中国“感到害怕”。[24]随着中国日益强大，亚太国家尤其是部分与中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认为中国未来的国家实力会有进一步增长，届时它们面临的结构压力更大，所以对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的行为日益抵制。这就是崛起国面临的崛起困境。崛起国崛起速度越快，国际体系的反弹压力也越大。[25]但是，亚太各国在发展经济方面同时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期待中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也面临着不断上升的“中国责任论”压力。一些发展中国家不仅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经济责任，而且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安全责任，希望中国能为它们提供安全保障。[26]近年来，中国也确实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例如，在维护朝鲜半岛稳定、谋求半岛无核化方面，中国的国家身份发生了深刻变化，日益扮演起“负责任大国”的角色。[27]因此，亚太部分国家逐渐适应中国崛起的现实。如韩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及其相对于中国军事力量不断增长的脆弱性，要求其重新评估自己与美国战略的安全利益，并逐渐适应中国的安全利益。[28]但是诸如菲律宾、日本以及越南等国由于在领土领海争端问题上与中国的利益冲突相对突出，结构压力造成的心理压力也越大，对于中国崛起的抵制也愈加强烈。
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美国和亚太各国面临的结构压力在不断增大。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与亚太各国进行战略调整在所难免。面对实力相对衰落的现实，美国越来越依赖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形成对中国的合围之势。因此，美国不断加强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然而，美国的联盟承诺本意是，希望借助盟友的力量维持主导地位。但是美国联盟承诺刺激了盟友，它们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早日解决与中国的领土领海争端。这反而造成了亚太地区的动荡，危及当前的亚太地区秩序。
三、联盟承诺
大国的兴盛与衰落、扩张与收缩是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没有一个大国不希望尽力延长维持主导地位的时期。面对衰落的现实，大国或是采取收缩战略，收回对边缘地区的承诺，转向在核心区域重新分配资源，降低对外政策的成本[29]11；或是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政策，甚至发动预防性战争，以图改变权力转移进程，维持其主导地位。[30]当然，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有其局限。如采取收缩政策，可能遭致国内的激烈反对，尤其是在扩张中获益的利益集团。[31]而采取预防性战争，则可能如俾斯麦的警告，担心死亡的自杀。[32]目前而言，衰落中的美国采取了对冲的战略，一方面和中国保持接触政策，另一方面又加强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构建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二战之后，美国在全球范围缔结联盟，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冷战结束之后，面对中国逐渐崛起，美国不断强化与亚太盟友的关系，以图维持世界领导权。美国2015年2月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表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即是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重申我们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仍是重要手段之一。[33]在自身实力衰落之际，美国一方面囿于国内战略资源的供应不足，必须仰仗盟友的支援方能制衡中国，另一方面为了证明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美国对传统的亚太联盟关系进行了进一步强化。
在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地区建立了以双边关系为主的“轮辐体系”（Hub and Spokes System）。这样，美国不仅可以更加周全地推进战略布局，而且也可以更好地控制盟友的行动，防止卷入不必要的冲突之中。[34]冷战结束后，美国的相对衰落在本质上并未改变，其构建的亚太联盟网络依然具有非对称特性，联盟能否维系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实力较强的国家对联盟的安全收益与维持联盟成本的权衡；二是实力较弱的国家对于获得安全保护的可信度与自身承受成本的权衡。[35]实力较强国家的承诺在危机中之所以起作用，在于联盟关系会改变一个国家介入的意愿。[36]冷战期间，美国构建联盟体系的初衷就是与苏联争夺霸权。因此，美国在多次东西方冲突中坚定地支持盟友。冷战结束后，美国逐步强化其全球联盟体系，其主旨在于维持其全球主导地位，美国介入危机的意愿并未改变。
在美国权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其安全承诺的可靠性必然受到一定的影响。换言之，美国的盟友可能担忧美国的承诺不可靠。一般认为，联盟制度化程度越高，越可能增加联盟的可靠性，提升联盟内各国在战略上的协调性，保障联盟内各国共同利益的一致性。[37]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美国不断调整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加强联盟的制度化建设。如突出美日同盟在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防务政策方面，美日推动双方合作的制度化。在2013年10月举行的美日两国外长和防长参加的安全磋商会议上，两国都表达了维持一个强有力联盟的诉求，并要求日本分担更多的责任。[38]为了加强两国的安全合作，2015年4月27日，美日磋商会议正式修改《美日防卫合作指针》，扩大了日本自卫队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援范围，准许日本自卫队在全球范围内支援美军。[39]美国也加强了与其他亚太盟友的安全关系。如2014年4月28日奥巴马访问菲律宾，两国签署了一个为期10年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旨在提升两国的协同能力，推动菲律宾军队现代化，加强两国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40]概言之，美国试图通过联盟的制度化建设，增强其联盟承诺的可靠性，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大存在。
美国通过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制度化建设，表达美国安全承诺的可靠性，意图维护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但是，美国的联盟承诺可能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一方面美国的联盟承诺引起了亚太地区部分国家的安全担忧，造成了美国与中国和朝鲜等国的紧张关系。美国凭借在亚太地区的话语优势和一些国家对事实的有意渲染和歪曲，向世界传递出这样一种错误观点，即强大的中国并非地区稳定的力量，反而是地区内秩序的主要威胁。美国不断采取政治、经济手段敲打和施压中国，如强化亚太地区安全同盟关系、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呼吁中国维护海上航行自由、敦促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等。美国所作所为不仅涉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而且在亚太地区内将中国塑造成一个“不守规则”的国家。如果美国继续推进对中国的战略遏制，中国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那么，这无益于中美两国关系的推进，对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对亚太地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挑战将是一个重大隐患。 美国的联盟承诺鼓励盟友采取强势的外交政策，恶化了亚太地区秩序。军事联盟不仅能够威慑对手，而且能鼓励盟友采取更加大胆的军事行动。[41]429大规模战争爆发或升级背后的一般模式是，非对称关系中的小国做出挑衅行为，希望获得保护国的支持。而那些很少有希望获得别国支持，以及那些非常自信能获得盟国支持的国家，相较于那些处于中间地位的国家，更加不会采取挑衅行动。[42]从历史来看，大国之间爆发的战争，往往是卷入了盟友的冲突。伯罗奔尼撒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不仅在于“雅典实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还在于科西拉人袭击了科林斯人，所以斯巴达认为它必须援助它的盟友科林斯，这也使得雅典别无选择，只好援助它的盟国科西拉。[43]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在于奥匈与塞尔维亚的七月危机先后将德国、俄国、法国、英国卷入其中。因此大国应该警惕可能卷入边缘危机之中的风险。
美国的亚太盟友利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纷纷意图借助美国的力量实现自己的战略目的，试图“借美国之船出海”，谋求将自身的地区议题变相转变为美国的问题，以争取其支持。[44]在南海争端等地区热点问题上，在没有明显的外部干扰因素的情况下，地区内国家的相互调适和相互塑造产生了积极效果。中国与地区内各国的共同利益和相互依赖日益拓展和深化，双方逐渐学会利用各种过程和机制来提升互信、加强外交合作。中国加入东盟地区论坛、《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署等正是互动的结果。在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影响下，美国认为南海问题牵涉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正是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拉拢和挑拨，使南海问题更趋复杂，一些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存在领海/领土纠纷的国家对华立场变得强硬。[45]与此同时，为了降低战略负担，美国只能不断给盟友松绑，提升其战略自主性，诸如鼓励日本加强军事力量、解禁集体自卫权等。尽管美国与亚太盟友的关系没有改变，美国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随着不断松绑，美国盟友的独立性越来越强。然而，第三方的独立性越强，它与其中一个大国的安全关系越紧密，与另一大国的安全矛盾越激烈，那么中美间的结构性冲突就越紧张，发生实际冲突的可能性就越大。[46]此外，美国鼓励盟友之间构建联盟关系，使联盟体系网络化，提升了美国在亚太地区开展联合行动的能力，但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美国的控制力。[47]美国的联盟承诺破坏了亚太地区内各国既有的互动模式，促发了亚太地区危机，成为地区动荡的根源和隐患。
结论
可以预期，未来中美之间的权力差距将进一步缩小，在亚太地区，战略优势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对于美国及其亚太盟友而言结构压力在不断增大。美国为了应对中国崛起造成的结构压力，加强联盟承诺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但是对中国进行战略遏制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影响，而中美之间发生战争更是一个重大的危险。[12]5-6
就亚太地区大国而言，中国不希望与美国发生战争，美国也不希望与中国发生战争，中美之间的战争对于中美两国、乃至整个世界都是难以接受的。但是，美国的联盟承诺鼓励其亚太盟友在地区内采取侵略性的外交政策，不仅破坏了亚太地区内各国原有互动模式，给亚太地区的某些国家造成了安全压力，而且危及亚太地区秩序的稳定，从战略目标上来说既伤亚太国家又伤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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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遗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