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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宫博物院是国内收藏鼻烟壶数量最多、品种最全的单位，大约收藏有各种鼻烟壶二三千件。据该院副研究馆员夏更起先生介绍，鼻烟壶早期基本是按质地分类分散在器物部各个组内，直到1981年耿宝昌、李久芳和他被派去参加中国鼻烟壶协会的会议时，故宫才把鼻烟壶列为专项研究，起步较晚。随后到1995年，由夏更起先生和其学生张荣主编的《故宫鼻烟壶选粹》一书出版发行，才正式将北京故宫收藏的鼻烟壶公诸于世，此书收录故宫所藏的各类鼻烟壶225件。书中夏先生的《清宫鼻烟壶概述》一文，是当时故宫较全面研究鼻烟壶的开山之作，他对鼻烟壶的创造与发展、御制烟壶和地方贡人烟壶概况、各类鼻烟壶进行了研究。此后，内地也陆续出版了一些相关著作，但在鼻烟壶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很多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本刊就此专访了夏先生，请他就鼻烟壶在中国的制作起源、材质品种的分类、北京宫廷制作以及北京、广州、苏州等地民间制作工艺的研究方面还存在的问题略作介绍。
中国鼻烟壶的制作起源于康熙时期
有关鼻烟壶的起源研究至今没有清晰，夏更起先生广泛搜集了几十篇相关论文，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对中国鼻烟壶的起源也没有讲清楚，至少有十几种起源说，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即明末说、顺治说、康熙说。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鼻烟壶起源于广州，也有学者说是由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人中国，但仔细查证后发现，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夏先生认为，中国鼻烟壶制作最早的起源是在康熙时期，现在我们看到的鼻烟壶，无论有款还是无款器，可以确认的实物只有康熙时期制品，北京故宫已经发表了收藏的两件“康熙御制”款铜胎画珐琅鼻烟壶就是例证，而该院所藏的一些康熙瓷胎鼻烟壶，工艺风格属于康熙时期，但都没有款，部分写有“成化年制”款的瓷鼻烟壶，皆为寄托款，基本都是康熙后期所烧制。早期有不少小瓷瓶用来盛鼻烟，盖上没有小勺，只是代用品，不能看作是专门制作的鼻烟壶。国外、北京、苏州等地发现刻有清代顺治年款的铜、玉鼻烟壶，上面刻有龙纹，因此曾有学者将鼻烟壶的起源定为顺治时期，但这些实物最终经不起鉴定研究，鼻烟壶上很少出现龙纹，此类烟壶上所刻龙纹晚于清朝，不能确定为顺治制品。
在文献记载方面，夏先生找到了最早准确记载鼻烟壶的王士祯《香祖笔记》，此书写成于康熙四十二、四十三年(1703－1704年)，作者王士祯(1634－1711年)生活在康熙时期，曾为康熙朝刑部尚书，书中记“烟草来自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对康熙宫廷鼻烟壶记载详细：“近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自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而由档案文献记载可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养心殿造办处建玻璃厂，这一说法已经为中外学者所共识，王士祯的书写成于建玻璃厂七八年后，可以推断玻璃厂建后一段时间才出现鼻烟壶，是比较可信的记载，目前尚末发现比《香祖笔记》更早的文献。
此外，曾经给康熙皇帝教授诗文的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记有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康熙南巡杭州时，他曾受邀与康熙回京，在畅春园获赠过两个玻璃鼻烟壶。此事也发生在宫内建玻璃厂后八年，应是可信的。从王士祯和高士奇的记载看，康熙造办处玻璃厂最晚在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二年已经创烧了玻璃鼻烟壶。大量存世的文献中，都发现记有康熙帝屡屡赏赐近臣和外官鼻烟壶的事。清代咸、同时期的书画家、鉴赏家赵之谦在《勇庐闲诘》中对清代鼻烟壶有一定的研究，记有“制壶之始，仅有玻璃，余皆后起也”之说，可应照王士祯、高士奇所记的真实性。
康熙时期不仅宫廷制作鼻烟壶，民间也烧制，不少康熙朝档案中记载有地方官员进贡鼻烟壶给康熙的事，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苏州织造李煦就曾进贡佛手、湖笔和鼻烟壶。
对鼻烟壶种类的深入研究
有待更进一步
夏更起先生将鼻烟壶的品种分为八大类，即金属胎珐琅、各种玻璃、玻璃胎画珐琅、玉石、瓷胎、竹木牙角、漆制、内画八类，每一类又可根据工艺特点的不同分出各种小类，大约有百余种。宫廷制作的鼻烟壶只有少数是供皇帝等皇室成员使用的，大量是用来收藏、欣赏以及赏赐。
金属胎珐琅类鼻烟壶叉包括画珐琅、掐丝珐琅、银胎软珐琅三种，金属胎画珐琅传世品多见，掐丝珐琅鼻烟壶因制作难度大，当时清官内也很少制作，故宫收藏的传世品不多，银胎软珐琅鼻烟壶在雍正时期有此工艺，但清宫旧藏品中未见有实物。
玻璃鼻烟壶按不同的制作工艺，又可分为单色玻璃、搅玻璃、金星玻璃、洒金星玻璃、套玻璃五种。雍正皇帝就很喜欢玻璃鼻烟壶，据活计档记载，他经常佩带的是一件宝蓝色光素玻璃鼻烟壶。单色玻璃鼻烟壶有透明、半透明、不透明三种。搅玻璃鼻烟壶多用两色或更多的色玻璃搭配加工而成。金星玻璃制作工艺始于欧州，盛行于康、雍、乾三代，清档中嘉庆朝后不再见制作记录，洒金星玻璃鼻烟壶也是这种情况。套玻璃鼻烟壶品种最多，制造时间长、数量大，套单色、二色、三色、四色、五色、六色、七色的都有，北京、山东民间也都大量制作。
玻璃胎画珐琅创烧于康熙宫廷，因珐琅釉与玻璃的熔点接近，仅相差五六十度，珐琅彩画成后烧制相当困难，夏先生粗略统计雍、乾两朝可能也就做成二三百件。夏更起先生查找到美国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当年烧坏了的玻璃画珐琅鼻烟壶的照片，画有人物纹饰，玻璃胎烧变形，塌下来了，这也是这类鼻烟壶珍稀的主要原因。就各类鼻烟壶的存世情况来看，画珐琅鼻烟壶的数量最少，价值也最高。北京、台北故宫收藏的铜胎画珐琅鼻烟壶的总数也没超过100件，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烧制难度大，价值就更高，数量仅是铜胎画珐琅鼻烟壶的1／10。传世实物中写“古月轩”款的玻璃画珐琅鼻烟壶，应为民间所作，宫廷档案中未见相关记载。
玉石鼻烟壶大多数是由清官玉作、苏州、扬州三地制作，始于康熙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后的制品较多，这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后，和田玉料大量流入宫廷有因果关系。从现存的传世实物看，玉烟壶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玛瑙，而水晶、翡翠、青金石、芙蓉石等等材质的鼻烟壶数量较少。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前，宫廷制作的玉石类鼻烟壶多数为玛瑙制。档案记载，雍正皇帝下令制作的鼻烟壶，一般都是玛瑙、水晶以及各种石质的，只偶尔下令制作玉鼻烟壶，因此民间的玉鼻烟壶也应该 非常稀少。档案记载中，道光皇帝就经常喜欢佩带玉鼻烟壶。
瓷胎鼻烟壶始烧于康熙晚期，康熙时期多数为青花制品，也有釉里红鼻烟壶，造型多为圆筒式。雍正、乾隆时期品种大增，官窑、民窑均大量烧制，粉彩器是主流，清代晚期的品种、数量最多。
从清官的活计档看，竹木牙角类的鼻烟壶有象牙、犀角、虬角、椰壳、竹根、核桃、葫芦等多种。民间作坊中各种质地的鼻烟壶都有，但整体看，数量都不大。
漆制鼻烟壶数量少，北京故宫仅藏有六十余件，有红雕漆、描金漆、黑漆嵌银丝、紫漆浅刻四种，大部分并非宫廷制作，应系各地方进贡宫廷的贡品。
内画鼻烟壶的创始时间尚无定论，但已经发现有嘉庆十五年(1810年)和二十一年(1816年)落款为“甘桓文”的内画鼻烟壶，甘桓文是嘉庆时福建的一位落魄文人，香港中文大学文博馆馆长林业强曾在该馆库房发现一件他的书画作品，绘画水平一般。但奇怪的是，嘉庆时期鼻烟壶玩赏正处于流行热潮中，而这种新创品种为何又直到五十多年后的光绪时期方大热，值得研究。光绪年间内画名家辈出，当时有名的人物就有三十余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周乐元、丁二仲、马少宣、叶仲三、孟子受、毕荣久等人，其中毕荣久曾进入宫廷画鼻烟壶。
夏更起先生指出，清代宫廷大量制造鼻烟壶，但数目无法统计，粗略估计也有三四万件，各地进贡品估什也超过万件，但流向复杂，无法统计。以前将故宫收藏的二三千件鼻烟壶大致归纳为八大类，现在看来还需要增加，特别是对每一类别的鼻烟壶更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夏更起先生认为大类上还应该扩大，在八大类的基础上增加匏类(即葫芦)鼻烟壶、金属类鼻烟壶、镶嵌类鼻烟壶等。匏类鼻烟壶与竹木牙角类的鼻烟壶制作工艺差别很大，应该分出来。葫芦器在清康熙年间引入宫廷，在事先雕刻好的模范内自然生长出来，乾隆在《恭题壶庐碗歌》的诗中，提到的“丰泽园”就是当年宫廷种葫芦的地方，在当时皇宫西侧的中南海内，每年农历八、九月收获后，成功者都交漆作做口。清官生产的葫芦鼻烟壶总数大约在千件以上，各种档案中记有扁瓶式、六棱瓶式、八棱瓶式、背壶式、八不正式、花瓣式、桃式等等，有的还有年款，但是流传下来的实物很少。
以金、银、铜等材质制成的鼻烟壶存世量极少，金、银具有货币功能，过去可以流通，传世品后来经常被重新回炉熔铸其他器物使用，北京故宫藏有一些当年宫廷拟用来重铸的金银器，上面贴有图章，被砸损了，应是未使用完剩下的，可作为研究资料。
镶嵌类鼻烟壶虽然传世品少，但也应该单独成类，据档案记载，造办处的镶嵌作、铜作在雍正、乾隆两朝都曾经制作过鼻烟壶，还需要进一步去发现、查证研究。
另外，对各类鼻烟壶也应该专门研究，比如玻璃、瓷胎鼻烟壶的存世数量大，但现在很多文章研究仅在表面，所引的材料多经不起推敲，瓷胎画珐琅鼻烟壶从工艺上说制作难度不大，但传世实物不见，仍需继续关注。玉石鼻烟壶、珐琅鼻烟壶、漆鼻烟壶等等都需要各方面的研究专家参与，研究其中每一大类以及各小类鼻烟壶的制作起源、工艺水平。以画珐琅鼻烟壶为例，这一类艺术含量最高，在实物、文献的基础上，还应广泛收集各种大型的画珐琅器物资料，展开在材质、颜料、纹饰等方面的对比分析研究，探讨它们之间的工艺影响，各类究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当年进入宫廷的技师，由各地挑选送入宫廷，究竟有多高水平，到宫廷后需要进行考试，档案记载中就有命令其制作鼻烟壶作为考试的，这些资料零星的分散在各种档案中，需要去查找。只有深入研究，才能将鼻烟壶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层次上，这需要更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实物，有相当大的难度，也是目前研究方面深为缺失的方面。
中国鼻烟壶的制作起源于康熙时期
有关鼻烟壶的起源研究至今没有清晰，夏更起先生广泛搜集了几十篇相关论文，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对中国鼻烟壶的起源也没有讲清楚，至少有十几种起源说，具有代表性的有三种：即明末说、顺治说、康熙说。有国外学者认为中国鼻烟壶起源于广州，也有学者说是由明代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人中国，但仔细查证后发现，都没有直接的证据。夏先生认为，中国鼻烟壶制作最早的起源是在康熙时期，现在我们看到的鼻烟壶，无论有款还是无款器，可以确认的实物只有康熙时期制品，北京故宫已经发表了收藏的两件“康熙御制”款铜胎画珐琅鼻烟壶就是例证，而该院所藏的一些康熙瓷胎鼻烟壶，工艺风格属于康熙时期，但都没有款，部分写有“成化年制”款的瓷鼻烟壶，皆为寄托款，基本都是康熙后期所烧制。早期有不少小瓷瓶用来盛鼻烟，盖上没有小勺，只是代用品，不能看作是专门制作的鼻烟壶。国外、北京、苏州等地发现刻有清代顺治年款的铜、玉鼻烟壶，上面刻有龙纹，因此曾有学者将鼻烟壶的起源定为顺治时期，但这些实物最终经不起鉴定研究，鼻烟壶上很少出现龙纹，此类烟壶上所刻龙纹晚于清朝，不能确定为顺治制品。
在文献记载方面，夏先生找到了最早准确记载鼻烟壶的王士祯《香祖笔记》，此书写成于康熙四十二、四十三年(1703－1704年)，作者王士祯(1634－1711年)生活在康熙时期，曾为康熙朝刑部尚书，书中记“烟草来自吕宋(今菲律宾吕宋岛)，漳州人自海外携来，莆田亦种之，反多于吕宋。今处处有之，不独闽矣”。对康熙宫廷鼻烟壶记载详细：“近京师又有制为鼻烟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以玻璃为瓶贮之。瓶之形象种种不一，颜色亦具红、紫、黄、白、黑、绿诸色，自如水晶，红如火齐，极可爱玩。以象齿为匙，就鼻嗅之，还纳于瓶，皆内府制造。民间亦或仿而为之，终不及。”而由档案文献记载可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养心殿造办处建玻璃厂，这一说法已经为中外学者所共识，王士祯的书写成于建玻璃厂七八年后，可以推断玻璃厂建后一段时间才出现鼻烟壶，是比较可信的记载，目前尚末发现比《香祖笔记》更早的文献。
此外，曾经给康熙皇帝教授诗文的高士奇，在《蓬山密记》中记有康熙四十三年(1740年)康熙南巡杭州时，他曾受邀与康熙回京，在畅春园获赠过两个玻璃鼻烟壶。此事也发生在宫内建玻璃厂后八年，应是可信的。从王士祯和高士奇的记载看，康熙造办处玻璃厂最晚在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二年已经创烧了玻璃鼻烟壶。大量存世的文献中，都发现记有康熙帝屡屡赏赐近臣和外官鼻烟壶的事。清代咸、同时期的书画家、鉴赏家赵之谦在《勇庐闲诘》中对清代鼻烟壶有一定的研究，记有“制壶之始，仅有玻璃，余皆后起也”之说，可应照王士祯、高士奇所记的真实性。
康熙时期不仅宫廷制作鼻烟壶，民间也烧制，不少康熙朝档案中记载有地方官员进贡鼻烟壶给康熙的事，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苏州织造李煦就曾进贡佛手、湖笔和鼻烟壶。
对鼻烟壶种类的深入研究
有待更进一步
夏更起先生将鼻烟壶的品种分为八大类，即金属胎珐琅、各种玻璃、玻璃胎画珐琅、玉石、瓷胎、竹木牙角、漆制、内画八类，每一类又可根据工艺特点的不同分出各种小类，大约有百余种。宫廷制作的鼻烟壶只有少数是供皇帝等皇室成员使用的，大量是用来收藏、欣赏以及赏赐。
金属胎珐琅类鼻烟壶叉包括画珐琅、掐丝珐琅、银胎软珐琅三种，金属胎画珐琅传世品多见，掐丝珐琅鼻烟壶因制作难度大，当时清官内也很少制作，故宫收藏的传世品不多，银胎软珐琅鼻烟壶在雍正时期有此工艺，但清宫旧藏品中未见有实物。
玻璃鼻烟壶按不同的制作工艺，又可分为单色玻璃、搅玻璃、金星玻璃、洒金星玻璃、套玻璃五种。雍正皇帝就很喜欢玻璃鼻烟壶，据活计档记载，他经常佩带的是一件宝蓝色光素玻璃鼻烟壶。单色玻璃鼻烟壶有透明、半透明、不透明三种。搅玻璃鼻烟壶多用两色或更多的色玻璃搭配加工而成。金星玻璃制作工艺始于欧州，盛行于康、雍、乾三代，清档中嘉庆朝后不再见制作记录，洒金星玻璃鼻烟壶也是这种情况。套玻璃鼻烟壶品种最多，制造时间长、数量大，套单色、二色、三色、四色、五色、六色、七色的都有，北京、山东民间也都大量制作。
玻璃胎画珐琅创烧于康熙宫廷，因珐琅釉与玻璃的熔点接近，仅相差五六十度，珐琅彩画成后烧制相当困难，夏先生粗略统计雍、乾两朝可能也就做成二三百件。夏更起先生查找到美国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当年烧坏了的玻璃画珐琅鼻烟壶的照片，画有人物纹饰，玻璃胎烧变形，塌下来了，这也是这类鼻烟壶珍稀的主要原因。就各类鼻烟壶的存世情况来看，画珐琅鼻烟壶的数量最少，价值也最高。北京、台北故宫收藏的铜胎画珐琅鼻烟壶的总数也没超过100件，玻璃胎画珐琅鼻烟壶烧制难度大，价值就更高，数量仅是铜胎画珐琅鼻烟壶的1／10。传世实物中写“古月轩”款的玻璃画珐琅鼻烟壶，应为民间所作，宫廷档案中未见相关记载。
玉石鼻烟壶大多数是由清官玉作、苏州、扬州三地制作，始于康熙时期，一直延续到清末，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以后的制品较多，这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新疆准噶尔叛乱后，和田玉料大量流入宫廷有因果关系。从现存的传世实物看，玉烟壶的数量最多，其次是玛瑙，而水晶、翡翠、青金石、芙蓉石等等材质的鼻烟壶数量较少。在乾隆二十四年以前，宫廷制作的玉石类鼻烟壶多数为玛瑙制。档案记载，雍正皇帝下令制作的鼻烟壶，一般都是玛瑙、水晶以及各种石质的，只偶尔下令制作玉鼻烟壶，因此民间的玉鼻烟壶也应该 非常稀少。档案记载中，道光皇帝就经常喜欢佩带玉鼻烟壶。
瓷胎鼻烟壶始烧于康熙晚期，康熙时期多数为青花制品，也有釉里红鼻烟壶，造型多为圆筒式。雍正、乾隆时期品种大增，官窑、民窑均大量烧制，粉彩器是主流，清代晚期的品种、数量最多。
从清官的活计档看，竹木牙角类的鼻烟壶有象牙、犀角、虬角、椰壳、竹根、核桃、葫芦等多种。民间作坊中各种质地的鼻烟壶都有，但整体看，数量都不大。
漆制鼻烟壶数量少，北京故宫仅藏有六十余件，有红雕漆、描金漆、黑漆嵌银丝、紫漆浅刻四种，大部分并非宫廷制作，应系各地方进贡宫廷的贡品。
内画鼻烟壶的创始时间尚无定论，但已经发现有嘉庆十五年(1810年)和二十一年(1816年)落款为“甘桓文”的内画鼻烟壶，甘桓文是嘉庆时福建的一位落魄文人，香港中文大学文博馆馆长林业强曾在该馆库房发现一件他的书画作品，绘画水平一般。但奇怪的是，嘉庆时期鼻烟壶玩赏正处于流行热潮中，而这种新创品种为何又直到五十多年后的光绪时期方大热，值得研究。光绪年间内画名家辈出，当时有名的人物就有三十余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周乐元、丁二仲、马少宣、叶仲三、孟子受、毕荣久等人，其中毕荣久曾进入宫廷画鼻烟壶。
夏更起先生指出，清代宫廷大量制造鼻烟壶，但数目无法统计，粗略估计也有三四万件，各地进贡品估什也超过万件，但流向复杂，无法统计。以前将故宫收藏的二三千件鼻烟壶大致归纳为八大类，现在看来还需要增加，特别是对每一类别的鼻烟壶更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夏更起先生认为大类上还应该扩大，在八大类的基础上增加匏类(即葫芦)鼻烟壶、金属类鼻烟壶、镶嵌类鼻烟壶等。匏类鼻烟壶与竹木牙角类的鼻烟壶制作工艺差别很大，应该分出来。葫芦器在清康熙年间引入宫廷，在事先雕刻好的模范内自然生长出来，乾隆在《恭题壶庐碗歌》的诗中，提到的“丰泽园”就是当年宫廷种葫芦的地方，在当时皇宫西侧的中南海内，每年农历八、九月收获后，成功者都交漆作做口。清官生产的葫芦鼻烟壶总数大约在千件以上，各种档案中记有扁瓶式、六棱瓶式、八棱瓶式、背壶式、八不正式、花瓣式、桃式等等，有的还有年款，但是流传下来的实物很少。
以金、银、铜等材质制成的鼻烟壶存世量极少，金、银具有货币功能，过去可以流通，传世品后来经常被重新回炉熔铸其他器物使用，北京故宫藏有一些当年宫廷拟用来重铸的金银器，上面贴有图章，被砸损了，应是未使用完剩下的，可作为研究资料。
镶嵌类鼻烟壶虽然传世品少，但也应该单独成类，据档案记载，造办处的镶嵌作、铜作在雍正、乾隆两朝都曾经制作过鼻烟壶，还需要进一步去发现、查证研究。
另外，对各类鼻烟壶也应该专门研究，比如玻璃、瓷胎鼻烟壶的存世数量大，但现在很多文章研究仅在表面，所引的材料多经不起推敲，瓷胎画珐琅鼻烟壶从工艺上说制作难度不大，但传世实物不见，仍需继续关注。玉石鼻烟壶、珐琅鼻烟壶、漆鼻烟壶等等都需要各方面的研究专家参与，研究其中每一大类以及各小类鼻烟壶的制作起源、工艺水平。以画珐琅鼻烟壶为例，这一类艺术含量最高，在实物、文献的基础上，还应广泛收集各种大型的画珐琅器物资料，展开在材质、颜料、纹饰等方面的对比分析研究，探讨它们之间的工艺影响，各类究竟到达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当年进入宫廷的技师，由各地挑选送入宫廷，究竟有多高水平，到宫廷后需要进行考试，档案记载中就有命令其制作鼻烟壶作为考试的，这些资料零星的分散在各种档案中，需要去查找。只有深入研究，才能将鼻烟壶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层次上，这需要更广泛搜集相关资料、实物，有相当大的难度，也是目前研究方面深为缺失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