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第一次见到陈明忠先生，就被他的“蹒跚”吸引。拖着被当年酷刑毁掉的膝盖，他走得吃力却坚定，身无所求、心无旁骛的坚定，这坚定从什么历史经验中来？得知要做回忆录，我就“自告奋勇”了。
《陈明忠回忆录》是一个集体工作，由吕正惠老师主持，夏潮联合会和人间出版社的多位同仁协作，我有幸参与其中，要感谢大家的信任。让我带着我的“大陆背景”，试着从统左派的血脉和现实，来理解台湾。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访谈中，陈先生好几次这样问。他难得“犹疑”，但这“犹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
“有意义吗”？这问号只是让我再度感受他的壮心不已：他的回忆，不是80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
陈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陈桑”（以日语发音），这是一个包含着亲切关系的尊称。1987年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很快成为统左派各路人馬的核心和纽带，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工党、劳动党、原住民部落工作队的先后成立，他都是个关键人物。这二十余年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讲得不多，但这二十余年活动的根本与精神，念兹在兹，都贯注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叙述里。
一、雨豆树下的小孩
陈桑1929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小村落五甲尾。如今名“嘉兴里”。2011年夏天我去寻访时，问路“五甲尾”，年轻人多已不知。建于1920年的小学还在原址，教导主任说，日据时代唯一留下的，是操场边那株绿荫如伞的雨豆树。
“整个五甲尾我还认得的，就那株雨豆树了。”
当年他和同学在雨豆树下练习相扑，他们“五甲尾分校”得了冈山地区小学比赛的第一名。因为不少孩子是1937年战争爆发后推行“皇民化运动”，才强制入学的，五年级生十八九岁的都有，跟别的学校十二三岁的孩子比，“当然第一”。此时日语的推行也从学校延伸到村落，乡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话：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它打”（猪母发情了，我要去牵猪哥来交配），把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电影公司来村里拍片，宣传“国语运动的成果”，老农紧张到指着“脑袋”（あたま）说“睾丸”（きんた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村民被组织壮丁团操练，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同时，陈桑回忆农民所受的压榨，学校里的军事化训练，以及随时准备当炮灰的恐惧，来反驳李登辉对殖民统治的美化，“李登辉大概是个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
陈桑自己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顺民，还因为战争的机会，开设牛奶牧场和榻榻米工厂，与日本人做生意。战争来了，一般乡下人吃不起白米吃番薯签的时候，他家的饮食变化，是从吃海鱼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鱼--因为渔船被军队征用了。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学生陈明忠，考上高雄中学，受日本学生的欺负，才知道自己是“清国奴”，不是“日本人”。
陆续出版和将出版的老政治犯回忆录中，有部同样以真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赖丁旺回忆录》。赖丁旺和陈桑相差一岁，生在台南楠西村，作为贫家子弟，他更细致地讲述了日据后期农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个孩子也只有两个有得穿；还有习武结社的乡村习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阵”与地方势力、日本人的关系。颇可与陈桑的回忆对照。
1920年代生发的台湾新文学，以殖民地现实揭露与文化启蒙为职志，乡村社会是主要题材，1930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和管制，让新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卢沟桥事变后，陈桑喜欢读的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人的小说，即便仍以乡村故事寄寓对殖民地问题的思考，都难以正面处理乡村的民族与阶级冲突（除了杨逵写于1938年的《模范村》）。就此而言，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录，正是了解皇民化时期的乡村实景的可贵材料。
以档案史料、文学作品和口述回忆搭建一个多层次的途径，可以了解的是：日本殖民台湾30年前后，水利、发电设施的修建，农地产出的提高，让一般人在资源掠夺式的殖民地经济发展中，仍能维持生活；小学教育普及率在日据后期达到8～14岁儿童70%就学，高等教育方面，有条件读书的台湾人被限制有刺激不稳思想之虞的文法学科，却颇有机会入农林医各类专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如此，生产力的提高、导向明确的殖民教育，配合严密的警察制度，得以维持所谓社会秩序的良好。这大概是陈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陈桑的父亲这样的地主阶层，会对“日本时代”抱有好感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一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建立。1937年后战争逐渐破坏了生产和生活，但意识形态的松动要复杂得多。
陈桑在高雄中学被日本同学欺负，由歧视唤醒民族意识，这是殖民地人，特别是受教育者觉醒的常见形式。他曾请求父亲给自己转学到台南二中（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总督府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学校”，1945年改名“台湾省立台南第一中学”），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高雄中学，欧式的红砖教学楼在南方嘉树掩映下，仍很美丽，当年脱亚入欧的日本对教育的重视，由学校的格局亦可见。
日本校友宇敷民夫回忆：“高雄中学是充满爱国主义和皇道主义思想的学校，所以内地人学生以能够考上陆海军军官学校为荣。驻校军事教官，武道、体育的老师给予学生的是极为野蛮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随时可以殴打低班生，内地人更可随时随意殴打本岛人……在这种人种差别中我看到了现在日本人的骄傲的原点。总之，高雄中学的生活是野蛮、不愉快、恐怖的生活。”（见《无悔--陈明忠回忆录》）陈桑感谢这样的高雄中学，让他没变成“三脚仔”，并因此读了叔叔的左翼书籍，初步体悟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又从自己受的欺负推己及人，获得了一双新的眼睛来看自己和佃农的关系。
阶级是事实，阶级立场却是主观能动性。如果不是日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陈桑的雨豆树，大概难以这样得见殖民地生活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 1949年后国民政府通过土地改革、白色恐怖和情治体系，以及以儒家为底的道德伦理规训，完成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管控，却与日据时代的殖民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连贯性。正如“清理奴化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脑中有个警备总部”。之后反体制运动和解严，也不曾动摇从日据时代确立的“知礼守法”和现代化价值。或也因此，虽然如今以美化殖民经验来建构“我族”的认同政治，不那么有效了，却不妨碍它以“多元文化”的名义，转为从官方到民间通吃的温情怀旧，或曰“殖民地乡愁”，如大热的《海角七号》里的日台之恋，如建成文物景点的金瓜石日本员工宿舍；也不妨碍国民党一样郑重纪念乌山头水库和八田与一，不妨碍文化界热衷“跳舞时代”各种“现代化初体验”。
从学界的戴国辉、许介麟到陈桑，都曾用了各种资料和譬喻来破解殖民现代化建设的神话，“小偷为了偷东西带了梯子来，离开时带不走，我们就该感谢他带来梯子吗”。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小偷的正义与否，而是这个梯子仍然符合当下的审美。而對许多年轻人来说，日本殖民、国共内战、两岸分断……或者没那么要紧关心，或者“尊重多元记忆”就好了。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怠惰，那么沿着殖民史观批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殖民意识形态的反思。我想陈桑可以略宽心的是，也有许多为社会变革投身乡镇、社区等具体实践的年轻人，“蓝绿”魔咒不能再捆绑他们，则殖民地经验也得以更清醒、有历史感地对待。
几次访谈之间，得知我去了五甲尾，陈桑在一个信封上默了一首诗给我看：
ふるさとは きにありて思ふ
もの
そして悲しくうたふもの
（所谓故乡，是唱着悲伤的歌、从远方想念的地方……）（室生犀星诗作《小景异情その二》，1913）
“家没了，地没了，母亲走了……小时候的同学，这些年也一个个都走掉了。十几岁就离开家，故乡就一直是远远想着才有。回去，什么都没有。但五甲尾是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时候。” 回忆即便有着强烈的现实战斗指向，它仍是个感性的力气活，不时让他陷入唏嘘激动。他也从不回避他身上的日本印记，他记得许多日语诗与歌谣，坦言日本“二二六”士兵和台中农学院的日本老师对他的影响；日语，更是他日后阅读马克思理论、获得中国大陆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样一种既有立场又坦然开放的殖民时代回忆，对于大陆理解台湾的殖民地经验和两岸文化差异，当大有帮助。大陆人多有“台湾人有日本情结”的印象--热衷于报道台湾政党斗争的媒体与有功焉--也同样难于了解这一经验的复杂性。想到这里，如果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能拍成电影，不会逊于《稻草人》或《海角七号》的有趣有味，一定会引发两岸，特别是年轻人了解的兴趣吧。
二、坐牢算什么
2013年底，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了一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碑铭文写着：“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1100余人。”这是大陆官方第一次公开这段历史。有杂志报道：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鲜有的中共在“隐蔽战线”上遭遇的沉痛挫败，也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岛内的一段“惨史”。（ 黄毅修、许智博：《潜伏在台湾》，《南都周刊》2014年4月801期）
“惨史”指的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它当然不是“阴差阳错”被开启。“白色恐怖”于大陆人，还不如被蓝绿政治捆绑的“二二八”来得熟悉。陈桑说，去大陆，曾有人问他，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他说：我是红的。听者吓了一跳。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执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诉威权体制的武器；“白色恐怖”虽影响更深，但反共、匪谍的干系，让它作为禁忌更难打破，而对彼时运动分化、通过了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来说，不分省籍的受难也无利“国殇”建构。“白色恐怖”迟至1990年代才因六张犁公墓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奇怪。“夏潮联谊会”、“中国统一联盟”等成立后，统左有了组织，也有意识地以报告文学、口述史、纪录片等文化形式，以推开白色恐怖和冷战的铁幕，争夺战后历史的论述权（其实1980年代中期陈映真和蓝博洲的作品都已开启了这一工作）。
近年来形势悄然变化，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日益开放，政治打“省籍”牌已不是万灵药，民进党也开始“看见”白色恐怖。而陈桑的回忆，一方面以“二二八台独起源论”为对手，另一方面，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他的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再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
1.“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楼口旁常有20～30个年轻人，围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后太多。二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三年后白色恐怖肃杀全面展开，我更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从容就义的最后一幕，也就是，由于二二八事件而抛弃‘白色祖国’，走向‘红色祖国’的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日据时代反日，光复后反国民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时代的先觉者”。（《陈明忠回忆录》）
谢雪红是日据时代台共的创建者之一，“二二八”起来时，台中的人们集会，敬佩她“敢反抗日本人”，推她为领袖，抢了武器成立“二七部队”。18岁大学生陈明忠也毫不犹豫拿起了枪。
“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陈桑和赖丁旺的讲述里，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属于移民乡村社会传统的草莽气息。赖丁旺回忆，光复后，楠西和附近的村子迅速恢复了曾被日本人禁止的“宋江阵”，人们结社练武，交朋友，行侠仗义，“心里很畅快”。陈桑虽然已经是读农学院的“读书人”，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来的机敏好勇，在这个才从日本军队的暴力和谎言中走出来的青年身上，更显旺盛。“会武功”的祖父和反抗日本人的“土匪”姑婆，似乎把反骨都隔代传给了他。 从凭着血气参加“二二八”，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不代表中国”、“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的新中国”秘密入党，19岁的陈明忠踏上红色理想的不悔路。
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的“潜伏在台湾”是大肆抓捕的由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下得到美国的庇护，是大肆杀戮的背景。国民党档案资料中，被捕叛变的“中共台湾省地下工作委员会”领导人蔡孝乾供认，当时发展的台籍地下党员900多人，大陆来的人数不明确，但一共被抓的党员约1300多人。而据台湾多年来官方公布或民间调查（至今争议）的数字，被抓的人达到9万（或说13～15万），被处死的约9000人（或说1万）左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再度“清共”，抓捕杀戮至于疯狂--狮子的凶心里都有兔子的怯弱，陈桑说，“他（国民党）是太害怕了”。
对死难者，许多人是通过陈映真、蓝博洲等人的小说如《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幌马车之歌》，或者电影《悲情城市》得以了解的。那些为理想抛家舍子、义无反顾，甚至拒绝“感训”从容赴死的革命者，从几十年的压抑历史中浮出，其震撼和动人，可想而知。
陈桑说，“判死刑的人，许多人是像陈映真小说写的，视死如归。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知道是掉脑袋的事。但那时候，共产党在台湾的力量薄弱，为了壮大，采取了比较宽的路线，凡是反对国民党的，都争取进来。所以有许多年轻人，有左倾或者同情共产党的，还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或多深的信仰。所以，在狱中，面对死亡的命运，不好受”。他停下来，“心有不甘啊”。
陈桑自己在误以为被叫出去枪毙时（实际是转移），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也因此，无论外省人张伯哲对周围人的关怀抚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从容，罗东镇青年冯锦辉与难友告别时温暖如常的手，还是那些心有不甘者的痛苦，都成为陈桑一生的精神印记。回忆狱中生活的时候，陈桑的讲述常常急促而跳跃，提到一个个人名，一个个故事，如断简残编却惊心动魄。许多人如武侠小说人物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他所固执的，是想要为他看到的每一个生命的瞬间光华留下记录。
再之后，他叹息复沉默，要讲的是：“慷慨就义易，活下来难。”
第一次坐牢的十年，一方面，他看了太多逃亡、发神经、成为告密者的悲剧，一方面，他见证了许多被牵连或无辜被抓的台湾人，原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却在狱中走向“红色祖国”。那些喊着口号赴死的人震动他们，“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对这些人，名为“新生训导总队”的绿岛，的确是他们的新生之地、他们的“学校”。所以出狱后往来，他们互称：“老同学。”
有知识的教没上过学的，英语，代数，几何，什么都教。外省人教福佬人和客家人国语。思想上的学习则冒着风险，他们利用监狱“政治学习”课上的教材：投降的共产党理论家叶青写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大段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话”，简直有“为匪宣传”之嫌。他们略其批判而读。有人甚至偷偷抄下来藏在牢房里，几十个人因此被安上“暴动”的名字枪毙。但仍有人冒生命危险做小抄，藏匿在厕所便池下的水泥地里。伴随这样饥渴的学习热情，还产生了“极左”和“修正主义”的派系。“极左派”攻击较为知识分子型的，开展各种形式的狱中反抗，譬如多盛饭然后倒厕所里，来消耗敌人的粮食，譬如用做“狗仔”（奸细）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等等。回忆牢房里的“斗争”，陈桑叹惋：“极左”虽有热情，但徒劳而已，甚至白白牺牲。“什么都反抗”让一整个牢房的难友受罚。十年间，母亲路迢迢地来绿岛两次都不得接见，从此黯然不再来。有次，为了让一个难友扮“狗仔”“打入敌人内部”，他们选出叫石沧柏的来做“被打报告的人”，结果石被随之而来的审讯逼得“发了神经”。“是很勇敢啦！”陈桑不愿对难友们批评，在那样残酷的处境中，反抗即使荒谬，也是种光亮。
2.“共匪”的信息
“老同学”多未亲炙过大陆，在狱中，除了共匪毛泽东的思想，还有共匪的战俘，带来“红色祖国”的信息。
1952年10月，国民党袭击莆田的南日岛，俘虏八百多名解放军，军官全被处死，士兵被送到绿岛，编入“第三大队”，成了与台湾政治犯一起上训导课的同学。陈桑印象深刻：他们很多人没上过学，却能认字，是在部队学的；他们的军官都死了，但在绿岛，他们竟然摸清碉堡、机关枪的位置，策划了抢夺补给船、逃回大陆或者上山打游击的“暴动”。台风拖延了补给船，暴动失败。曾经帮他们送报纸“国际版”的“老同学”也受到牵连，陈桑在内的一批“不老实”的政治犯趁机被整肃，与南日岛战俘一起押赴台北的军法处。
时逢七月一日，“反正要死了”，南日岛战俘与台湾政治犯一起唱起了“五星紅旗的国歌”。
南日岛俘虏最后都被枪决了。台湾政治犯们，因为其中一人的父亲卖掉医院的奔走营救，再次得免一死。“南日岛的俘虏，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考古学家张光直1949年也曾入狱一年，他的自述《番薯人的故事》里，记录了与金门战俘的两次相遇。一段是在情报处监狱时，十来个解放军战俘，被允许与单独关押的团长见面，一坐下来，他们讨论的是“这一仗怎么打输的”，如同开战后检讨会，连监狱的所长也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另一段更有意思，是送到内湖“感训”后，听到一个国民党教官对金门战俘的“指导课”：
教：（穿军装，二十出头，可能已在军校毕业）“你在这里与原来的部队有什么不同？”
俘：（穿俘虏装，二十上下。剃光头，华北农村中的典型老实人的样子）：“不一样！就像我走出走进营部的时候，还要给卫兵敬礼。看见了个官，又要敬礼。
教：“这是非常重要的‘礼’。军队里没有礼貌就没有秩序。给卫兵敬礼是尊敬他的守卫的职务；给官长敬礼是尊敬他比我高的阶级。这是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 俘：“我们那边不敬礼，也照样有秩序。看谁轮到站岗，点一个头；我们没有阶级，照样也有发命令的，有把命令接过来照做的。”（张光直《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这特殊环境下两岸接触的吉光片羽，作为大陆人，听来五味杂陈。195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军队，透露如此清新昂扬的面貌。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旧世界。部队是学校，除了识字，他们在具体的战斗中认识和实践平等、秩序的新含义。这本是革命的精神所在，也是新中国建国后百废待兴的基础。相应1950年代的台湾，如内湖的小军官所言，偷渡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等级与规训，正在重新整合台湾的移民传统和殖民地经验，形成三十余年戒严的基础。那是高度有效的管控、是思想喑哑、消失了“左眼”的时代。但在狱中，疑似的共匪经过“训导”，成了真正的共匪，恐怕是国民党怎么也想不到的。
总之，在绿岛这所学校，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们成了“老同学”，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奠定了对“红色祖国”的向往。狱中学习资源局限，也无从实践。无需回避：作为台湾左翼思想的残存继承，这一血脉先天不足。但他们所走过的是炼狱，有逃亡，有疯狂，有为“激进还是修正”势不两立，也有相濡以沫、拼死卫护的情谊。陈桑说，狱中每天24小时相对，彼此全无遮掩，相互太了解了。所以“老同学”的信仰中有无从撼动的情感。1988年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后，是以成为台湾统派最坚定的母体。
3.土地改革与白色恐怖
2010年我跟随蓝博洲去苗栗探访当年地下党最后逃亡的山区。陈映真曾以此写下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1992）：客家青年曾梅兰苦苦寻找1950年代以“二条一”处死的哥哥的尸骨，终于让六张犁公墓与白色恐怖浮出淹埋的历史。陈映真随之探寻1950年代扑杀的左翼青年中“觉醒的农民”，为何农民中之最“诚恳、正直”的会投身革命，且“一旦觉醒，英勇异常”--这是土地改革几十年后，当代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朱天心则以出狱的亲人为原型写下小说《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地主出身而试图解放自己的佃农的“宝将”，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因青春血气导致的误会，一场龙宫归来猛然惊醒的悲情。
陈映真的报告文学，每读之如文中所言：“即使嚎啕失声，也不为失态。”但我们必得从这一情感重击稍微抽离，来面对异议：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陈映真的叙述脉络里，台湾人的红色理想在光复前后有其阶级矛盾的土壤，也有短暂而具体的实践。而朱天心对土改前乡村社会的描写，无疑更符合当代人的感觉：地主和佃农在各就其位的乡村秩序中，大可能温情脉脉（这一想象分歧，与大陆社会近年来对土改历史的翻案和争议，颇有一比）。地主的良善与否、乡村的具体形态的自然可有别，但地主与佃农土地、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冲突，却不取决于地主的品格。朱天心在小说中尽其可能地对“宝将”和他的革命理想做同情与了解，已是人道主义话语面对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
在苗栗，望着茂密山林和幽谷，蓝博洲说，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使得逃亡的地下党渐渐不易得到农民的支持了。
当年在苗栗山区逃亡的萧道应等人试图“重建”省工委，他对同志说：国民党土改可能让我们失去农民的支持，但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去减租、分土地。
“耕者有其田”的吁求源远流长，1920年代台湾农民组合运动不曾做到，日据后期觉醒的地主子弟，比如陈桑，比如朱天心笔下的“宝将”，也曾想把家里的土地分给佃农。讽刺地是，自己革命做不到，关在牢里，却被敌人做到了。
从“三七五减租”到“耕者有其田”，农民逐渐转化为自耕农，与地主的关系得到缓解，也为1960年代工业发展提供了自由移动的劳动力基础。从只管种地到只管赚钱，一样的是莫问政治。
有意味的对照是，中共在大陆发动土改时，不管是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以“打土豪、分田地”来获得农民支持，还是1949年初期新区土改的“群众运动”，都极为重视这一过程中乡村结构的改变和“人的觉悟”。很多档案和运动的观察者，细腻地记录了生产关系变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乡村新政治形态的产生，比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的分化，暴力的问题等等。农民与政治的关系是被正向鼓励的。1950年代，在台湾的国民党则有意以共产党土改中的暴力为反面教材，正当化“自上而下”、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土改，而其作用，恰是去政治的。土改让农民安分守己。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白色恐怖得以实行并令社会长期喑哑的“民意基础”。
所以十几年后“老同学”陆续出狱，无不感叹从“小牢”到“大牢”，体制监控与民间歧视的无所不在。1990年代以来，以“走出白色恐怖”为号召的出版物，从官方到民间，所在皆是。如何走出“白色恐怖”？恐怕并不依赖“从吞恨到感恩”的劫后余生心态。对罪行的控诉或有时尽，深入个体意识肌理的恐怖，才更难走出。
三、陈桑的遗憾
第二次出狱后，在“民气可用”的形势下，丢失工党这个阵地，是陈桑最感痛心之事。1970年代，他偷印禁书、与反对党接触乃至策反台东县长黄顺兴的行动，多是独立、秘密进行，也不可能有什么組织工作。到了他出狱后的1987年，左翼背景的《夏潮》、《人间》杂志十几年来凝聚的力量和影响，已有所积累，如果与社会民主派合作的工党组党成功，统左派将有一个真正的阵地，公开战斗的阵地。
“那个势，过去了就没有了。”陈桑详细讲了他认为的造成工党分裂的多重因素，或许也会引起当事人或关心者不同角度的意见。若以20余年来各自发展的经验，重新检讨这个“失败”，是否能提供一个左翼各方实践重新合作的想象呢？无论如何，陈桑认为，这是他们该给后辈的交待。
比工党的分裂更让他揪心的，是“统”与“左”的分裂。陈桑认为，对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性质的认识差异，是“统”与“左”分裂的原因。代表正义、平等、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社会主义理想，还在吗？陈桑为此大量阅读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材料，思考现实，得出大陆是“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仍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而美国对台湾战后经济和政治无远弗届的渗透，让台湾一度成了新形态的美国殖民地。因而，统一亦是立足于反帝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基于此，陈桑认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虽是阶级矛盾，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因此陈桑的回忆录有着贯穿始终的对话对象：关于独立的论述，和渐行渐远的（不愿意统或消极于统的）左派。 对两岸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的认识分歧，确实是台湾思想与运动各色光谱里一个重要因素。2008年台湾《思想》杂志刊发陈桑的访谈《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后，接着刊发了陈信行的《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陈明忠先生以肉身浇灌的《夏潮》杂志以及其相关人士历来的努力，从1970年代末以来，有力地在文艺领域中定义了在当代台湾的具体情境下，什么叫社会正义、什么叫批判，从而使得像我这一辈人，在80年代远为安全的环境中决定投身社会运动时，有思想素材得以咀嚼，有尺度可以衡量自身”。在尊重陈桑这一代的历史贡献的同时，陈信行的文章同样以其成为“台湾左派”的感性经历出发，就“一国两制”、“改革开放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上，对陈桑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一样的诚恳和坚定、思考路线却殊异--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对大陆知识界来说，从另一种历史经验思考当下中国的问题，也当格外有意义。
台湾左翼的光谱并不只是以统独分，还有保钓左，毛派，学院左，运动左，道德左，假左，还有不愿被归派别的、进入台湾社会变革的具体面向的新一代实践者……那么如何对待不赞成或消极于统一的左派呢？除了社会主义性质之争议，在其实践领域内，还有怎样值得聆听的声音？譬如对两岸经贸往来模式图利大资本的状况，统左阵营内部亦有讨论。如果说外因只能透过内因起作用，那么只有为台湾的农业自主、合作化打下基础，台湾与大陆一起往前走时，才有可持续性的进步，而不是只依靠大陆采购团或旅游团，让共同进步成了馈赠。何况，采购团若没有站得稳的中间人，没有笃实的生产者自己的組织--远有台南学甲虱目鱼、近有金钻凤梨的案例，“惠利”也是何其难。“惠利”也好，“让利”也好，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从这里或可以重新构建统与左的携手空间。对此，陈桑没有多谈，但我想他对后辈是抱着很大期待的。
刚刚退场的台湾“反服贸”，无疑有政党政治与冷战格局的遗留或内化，但从台湾的年轻人的表现看，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手腕，其实已经越来越罩不住他们。被推入光环的几个“学生领袖”有参加民进党选举活动的经验，但在学运中，“领袖”一样是被拿来晾晒、善意攻击，并自我检讨的。作为一个大陆人，我想我不是“相信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而对台湾民主抱有什么蔷薇梦。学生的“宣言”许多还止于道德性，对服贸和自由主义贸易有深入思考的也未必占多数，但他们展现出的思考意识和努力，恐怕大大超过了他们只有被煽动的份儿的想象。时代的困境和问题，可能是最好的老师。
在大陆一面，“统独”所系的民族情感，如今在两岸交往的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与时俱进”。以商促统不再强调同文同种，“兄弟让利”之说也留在了前朝相国的语录里，而新的国台办主任从台湾“反服贸”得到的启示是，“要全面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的想法”。
有时，陈桑会说：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陈桑的路，贯穿着一个想做真正的、不被奴役、勇敢的人，不为自己苟活的人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坚定了统一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心无旁骛走到今天，而两岸的往来，一直在以种种新问题提出挑战。有谁说，自日据时代萌生以来，台湾左翼运动是一连串的挫败史，看看20世纪的世界，又岂止是台湾左翼。后辈只能踏着前辈的挫败往前走，如果对“失败”的检讨能推动两岸共同进步，我想，该是陈桑最乐见的（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原文见《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即将出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陈明忠回忆录》是一个集体工作，由吕正惠老师主持，夏潮联合会和人间出版社的多位同仁协作，我有幸参与其中，要感谢大家的信任。让我带着我的“大陆背景”，试着从统左派的血脉和现实，来理解台湾。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访谈中，陈先生好几次这样问。他难得“犹疑”，但这“犹疑”不需回答。他的一生，无论作为台湾百年离乱的见证，还是红色理想在战后东亚的一种艰困实践，其可贵价值，一读便知。
“有意义吗”？这问号只是让我再度感受他的壮心不已：他的回忆，不是80岁老人的悠然抒怀，而依然是面对现实的斗争。
陈明忠先生，大家叫他“陈桑”（以日语发音），这是一个包含着亲切关系的尊称。1987年以保外就医出狱后，他很快成为统左派各路人馬的核心和纽带，政治受难人互助会、夏潮联合会、工党、劳动党、原住民部落工作队的先后成立，他都是个关键人物。这二十余年的活动，在这本回忆录里，他讲得不多，但这二十余年活动的根本与精神，念兹在兹，都贯注在他对早年经历的叙述里。
一、雨豆树下的小孩
陈桑1929年出生于高雄冈山的小村落五甲尾。如今名“嘉兴里”。2011年夏天我去寻访时，问路“五甲尾”，年轻人多已不知。建于1920年的小学还在原址，教导主任说，日据时代唯一留下的，是操场边那株绿荫如伞的雨豆树。
“整个五甲尾我还认得的，就那株雨豆树了。”
当年他和同学在雨豆树下练习相扑，他们“五甲尾分校”得了冈山地区小学比赛的第一名。因为不少孩子是1937年战争爆发后推行“皇民化运动”，才强制入学的，五年级生十八九岁的都有，跟别的学校十二三岁的孩子比，“当然第一”。此时日语的推行也从学校延伸到村落，乡村生活因此多了不少笑话：班上同学用日语请假“我家猪的妈妈发神经了，我要去找猪的哥哥给它打”（猪母发情了，我要去牵猪哥来交配），把日本老师听得目瞪口呆；电影公司来村里拍片，宣传“国语运动的成果”，老农紧张到指着“脑袋”（あたま）说“睾丸”（きんた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村民被组织壮丁团操练，用“碗筷碗筷”代替“左右左右”的口令……同时，陈桑回忆农民所受的压榨，学校里的军事化训练，以及随时准备当炮灰的恐惧，来反驳李登辉对殖民统治的美化，“李登辉大概是个很特殊的台湾人吧” 。
陈桑自己出身地主家庭，父亲是接受殖民教育的顺民，还因为战争的机会，开设牛奶牧场和榻榻米工厂，与日本人做生意。战争来了，一般乡下人吃不起白米吃番薯签的时候，他家的饮食变化，是从吃海鱼改吃“有泥土味”的河鱼--因为渔船被军队征用了。以为自己“是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小学生陈明忠，考上高雄中学，受日本学生的欺负，才知道自己是“清国奴”，不是“日本人”。
陆续出版和将出版的老政治犯回忆录中，有部同样以真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赖丁旺回忆录》。赖丁旺和陈桑相差一岁，生在台南楠西村，作为贫家子弟，他更细致地讲述了日据后期农民生活的困苦程度，譬如即使是麻袋片做的衣服，一家四个孩子也只有两个有得穿；还有习武结社的乡村习俗的起起落落，比如“宋江阵”与地方势力、日本人的关系。颇可与陈桑的回忆对照。
1920年代生发的台湾新文学，以殖民地现实揭露与文化启蒙为职志，乡村社会是主要题材，1930年代中期殖民政府越来越严厉的镇压和管制，让新文学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卢沟桥事变后，陈桑喜欢读的杨逵、吕赫若、张文环等人的小说，即便仍以乡村故事寄寓对殖民地问题的思考，都难以正面处理乡村的民族与阶级冲突（除了杨逵写于1938年的《模范村》）。就此而言，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录，正是了解皇民化时期的乡村实景的可贵材料。
以档案史料、文学作品和口述回忆搭建一个多层次的途径，可以了解的是：日本殖民台湾30年前后，水利、发电设施的修建，农地产出的提高，让一般人在资源掠夺式的殖民地经济发展中，仍能维持生活；小学教育普及率在日据后期达到8～14岁儿童70%就学，高等教育方面，有条件读书的台湾人被限制有刺激不稳思想之虞的文法学科，却颇有机会入农林医各类专门学校，习得一技之长。如此，生产力的提高、导向明确的殖民教育，配合严密的警察制度，得以维持所谓社会秩序的良好。这大概是陈桑的上一代人中，不只是陈桑的父亲这样的地主阶层，会对“日本时代”抱有好感的原因。这也意味着一种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殖民意识形态的建立。1937年后战争逐渐破坏了生产和生活，但意识形态的松动要复杂得多。
陈桑在高雄中学被日本同学欺负，由歧视唤醒民族意识，这是殖民地人，特别是受教育者觉醒的常见形式。他曾请求父亲给自己转学到台南二中（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总督府台南州立台南第二中学校”，1945年改名“台湾省立台南第一中学”），如果在那里，陈桑自问，是不是他也会成为一个“读书就好”的顺民呢？
高雄中学，欧式的红砖教学楼在南方嘉树掩映下，仍很美丽，当年脱亚入欧的日本对教育的重视，由学校的格局亦可见。
日本校友宇敷民夫回忆：“高雄中学是充满爱国主义和皇道主义思想的学校，所以内地人学生以能够考上陆海军军官学校为荣。驻校军事教官，武道、体育的老师给予学生的是极为野蛮的教育──高班生不需任何理由随时可以殴打低班生，内地人更可随时随意殴打本岛人……在这种人种差别中我看到了现在日本人的骄傲的原点。总之，高雄中学的生活是野蛮、不愉快、恐怖的生活。”（见《无悔--陈明忠回忆录》）陈桑感谢这样的高雄中学，让他没变成“三脚仔”，并因此读了叔叔的左翼书籍，初步体悟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又从自己受的欺负推己及人，获得了一双新的眼睛来看自己和佃农的关系。
阶级是事实，阶级立场却是主观能动性。如果不是日后“背叛了自己的阶级”，陈桑的雨豆树，大概难以这样得见殖民地生活的城乡差异和阶级差异。 1949年后国民政府通过土地改革、白色恐怖和情治体系，以及以儒家为底的道德伦理规训，完成一套新的意识形态管控，却与日据时代的殖民意识形态具有本质的连贯性。正如“清理奴化思想”，取而代之的是“人人脑中有个警备总部”。之后反体制运动和解严，也不曾动摇从日据时代确立的“知礼守法”和现代化价值。或也因此，虽然如今以美化殖民经验来建构“我族”的认同政治，不那么有效了，却不妨碍它以“多元文化”的名义，转为从官方到民间通吃的温情怀旧，或曰“殖民地乡愁”，如大热的《海角七号》里的日台之恋，如建成文物景点的金瓜石日本员工宿舍；也不妨碍国民党一样郑重纪念乌山头水库和八田与一，不妨碍文化界热衷“跳舞时代”各种“现代化初体验”。
从学界的戴国辉、许介麟到陈桑，都曾用了各种资料和譬喻来破解殖民现代化建设的神话，“小偷为了偷东西带了梯子来，离开时带不走，我们就该感谢他带来梯子吗”。但人们似乎并不在意小偷的正义与否，而是这个梯子仍然符合当下的审美。而對许多年轻人来说，日本殖民、国共内战、两岸分断……或者没那么要紧关心，或者“尊重多元记忆”就好了。如果这是一种普遍的怠惰，那么沿着殖民史观批判，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进殖民意识形态的反思。我想陈桑可以略宽心的是，也有许多为社会变革投身乡镇、社区等具体实践的年轻人，“蓝绿”魔咒不能再捆绑他们，则殖民地经验也得以更清醒、有历史感地对待。
几次访谈之间，得知我去了五甲尾，陈桑在一个信封上默了一首诗给我看：
ふるさとは きにありて思ふ
もの
そして悲しくうたふもの
（所谓故乡，是唱着悲伤的歌、从远方想念的地方……）（室生犀星诗作《小景异情その二》，1913）
“家没了，地没了，母亲走了……小时候的同学，这些年也一个个都走掉了。十几岁就离开家，故乡就一直是远远想着才有。回去，什么都没有。但五甲尾是这辈子最无忧无虑的时候。” 回忆即便有着强烈的现实战斗指向，它仍是个感性的力气活，不时让他陷入唏嘘激动。他也从不回避他身上的日本印记，他记得许多日语诗与歌谣，坦言日本“二二六”士兵和台中农学院的日本老师对他的影响；日语，更是他日后阅读马克思理论、获得中国大陆信息的重要渠道。
这样一种既有立场又坦然开放的殖民时代回忆，对于大陆理解台湾的殖民地经验和两岸文化差异，当大有帮助。大陆人多有“台湾人有日本情结”的印象--热衷于报道台湾政党斗争的媒体与有功焉--也同样难于了解这一经验的复杂性。想到这里，如果陈桑和赖丁旺的回忆能拍成电影，不会逊于《稻草人》或《海角七号》的有趣有味，一定会引发两岸，特别是年轻人了解的兴趣吧。
二、坐牢算什么
2013年底，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落成了一个“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碑铭文写着：“1949年前后，我军按照中央关于解放台湾的决策部署，秘密派遣1500余名干部入台，被国民党当局公审处决1100余人。”这是大陆官方第一次公开这段历史。有杂志报道：这是国共双方绵延三十年的角力过程中，鲜有的中共在“隐蔽战线”上遭遇的沉痛挫败，也阴差阳错地开启了岛内的一段“惨史”。（ 黄毅修、许智博：《潜伏在台湾》，《南都周刊》2014年4月801期）
“惨史”指的台湾1950年代白色恐怖。它当然不是“阴差阳错”被开启。“白色恐怖”于大陆人，还不如被蓝绿政治捆绑的“二二八”来得熟悉。陈桑说，去大陆，曾有人问他，你是蓝的还是绿的？他说：我是红的。听者吓了一跳。
从党外运动到民进党执政，“二二八”是用以控诉威权体制的武器；“白色恐怖”虽影响更深，但反共、匪谍的干系，让它作为禁忌更难打破，而对彼时运动分化、通过了台独纲领的民进党来说，不分省籍的受难也无利“国殇”建构。“白色恐怖”迟至1990年代才因六张犁公墓进入公众视野，并不奇怪。“夏潮联谊会”、“中国统一联盟”等成立后，统左有了组织，也有意识地以报告文学、口述史、纪录片等文化形式，以推开白色恐怖和冷战的铁幕，争夺战后历史的论述权（其实1980年代中期陈映真和蓝博洲的作品都已开启了这一工作）。
近年来形势悄然变化，随着两岸经贸、文化交流的日益开放，政治打“省籍”牌已不是万灵药，民进党也开始“看见”白色恐怖。而陈桑的回忆，一方面以“二二八台独起源论”为对手，另一方面，我觉得更有意味的是，他的亲历带出了“人民”的视角：从日据时代的抵抗，到“二二八事件”，再到“白色恐怖”，是台湾人民反抗奴役、专制与腐败的连续历史。
1.“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楼口旁常有20～30个年轻人，围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真的比那些人落后太多。二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三年后白色恐怖肃杀全面展开，我更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从容就义的最后一幕，也就是，由于二二八事件而抛弃‘白色祖国’，走向‘红色祖国’的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下场。日据时代反日，光复后反国民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时代的先觉者”。（《陈明忠回忆录》）
谢雪红是日据时代台共的创建者之一，“二二八”起来时，台中的人们集会，敬佩她“敢反抗日本人”，推她为领袖，抢了武器成立“二七部队”。18岁大学生陈明忠也毫不犹豫拿起了枪。
“敢反抗日本人的，就敢反抗国民党。”
陈桑和赖丁旺的讲述里，时时可以感受到一种属于移民乡村社会传统的草莽气息。赖丁旺回忆，光复后，楠西和附近的村子迅速恢复了曾被日本人禁止的“宋江阵”，人们结社练武，交朋友，行侠仗义，“心里很畅快”。陈桑虽然已经是读农学院的“读书人”，从幼年时就表现出来的机敏好勇，在这个才从日本军队的暴力和谎言中走出来的青年身上，更显旺盛。“会武功”的祖父和反抗日本人的“土匪”姑婆，似乎把反骨都隔代传给了他。 从凭着血气参加“二二八”，到“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不代表中国”、“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平等的新中国”秘密入党，19岁的陈明忠踏上红色理想的不悔路。
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共地下党的“潜伏在台湾”是大肆抓捕的由头；朝鲜战争爆发、冷战格局下得到美国的庇护，是大肆杀戮的背景。国民党档案资料中，被捕叛变的“中共台湾省地下工作委员会”领导人蔡孝乾供认，当时发展的台籍地下党员900多人，大陆来的人数不明确，但一共被抓的党员约1300多人。而据台湾多年来官方公布或民间调查（至今争议）的数字，被抓的人达到9万（或说13～15万），被处死的约9000人（或说1万）左右。退守台湾的国民党再度“清共”，抓捕杀戮至于疯狂--狮子的凶心里都有兔子的怯弱，陈桑说，“他（国民党）是太害怕了”。
对死难者，许多人是通过陈映真、蓝博洲等人的小说如《铃铛花》、《山路》、《赵南栋》，《幌马车之歌》，或者电影《悲情城市》得以了解的。那些为理想抛家舍子、义无反顾，甚至拒绝“感训”从容赴死的革命者，从几十年的压抑历史中浮出，其震撼和动人，可想而知。
陈桑说，“判死刑的人，许多人是像陈映真小说写的，视死如归。他们选择了共产主义，知道是掉脑袋的事。但那时候，共产党在台湾的力量薄弱，为了壮大，采取了比较宽的路线，凡是反对国民党的，都争取进来。所以有许多年轻人，有左倾或者同情共产党的，还谈不上对共产主义有多少认识，或多深的信仰。所以，在狱中，面对死亡的命运，不好受”。他停下来，“心有不甘啊”。
陈桑自己在误以为被叫出去枪毙时（实际是转移），走在狱中过道上，天灵盖突突地跳，“才知道人的脑袋上面还有动脉”。
也因此，无论外省人张伯哲对周围人的关怀抚慰、“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从容，罗东镇青年冯锦辉与难友告别时温暖如常的手，还是那些心有不甘者的痛苦，都成为陈桑一生的精神印记。回忆狱中生活的时候，陈桑的讲述常常急促而跳跃，提到一个个人名，一个个故事，如断简残编却惊心动魄。许多人如武侠小说人物一样来无影去无踪，他所固执的，是想要为他看到的每一个生命的瞬间光华留下记录。
再之后，他叹息复沉默，要讲的是：“慷慨就义易，活下来难。”
第一次坐牢的十年，一方面，他看了太多逃亡、发神经、成为告密者的悲剧，一方面，他见证了许多被牵连或无辜被抓的台湾人，原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却在狱中走向“红色祖国”。那些喊着口号赴死的人震动他们，“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对这些人，名为“新生训导总队”的绿岛，的确是他们的新生之地、他们的“学校”。所以出狱后往来，他们互称：“老同学。”
有知识的教没上过学的，英语，代数，几何，什么都教。外省人教福佬人和客家人国语。思想上的学习则冒着风险，他们利用监狱“政治学习”课上的教材：投降的共产党理论家叶青写的《毛泽东思想批判》，“大段大段引用毛泽东的话”，简直有“为匪宣传”之嫌。他们略其批判而读。有人甚至偷偷抄下来藏在牢房里，几十个人因此被安上“暴动”的名字枪毙。但仍有人冒生命危险做小抄，藏匿在厕所便池下的水泥地里。伴随这样饥渴的学习热情，还产生了“极左”和“修正主义”的派系。“极左派”攻击较为知识分子型的，开展各种形式的狱中反抗，譬如多盛饭然后倒厕所里，来消耗敌人的粮食，譬如用做“狗仔”（奸细）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等等。回忆牢房里的“斗争”，陈桑叹惋：“极左”虽有热情，但徒劳而已，甚至白白牺牲。“什么都反抗”让一整个牢房的难友受罚。十年间，母亲路迢迢地来绿岛两次都不得接见，从此黯然不再来。有次，为了让一个难友扮“狗仔”“打入敌人内部”，他们选出叫石沧柏的来做“被打报告的人”，结果石被随之而来的审讯逼得“发了神经”。“是很勇敢啦！”陈桑不愿对难友们批评，在那样残酷的处境中，反抗即使荒谬，也是种光亮。
2.“共匪”的信息
“老同学”多未亲炙过大陆，在狱中，除了共匪毛泽东的思想，还有共匪的战俘，带来“红色祖国”的信息。
1952年10月，国民党袭击莆田的南日岛，俘虏八百多名解放军，军官全被处死，士兵被送到绿岛，编入“第三大队”，成了与台湾政治犯一起上训导课的同学。陈桑印象深刻：他们很多人没上过学，却能认字，是在部队学的；他们的军官都死了，但在绿岛，他们竟然摸清碉堡、机关枪的位置，策划了抢夺补给船、逃回大陆或者上山打游击的“暴动”。台风拖延了补给船，暴动失败。曾经帮他们送报纸“国际版”的“老同学”也受到牵连，陈桑在内的一批“不老实”的政治犯趁机被整肃，与南日岛战俘一起押赴台北的军法处。
时逢七月一日，“反正要死了”，南日岛战俘与台湾政治犯一起唱起了“五星紅旗的国歌”。
南日岛俘虏最后都被枪决了。台湾政治犯们，因为其中一人的父亲卖掉医院的奔走营救，再次得免一死。“南日岛的俘虏，大陆可能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的事情”。
考古学家张光直1949年也曾入狱一年，他的自述《番薯人的故事》里，记录了与金门战俘的两次相遇。一段是在情报处监狱时，十来个解放军战俘，被允许与单独关押的团长见面，一坐下来，他们讨论的是“这一仗怎么打输的”，如同开战后检讨会，连监狱的所长也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另一段更有意思，是送到内湖“感训”后，听到一个国民党教官对金门战俘的“指导课”：
教：（穿军装，二十出头，可能已在军校毕业）“你在这里与原来的部队有什么不同？”
俘：（穿俘虏装，二十上下。剃光头，华北农村中的典型老实人的样子）：“不一样！就像我走出走进营部的时候，还要给卫兵敬礼。看见了个官，又要敬礼。
教：“这是非常重要的‘礼’。军队里没有礼貌就没有秩序。给卫兵敬礼是尊敬他的守卫的职务；给官长敬礼是尊敬他比我高的阶级。这是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 俘：“我们那边不敬礼，也照样有秩序。看谁轮到站岗，点一个头；我们没有阶级，照样也有发命令的，有把命令接过来照做的。”（张光直《番薯人的故事--张光直早年生活自述》，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
这特殊环境下两岸接触的吉光片羽，作为大陆人，听来五味杂陈。195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军队，透露如此清新昂扬的面貌。它不只是以暴力打破了旧世界。部队是学校，除了识字，他们在具体的战斗中认识和实践平等、秩序的新含义。这本是革命的精神所在，也是新中国建国后百废待兴的基础。相应1950年代的台湾，如内湖的小军官所言，偷渡于“三千年前孔子的时候就传下来的”仁义礼智信中的等级与规训，正在重新整合台湾的移民传统和殖民地经验，形成三十余年戒严的基础。那是高度有效的管控、是思想喑哑、消失了“左眼”的时代。但在狱中，疑似的共匪经过“训导”，成了真正的共匪，恐怕是国民党怎么也想不到的。
总之，在绿岛这所学校，从鬼门关走过一遭的人们成了“老同学”，完成了社会主义的启蒙，奠定了对“红色祖国”的向往。狱中学习资源局限，也无从实践。无需回避：作为台湾左翼思想的残存继承，这一血脉先天不足。但他们所走过的是炼狱，有逃亡，有疯狂，有为“激进还是修正”势不两立，也有相濡以沫、拼死卫护的情谊。陈桑说，狱中每天24小时相对，彼此全无遮掩，相互太了解了。所以“老同学”的信仰中有无从撼动的情感。1988年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成立后，是以成为台湾统派最坚定的母体。
3.土地改革与白色恐怖
2010年我跟随蓝博洲去苗栗探访当年地下党最后逃亡的山区。陈映真曾以此写下报告文学《当红星在七古林山区沉落》（1992）：客家青年曾梅兰苦苦寻找1950年代以“二条一”处死的哥哥的尸骨，终于让六张犁公墓与白色恐怖浮出淹埋的历史。陈映真随之探寻1950年代扑杀的左翼青年中“觉醒的农民”，为何农民中之最“诚恳、正直”的会投身革命，且“一旦觉醒，英勇异常”--这是土地改革几十年后，当代人难以理解的。作家朱天心则以出狱的亲人为原型写下小说《从前有个浦岛太郎》，地主出身而试图解放自己的佃农的“宝将”，在小说中，只是一种因青春血气导致的误会，一场龙宫归来猛然惊醒的悲情。
陈映真的报告文学，每读之如文中所言：“即使嚎啕失声，也不为失态。”但我们必得从这一情感重击稍微抽离，来面对异议：那并不遥远的历史，却已经要问“谁的记忆算数”。陈映真的叙述脉络里，台湾人的红色理想在光复前后有其阶级矛盾的土壤，也有短暂而具体的实践。而朱天心对土改前乡村社会的描写，无疑更符合当代人的感觉：地主和佃农在各就其位的乡村秩序中，大可能温情脉脉（这一想象分歧，与大陆社会近年来对土改历史的翻案和争议，颇有一比）。地主的良善与否、乡村的具体形态的自然可有别，但地主与佃农土地、生产关系上的根本冲突，却不取决于地主的品格。朱天心在小说中尽其可能地对“宝将”和他的革命理想做同情与了解，已是人道主义话语面对历史所能达到的进步。
在苗栗，望着茂密山林和幽谷，蓝博洲说，1949年开始的台湾土地改革，使得逃亡的地下党渐渐不易得到农民的支持了。
当年在苗栗山区逃亡的萧道应等人试图“重建”省工委，他对同志说：国民党土改可能让我们失去农民的支持，但我们还是要鼓励他们去减租、分土地。
“耕者有其田”的吁求源远流长，1920年代台湾农民组合运动不曾做到，日据后期觉醒的地主子弟，比如陈桑，比如朱天心笔下的“宝将”，也曾想把家里的土地分给佃农。讽刺地是，自己革命做不到，关在牢里，却被敌人做到了。
从“三七五减租”到“耕者有其田”，农民逐渐转化为自耕农，与地主的关系得到缓解，也为1960年代工业发展提供了自由移动的劳动力基础。从只管种地到只管赚钱，一样的是莫问政治。
有意味的对照是，中共在大陆发动土改时，不管是在抗战和内战期间以“打土豪、分田地”来获得农民支持，还是1949年初期新区土改的“群众运动”，都极为重视这一过程中乡村结构的改变和“人的觉悟”。很多档案和运动的观察者，细腻地记录了生产关系变化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化、乡村新政治形态的产生，比如“干部”和“群众”的关系，群众的分化，暴力的问题等等。农民与政治的关系是被正向鼓励的。1950年代，在台湾的国民党则有意以共产党土改中的暴力为反面教材，正当化“自上而下”、和平赎买的方式进行土改，而其作用，恰是去政治的。土改让农民安分守己。某种意义上，这也是白色恐怖得以实行并令社会长期喑哑的“民意基础”。
所以十几年后“老同学”陆续出狱，无不感叹从“小牢”到“大牢”，体制监控与民间歧视的无所不在。1990年代以来，以“走出白色恐怖”为号召的出版物，从官方到民间，所在皆是。如何走出“白色恐怖”？恐怕并不依赖“从吞恨到感恩”的劫后余生心态。对罪行的控诉或有时尽，深入个体意识肌理的恐怖，才更难走出。
三、陈桑的遗憾
第二次出狱后，在“民气可用”的形势下，丢失工党这个阵地，是陈桑最感痛心之事。1970年代，他偷印禁书、与反对党接触乃至策反台东县长黄顺兴的行动，多是独立、秘密进行，也不可能有什么組织工作。到了他出狱后的1987年，左翼背景的《夏潮》、《人间》杂志十几年来凝聚的力量和影响，已有所积累，如果与社会民主派合作的工党组党成功，统左派将有一个真正的阵地，公开战斗的阵地。
“那个势，过去了就没有了。”陈桑详细讲了他认为的造成工党分裂的多重因素，或许也会引起当事人或关心者不同角度的意见。若以20余年来各自发展的经验，重新检讨这个“失败”，是否能提供一个左翼各方实践重新合作的想象呢？无论如何，陈桑认为，这是他们该给后辈的交待。
比工党的分裂更让他揪心的，是“统”与“左”的分裂。陈桑认为，对改革开放后大陆社会性质的认识差异，是“统”与“左”分裂的原因。代表正义、平等、穷人过上好日子的社会主义理想，还在吗？陈桑为此大量阅读有关中国革命的历史材料，思考现实，得出大陆是“特殊过渡阶段的国家资本主义”，仍朝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而美国对台湾战后经济和政治无远弗届的渗透，让台湾一度成了新形态的美国殖民地。因而，统一亦是立足于反帝基础上的民族主义。基于此，陈桑认为台湾社会的基本矛盾虽是阶级矛盾，但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却是统独矛盾。因此陈桑的回忆录有着贯穿始终的对话对象：关于独立的论述，和渐行渐远的（不愿意统或消极于统的）左派。 对两岸社会性质与主要矛盾的认识分歧，确实是台湾思想与运动各色光谱里一个重要因素。2008年台湾《思想》杂志刊发陈桑的访谈《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后，接着刊发了陈信行的《一个台湾人的毛派之路》。“陈明忠先生以肉身浇灌的《夏潮》杂志以及其相关人士历来的努力，从1970年代末以来，有力地在文艺领域中定义了在当代台湾的具体情境下，什么叫社会正义、什么叫批判，从而使得像我这一辈人，在80年代远为安全的环境中决定投身社会运动时，有思想素材得以咀嚼，有尺度可以衡量自身”。在尊重陈桑这一代的历史贡献的同时，陈信行的文章同样以其成为“台湾左派”的感性经历出发，就“一国两制”、“改革开放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理解上，对陈桑提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一样的诚恳和坚定、思考路线却殊异--这两篇文章对照来看，对大陆知识界来说，从另一种历史经验思考当下中国的问题，也当格外有意义。
台湾左翼的光谱并不只是以统独分，还有保钓左，毛派，学院左，运动左，道德左，假左，还有不愿被归派别的、进入台湾社会变革的具体面向的新一代实践者……那么如何对待不赞成或消极于统一的左派呢？除了社会主义性质之争议，在其实践领域内，还有怎样值得聆听的声音？譬如对两岸经贸往来模式图利大资本的状况，统左阵营内部亦有讨论。如果说外因只能透过内因起作用，那么只有为台湾的农业自主、合作化打下基础，台湾与大陆一起往前走时，才有可持续性的进步，而不是只依靠大陆采购团或旅游团，让共同进步成了馈赠。何况，采购团若没有站得稳的中间人，没有笃实的生产者自己的組织--远有台南学甲虱目鱼、近有金钻凤梨的案例，“惠利”也是何其难。“惠利”也好，“让利”也好，其背后的逻辑值得思考，从这里或可以重新构建统与左的携手空间。对此，陈桑没有多谈，但我想他对后辈是抱着很大期待的。
刚刚退场的台湾“反服贸”，无疑有政党政治与冷战格局的遗留或内化，但从台湾的年轻人的表现看，民进党和国民党的政治手腕，其实已经越来越罩不住他们。被推入光环的几个“学生领袖”有参加民进党选举活动的经验，但在学运中，“领袖”一样是被拿来晾晒、善意攻击，并自我检讨的。作为一个大陆人，我想我不是“相信美国式的民主自由”而对台湾民主抱有什么蔷薇梦。学生的“宣言”许多还止于道德性，对服贸和自由主义贸易有深入思考的也未必占多数，但他们展现出的思考意识和努力，恐怕大大超过了他们只有被煽动的份儿的想象。时代的困境和问题，可能是最好的老师。
在大陆一面，“统独”所系的民族情感，如今在两岸交往的进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在“与时俱进”。以商促统不再强调同文同种，“兄弟让利”之说也留在了前朝相国的语录里，而新的国台办主任从台湾“反服贸”得到的启示是，“要全面了解台湾，了解台湾基层民众的想法”。
有时，陈桑会说：我的一生是失败的，没能革命！也只能如此了。
陈桑的路，贯穿着一个想做真正的、不被奴役、勇敢的人，不为自己苟活的人的理想，在白色恐怖的年代他坚定了统一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心无旁骛走到今天，而两岸的往来，一直在以种种新问题提出挑战。有谁说，自日据时代萌生以来，台湾左翼运动是一连串的挫败史，看看20世纪的世界，又岂止是台湾左翼。后辈只能踏着前辈的挫败往前走，如果对“失败”的检讨能推动两岸共同进步，我想，该是陈桑最乐见的（本文发表时有删节，原文见《无悔--陈明忠回忆录》，台北人间出版社即将出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