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知名学者、诗人，出版过多部学术专著与思想随笔，“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项得主。
　　
　　在思想的各种消除策略中，我们正在一步一步面临着不能被消除的、一个顽固的核心，我们正面临着无意义。无意义渗透了人类的生活与事物，无意义深入了语言与意义。就像一种无处不在的现代噪音。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极权统治，也面临着无用的或正在失效的自由；面临着老式的苦难：贫穷、饥饿、专制，也面临着游戏、娱乐、孤立化和无责任感。在过去的時代里，与任何一种不公正、与苦难的斗争都是有意义的，然而今天，无意义的影响甚至已经超过了任何一种斗争的热情与牢不可破的依据。在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无意义感的时候，任何行为都没有了最终的合理性。不仅无意义使有意义的行为受到最终的质疑，无意义还鼓励了原本无意义的东西继续存在，似乎只有它才是合理的。专制制度无意义，似乎改变它的观点与行为也陷于无意义；受苦无意义，抗拒苦难也无意义；贫穷无意义，富裕也一样无意义。坚信无意义，怀疑也无意义；克制无意义，放纵也无意义。有意义的行为、有意义的思想与生活才像是一个偶然性的例外。
　　也许无意义并不是一种突然出现的新事物，只是在哲学的理想国、宗教的上帝之城和黑格尔式的历史国家破灭之后，无意义变成纯粹的消极之物，而不再是像“死亡”那样一种纯粹的和必要的否定性力量，这只是无意义本身被侵蚀的时刻。无意义在思想的初始场景中就已经闪现了，但初始情境的闪现总是伴随着不可思议的启迪。宗教思想、信仰与行为及其社会结构就是这样启迪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