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许景澄之死
有个叫景善的，满族正白旗人，任职内务府多年，对宫中掌故，尤其是帝党后党纷争的那些事无所不知。庚子年，京津一带闹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城时，这个大臣的妻妾都吞鸦片自尽，他被大儿子推进了自家花园的一口深井里，淹死了。
景善留下一册日记，记录了退出官场后赋闲家居的生活。他有一个不孝顺的儿子，有一群彼此争风吃醋的妻妾，基本上是个受气包的角色，日记所载，率多怨言和咒骂。但也不可因此小瞧了他。据说此人内弟是太后眼前的红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刚毅，刚毅时常去他家问候起居，有时还留下吃饭，兴头上来时扯闲篇，说了许多新近发生的朝中大事佐酒，所以他的日记也不全是家长里短的流水账。那纷乱的一年里，太后、皇帝、拳民、大臣、洋人，重要或不甚重要的各色人等，在他日记里都各有一番表现。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景善在日记中记载了慈禧召集的有关立储的一次御前会议。会上的内容是辅国公载澜透露出来的。慈禧在会上公布了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皇帝辜负厚恩，伙同康党一同害她，应即行废去，另立新帝。于是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溥儁的生母是太后内侄女，有那拉氏血统）。担心大臣们反对，大学士徐桐还提议：“凡言新政者，包括许景澄在内，即不令入谒。”
许景澄当时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吏部侍郎，又兼督办铁路大臣，此人出任驻外公使多年，是清廷少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官员。他看到义和团闹得那么凶，各处铁路被毁，焦灼万分，写信给军机大臣荣禄，请求派兵保护。关外新路借款，月息六七万两，再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第二次御前会议，载漪等人事先出具了一份捏造的各国公使要求太后归政的照会，太后当着大学士和六部九卿的面，要强行对外宣战。会毕，光绪走下御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道：“你是出过洋的，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当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许景澄答：“中国与外洋正常交往数十年，民教相仇的事多了去了，哪有杀使臣的道理！”说罢大哭。几天之内，许景澄的一头黑发全都白了，他忧虑的是，外国军队一旦入了北京城，事情就再也没法收场。
在一干颟顸大臣导引下，义和团进入紫禁城，到处捕杀通洋者。某一日，大阿哥带领六十余个暴徒闯入大内，搜拿教民，竟然骂光绪帝二毛子，被光绪抽了耳光，慈禧假意责打大阿哥二十鞭，内心里还是偏向义和团的。她还在幻想利用义和团抵御洋人。传说中义和团刀枪不入，因为他们有护身符，会念符咒，太后对此深信不疑。景善说，太后自己也佩了护身符，每日默诵数遍符咒，每念一遍，大太监李莲英就在边上喊：“又灭掉一个洋鬼子！”
慈禧命许景澄等向各国使臣发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出京。光绪不愿与外国轻易开衅，拉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慈禧斥之：“皇帝放手，毋误事！”景善说，坐在太后右侧的光绪帝，面如死灰，身体颤动，一副受了惊吓的模样。
风闻外国人的舰队已在天津大沽口登陆，正杀向京城，许景澄被派去丰台，联络董福祥部抵挡洋兵，和他同去的是大学士那桐和一个翻译。
在一个叫花儿厂的地方，他们被一伙举着保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截住了。一个头目问他们为何出城，许答：奉旨阻拦洋兵。头目说，尔等必是吃教，勾引洋兵来打我们。二话不说，就拥着他们至拳坛，强令在红山老祖前跪下。大师兄烧着了一捆黄裱纸。这是义和团判决人生死的一种奇特方法，如果纸灰升天，就可免死，要是纸灰坠地不起，他们就会被砍脑袋。幸亏火舌久久不熄，托着纸灰不坠，他们总算捡得性命。
六月初一日，大沽炮台被联军攻了下来，在西摩尔司令官的率领下，他们正日夜兼程向京城进军。前线节节失利，那些饭桶样的将军、大臣，惯会杀人放火的义和团，如稻田里的麻雀飞了个干干净净。
一群装神弄鬼的农民，和一帮颟顸的大臣，竟然把好端端一个国家弄成这副样子，这样的奇事竟然发生在办了几十年洋务的大清国，许景澄愤怒了。他联手太常寺卿袁昶，弹劾当朝大臣信崇邪术。许、袁在密折中称，诛杀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等祸首，挽救国家于危难，“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
慈禧的确已动杀心，但她要杀的却是他们两个！景善日记中说，刚毅检举：政府发往各省的谕旨中，擅自把“杀”洋人改为“保护”二字的，正是许景澄与袁昶，太后闻听此事极为震怒，说他们胆敢擅改谕旨，与赵高无异，就是处以车裂之刑也不足以弥补其罪。处决诏书给他们的罪名是：“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
荣禄认为不该处决许、袁二人，刚说几句话，就被徐桐、崇绮讥有汉奸嫌疑。慈禧笑着说：若敢抗旨耶？荣禄伏地不起，待回过神来，官服的领子都湿透了。
七月初三日晨，许、袁两位大臣经过例行的游街被押到菜市口处决。监斩的是老对头徐桐大学士的儿子徐承煜。徐承煜在刑部任侍郎，自告奋勇领了这份差。袁昶先受刑，先抗声说自己无罪，又转头对许景澄说：我们俩不久即相逢黄泉路上，人死如归家。许景澄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丝毫没有惧怕的神色，与家人话别时，他命取来存于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银子的存折，说这是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须交当局，以防俄人赖账，然后示意刽子手，他要上路了。
主和派人头落地，却不能阻止洋兵步步紧逼。太后的亲信荣禄一日里被召见八次，安排离京的事。
七月二十一日，按公历是8月15日，慈禧夜间只睡了一个时辰，寅时起身，匆匆梳洗穿戴。她穿了一件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蓝布褂子，生平第一次梳了汉人发髻，不无感慨地说：“有谁料到今天竟到这般地步！”
三辆骡车进宫中，车夫都没戴官帽。三点半钟，所有嫔妃都集合整齐，为太后皇上送行。太后事先已经下谕，任何嫔妃都不得随行。珍妃向来不听老佛爷的，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皇上应该留在京城。太后命令当值太监：“把这个贱人扔到井里去！”光绪下跪求情，太后不为所动，说：起来！这不是争辩的时候，把她丢进井里，好惩戒那些不孝的孩子们，让他们看看，那些鸷枭们羽翼丰满时是如何啄他们母亲的眼睛！于是李莲英把珍妃推入宁寿宫外面一口大井中。 车马启程，从皇宫北门而出，内务府所有人等及诸位嫔妃跪拜送行，恭祝太后皇上万寿无疆……
景善日记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八国联军入城抢掠，所有大户人家奴仆都逃散了，他家的妇女也都吞鸦片自尽了。日记最后一句话是：“没人为我准备晚餐了。”
他只能去天堂领晚餐了。写完这篇日记后不久，他就被大儿子恩珠推到院内井中淹死了。后来恩珠因为被查出私携兵器，也被英国人杀死了。
联军攻占北京城第四天，即1900年8月18日，一群英国锡克兵进入景善家抢掠，一个叫白克浩司的英国军官称，他在景善书房里发现了这本日记，并把它从大火中抢了出来。白克浩司后来和一个叫濮兰德的英国人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慈禧的传记《慈禧外记》。在这本书的第十七章，他首次披露了这部日记的英文译稿。据说原稿共三十九页，一万五千四百余字，纸呈暗黄色，裱在长卷上，置于一个狭长的木盒里，后来保存在伦敦英国图书馆东方书籍及手稿部，编号为110.92C/2Y.OR62A。
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五年腊月二十五日，止于第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历时七个月，断断续续记了三十天，正是各国使馆遭围攻那一段。一经发表，就被观察家们推为记述那段事变的信史，是“无价之珍”。海关税务司出身的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原本想写老上司罗伯特·赫德的传记，一不小心写成了一部历史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书中援引了景善部分日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之也深为推重，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就连号称考据严谨的罗家伦也对这部日记的真实性坚信不疑。
一片赞誉声中，也有人对这份日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出名的花花公子、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还有英国公使朱尔典都说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他们仔细研究了日记，并与同时的中外记载比照，发现日记中存在大量错讹。更离谱的是，日记主人景善是翰林出身，多次充任考官，按理说应该有一手好文墨，却被发现“运笔枯涩”“章法纰缪”。面对诘难，白克浩司和他的合著人扬言要提出申诉，最后也不了了之。
1977年，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雷福尔·罗泼出版了《北京的隐士：白克浩司的隐蔽生活》一书，揭露白克浩司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书中称，白克浩司出身贵族，其父是英国一家大银行的董事，其本人则是个纨绔子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因赌博欠下了一屁股债，为躲避债主，大学没毕业他就逃居中国，在英使馆做一名翻译。日后成为袁世凯高级政治顾问的莫理循那时刚到中国，不能读写中文，他曾帮助莫理循工作过一段时间。其间，通过银行家父亲的关系，他被英国一家大造船厂聘为驻中国的代理人，但多年没做成一笔生意。他一心想做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送了一大批书给该校的波德林图书馆，牛津大学也曾考虑聘请他，后来因有人检举，取消了任命。欧战爆发，英国到处收购军火，也想在中国收购枪支，白克浩司是大型船厂在华代表，又是有点名气的汉学家，这些身份有利于掩护他从事这项工作，于是英国政府与他秘密签订了委托书，由朱尔典公使和使馆另一名高级官员与他联络。他玩弄了许多花招，搞了许多假报告，从英国政府骗了一大笔钱，却一支枪也没有搞到手。后来事情戳穿，朱尔典回国接受审查，此人却逍遥无事。
《北京的隐士》一书还称，这个骗子造假不是一次两次，除了景善日记，他还伪造了大太监李莲英的日记，据说这份日记从1869年李莲英进宫到1908年慈禧去世，长达四十年，内容比景善日记更火爆，但他从没有拿出来示人。此人还厚颜无耻地自称是慈禧太后的秘密情人，保存了太后给他的一些私信和信物。
到民国初立，此人最大的一桩诈骗案是诳称与大总统徐世昌相识，与美国印钞公司驻中国代表订立了一份印制中国钞票的合同，合同上还盖有徐世昌的印鉴。后来证明合同是伪造的，印鉴也系伪造，徐世昌根本不认识此人。
那么所谓的景善日记为什么能骗过那么多人呢？该书称，那是因为白克浩司是此行老手，他的造假术太高明了，他在北京经历了庚子年的巨变，知道事情大概，更擅于像小说家一样穿凿、虚构。所谓的景善日记更可能是两人以上的记述合编。至于原始的记述人是谁，白克浩司又是怎么搞到它们并弄成日记的形式，已经查找不到证据了。很可能，连景善这个人也是虚构出来的，因为在任何官文的文件中，都没有此人的名字，后来的《清史稿》上也不见其人。
陆征祥是庚子年被杀的许景澄的学生。1919年，这个习惯沉默的人突然被推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出任了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二、传教士的儿子
许景澄把陆征祥带到圣彼得堡那年，他二十二岁。之前，他是北京同文馆的一个学生。许公使驻俄、德、奥、荷四国，回国休假期满，临行前让总理衙门派个翻译随行，选中了这个南方来的年轻人。许公使也是南方人，老家是嘉兴。
陆征祥是上海人，其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上海自从开埠后，第一批殖民者里有外交官、商人，也有不少传教士。后者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做梦都想着把所有上海人都变成耶稣的信徒。陆父开始是个“吃教”的，一个吃字，可知信教也是生计所迫。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可能再去走科举之路，和同龄人不一样，他的启蒙课本是《新约福音》。十三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了总理衙门办在上海的广方言馆，父亲的本意是让他习得一门外语，以备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回上海做个邮局职员安度此生。
可能是幼时营养不佳，陆征祥长得比实际年龄要瘦小得多。他的弱小，激起了公使大人要保护他的欲望，想把他带在身边，培养成一个外交官。许景澄说，子欣啊，说说你的志愿。陆征祥想也不想，就说，要做个邮局职员。许景澄不高兴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正是要你为国出力，怎么只想谋个小差事？我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外交官。陆征祥连连摆手，我不要当官，家父最痛恨我当官了，他只要我学些实际本领。
许公使说了好官、坏官一大通道理，年轻人还是不开窍，说自己太愚钝做不来官。最后公使大人也火了，说，这事你写信征求一下你父亲意见嘛，如果你是下材，我可以让你成为中材，你是中材，我就可以让你成为人中之凤！ 年轻人老老实实回答：“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公使安排。”
陆父接到儿子的信，写信来说，儿子，这是你造化啊，你不仅要拜公使大人为师，更要把他当作你的父亲。
于是陆征祥开始跟着公使大人学外交。许景澄教他，也只是从最平常的衣食住行四字入手。
许问：“会吃饭否？”
陆答：“一天三顿，没有一天不吃饭的。”
许又问：“人家请你赴宴，吃外国饭，进门时，常该陪一位太太，你会这一套吗？”
陆老实答：“不会。”
许说：“你就不会吃饭。”
许又问：“你会穿衣吗？”
陆答：“我哪天不穿衣？似乎穿得还可以。”
许问：“你理会外国太太常看男客的衣衫，衣上有油点或污渍者，就生厌吗？”
陆：“并不理会这一点。”
许：“那你就不会穿衣。”
许：“你知走路吗？”
陆：“我从小就学会步行。”
许：“你知道外交官赴宴拜会时，进门出门，都有一定仪节吗？”
陆又茫然不知。
许：“所以你不知走路。”
许再问：“那么你知道住房子吗？中国钦使在巴黎、伦敦、华盛顿常闹笑话。巴黎使馆租人家的房子，退租时，主人家不要房，硬要钦使修理，因为地板都被水烟烬头烧穿了，墙上所挂的像，也被虫蛀了，所以该知道住人家的房子应该如何。”
这个年轻人处处模仿他的老师，连走路、拿手帕的姿态都像，上海话也不讲了，改成了一口软糯的嘉兴话。他成了许景澄的一个影子，使馆里的人背后都叫他“小许”。
“小许”胆怯，怕见生人，尤其怕见玩政治的，他说：“办外交常叫我害怕，什么远交近攻，什么联美联英，这些政策我都不懂，而且外间常说，外交家说话，常不是真话，常是一语两可，这些我都弄不懂。”
许景澄给他打气：“这一套是假的，办外交不难，我教你做外交总长。”
他带着未来的“外交总长”去见俄外交大臣穆拉维夫。“小许”嘴上说不怕，念叨着“见大人则藐视之”的古训，实际还是有些怯场。俄国佬都是大个儿，看着这个瘦小的四等秘书兼译员，随口一句“一个小毛孩”，让他面红耳赤好半天，不知如何接口。
许景澄去柏林处理德国那边的事了，一个月后回来，看到来接站的陆征祥蓄起了两撇八字小胡。许景澄狠狠瞪了他一眼，说他中了俄国外交大臣的毒。
他是怕被人小看才蓄的胡子。男人长了胡子，看上去总归雄壮些。
未来的外交家还没有登上自己的舞台，老师培养出的外交风度最早迷倒的是一个外国女人。这个叫培德·博斐（Berthe Bovy）的女人是一位比利时将军的孙女，跟着亲戚来到圣彼得堡。在一次沙皇举办的皇宫舞会上，她被这个长相清癯的东方男子迷住了。在她眼里，他的舞姿是如此优雅，他的一口法语是如此动听。舞会一结束，热情如火的培德小姐就向这个男子索要照片了。几天后，她写信给他：“您的照片已挂在我房间进门处，这样我每天经过时都可以向他作一个友情的注目礼。”
他被这些火一般的句子迷得神魂颠倒，心甘情愿做了爱情的俘虏。她丰满、健壮，高出他一大截。要命的是她还大他整整十六岁。可是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母亲去世得早，一向失爱。他爱她，带着对所有美好女性的想象爱她，有时是姐姐，有时是母亲。
圣彼得堡的社交圈，几乎没一个人看好这桩婚姻。他的老师许景澄在北京听说了，也明确表示反对。这么多年，他像一个父亲，也像一个导师，一直在把弟子往欧化的路上引，但弟子这一次的步子迈得委实有些大，大出了他的想象。他从国内拍来电报说，不可，不可！现在国人都视外国东西为洪水猛兽，何况娶一个外国女子！再说了，一个外交官娶外国太太，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就不主张这么做。
但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拉回这个年轻人的心了。在他心目中，这个高大的欧洲女子是人世间所有美德的化身：无私、勇气、忠诚，还有圣母般的温柔，容不得任何人亵渎。1899年2月，他们在圣彼得堡圣加大利纳教堂举行了婚礼。
许景澄见事已至此，对这个昔日的得意高足赌气道：“汝醉心欧化，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译成白话，就是：你醉心于学习西方，连太太都娶外国的，将来假若你太太过世又没有子女，希望你进修道院去，这样学外国学得更彻底！
多年以后，陆征祥来到比利时西北部的古老城市布鲁日，成了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诺隐修院的一名修士，听着修道院的钟声，他回想起许景澄的这番话，还是悚然心惊：老师早就把自己的一生看穿了。
王正廷来自浙江奉化，这个脸盘方正、身材高大的外交官是耶鲁的法学博士。他也是传教士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奉化西坞乡间传了三十多年教，很早就把十几个孩子中最看重的两个送到了上海，接受英国式教育，其中一个就是排行第五的王正廷。
王正廷后来跟着一个叫蔡绍基的人去了天津，在北洋大学堂读书。蔡是当年容闳率领赴美留学的一百二十名幼童之一，是这所大学的教务长，校长是一个叫丁家立的美国传教士。1900年，义和团发了疯般攻打使馆区，这所大学夭折了。离开北洋大学堂后，在哥哥的帮助下，王正廷有过短暂的海关任职的经历，但不久他就丢下二十五银元月薪的工作，跳槽到了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叫英华书院的教育机构，原因只有一个，这个新职位的薪水差不多是他在海关的五倍。在那里他剪掉了辫子，换上了西装，以示自己真正成了一个有着自由思想的绅士。
1904年早春，他离开天津，应邀前往内地省会城市长沙，出任一所新成立的中学的英文教员。这次旅行的中途，他们搭乘的货船经过烟台时，日本军舰正与控制港口的俄军方交火。幸运的是，炮弹只是有惊无险地从他们头顶飞过。
那时候，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容闳。自从离开北洋学堂，他惟一的目标就是去美国完成学业，而且要去容闳的母校耶鲁。为此他拼命攒钱。可是精于算计的年轻人发现，以他目前的攒钱速度，要去美国可能要到猴年马月了。这时出现了来自密歇根州的两个美国商人，他们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赞助人，他们看中了王正廷，与他谈妥，让他去日本为该组织工作一段时间，作为回报，他们将资助他在美国完成学业的部分费用。 于是他来到东京，在旅日中国留学生中成立了该宗教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其间他认识了流亡日本的孙文，加入了同盟会。据他自称，孙文亲自主持了他的入会仪式。美国人很满意他在东京的工作表现，在找到一个叫孔祥熙的青年接替他的总干事职位后，山姆大叔守信把他送到了美国。
1911年春天，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点状况，咳嗽，盗汗，食欲消退，体重急剧下降，医生诊断是肺结核病的前兆。他以为是学业过分紧张所致，两个月后，他收到国内来信，他的父亲，那个为上帝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病故了。他把自己的得病看作是冥冥之中对父亲之死的一种交感。他去瑞士疗治身体，当他陶醉于阿尔卑斯山的美景时，国内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他感觉到，有一双超越人类力量的手来指引他三十岁后的人生旅程了。这只手召唤他回国，参与进“一场动摇传统根基的革命伟业中去”。他回到上海，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攻打军械局的战斗，不久前往武汉，出任了黎元洪任首脑的军政府的一名外交官。
革命如同一匹发着虐疾的驽马拉着的大车，不顾一切轰隆隆地前进，南北和谈、共和肇始、清帝逊位、议会政治实施，每一个大事件的背后都出没着这个耶鲁才子的忙碌身影。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的专使团，他也是其中一员。但擅长以一副难以捉摸的扑克脸玩弄政治游戏的袁世凯仍狠狠耍了他们一把，一场发生在深夜的军队哗变使他们的努力化作流水。在这之前与袁的会谈中，袁已经表现出了极大诚意要到南京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并半真半假地向专使团询问，就职时该穿什么款式的礼服。袁世凯如愿在北京宣誓就职后，王正廷被提名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次长，因总长陈其美未到任，王暂摄代总长。
孙文卸任总统后，以考察铁路的名义巡游全国，对之忠心耿耿的王正廷陪同访问了一些省市。他后来还担任过国会参议院的副议长。张勋的辫子军开进北京前夕，王正廷和几个议员一起化妆成农民，坐马车逃到通州，再转天津，坐火车前往广州。此时的广州，已俨然成为南方的革命中心。从日本回国的孙文赶走一个叫龙济光的当地军阀后，在前清大员岑春煊的支持下，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护法军政府，以与皖系段祺瑞执政的北京政府抗衡。
1918年12月，欧战刚刚停火，第三次出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他一生中有过九次出任外长的纪录——以议和专使的身份前往巴黎出席和会，途经纽约时，与正在纽约的王正廷见了一面，一南一北，两个政府的外交官，据说相谈甚洽。
王正廷在纽约，并不是专为等候陆征祥而来。作为南方军政府的代表，他来美的使命是在美国高层活动，使华盛顿方面承认南方政府。尽管美方高层对中国南方孙文领导的新政府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避免与之正式接触，但王正廷的活动还是有成效的，就在陆、王会见前，还在途中的陆征祥已收到北京专电，让王正廷成为即将组建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参与巴黎和会。据可靠消息，徐世昌总统是因为美国方面施加的影响才作出这一决定，其意图是“对外显示中国的统一”。
半年前，王正廷是乘坐“大来”轮船公司的航船来到纽约的。当时他还负有另一项使命，与美国协商出动黄埔军校训练出的三个师前往欧洲参战事宜。欧战的爆发使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家看到了借助国际力量摆脱日本羁绊，尤其是推翻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机会，在陆征祥、伍廷芳等人努力下，美国与德绝交后，中国冲破日本的阻拦，也向德宣战，加入了协约国集团。但北京政府并未出动一兵一卒，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秘密安排下，只是以民营的“惠民公司”的名义征招了20余万华工，作为劳务人员运送到欧洲战场。南方的领袖们认为，让中国人去做战场清洁工，这也太掉价了，他们一直主张派遣一支正规部队赴欧参战。
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新军队的几个师逐渐成形，外派军队参战的条件已经成熟。王正廷先到华盛顿活动，是为了让美国人和协约国明白，中国参战军队是由“南方政府”而不是“北方政府”派遣的。尽管驻美公使施肇基是北京方面任命的，他也非常热忱地配合着王正廷，他们默契的步调让外人感觉到，他们代表的还是一个中国。他们与美国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已经谈妥，由美国政府派遣船只运输兵员，广州方面也做好了三个师入欧参战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逆转，11月11日，德军宣布战败。
胜利与和平来得太过突然，华盛顿大街上到处是庆祝的人群，人们快活得像孩子一样，奔跑，尖叫，当街拥吻。王正廷却控制不住流泪了。他叹息晚来了一步，没能参与到击败傲慢的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战争机器的伟大战争中去，让中国错失了站到世界台前的大好机会。德国人不是一直夸口自己很经打吗？日耳曼人不是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吗？怎么那么快就垮了？他伤心、无声地流泪，脑子一片空白。
三、失窃的箱子
全球性的狂欢也席卷了远东。在遥远的广州，军政府通电各界庆祝三天。北京政府也宣布放假一日，并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阅兵典礼。一些人记忆犹新，十八年前闹义和团的时候，就是在此地，德军元帅瓦德西主持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庆祝仪式。
现在德国成了战败国，中国与“最讲公道、最爱和平”的友邦一起，成了胜利的一方，诚如徐世昌总统在政府公报中声称，欧战的胜利是“公理敌强权”的胜利，许多人相信，国耻就像崇文门内大街上的那个克林德碑一样终将被移走，德国人必须把他们吃下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特别是把强占去的山东权利归还中国。
陆征祥想起了十八年前屈死菜市口的老师许景澄的一句预言。那时他初入外交界，他们在圣彼得堡，一个晚上，许师对他说，德国人专尚武力，把火器枪炮出售给世界各国，早晚要与法国人一决死战，这将给中国提供一种机会，如果到了那一天，你要好好利用它。记忆中还有另一个晚上，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许景澄痛心得饭都吃不下，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
欧战停火第三天，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作出了派陆征祥赴巴黎任议和专使的决定。陆很高兴接受这项任命，站在胜利者一方，他觉得手中有筹码，可以一雪当年签下“二十一条”之耻。就在三年前，他陪同妻子在欧洲度假时，被袁世凯紧急电召回国，让他代替孙宝琦主持与日本人的“二十一条”谈判，在马拉松般漫长的交涉后，他签了名，身心俱瘁地对袁世凯说：我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他早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罪人，恨自己懦弱，成了野心家的炮灰，恨不幸而为弱国之民，受政客们派系倾轧之苦。他总想着有朝一日把那一手烂牌翻过来。不然，后起的一辈青年不晓当时苦衷，真要来吃他的肉。
参战了，胜利了，莫不是上帝真的要在巴黎给中国一个机会？但能不能搞定日本人，他并无多少胜算。当年北京政府放弃中立加入协约国，日本人就老大不高兴，他们一直把中国当作个不听话的孩子，要把“良药”给他灌下去。
原定11月下旬就动身的，驻法公使胡惟德也来电催问过多次，启程的日子就是定不下来。比较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欧亚航线班轮太少，订不到船票，实际上是财政部拿不出钱来。靠借债度日的北京政府都快要破产了。后来财政部向外国银行作了抵押贷款，总算筹到了六十万元，作陆总长一行的路费。因费用紧张，陆总长的随行人员不得不大幅削减，线路也变更了，改从日本横滨搭船，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前往巴黎。
12月1日晚，陆总长一行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启行，开始赴欧之行。随行人员除了培德夫人和养女莉莉外，还有新任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等。行前，日本政府得知中国外长将经由日本转美赴欧，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转达北京，希望陆总长顺访日本，表示将给予隆重接待，天皇也将从避寒地赶回东京接见。陆征祥也正想试探日本人的态度，就应允了。
火车一驶出北京，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载着陆征祥一行的火车行驶在冰天雪地中，北方冬天的风真叫下刀子，风从没有关严实的车窗吹进来，吹得人浑身直打哆嗦。听说陆总长体弱畏寒，列车长命人加足了炭火，车厢内温度一下子增至摄氏二十多度。陆征祥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去，后半夜又被冻醒了。原来加煤工人熟睡，煤火熄灭，车厢内已冷如冰窑。陆征祥只觉半边身子酸麻，连起立都困难了。随行医生说他得的是偻麻质斯症，也就是俗称的风瘫。此时列车已从奉天抵达朝鲜汉城，陆征祥出师不利，想致电北京另换他人前往巴黎，被培德夫人劝阻了。他强打精神口授了一份电报，发给章宗祥，推说夜车上受了风寒，痛风致使行动困难，访问东京的约定只得取消了。
抵达日本下关，延请医师诊治，病情稍有缓和。及至横滨，他谢绝一切应酬，称病不出。记者们也都注意到了，陆总长上下车船都是用轿抬的。
陆征祥的病情一时成了外界议论的中心。有人说陆总长称病不赴东京，是怕昔日的谈判对手给他难堪。有人说他确实是病得下不了地。另据代表团随行人员披露，陆总长此次出行前，曾收到一个留日学生组织的电报，警告他在正式和会前不要与日方交换媾和意见，以免被日方要挟。种种迹象表明，陆总长滞留横滨不赴东京，正是为了避免附日嫌疑。
章宗祥感到了压力。他致电北京政府，恼怒地说，由于陆总长不赴东京之约，他感到非常为难，受此刺激，脑病发作，只得辞职了。北京迭电催迫下，陆征祥只得抱病去了东京，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会见，但坚持取消了天皇的接见、茶会和授勋仪式。12月10日中午，结束应酬后，他在东京的中国使馆用过中餐，返回横滨，终于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诹访丸”。
一上船，陆征祥突然惊叫出声，一只编号为“丁”的装有秘密文件的公文箱竟然不翼而飞了！这只文件箱装的都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平时总是由陆征祥亲自携带，以防不测。这突然的失窃事件让陆征祥脸色苍白，也给他接下来的行程罩上了不祥的阴影。
这只失窃的箱子牵动了公众视线，各种版本的传说都有。曾陪同陆征祥出席东京访问活动的外交部一参事，回国后辟谣说：日前中外报纸盛传陆总长遗失外交重要文书，此等新闻，全系捏造。
真相究竟若何，让人如坠云里雾中。
1918年冬天，还有一艘船正驶往欧洲。船上坐的是前财政总长、一代青年导师梁启超。如果说陆征祥是心事重重前往欧洲，梁启超则是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
此行他是以民间观察家的身份，前往观摩不久将要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他要“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并“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欧战停火，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北京的街巷间旌旗满街，名流们到处都在演讲，梁启超却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所谓加入协约国“参战”，无非输出数万劳工去挖战壕、埋死尸，他担心的是，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能否在和会中分得一杯羹。这也正是徐世昌总统所担忧的，“本钱”的有无，直接关系到战后的利益分配，总统找到他，希望他率知名人士出访，展开民间外交，以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内阁会议通过陆总长任议和专使前，坊间曾有传言，梁也得到了提名。但梁启超知道外交本非所长，自己不一定能胜任。自从退出政界，梁启超一直在谋划欧洲之行，旅费缺乏使他的这一计划迟迟没有实行。此次以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赴欧，公家拨款六万元，朋友间筹集到四万元，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启行，也算是得偿夙愿了。
12月23日，梁启超率领这个民间访问团从北京出发了，成员有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等六人，都是术业有专攻、又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的才俊。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生，张君劢治政治学，刘崇杰擅外交，徐新六懂经济，杨维新作为录事随行。地理学家丁文江是徐新六推荐的，因为此行还要考察欧洲文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选都有了，团里有个科学家，看上去更齐整些。
七个人不是坐一艘船走的，由于船位有限，只得分成了两拨。梁启超和蒋百里、刘崇杰、张君劢、杨维新等五人为一拨，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欧洲会合。1918年12月28日晨，梁启超等五人率先在上海启程，登上日轮“横滨丸”。
登船之后，梁启超意外发现，自己和这艘船竟还有过一段因缘。三年前的护国战争中，他冒险绕道香港、越南，潜入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乘坐的就是这艘“横滨丸”。当时为了躲避侦探的耳目，他和几个同志一起，藏身在舱底锅炉旁一间逼仄的暗室里，到了晚上才出来甲板上放风。现在又坐此船，船上的驾驶人员都已换人，只有一个年老的水手，看上去似乎还面熟些，而当时同行的汤觉顿、黄孟曦都早已不在人世，往事历历，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船先是沿着海岸线向南，再是向西。那几日都无大的风浪，波平如镜，每日与天光海色相对，梁启超心情极佳。同行者里除了张君劢怕晕船，一登舟就蒙头大睡，其他人的兴致都很高。梁启超的日课如下：观日出，习法文，约一时许后，浏览日文书籍，两三天读完一本，午睡半小时后，与蒋百里下棋，每日两三局，傍晚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习法文。除此之外，他写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等几篇文章。船上的日子异常宁静，但他相信，不同寻常的1919年已经走来。不久前传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的“十四点”谈话，让他时时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梦中。
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与先行抵达的丁文江、徐新六二人会合。战后的伦敦，市容萧条，但见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让他殊觉不适。他们住的虽然是一家上等的旅馆，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室内的暖气管关闭了，每个房间只给一斗多的碎煤取暖，电压很不稳，还经常断电，弄得一盏惨绿色的电灯，孤孤零零好像流萤自照。连火柴都是稀罕物事，很难找到，惟一的好处是多年的烟瘾给戒掉了。有一日，梁启超和几个朋友在旅馆的大堂喝茶，邻座有一贵妇，气质非凡，他们不由多看几眼。只见那妇人，从项圈下面取出一个做工精巧的金盒，小心打开来，取出一小方块白糖，连客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剩下的那一半，仍旧珍珍重重地藏到项圈下面的金盒里。这一幕看得梁启超好半天都喘不过气来，他想，战争把这个城市给毁掉了，也把人的体面给毁掉了。
他们在伦敦只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去了巴黎。此时，和会已经开了一个月，各国的政要们吵吵嚷嚷也都累了。由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疗，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尚未归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亦回英国休假，三个决定和会命运的首脑人物都不在，和会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启超于是决定乘着这个空当去法国战地旅游一番。
四、“爱我者必将鄙我”
1919年1月11日，陆征祥乘坐的班轮抵达法国瑟堡，旋即坐火车赶往巴黎。次日凌晨四时许，火车抵达巴黎，中国派驻欧洲的公使们几乎都到场出席了欢迎仪式。随后，陆征祥一行前往大本营吕特蒂旅馆。此时，距和会正式召开只有六天了。
北京政府共任命了五名全权代表，除了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当陆征祥还在赴欧途中时，其他几位公使也正奉召陆续赶往巴黎。五个席位参会是大国待遇，也是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前，英法等国的一项不成文承诺，但陆征祥还在途中时就有人告诉他，和会给中国的正式代表可能只有三席，这让他有一种隐约的不安。
一到巴黎他才发现不对劲，不只自己天真，自己背后的国家也太天真了，和会给中国代表的席位只有两个，直接给拉进了第三类国家。他试图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多增加几个席位，起码可以进入第二类的国家，所谓“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保留三个席位，但日本人已经抢先一步游说了各国。日本人的理由是，目下中国南北纷争未歇，给三个席位反而不好分配，索性只给两个，这样也省去了争端。
其实他与日本人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了。日本为了吞下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开始是想把中国排挤在和会的大门外的。自诩东亚惟一文明国家的日本实在不愿意和中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一次预备会议上，日方代表声言：中国未发一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他想，开战以来，日本海军除了把盘踞青岛的德军赶走、在地中海协助过英国对抗德国，不就是出动了一支不足百人的女护士组成的医疗队赴欧么？怎么搞得好像为协约国集团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似的？当场反驳说，自己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子弹，制枪子，无论在前线、后方，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协约？
五个内定的全权代表，都是职业外交官，都深知这次和会世人瞩目，很可能是自己职业外交生涯的最辉煌一页。那两个席位由谁去坐？代表团的讨论陷入了冷场。有人打破了沉默，说此事全凭陆总长决定好了。陆踌躇不决，情急之中想到一个应急办法：一是仍按原计划，呈请徐世昌大总统任命五人为全权代表，另一方面，规定给中国代表团两个席位，未规定须固定何人，索性五人轮递参加。众人皆称良策。
大会开幕在即，陆征祥将中国代表团的名单确定排序送交了秘书处。全权代表依次是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其下是代表团成员，包括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公使王广圻、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驻荷兰公使唐在复、参事严鹤龄等，还有17位专家、5位外籍顾问，加上行政技术人员，共计62人。在参会的二十七国中，论代表团的规模可排第八位。
这份名单于和会前一天也上报给了北京政府，谁也没有想到，节外生枝的事发生了，三天后，北京方面以大总统令发布的名单上，五个全权委员的次序作了新的调整，新名单的五人次序变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北京方面的顾虑是，陆总长一向体弱，时常要去瑞士养病，这样一来，居次席代表地位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就有可能掌握实权，故将王、顾、施三人的位序作了调整。
顾维钧敏感地意识到，这一次序变动可能会引发争议，故向陆总长建议，这一训令暂不公开为好，同时向北京方面力争按原序排名。但陆奉命唯谨，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宣布了，此举果然引发轩然大波。五人中，顾维钧年龄资历最浅，只得表白说：名次对我是毫无影响的，我将继续工作，一如既往。
前方刚要接火，后院已乱成一团。当北京的大僚们暗自得意于这一妙着时，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已陷入了严重的内讧之中。代表团里支持陆征祥和同情王、施的分成了两派，终日吵嚷不止。这让生性怯懦的陆征祥感觉就像扔进了一只高速旋转的洗衣桶里，上下全由不得自己作主。
陆总长可怜的一点自信，在讨论成立国际联盟的一次会议上总算找回了一些。那一日，陆总长操着一口娴熟的法语，发言堪称精彩，激起了会场里稀稀落落的掌声。但他没有想到，一场阴谋已经悄然向他逼近。就在他陶醉于各国代表的一片赞扬声中之际，不远处的另一处会议室，英、法、美、意、日五大国组成的“十人会”上，日方代表牧野提出，日本将全盘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顾维钧说，自己当时一言未发，一直按捺着没作汇报，但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站起来，提醒大家注意座位不正常的变化，陆是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你们先搞搞清楚再来开会好不好。
一个外交总长的威势，都要下属替他去撑，也委实是够窝囊的了。陆总长陡然发现，自己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带着代表团飘洋过海挺着长矛与敌人战斗，结果冲到对岸，敌人刚露了一下头，自己反倒成了代表团最大的敌人。处境难堪的陆征祥向北京方面致电辞职，未获准许，3月7日那天，他瞅个空当，一个人跑到瑞士散心去了。
一个叫唐宝潮的代表团随员，于此间向段祺瑞、徐树铮拍发一则密电，称：“陆使因各国颇难于应付，遽往瑞士，会事多由王使主持，陈友仁、郭泰祺、伍朝枢均在法，南北形势若变，恐南方或利王地位有所活动，乞预注意。”
徐树铮复电：“随时留意，遇事赞襄顾使。”
五、神话的破灭
1919年3月7日，也是梁启超一行出发考察法国南部战场的日子。他们从巴黎出发，十天里，“从马仑河一带起，经凡尔登，入洛林州，再入亚尔萨士州，折到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假道比利时，循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一带，到梭阿桑”。张君劢正在伦敦参加国际联盟研究会的活动，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都无法分身，同行的是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徐新六等人。
此行，法国政府对他们的招待可谓十分殷勤，不仅承担了所有费用，还派了两个政府随员一路安排食宿。这让梁启超很是过意不去，觉得一次私人访问搞得如此隆重，实在是太过优渥了。
3月中旬，他们回到巴黎，稍作休整后，又续游北部战地。反正自己是在野之身，于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用不着过问（实际上也过问不了），尽可以优哉游哉，这次法国全境漫游，他们直到五月中旬才回到巴黎。沿途所见是战后遍体麟伤的欧洲，过去的繁华已代之以一片荒烟蔓草，到处是阴森与凋败，让他感慨刚刚结束的这场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战争，实在是文明之觞，“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
说是一介漫游之身，事实上，梁启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和会现场。他是中国代表团顾问，又是新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发起人，声望卓著，徐世昌总统亟盼着他的民间外交能奏奇效，代表团的一举一动，自然都牵动着他的视线。山东问题在和会上正式提出后，他即在巴黎报界为其举行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还致电总统府外事委员会事务长、好友林长民，对政府私下订约提出质疑：“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矛头所指的“一二订约之人”，当指陆征祥无疑。他此行虽全以私人资格，但陆总长在日本闹的笑话已致舆论一片哗然，坊间传说他有可能“化私为公”出任代表团团长，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嘴上说不想上位，但内心深处，也不能说没有这份热望。
4月底，他又有一电致国民外交协会，就青岛问题警告当局：“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和前电一样，这一消息经国内媒体《申报》等转载引发坊间热议。
陆征祥内外交困，屡请辞职，代表团如果真要临阵换帅，在巴黎的梁启超似乎真成了不二之选。然而就在此时，梁启超突然成了国内媒体的众矢之的，究其原因，是四月初的时候，王正廷打电报给上海各报界，说巴黎有华人逆谋助日，一时引发坊间纷纷猜测，矛头直指梁启超。
电文称：
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义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
一旦祭起爱国主义这个法宝，则遇祖杀祖，遇佛杀佛，中国的舆情向来如此。王正廷的电文语辞含糊，卖国贼究系何人，也不明说，但暗中有一股力量，把火烧向梁启超。不久后，竟有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徐世昌大总统并国务院，说梁启超在欧受某国运动，“干预和议，倾轧专使”，要求即刻将之召回。
国民党与梁启超系多年冤家，借机发难，以国会全体成员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布梁“卖国”罪状，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并议决，由广州军政府下令通缉梁，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驻法公使，将其引渡回国。
就连在纽约的徐志摩，也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诋毁梁的新闻，说是王正廷电阻任命梁任公为媾和委员，梁的家产已经充公云云。“嫉之者唱，而无知者和”，“广东人积怨于梁，污词殊不可听”。让稍知内情的徐志摩“一团闷气愤愤何似”。时隔不久，谣言的方向陡然拐了个弯，烧向了顾维钧，说丧妻不久的顾即将与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马上就要摇身一变成为亲日派了。谣言制造者大有不把一潭水搞混誓不罢休的劲头。
此事过去许久，梁启超一提起还犹自忿忿。6月，他在前往伦敦途中与好友谈到这一令他蒙羞的事件：
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排象山；排亭林者，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别有人代之也，于是极力谋求其人，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
以“亭林”指顾维钧，以“象山”指陆征祥，梁启超终究没有说出那个“欲攘他人之功”者究系何人。或许是他宅心仁厚，或许是出于对王正廷人品的鄙夷，他连此人名字都不愿提及了。梁表示，于今事过境迁，清浊自分，自己也无须多加辩白了，“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 他无法不悲观。那一支暗箭把他伤得着实不轻。
3月下旬，陆征祥从瑞士回到巴黎。北京屡屡来电相催，说是“会务必速”，他都没有睬它。直到最后一封电报来，准许胡惟德、汪荣宝、颜惠庆、王广圻几个公使列席参预和会事宜，并明言赋予其自行决定团内一切事务的权力，他才回到大本营巴黎吕特蒂旅馆。
幸好在他离会期间，几大巨头也都相继离会处理本务事务，和会在原地打转，未谈及敏感议题，也不算太误事。等到威尔逊总统返回和会，他意识到，山东问题马上就要摆上桌面了，加紧了与各国的周旋。然威尔逊回来后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英法决意扶日，意大利漠不关心，陆预感到，前景很是不妙。在发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他忧心忡忡地说：
“国际对我情形，今日更形畴曩……列强领袖参会访问接洽之艰难，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观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
他似乎是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中清醒过来了。某一日，从威尔逊总统的驻地结束谈话，他都不记得是怎么回到旅馆的。总统那一席冠冕堂皇的话，使他对所谓大国主持公道彻底绝望了。然后到了4月的最后一天，他记忆中巴黎和会中最黑暗的一天，英、法、美三个大国如同谈一桩肮脏的生意一般决定了山东的命运。三国的最终裁决还处于秘而不宣阶段，传达给代表团的通告，大旨谓“山东统治权仍归中国，经济权归日本”，也就是说，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全都交给了日本。
失望与愤怒笼罩了吕特蒂旅馆，陆征祥切实感受到了当年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时的那种黑暗绝望的心理。五个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称“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集体辞职。这一请求自然被驳回了。
就这么败给日本人，实在是心有不甘。若是就此屈服，无保留在条约上签字，不只山东再无望收回，恐怕所有人都会背上千古骂名。可要是不签，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也就不能保准参战获得的部分利益。陆征祥只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一九一五年签署“民四条约”前那段举棋不定的日子，不签，得罪列强，签吧，目前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讼尤可畏。在北京还没有明确的指令前，他于忧虑重重中作出了“保留签字”的决定，也就是在条约内注明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有条件地签约。
北京方面同意了他们保留山东问题、以作将来挽救的建议。此时和会已近尾声，代表团的意见递了上去，却久无明确答复。陆迭次致电请示，“隐忍签字”能否实行也不确定，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可是他背后的弱国政府注定是靠不住的。北京的指示摇摆不定，先是同意“保留签字”，过不多久，又来电说，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与各国的交涉也毫无进展，理由是，保留的先例不能开，要是各国纷纷援例办理，和会还叫和会吗？顾维钧曾如是记述五种让步方案节节败退的狼狈情形：“最初主张（将保留意见）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完全被拒。”
签还是不签？签又如何签？5月底，代表团在驻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出现了两派截然对立的意见：胡惟德、王广圻主张忍辱签约，“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主张不保留决不签字，顾慷慨陈言：“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震，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陆举棋不定，没有当场表态。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大本营的最后一次会议，不久后，公使们纷纷作了鸟兽散。先是施肇基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返回伦敦，随后，公使们也都纷纷回了自己住所。只留下陆总长等几人在巴黎苦撑危局。北京传来的消息说，数万学生在街头游行，殴打了亲日的官员，这把怒火甚至蔓延到了南方的各大城市。学生们说，本来他们倾听威尔逊的话语，觉得像是先知的声音，没想到和会出卖了中国，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警告信如雪片般飞向巴黎的代表团驻地，最多的一天，多达一千余封，语辞最为严厉的是国民外交协会发来的，其辞云：公果敢签字，请公不必生还。
巴黎潮湿的春天行将结束，心力交瘁的陆征祥只觉得从里到外都要霉烂了。他憋闷，盗汗，时常觉得透不过气来。6月初，他向总理钱能训发去一电，说去冬在奉天时的旧病复发，全身筋络时感酸痛，病根已深，请求开去外交总长一职。对于签字一节，他建议由驻法公使胡惟德完成。
北京照例不同意他辞职，理由说来可笑，钱内阁下台了，他的辞职报告没人批，只能维持现状。不久，陆住进了巴黎郊外的圣克鲁德医院，声称医生意见，“现在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他再次提议：届时祥如果不能行动，拟即派顾使在会签约。
六、签字日
李麟玉是李叔同的胞侄，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就前往巴黎留学，欧战结束时就已获得了化学工程师的资格。1919年1月，滞留巴黎的他在先贤祠旁的一个小餐馆偶遇了好友李宗侗。李宗侗是名臣李鸿藻的孙子，此时在巴黎大学求学。两个年轻人在小餐馆里边吃边聊，谈到了不久将要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两人都感到，有必要在留欧学生和华工中成立一个组织，以作中国代表团的声援，抑制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要挟。不久，这个叫“国际和平促进会”的组织在圣日尔曼大街拐角的一家旅馆底层挂牌了。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李璜，是1919年2月到巴黎的。他不是专为和会而来，但关于中日交涉的舆情汹汹，让这个巴黎大学的新生无法收心听课，索性抛书不读，整日沉浸在搜罗、研读巴黎各大小报纸的和会消息及幕后八卦。两个月后，他的好友周太玄也从上海来到巴黎。这个穷学生曾在上海的一些媒体干过，赴欧前与《申报》等签下一纸协议，以提供新闻稿件换取一份留学费用。周的法语很烂，只能央着李璜读报译与他听，他重新编纂后再寄给国内京沪各报。看着生意不错，他们的组织“少中”也有在世界各地开设新闻分支机构的计划，两个年轻人一合计，就鼓捣出了一个“巴黎通信社”，每周一次向国内发稿，因着他们身处和会最前沿，这些新闻二道贩子的稿件，竟也在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各大媒体风行一时。 陆总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后，与“国际和平促进会”的这群年轻人有过一次对话。地点是“促进会”派人去租的。那天，陆、王、顾、施、魏五位全权代表都到场了，一进场，就有人向他们发放了英法两种文字的请愿书。李麟玉作为主持人，说开会的目的就是如何收复山东主权，并要求代表们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五个全权代表的脸色全都严肃得吓人，陆总长的讲话不着边际，让这些年轻人很不满意，其他几人又不表态，于是，里昂大学的学生何鲁走到主席台前要求发言。他一上来就指着陆征祥责问：二十一条是否在你任期内签的？陆苦笑，只得点头承认。何鲁同学的发言很激愤，还夹杂着一些骂人话。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几乎每个同学都上去过了一把嘴瘾。最后，陆总长端起茶杯说，今天的话已谈好久，代表团还有好多事要赶回去处理，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见，特敬大家一杯。说毕，不等李麟玉这个主持人说什么，就带着众人离开了。
因了这次不愉快的见面会，巴黎的留学生们对陆总长很有看法，说他“施展外交手腕”，态度不够诚恳。相比之下，他们觉得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就要可亲得多。李璜和周太玄苦于采访不到和会的第一手新闻，王正廷帮李璜弄到了一个代表团记者的名分，这样他就可以随时进入凡尔赛宫的和会现场，采访衣冠楚楚的政要们，并与各国记者交换情报。有一次，李璜在和会现场碰到了《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胡大记者一直以为自己是采访巴黎和会惟一的中国记者，对这个年轻人能够混进会场的神通也表钦佩。
有了李璜他们用十字码拍来的新闻稿，上海的《新闻报》竟至在这一年的4月半之后销路大增。4月30日，三国会议刚作出把山东权益让给日本的秘密裁决，也是这个小通讯社把消息在第一时间传给了国内各报馆。李璜说，这一消息是王正廷告诉他的。王作为南方代表，一直受着北京方面的排挤和打压，他之所以第一时间传给媒体这一消息，就是要利用这次外交上的失败来打击北方政府。
6月28日，是“凡尔赛和约”的签字日，之前一天，李璜就和几位同学分头去找代表团成员，要他们放弃签字。他们很不放心代表团的这些官老爷们，总怕他们偷偷跑去签字。这天一大早，“国际和平促进会”“巴黎通信社”的留学生们纠合了一大群华工和华侨，包围了代表团驻地吕特蒂旅馆。学生们说，如去签字，将对代表团不择手段。代表们表示：不去参加签字典礼。
但他们把旅馆找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找到陆总长和顾维钧。这两人会不会偷跑去签字了呢？正议论纷纷的当儿，周太玄看到了人群中和他同船来法国的郑毓秀，郑在代表团里担任联络和翻译工作，在她的帮助下，他们打听到，陆总长在巴黎西郊布罗涅森林的圣克鲁德医院养病。
黄昏，四十余名华工、华侨、留学生手持棍棒赶到巴黎西郊，把这家医院包围了起来。李麟玉跑在当头，一个华工悄悄塞给他一把手枪。把枪揣在怀里，李麟玉陡地觉得胆壮了几分。
当他们布置停当，顾维钧和岳昭燏秘书长刚向陆总长汇报完工作往外走，岳秘书长走在前面。岳秘书长刚走下医院台阶，突然又脸色惊惶折返回来，跑进大楼，说在楼下花园遭到袭击，那里汇聚了数百人，威胁说要杀了他，甚至有一个女生在大衣口袋里拿枪对准了他。
不一会，顾维钧下楼会见包围者们，告诉他们说，因为和会不同意对山东问题“保留”，代表团已决定不去和会签字。但包围者们还不肯散去，他们准备在楼下守一夜。
多年后，郑毓秀在美国见到顾维钧时说，自己参加了那天傍晚包围圣克鲁德医院的行动，当时她口袋里藏着一根树枝冒充手枪吓坏了岳先生。此是后话不提。
6月28日清晨，陆总长的汽车已经停在了医院大楼门口。包围者们推举李麟玉进楼，当面质问陆总长是否要去签字。陆说：“一定不签。”李玉麟不客气地说：“你要去签字，我裤袋里这支手枪也不能宽恕你！”说着，他拍了拍鼓出来的裤袋。事后他说，刚刚过去的一个晚上，他已经写好了一份自白书，如果陆总长真的要去签字，他预备打死陆后再去警察厅自首。
这一幕终究没有发生。当天下午三时许，凡尔赛宫方向传来消息说，签字仪式结束了，学生们才解除包围离开医院。
早在5月初，陆征祥在巴黎的寓所就被留学生和华工们包围过一次。当时数十人在窗外喊抗议，要求他拒签，口号声惊醒了病床上的培德夫人。
陆征祥对夫人说：“外面风声很紧，我是外交总长，我与你是否躲避一下，你看怎样？”
夫人不同意：“你不要避，你又不做坏事，他们要捉，你跟他们去，你不用躲，你是反对签字的，要捉我与你一起去。”
现在和会结束了，中国代表团也拒签了。民意如此，更复何言？他在巴黎的使命结束了，是功是罪，也只能任世人评说了。他自忖于心无愧。
这一次，他没有顺从北京。自从山东问题被提出，他一次次要总统府和国务院给个明确训令，北京却屡次推脱，电谕陆总长“审度情形，自酌办理”。直到和会结束前一天，北京的意见还是签字。28日下午，北京的电报到了，说是同意拒签，而那时，和会上中国席位的两把椅子已经空了整整一个下午了。北京后来复电称，此前已有电谕拒绝签字。那么这个电报怎么不翼而飞了呢？是被谁压下了吗？陆征祥惟有苦笑。外间有传闻说，陆总长一直摇摆不定，到最后一刻还想俯首遵从政府训令，是顾维钧等人力主不签字，王正廷多方奔走，方有了这样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陆征祥也懒得去解释了。中国代表团集体缺席和会闭幕式以示抗议，是外交官们人格之胜利，却难掩外交失败之事实。败军之将，何敢言勇？他感到的只有耻辱。
四年前的“民四条约”，他已经签过一次死约了，这一次，虽然为收回山东做活了一个眼，但也是在死约边上堪堪走了一回，一个签过两次死约的人，是连上帝也不能宽恕的。内心里他早就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罪人。
但回国时在上海黄浦码头的一幕却让他惊讶万分。1920年1月17日，载着代表团一行的法国邮船“波多斯”号先在香港停靠，王正廷等离船赴广州，送别时他没有下船，香港商会安排的接风酒宴他也没去出席。内心巨大的耻辱使他羞见国人。几天后，船近吴淞口时，“波多斯”号拟在上海稍作停留后再北上。远远看到岸上聚集了数千人，法国船长慌了神，跑过来告诉陆总长小心提防。船驶近码头，可以看清岸上人手持的各种旗帜，上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之陆专使”，原来这些都是自发赶来欢迎代表团的，不签字的外交官们已经被国人视为了英雄。 在船上会见各界代表时，有问政府会不会与日本直接谈判，陆答：“对于山东问题，我的主意早已拿定，我既拒绝签字，断不至再同日本直接谈判。诸君爱国热肠，我未回国以前已经听见，非常钦佩。以后我对于外交上一切，总以全国国民的意思为意思，请诸君时常赐函外交部，督促我，监督我，幸甚。”
晚十时，陆征祥等坐车到上海北站，他们将从这里坐火车前行北京。此时，前来欢送的民众已聚集上万人，军、警、政界还准备了三辆花车。有民众代表向代表团高呼：“欢迎不签字代表！”陆答：“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得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错罢。”又有人高呼：“不跟日本直接谈判！”陆答：“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
沿途南京、济南各站，也都是鲜花和旌旗飞舞。直到火车驶进北京前门车站，也有上万人聚集迎接。这凯旋英雄般的待遇，让陆征祥等如芒刺在背。民众围住要他发表演说，他推托身体不适坐进了车内，一言不发就匆匆离去。
谒见大总统徐世昌毕，陆提出辞去总长职务，以谢国人。徐世昌着意挽留，只允休假半月。陆旅途劳顿，腰疾复发，又入医院，外交部送来的函件都原封不动退回。徐世昌见他心意已决，就告诉内阁：“陆子欣既决绝不干，不如直接换人。”
他只想着交割了事，早早退出公众视野，但山东事未了，一次次要他出来解释，多年后，他回忆说：“我不签字，得罪山东人，签字，全国人受害，请诸位自加计较。诸位回去不必向人详说这一切，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
七、过时的勇士
公理战胜强权，已被证实是个谎言，还被无缘无故泼了一头脏水，梁启超赴欧近半年的心境，失望、愤怒、委屈交错，真可谓是五味杂陈。和会的大幕尚未最后拉上，败局已然注定，他决定继续余下的考察行程，于6月6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
行前，他以愤激的口吻写道：开始，自己还做着正义人道的好梦，到现在，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这个和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俄普奥几个大国鬼鬼祟祟瓜分了小国利益，种下了十九世纪的种种祸根，一百年后，又有个英法美三国同盟在那里造孽了。
代表团的专使们还在梦想以签字换取一张进入国联的门票，梁警告说：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那里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作保镖，可是做梦哩。
在英国呆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到处都跑遍了，剑桥、牛津，一场接一场的欢迎会和演讲会，谈笑皆是银行家、政治家。英国人还带他们去看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潜水艇。政府方面安排了一个随员一路照拂，其人曾在远东任领事，讲得一口好中文，一路安排也都极为周致，可见英国人办事之周全，远非生性疏懒的法国人可比。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闻听这一天法国将在凯旋门举行阅兵典礼，梁启超一行又从伦敦返回巴黎看热闹。此时的巴黎，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投射到了阅兵式上，除非预约，连旅馆都订不到床位了。幸亏梁启超他们刚到法国时，就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预先租下了一处房子，那处房子距离巴黎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他们准备就住到那里去。出发前，他给留守此处的蒋百里发了电报，可是不知是火车晚点还是电报滞误，蒋百里没有在火车站接到他们，他们只得花高价租了车，半夜淋着雨去找旅馆。
此后他们一路游玩了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直到十月中旬，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所。此时的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院中的秋海棠和野菊，早已萎黄凋谢。隔了窗子看去，那十余株苦楝树也都换作了铁灰色，惟有几片焦黄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回想自6月初离开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走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周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现在，他是要好好静一静了。
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回到白鲁威后，晚睡晚起的恶习全都改正了，游记的写作也颇顺利，已经写了六七万字。他计划在这里再住三个月，待书稿全部完成后再回国，但跟他一起出来的徐新六忽然接到家中电报，说是夫人病重催着回国。徐是他们中法语最好的，此人若一离开，行动会很不方便，于是几人一合计，也都决定收心回国了。梁启超本来还有往游波兰和奥地利的计划，看大家兴味索然，也就作罢。
1920年1月22日，也正是陆征祥乘坐的“波多斯”到达上海的日子，梁启超一行从马赛乘坐法国邮轮，于3月5日抵达上海。去欧一年，他的思想饱受刺激，也时作反省，只觉灵府深处似要刮起一场大的风暴，却又不知这场风暴会把他带往何处。其间的踌躇、徘徊与期待，旅途中他曾以特有的华丽文字告诉弟弟梁仲策：“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甫一回国，他感到这场灵府深处的革命终于要来了。
在上海，他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去作了一场演讲。校方请他去，是要他谈欧游心得，他通篇的演说，却大谈中国的各种好，总之一句话，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样样都是中国好，中国和欧洲，固有基础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何况目下的欧洲病得不轻。
梁举例说，譬如英国的代议制，乃世界一大潮流，为何在中国本该神圣的国会和议会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呢？那是因为人家有这个根底，“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至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再说到经济，梁认为，西方经济之发达，全由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正说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
梁沾沾自喜地说，自从经历了这次欧游，他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他像一个励志演说家一样，要求学生们“对于中国不必悲观”，要从“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做起，“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演讲中他还提到了刚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说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
有个叫景善的，满族正白旗人，任职内务府多年，对宫中掌故，尤其是帝党后党纷争的那些事无所不知。庚子年，京津一带闹义和团，八国联军入城时，这个大臣的妻妾都吞鸦片自尽，他被大儿子推进了自家花园的一口深井里，淹死了。
景善留下一册日记，记录了退出官场后赋闲家居的生活。他有一个不孝顺的儿子，有一群彼此争风吃醋的妻妾，基本上是个受气包的角色，日记所载，率多怨言和咒骂。但也不可因此小瞧了他。据说此人内弟是太后眼前的红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刚毅，刚毅时常去他家问候起居，有时还留下吃饭，兴头上来时扯闲篇，说了许多新近发生的朝中大事佐酒，所以他的日记也不全是家长里短的流水账。那纷乱的一年里，太后、皇帝、拳民、大臣、洋人，重要或不甚重要的各色人等，在他日记里都各有一番表现。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景善在日记中记载了慈禧召集的有关立储的一次御前会议。会上的内容是辅国公载澜透露出来的。慈禧在会上公布了一项蓄谋已久的计划，皇帝辜负厚恩，伙同康党一同害她，应即行废去，另立新帝。于是封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溥儁的生母是太后内侄女，有那拉氏血统）。担心大臣们反对，大学士徐桐还提议：“凡言新政者，包括许景澄在内，即不令入谒。”
许景澄当时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吏部侍郎，又兼督办铁路大臣，此人出任驻外公使多年，是清廷少有的具有国际视野的官员。他看到义和团闹得那么凶，各处铁路被毁，焦灼万分，写信给军机大臣荣禄，请求派兵保护。关外新路借款，月息六七万两，再这样下去，如何得了。
第二次御前会议，载漪等人事先出具了一份捏造的各国公使要求太后归政的照会，太后当着大学士和六部九卿的面，要强行对外宣战。会毕，光绪走下御座，拉着许景澄的手说道：“你是出过洋的，在总理衙门办事多年，外间情势，你当知道，这能战与否，你须明白告我。”
许景澄答：“中国与外洋正常交往数十年，民教相仇的事多了去了，哪有杀使臣的道理！”说罢大哭。几天之内，许景澄的一头黑发全都白了，他忧虑的是，外国军队一旦入了北京城，事情就再也没法收场。
在一干颟顸大臣导引下，义和团进入紫禁城，到处捕杀通洋者。某一日，大阿哥带领六十余个暴徒闯入大内，搜拿教民，竟然骂光绪帝二毛子，被光绪抽了耳光，慈禧假意责打大阿哥二十鞭，内心里还是偏向义和团的。她还在幻想利用义和团抵御洋人。传说中义和团刀枪不入，因为他们有护身符，会念符咒，太后对此深信不疑。景善说，太后自己也佩了护身符，每日默诵数遍符咒，每念一遍，大太监李莲英就在边上喊：“又灭掉一个洋鬼子！”
慈禧命许景澄等向各国使臣发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出京。光绪不愿与外国轻易开衅，拉着许景澄的手说：“更妥商量。”慈禧斥之：“皇帝放手，毋误事！”景善说，坐在太后右侧的光绪帝，面如死灰，身体颤动，一副受了惊吓的模样。
风闻外国人的舰队已在天津大沽口登陆，正杀向京城，许景澄被派去丰台，联络董福祥部抵挡洋兵，和他同去的是大学士那桐和一个翻译。
在一个叫花儿厂的地方，他们被一伙举着保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截住了。一个头目问他们为何出城，许答：奉旨阻拦洋兵。头目说，尔等必是吃教，勾引洋兵来打我们。二话不说，就拥着他们至拳坛，强令在红山老祖前跪下。大师兄烧着了一捆黄裱纸。这是义和团判决人生死的一种奇特方法，如果纸灰升天，就可免死，要是纸灰坠地不起，他们就会被砍脑袋。幸亏火舌久久不熄，托着纸灰不坠，他们总算捡得性命。
六月初一日，大沽炮台被联军攻了下来，在西摩尔司令官的率领下，他们正日夜兼程向京城进军。前线节节失利，那些饭桶样的将军、大臣，惯会杀人放火的义和团，如稻田里的麻雀飞了个干干净净。
一群装神弄鬼的农民，和一帮颟顸的大臣，竟然把好端端一个国家弄成这副样子，这样的奇事竟然发生在办了几十年洋务的大清国，许景澄愤怒了。他联手太常寺卿袁昶，弹劾当朝大臣信崇邪术。许、袁在密折中称，诛杀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等祸首，挽救国家于危难，“臣等虽死，当含笑入地”。
慈禧的确已动杀心，但她要杀的却是他们两个！景善日记中说，刚毅检举：政府发往各省的谕旨中，擅自把“杀”洋人改为“保护”二字的，正是许景澄与袁昶，太后闻听此事极为震怒，说他们胆敢擅改谕旨，与赵高无异，就是处以车裂之刑也不足以弥补其罪。处决诏书给他们的罪名是：“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
荣禄认为不该处决许、袁二人，刚说几句话，就被徐桐、崇绮讥有汉奸嫌疑。慈禧笑着说：若敢抗旨耶？荣禄伏地不起，待回过神来，官服的领子都湿透了。
七月初三日晨，许、袁两位大臣经过例行的游街被押到菜市口处决。监斩的是老对头徐桐大学士的儿子徐承煜。徐承煜在刑部任侍郎，自告奋勇领了这份差。袁昶先受刑，先抗声说自己无罪，又转头对许景澄说：我们俩不久即相逢黄泉路上，人死如归家。许景澄到底是见过大场面的，丝毫没有惧怕的神色，与家人话别时，他命取来存于俄国银行的四十万两银子的存折，说这是京师大学堂的办学经费须交当局，以防俄人赖账，然后示意刽子手，他要上路了。
主和派人头落地，却不能阻止洋兵步步紧逼。太后的亲信荣禄一日里被召见八次，安排离京的事。
七月二十一日，按公历是8月15日，慈禧夜间只睡了一个时辰，寅时起身，匆匆梳洗穿戴。她穿了一件事先已经准备好的蓝布褂子，生平第一次梳了汉人发髻，不无感慨地说：“有谁料到今天竟到这般地步！”
三辆骡车进宫中，车夫都没戴官帽。三点半钟，所有嫔妃都集合整齐，为太后皇上送行。太后事先已经下谕，任何嫔妃都不得随行。珍妃向来不听老佛爷的，竟然当着众人的面说皇上应该留在京城。太后命令当值太监：“把这个贱人扔到井里去！”光绪下跪求情，太后不为所动，说：起来！这不是争辩的时候，把她丢进井里，好惩戒那些不孝的孩子们，让他们看看，那些鸷枭们羽翼丰满时是如何啄他们母亲的眼睛！于是李莲英把珍妃推入宁寿宫外面一口大井中。 车马启程，从皇宫北门而出，内务府所有人等及诸位嫔妃跪拜送行，恭祝太后皇上万寿无疆……
景善日记写到这里戛然而止。八国联军入城抢掠，所有大户人家奴仆都逃散了，他家的妇女也都吞鸦片自尽了。日记最后一句话是：“没人为我准备晚餐了。”
他只能去天堂领晚餐了。写完这篇日记后不久，他就被大儿子恩珠推到院内井中淹死了。后来恩珠因为被查出私携兵器，也被英国人杀死了。
联军攻占北京城第四天，即1900年8月18日，一群英国锡克兵进入景善家抢掠，一个叫白克浩司的英国军官称，他在景善书房里发现了这本日记，并把它从大火中抢了出来。白克浩司后来和一个叫濮兰德的英国人合作，出版了一本关于慈禧的传记《慈禧外记》。在这本书的第十七章，他首次披露了这部日记的英文译稿。据说原稿共三十九页，一万五千四百余字，纸呈暗黄色，裱在长卷上，置于一个狭长的木盒里，后来保存在伦敦英国图书馆东方书籍及手稿部，编号为110.92C/2Y.OR62A。
日记始于光绪二十五年腊月二十五日，止于第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历时七个月，断断续续记了三十天，正是各国使馆遭围攻那一段。一经发表，就被观察家们推为记述那段事变的信史，是“无价之珍”。海关税务司出身的美国历史学家马士，原本想写老上司罗伯特·赫德的传记，一不小心写成了一部历史著作《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书中援引了景善部分日记。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之也深为推重，称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文献。就连号称考据严谨的罗家伦也对这部日记的真实性坚信不疑。
一片赞誉声中，也有人对这份日记的真实性表示怀疑。出名的花花公子、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还有英国公使朱尔典都说日记是白克浩司伪造的。他们仔细研究了日记，并与同时的中外记载比照，发现日记中存在大量错讹。更离谱的是，日记主人景善是翰林出身，多次充任考官，按理说应该有一手好文墨，却被发现“运笔枯涩”“章法纰缪”。面对诘难，白克浩司和他的合著人扬言要提出申诉，最后也不了了之。
1977年，牛津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雷福尔·罗泼出版了《北京的隐士：白克浩司的隐蔽生活》一书，揭露白克浩司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书中称，白克浩司出身贵族，其父是英国一家大银行的董事，其本人则是个纨绔子弟，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因赌博欠下了一屁股债，为躲避债主，大学没毕业他就逃居中国，在英使馆做一名翻译。日后成为袁世凯高级政治顾问的莫理循那时刚到中国，不能读写中文，他曾帮助莫理循工作过一段时间。其间，通过银行家父亲的关系，他被英国一家大造船厂聘为驻中国的代理人，但多年没做成一笔生意。他一心想做牛津大学的中文教授，送了一大批书给该校的波德林图书馆，牛津大学也曾考虑聘请他，后来因有人检举，取消了任命。欧战爆发，英国到处收购军火，也想在中国收购枪支，白克浩司是大型船厂在华代表，又是有点名气的汉学家，这些身份有利于掩护他从事这项工作，于是英国政府与他秘密签订了委托书，由朱尔典公使和使馆另一名高级官员与他联络。他玩弄了许多花招，搞了许多假报告，从英国政府骗了一大笔钱，却一支枪也没有搞到手。后来事情戳穿，朱尔典回国接受审查，此人却逍遥无事。
《北京的隐士》一书还称，这个骗子造假不是一次两次，除了景善日记，他还伪造了大太监李莲英的日记，据说这份日记从1869年李莲英进宫到1908年慈禧去世，长达四十年，内容比景善日记更火爆，但他从没有拿出来示人。此人还厚颜无耻地自称是慈禧太后的秘密情人，保存了太后给他的一些私信和信物。
到民国初立，此人最大的一桩诈骗案是诳称与大总统徐世昌相识，与美国印钞公司驻中国代表订立了一份印制中国钞票的合同，合同上还盖有徐世昌的印鉴。后来证明合同是伪造的，印鉴也系伪造，徐世昌根本不认识此人。
那么所谓的景善日记为什么能骗过那么多人呢？该书称，那是因为白克浩司是此行老手，他的造假术太高明了，他在北京经历了庚子年的巨变，知道事情大概，更擅于像小说家一样穿凿、虚构。所谓的景善日记更可能是两人以上的记述合编。至于原始的记述人是谁，白克浩司又是怎么搞到它们并弄成日记的形式，已经查找不到证据了。很可能，连景善这个人也是虚构出来的，因为在任何官文的文件中，都没有此人的名字，后来的《清史稿》上也不见其人。
陆征祥是庚子年被杀的许景澄的学生。1919年，这个习惯沉默的人突然被推到了历史的聚光灯下，出任了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
二、传教士的儿子
许景澄把陆征祥带到圣彼得堡那年，他二十二岁。之前，他是北京同文馆的一个学生。许公使驻俄、德、奥、荷四国，回国休假期满，临行前让总理衙门派个翻译随行，选中了这个南方来的年轻人。许公使也是南方人，老家是嘉兴。
陆征祥是上海人，其父是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上海自从开埠后，第一批殖民者里有外交官、商人，也有不少传教士。后者是一批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做梦都想着把所有上海人都变成耶稣的信徒。陆父开始是个“吃教”的，一个吃字，可知信教也是生计所迫。有这样一个父亲，他不可能再去走科举之路，和同龄人不一样，他的启蒙课本是《新约福音》。十三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了总理衙门办在上海的广方言馆，父亲的本意是让他习得一门外语，以备将来出洋学些实务，回上海做个邮局职员安度此生。
可能是幼时营养不佳，陆征祥长得比实际年龄要瘦小得多。他的弱小，激起了公使大人要保护他的欲望，想把他带在身边，培养成一个外交官。许景澄说，子欣啊，说说你的志愿。陆征祥想也不想，就说，要做个邮局职员。许景澄不高兴了，国家花那么多钱培养你，正是要你为国出力，怎么只想谋个小差事？我要把你培养成一个外交官。陆征祥连连摆手，我不要当官，家父最痛恨我当官了，他只要我学些实际本领。
许公使说了好官、坏官一大通道理，年轻人还是不开窍，说自己太愚钝做不来官。最后公使大人也火了，说，这事你写信征求一下你父亲意见嘛，如果你是下材，我可以让你成为中材，你是中材，我就可以让你成为人中之凤！ 年轻人老老实实回答：“如家父无异议，祥愿听公使安排。”
陆父接到儿子的信，写信来说，儿子，这是你造化啊，你不仅要拜公使大人为师，更要把他当作你的父亲。
于是陆征祥开始跟着公使大人学外交。许景澄教他，也只是从最平常的衣食住行四字入手。
许问：“会吃饭否？”
陆答：“一天三顿，没有一天不吃饭的。”
许又问：“人家请你赴宴，吃外国饭，进门时，常该陪一位太太，你会这一套吗？”
陆老实答：“不会。”
许说：“你就不会吃饭。”
许又问：“你会穿衣吗？”
陆答：“我哪天不穿衣？似乎穿得还可以。”
许问：“你理会外国太太常看男客的衣衫，衣上有油点或污渍者，就生厌吗？”
陆：“并不理会这一点。”
许：“那你就不会穿衣。”
许：“你知走路吗？”
陆：“我从小就学会步行。”
许：“你知道外交官赴宴拜会时，进门出门，都有一定仪节吗？”
陆又茫然不知。
许：“所以你不知走路。”
许再问：“那么你知道住房子吗？中国钦使在巴黎、伦敦、华盛顿常闹笑话。巴黎使馆租人家的房子，退租时，主人家不要房，硬要钦使修理，因为地板都被水烟烬头烧穿了，墙上所挂的像，也被虫蛀了，所以该知道住人家的房子应该如何。”
这个年轻人处处模仿他的老师，连走路、拿手帕的姿态都像，上海话也不讲了，改成了一口软糯的嘉兴话。他成了许景澄的一个影子，使馆里的人背后都叫他“小许”。
“小许”胆怯，怕见生人，尤其怕见玩政治的，他说：“办外交常叫我害怕，什么远交近攻，什么联美联英，这些政策我都不懂，而且外间常说，外交家说话，常不是真话，常是一语两可，这些我都弄不懂。”
许景澄给他打气：“这一套是假的，办外交不难，我教你做外交总长。”
他带着未来的“外交总长”去见俄外交大臣穆拉维夫。“小许”嘴上说不怕，念叨着“见大人则藐视之”的古训，实际还是有些怯场。俄国佬都是大个儿，看着这个瘦小的四等秘书兼译员，随口一句“一个小毛孩”，让他面红耳赤好半天，不知如何接口。
许景澄去柏林处理德国那边的事了，一个月后回来，看到来接站的陆征祥蓄起了两撇八字小胡。许景澄狠狠瞪了他一眼，说他中了俄国外交大臣的毒。
他是怕被人小看才蓄的胡子。男人长了胡子，看上去总归雄壮些。
未来的外交家还没有登上自己的舞台，老师培养出的外交风度最早迷倒的是一个外国女人。这个叫培德·博斐（Berthe Bovy）的女人是一位比利时将军的孙女，跟着亲戚来到圣彼得堡。在一次沙皇举办的皇宫舞会上，她被这个长相清癯的东方男子迷住了。在她眼里，他的舞姿是如此优雅，他的一口法语是如此动听。舞会一结束，热情如火的培德小姐就向这个男子索要照片了。几天后，她写信给他：“您的照片已挂在我房间进门处，这样我每天经过时都可以向他作一个友情的注目礼。”
他被这些火一般的句子迷得神魂颠倒，心甘情愿做了爱情的俘虏。她丰满、健壮，高出他一大截。要命的是她还大他整整十六岁。可是这些有什么关系呢，他的母亲去世得早，一向失爱。他爱她，带着对所有美好女性的想象爱她，有时是姐姐，有时是母亲。
圣彼得堡的社交圈，几乎没一个人看好这桩婚姻。他的老师许景澄在北京听说了，也明确表示反对。这么多年，他像一个父亲，也像一个导师，一直在把弟子往欧化的路上引，但弟子这一次的步子迈得委实有些大，大出了他的想象。他从国内拍来电报说，不可，不可！现在国人都视外国东西为洪水猛兽，何况娶一个外国女子！再说了，一个外交官娶外国太太，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就不主张这么做。
但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拉回这个年轻人的心了。在他心目中，这个高大的欧洲女子是人世间所有美德的化身：无私、勇气、忠诚，还有圣母般的温柔，容不得任何人亵渎。1899年2月，他们在圣彼得堡圣加大利纳教堂举行了婚礼。
许景澄见事已至此，对这个昔日的得意高足赌气道：“汝醉心欧化，娶西室主中馈，异日不幸而无子女，盖寄身修院，完成一到家之欧化乎？”译成白话，就是：你醉心于学习西方，连太太都娶外国的，将来假若你太太过世又没有子女，希望你进修道院去，这样学外国学得更彻底！
多年以后，陆征祥来到比利时西北部的古老城市布鲁日，成了天主教本笃会圣安德诺隐修院的一名修士，听着修道院的钟声，他回想起许景澄的这番话，还是悚然心惊：老师早就把自己的一生看穿了。
王正廷来自浙江奉化，这个脸盘方正、身材高大的外交官是耶鲁的法学博士。他也是传教士的儿子。他的父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在奉化西坞乡间传了三十多年教，很早就把十几个孩子中最看重的两个送到了上海，接受英国式教育，其中一个就是排行第五的王正廷。
王正廷后来跟着一个叫蔡绍基的人去了天津，在北洋大学堂读书。蔡是当年容闳率领赴美留学的一百二十名幼童之一，是这所大学的教务长，校长是一个叫丁家立的美国传教士。1900年，义和团发了疯般攻打使馆区，这所大学夭折了。离开北洋大学堂后，在哥哥的帮助下，王正廷有过短暂的海关任职的经历，但不久他就丢下二十五银元月薪的工作，跳槽到了一家英国人开办的叫英华书院的教育机构，原因只有一个，这个新职位的薪水差不多是他在海关的五倍。在那里他剪掉了辫子，换上了西装，以示自己真正成了一个有着自由思想的绅士。
1904年早春，他离开天津，应邀前往内地省会城市长沙，出任一所新成立的中学的英文教员。这次旅行的中途，他们搭乘的货船经过烟台时，日本军舰正与控制港口的俄军方交火。幸运的是，炮弹只是有惊无险地从他们头顶飞过。
那时候，他心目中的英雄是容闳。自从离开北洋学堂，他惟一的目标就是去美国完成学业，而且要去容闳的母校耶鲁。为此他拼命攒钱。可是精于算计的年轻人发现，以他目前的攒钱速度，要去美国可能要到猴年马月了。这时出现了来自密歇根州的两个美国商人，他们是基督教青年会的重要赞助人，他们看中了王正廷，与他谈妥，让他去日本为该组织工作一段时间，作为回报，他们将资助他在美国完成学业的部分费用。 于是他来到东京，在旅日中国留学生中成立了该宗教组织的一个分支机构。其间他认识了流亡日本的孙文，加入了同盟会。据他自称，孙文亲自主持了他的入会仪式。美国人很满意他在东京的工作表现，在找到一个叫孔祥熙的青年接替他的总干事职位后，山姆大叔守信把他送到了美国。
1911年春天，他的身体出现了一点状况，咳嗽，盗汗，食欲消退，体重急剧下降，医生诊断是肺结核病的前兆。他以为是学业过分紧张所致，两个月后，他收到国内来信，他的父亲，那个为上帝工作了大半辈子的老人病故了。他把自己的得病看作是冥冥之中对父亲之死的一种交感。他去瑞士疗治身体，当他陶醉于阿尔卑斯山的美景时，国内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他感觉到，有一双超越人类力量的手来指引他三十岁后的人生旅程了。这只手召唤他回国，参与进“一场动摇传统根基的革命伟业中去”。他回到上海，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攻打军械局的战斗，不久前往武汉，出任了黎元洪任首脑的军政府的一名外交官。
革命如同一匹发着虐疾的驽马拉着的大车，不顾一切轰隆隆地前进，南北和谈、共和肇始、清帝逊位、议会政治实施，每一个大事件的背后都出没着这个耶鲁才子的忙碌身影。迎接袁世凯南下就任总统的专使团，他也是其中一员。但擅长以一副难以捉摸的扑克脸玩弄政治游戏的袁世凯仍狠狠耍了他们一把，一场发生在深夜的军队哗变使他们的努力化作流水。在这之前与袁的会谈中，袁已经表现出了极大诚意要到南京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并半真半假地向专使团询问，就职时该穿什么款式的礼服。袁世凯如愿在北京宣誓就职后，王正廷被提名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次长，因总长陈其美未到任，王暂摄代总长。
孙文卸任总统后，以考察铁路的名义巡游全国，对之忠心耿耿的王正廷陪同访问了一些省市。他后来还担任过国会参议院的副议长。张勋的辫子军开进北京前夕，王正廷和几个议员一起化妆成农民，坐马车逃到通州，再转天津，坐火车前往广州。此时的广州，已俨然成为南方的革命中心。从日本回国的孙文赶走一个叫龙济光的当地军阀后，在前清大员岑春煊的支持下，在那里成立了一个护法军政府，以与皖系段祺瑞执政的北京政府抗衡。
1918年12月，欧战刚刚停火，第三次出任外交总长的陆征祥——他一生中有过九次出任外长的纪录——以议和专使的身份前往巴黎出席和会，途经纽约时，与正在纽约的王正廷见了一面，一南一北，两个政府的外交官，据说相谈甚洽。
王正廷在纽约，并不是专为等候陆征祥而来。作为南方军政府的代表，他来美的使命是在美国高层活动，使华盛顿方面承认南方政府。尽管美方高层对中国南方孙文领导的新政府一直保持着审慎的态度，避免与之正式接触，但王正廷的活动还是有成效的，就在陆、王会见前，还在途中的陆征祥已收到北京专电，让王正廷成为即将组建的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参与巴黎和会。据可靠消息，徐世昌总统是因为美国方面施加的影响才作出这一决定，其意图是“对外显示中国的统一”。
半年前，王正廷是乘坐“大来”轮船公司的航船来到纽约的。当时他还负有另一项使命，与美国协商出动黄埔军校训练出的三个师前往欧洲参战事宜。欧战的爆发使中国老资格的外交家看到了借助国际力量摆脱日本羁绊，尤其是推翻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的机会，在陆征祥、伍廷芳等人努力下，美国与德绝交后，中国冲破日本的阻拦，也向德宣战，加入了协约国集团。但北京政府并未出动一兵一卒，在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的秘密安排下，只是以民营的“惠民公司”的名义征招了20余万华工，作为劳务人员运送到欧洲战场。南方的领袖们认为，让中国人去做战场清洁工，这也太掉价了，他们一直主张派遣一支正规部队赴欧参战。
出身日本士官学校的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后，新军队的几个师逐渐成形，外派军队参战的条件已经成熟。王正廷先到华盛顿活动，是为了让美国人和协约国明白，中国参战军队是由“南方政府”而不是“北方政府”派遣的。尽管驻美公使施肇基是北京方面任命的，他也非常热忱地配合着王正廷，他们默契的步调让外人感觉到，他们代表的还是一个中国。他们与美国国务卿菲兰德·诺克斯已经谈妥，由美国政府派遣船只运输兵员，广州方面也做好了三个师入欧参战的准备工作。这项工作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事情发生了逆转，11月11日，德军宣布战败。
胜利与和平来得太过突然，华盛顿大街上到处是庆祝的人群，人们快活得像孩子一样，奔跑，尖叫，当街拥吻。王正廷却控制不住流泪了。他叹息晚来了一步，没能参与到击败傲慢的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战争机器的伟大战争中去，让中国错失了站到世界台前的大好机会。德国人不是一直夸口自己很经打吗？日耳曼人不是说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吗？怎么那么快就垮了？他伤心、无声地流泪，脑子一片空白。
三、失窃的箱子
全球性的狂欢也席卷了远东。在遥远的广州，军政府通电各界庆祝三天。北京政府也宣布放假一日，并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阅兵典礼。一些人记忆犹新，十八年前闹义和团的时候，就是在此地，德军元帅瓦德西主持了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庆祝仪式。
现在德国成了战败国，中国与“最讲公道、最爱和平”的友邦一起，成了胜利的一方，诚如徐世昌总统在政府公报中声称，欧战的胜利是“公理敌强权”的胜利，许多人相信，国耻就像崇文门内大街上的那个克林德碑一样终将被移走，德国人必须把他们吃下去的，连本带利吐出来，特别是把强占去的山东权利归还中国。
陆征祥想起了十八年前屈死菜市口的老师许景澄的一句预言。那时他初入外交界，他们在圣彼得堡，一个晚上，许师对他说，德国人专尚武力，把火器枪炮出售给世界各国，早晚要与法国人一决死战，这将给中国提供一种机会，如果到了那一天，你要好好利用它。记忆中还有另一个晚上，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许景澄痛心得饭都吃不下，对他说：子欣，子欣，不可忘了马关，日后当努力洗尽国耻，收我失地。
欧战停火第三天，北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作出了派陆征祥赴巴黎任议和专使的决定。陆很高兴接受这项任命，站在胜利者一方，他觉得手中有筹码，可以一雪当年签下“二十一条”之耻。就在三年前，他陪同妻子在欧洲度假时，被袁世凯紧急电召回国，让他代替孙宝琦主持与日本人的“二十一条”谈判，在马拉松般漫长的交涉后，他签了名，身心俱瘁地对袁世凯说：我签了自己的死案了。 他早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罪人，恨自己懦弱，成了野心家的炮灰，恨不幸而为弱国之民，受政客们派系倾轧之苦。他总想着有朝一日把那一手烂牌翻过来。不然，后起的一辈青年不晓当时苦衷，真要来吃他的肉。
参战了，胜利了，莫不是上帝真的要在巴黎给中国一个机会？但能不能搞定日本人，他并无多少胜算。当年北京政府放弃中立加入协约国，日本人就老大不高兴，他们一直把中国当作个不听话的孩子，要把“良药”给他灌下去。
原定11月下旬就动身的，驻法公使胡惟德也来电催问过多次，启程的日子就是定不下来。比较冠冕堂皇的解释是欧亚航线班轮太少，订不到船票，实际上是财政部拿不出钱来。靠借债度日的北京政府都快要破产了。后来财政部向外国银行作了抵押贷款，总算筹到了六十万元，作陆总长一行的路费。因费用紧张，陆总长的随行人员不得不大幅削减，线路也变更了，改从日本横滨搭船，横渡太平洋，途经旧金山、纽约，再穿过大西洋前往巴黎。
12月1日晚，陆总长一行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启行，开始赴欧之行。随行人员除了培德夫人和养女莉莉外，还有新任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等。行前，日本政府得知中国外长将经由日本转美赴欧，通过驻日公使章宗祥转达北京，希望陆总长顺访日本，表示将给予隆重接待，天皇也将从避寒地赶回东京接见。陆征祥也正想试探日本人的态度，就应允了。
火车一驶出北京，日本外务省即派专车在南满铁路迎接。载着陆征祥一行的火车行驶在冰天雪地中，北方冬天的风真叫下刀子，风从没有关严实的车窗吹进来，吹得人浑身直打哆嗦。听说陆总长体弱畏寒，列车长命人加足了炭火，车厢内温度一下子增至摄氏二十多度。陆征祥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去，后半夜又被冻醒了。原来加煤工人熟睡，煤火熄灭，车厢内已冷如冰窑。陆征祥只觉半边身子酸麻，连起立都困难了。随行医生说他得的是偻麻质斯症，也就是俗称的风瘫。此时列车已从奉天抵达朝鲜汉城，陆征祥出师不利，想致电北京另换他人前往巴黎，被培德夫人劝阻了。他强打精神口授了一份电报，发给章宗祥，推说夜车上受了风寒，痛风致使行动困难，访问东京的约定只得取消了。
抵达日本下关，延请医师诊治，病情稍有缓和。及至横滨，他谢绝一切应酬，称病不出。记者们也都注意到了，陆总长上下车船都是用轿抬的。
陆征祥的病情一时成了外界议论的中心。有人说陆总长称病不赴东京，是怕昔日的谈判对手给他难堪。有人说他确实是病得下不了地。另据代表团随行人员披露，陆总长此次出行前，曾收到一个留日学生组织的电报，警告他在正式和会前不要与日方交换媾和意见，以免被日方要挟。种种迹象表明，陆总长滞留横滨不赴东京，正是为了避免附日嫌疑。
章宗祥感到了压力。他致电北京政府，恼怒地说，由于陆总长不赴东京之约，他感到非常为难，受此刺激，脑病发作，只得辞职了。北京迭电催迫下，陆征祥只得抱病去了东京，与日本外相内田康哉会见，但坚持取消了天皇的接见、茶会和授勋仪式。12月10日中午，结束应酬后，他在东京的中国使馆用过中餐，返回横滨，终于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客轮“诹访丸”。
一上船，陆征祥突然惊叫出声，一只编号为“丁”的装有秘密文件的公文箱竟然不翼而飞了！这只文件箱装的都是中国关于东北、山东、蒙古、西藏等问题的绝密外交文件，平时总是由陆征祥亲自携带，以防不测。这突然的失窃事件让陆征祥脸色苍白，也给他接下来的行程罩上了不祥的阴影。
这只失窃的箱子牵动了公众视线，各种版本的传说都有。曾陪同陆征祥出席东京访问活动的外交部一参事，回国后辟谣说：日前中外报纸盛传陆总长遗失外交重要文书，此等新闻，全系捏造。
真相究竟若何，让人如坠云里雾中。
1918年冬天，还有一艘船正驶往欧洲。船上坐的是前财政总长、一代青年导师梁启超。如果说陆征祥是心事重重前往欧洲，梁启超则是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
此行他是以民间观察家的身份，前往观摩不久将要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他要“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并“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
欧战停火，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北京的街巷间旌旗满街，名流们到处都在演讲，梁启超却保持着难得的冷静。所谓加入协约国“参战”，无非输出数万劳工去挖战壕、埋死尸，他担心的是，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能否在和会中分得一杯羹。这也正是徐世昌总统所担忧的，“本钱”的有无，直接关系到战后的利益分配，总统找到他，希望他率知名人士出访，展开民间外交，以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
内阁会议通过陆总长任议和专使前，坊间曾有传言，梁也得到了提名。但梁启超知道外交本非所长，自己不一定能胜任。自从退出政界，梁启超一直在谋划欧洲之行，旅费缺乏使他的这一计划迟迟没有实行。此次以和会代表团非正式顾问的身份赴欧，公家拨款六万元，朋友间筹集到四万元，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启行，也算是得偿夙愿了。
12月23日，梁启超率领这个民间访问团从北京出发了，成员有蒋百里、刘崇杰、丁文江、张君劢、徐新六、杨维新等六人，都是术业有专攻、又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心的才俊。蒋百里是日本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一名毕业生，张君劢治政治学，刘崇杰擅外交，徐新六懂经济，杨维新作为录事随行。地理学家丁文江是徐新六推荐的，因为此行还要考察欧洲文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人选都有了，团里有个科学家，看上去更齐整些。
七个人不是坐一艘船走的，由于船位有限，只得分成了两拨。梁启超和蒋百里、刘崇杰、张君劢、杨维新等五人为一拨，取道印度洋、地中海，直达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则绕道太平洋、大西洋前往欧洲会合。1918年12月28日晨，梁启超等五人率先在上海启程，登上日轮“横滨丸”。
登船之后，梁启超意外发现，自己和这艘船竟还有过一段因缘。三年前的护国战争中，他冒险绕道香港、越南，潜入广西策动陆荣廷独立，乘坐的就是这艘“横滨丸”。当时为了躲避侦探的耳目，他和几个同志一起，藏身在舱底锅炉旁一间逼仄的暗室里，到了晚上才出来甲板上放风。现在又坐此船，船上的驾驶人员都已换人，只有一个年老的水手，看上去似乎还面熟些，而当时同行的汤觉顿、黄孟曦都早已不在人世，往事历历，真有不胜今昔之感。 船先是沿着海岸线向南，再是向西。那几日都无大的风浪，波平如镜，每日与天光海色相对，梁启超心情极佳。同行者里除了张君劢怕晕船，一登舟就蒙头大睡，其他人的兴致都很高。梁启超的日课如下：观日出，习法文，约一时许后，浏览日文书籍，两三天读完一本，午睡半小时后，与蒋百里下棋，每日两三局，傍晚打球戏，晚饭后谈文学书，中间仍时时温习法文。除此之外，他写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等几篇文章。船上的日子异常宁静，但他相信，不同寻常的1919年已经走来。不久前传来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的“十四点”谈话，让他时时沉浸在“公理战胜强权”的幻梦中。
2月11日，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与先行抵达的丁文江、徐新六二人会合。战后的伦敦，市容萧条，但见黄雾四塞，日色如血，一种“阴郁闭塞之气”，让他殊觉不适。他们住的虽然是一家上等的旅馆，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室内的暖气管关闭了，每个房间只给一斗多的碎煤取暖，电压很不稳，还经常断电，弄得一盏惨绿色的电灯，孤孤零零好像流萤自照。连火柴都是稀罕物事，很难找到，惟一的好处是多年的烟瘾给戒掉了。有一日，梁启超和几个朋友在旅馆的大堂喝茶，邻座有一贵妇，气质非凡，他们不由多看几眼。只见那妇人，从项圈下面取出一个做工精巧的金盒，小心打开来，取出一小方块白糖，连客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剩下的那一半，仍旧珍珍重重地藏到项圈下面的金盒里。这一幕看得梁启超好半天都喘不过气来，他想，战争把这个城市给毁掉了，也把人的体面给毁掉了。
他们在伦敦只待了一个星期，然后就去了巴黎。此时，和会已经开了一个月，各国的政要们吵吵嚷嚷也都累了。由于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被刺，住院治疗，美国总统威尔逊回国，尚未归来，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亦回英国休假，三个决定和会命运的首脑人物都不在，和会也就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梁启超于是决定乘着这个空当去法国战地旅游一番。
四、“爱我者必将鄙我”
1919年1月11日，陆征祥乘坐的班轮抵达法国瑟堡，旋即坐火车赶往巴黎。次日凌晨四时许，火车抵达巴黎，中国派驻欧洲的公使们几乎都到场出席了欢迎仪式。随后，陆征祥一行前往大本营吕特蒂旅馆。此时，距和会正式召开只有六天了。
北京政府共任命了五名全权代表，除了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还有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当陆征祥还在赴欧途中时，其他几位公使也正奉召陆续赶往巴黎。五个席位参会是大国待遇，也是中国加入协约国参战前，英法等国的一项不成文承诺，但陆征祥还在途中时就有人告诉他，和会给中国的正式代表可能只有三席，这让他有一种隐约的不安。
一到巴黎他才发现不对劲，不只自己天真，自己背后的国家也太天真了，和会给中国代表的席位只有两个，直接给拉进了第三类国家。他试图通过外交努力争取多增加几个席位，起码可以进入第二类的国家，所谓“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保留三个席位，但日本人已经抢先一步游说了各国。日本人的理由是，目下中国南北纷争未歇，给三个席位反而不好分配，索性只给两个，这样也省去了争端。
其实他与日本人已经有过一次交锋了。日本为了吞下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开始是想把中国排挤在和会的大门外的。自诩东亚惟一文明国家的日本实在不愿意和中国坐在同一张谈判桌前。一次预备会议上，日方代表声言：中国未发一兵，宣而不战，应不下请帖，不为设座。他想，开战以来，日本海军除了把盘踞青岛的德军赶走、在地中海协助过英国对抗德国，不就是出动了一支不足百人的女护士组成的医疗队赴欧么？怎么搞得好像为协约国集团作出了多么大的贡献似的？当场反驳说，自己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子弹，制枪子，无论在前线、后方，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协约？
五个内定的全权代表，都是职业外交官，都深知这次和会世人瞩目，很可能是自己职业外交生涯的最辉煌一页。那两个席位由谁去坐？代表团的讨论陷入了冷场。有人打破了沉默，说此事全凭陆总长决定好了。陆踌躇不决，情急之中想到一个应急办法：一是仍按原计划，呈请徐世昌大总统任命五人为全权代表，另一方面，规定给中国代表团两个席位，未规定须固定何人，索性五人轮递参加。众人皆称良策。
大会开幕在即，陆征祥将中国代表团的名单确定排序送交了秘书处。全权代表依次是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其下是代表团成员，包括驻法公使胡惟德、驻丹麦公使颜惠庆、驻意公使王广圻、驻西班牙公使戴陈霖，驻荷兰公使唐在复、参事严鹤龄等，还有17位专家、5位外籍顾问，加上行政技术人员，共计62人。在参会的二十七国中，论代表团的规模可排第八位。
这份名单于和会前一天也上报给了北京政府，谁也没有想到，节外生枝的事发生了，三天后，北京方面以大总统令发布的名单上，五个全权委员的次序作了新的调整，新名单的五人次序变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
北京方面的顾虑是，陆总长一向体弱，时常要去瑞士养病，这样一来，居次席代表地位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就有可能掌握实权，故将王、顾、施三人的位序作了调整。
顾维钧敏感地意识到，这一次序变动可能会引发争议，故向陆总长建议，这一训令暂不公开为好，同时向北京方面力争按原序排名。但陆奉命唯谨，后来还是老老实实宣布了，此举果然引发轩然大波。五人中，顾维钧年龄资历最浅，只得表白说：名次对我是毫无影响的，我将继续工作，一如既往。
前方刚要接火，后院已乱成一团。当北京的大僚们暗自得意于这一妙着时，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已陷入了严重的内讧之中。代表团里支持陆征祥和同情王、施的分成了两派，终日吵嚷不止。这让生性怯懦的陆征祥感觉就像扔进了一只高速旋转的洗衣桶里，上下全由不得自己作主。
陆总长可怜的一点自信，在讨论成立国际联盟的一次会议上总算找回了一些。那一日，陆总长操着一口娴熟的法语，发言堪称精彩，激起了会场里稀稀落落的掌声。但他没有想到，一场阴谋已经悄然向他逼近。就在他陶醉于各国代表的一片赞扬声中之际，不远处的另一处会议室，英、法、美、意、日五大国组成的“十人会”上，日方代表牧野提出，日本将全盘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 顾维钧说，自己当时一言未发，一直按捺着没作汇报，但后来实在看不下去了，于是站起来，提醒大家注意座位不正常的变化，陆是外交总长，代表团团长，你们先搞搞清楚再来开会好不好。
一个外交总长的威势，都要下属替他去撑，也委实是够窝囊的了。陆总长陡然发现，自己就像堂吉诃德一样，带着代表团飘洋过海挺着长矛与敌人战斗，结果冲到对岸，敌人刚露了一下头，自己反倒成了代表团最大的敌人。处境难堪的陆征祥向北京方面致电辞职，未获准许，3月7日那天，他瞅个空当，一个人跑到瑞士散心去了。
一个叫唐宝潮的代表团随员，于此间向段祺瑞、徐树铮拍发一则密电，称：“陆使因各国颇难于应付，遽往瑞士，会事多由王使主持，陈友仁、郭泰祺、伍朝枢均在法，南北形势若变，恐南方或利王地位有所活动，乞预注意。”
徐树铮复电：“随时留意，遇事赞襄顾使。”
五、神话的破灭
1919年3月7日，也是梁启超一行出发考察法国南部战场的日子。他们从巴黎出发，十天里，“从马仑河一带起，经凡尔登，入洛林州，再入亚尔萨士州，折到莱茵河右岸联军占领地，假道比利时，循谟士河，穿过兴登堡线一带，到梭阿桑”。张君劢正在伦敦参加国际联盟研究会的活动，丁文江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都无法分身，同行的是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徐新六等人。
此行，法国政府对他们的招待可谓十分殷勤，不仅承担了所有费用，还派了两个政府随员一路安排食宿。这让梁启超很是过意不去，觉得一次私人访问搞得如此隆重，实在是太过优渥了。
3月中旬，他们回到巴黎，稍作休整后，又续游北部战地。反正自己是在野之身，于襄助鼓吹外，于和会实际进行，用不着过问（实际上也过问不了），尽可以优哉游哉，这次法国全境漫游，他们直到五月中旬才回到巴黎。沿途所见是战后遍体麟伤的欧洲，过去的繁华已代之以一片荒烟蔓草，到处是阴森与凋败，让他感慨刚刚结束的这场死伤三千多万人的战争，实在是文明之觞，“比起破坏的程度来，反觉得自然界的暴力，远不及人类，野蛮人的暴力，又远不及文明人哩。”
说是一介漫游之身，事实上，梁启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和会现场。他是中国代表团顾问，又是新成立的国民外交协会发起人，声望卓著，徐世昌总统亟盼着他的民间外交能奏奇效，代表团的一举一动，自然都牵动着他的视线。山东问题在和会上正式提出后，他即在巴黎报界为其举行的一次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还致电总统府外事委员会事务长、好友林长民，对政府私下订约提出质疑：“去年九月间，德军垂败，政府究用何意，乃于此时对日换文订约以自缚，此种密约，有背威尔逊十四条宗旨，可望取消，尚乞政府勿再授人口实。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订约之人所败坏，实堪惋惜。”
矛头所指的“一二订约之人”，当指陆征祥无疑。他此行虽全以私人资格，但陆总长在日本闹的笑话已致舆论一片哗然，坊间传说他有可能“化私为公”出任代表团团长，也不是空穴来风。他嘴上说不想上位，但内心深处，也不能说没有这份热望。
4月底，他又有一电致国民外交协会，就青岛问题警告当局：“对德国事，闻将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严责各全权，万勿署名，以示决心。”和前电一样，这一消息经国内媒体《申报》等转载引发坊间热议。
陆征祥内外交困，屡请辞职，代表团如果真要临阵换帅，在巴黎的梁启超似乎真成了不二之选。然而就在此时，梁启超突然成了国内媒体的众矢之的，究其原因，是四月初的时候，王正廷打电报给上海各报界，说巴黎有华人逆谋助日，一时引发坊间纷纷猜测，矛头直指梁启超。
电文称：
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止二十一款及其他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义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贩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
一旦祭起爱国主义这个法宝，则遇祖杀祖，遇佛杀佛，中国的舆情向来如此。王正廷的电文语辞含糊，卖国贼究系何人，也不明说，但暗中有一股力量，把火烧向梁启超。不久后，竟有上海商业公团联合会致电徐世昌大总统并国务院，说梁启超在欧受某国运动，“干预和议，倾轧专使”，要求即刻将之召回。
国民党与梁启超系多年冤家，借机发难，以国会全体成员的名义通电全国，宣布梁“卖国”罪状，要求北京政府将梁拿交法司。并议决，由广州军政府下令通缉梁，将其在籍财产没收，另由军政府要求驻法公使，将其引渡回国。
就连在纽约的徐志摩，也在当地的华文报纸上看到了诋毁梁的新闻，说是王正廷电阻任命梁任公为媾和委员，梁的家产已经充公云云。“嫉之者唱，而无知者和”，“广东人积怨于梁，污词殊不可听”。让稍知内情的徐志摩“一团闷气愤愤何似”。时隔不久，谣言的方向陡然拐了个弯，烧向了顾维钧，说丧妻不久的顾即将与曹汝霖的三女儿订婚，马上就要摇身一变成为亲日派了。谣言制造者大有不把一潭水搞混誓不罢休的劲头。
此事过去许久，梁启超一提起还犹自忿忿。6月，他在前往伦敦途中与好友谈到这一令他蒙羞的事件：
制造谣言只此一处，即巴黎专使团中之一人是也，其人亦非必特有所恶于我，彼当三、四月间兴高采烈，以为大功告成在即，欲攘他人之功，又恐功转为人所攘，故排亭林排象山；排亭林者，妒其辞令优美，骤得令名也；排象山者，因其为领袖，欲取而代之也。又恐象山去而别有人代之也，于是极力谋求其人，一纸电报，满城风雨，此种行为鬼蜮情状，从何说起。
以“亭林”指顾维钧，以“象山”指陆征祥，梁启超终究没有说出那个“欲攘他人之功”者究系何人。或许是他宅心仁厚，或许是出于对王正廷人品的鄙夷，他连此人名字都不愿提及了。梁表示，于今事过境迁，清浊自分，自己也无须多加辩白了，“最可惜者，以极宝贵之光阴，日消磨于内讧中，中间险象环生，当局冥然罔觉，而旁观者又不能进一言，呜呼中国人此等性质，将何以自立于大地耶？” 他无法不悲观。那一支暗箭把他伤得着实不轻。
3月下旬，陆征祥从瑞士回到巴黎。北京屡屡来电相催，说是“会务必速”，他都没有睬它。直到最后一封电报来，准许胡惟德、汪荣宝、颜惠庆、王广圻几个公使列席参预和会事宜，并明言赋予其自行决定团内一切事务的权力，他才回到大本营巴黎吕特蒂旅馆。
幸好在他离会期间，几大巨头也都相继离会处理本务事务，和会在原地打转，未谈及敏感议题，也不算太误事。等到威尔逊总统返回和会，他意识到，山东问题马上就要摆上桌面了，加紧了与各国的周旋。然威尔逊回来后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样，英法决意扶日，意大利漠不关心，陆预感到，前景很是不妙。在发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他忧心忡忡地说：
“国际对我情形，今日更形畴曩……列强领袖参会访问接洽之艰难，各界人物对华议论观察之轻慢，种种情况，江河日下。”
他似乎是从公理战胜强权的神话中清醒过来了。某一日，从威尔逊总统的驻地结束谈话，他都不记得是怎么回到旅馆的。总统那一席冠冕堂皇的话，使他对所谓大国主持公道彻底绝望了。然后到了4月的最后一天，他记忆中巴黎和会中最黑暗的一天，英、法、美三个大国如同谈一桩肮脏的生意一般决定了山东的命运。三国的最终裁决还处于秘而不宣阶段，传达给代表团的通告，大旨谓“山东统治权仍归中国，经济权归日本”，也就是说，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全都交给了日本。
失望与愤怒笼罩了吕特蒂旅馆，陆征祥切实感受到了当年李鸿章签马关条约时的那种黑暗绝望的心理。五个全权代表联名致电北京，称“力竭智穷，负国辱命”，请求集体辞职。这一请求自然被驳回了。
就这么败给日本人，实在是心有不甘。若是就此屈服，无保留在条约上签字，不只山东再无望收回，恐怕所有人都会背上千古骂名。可要是不签，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也就不能保准参战获得的部分利益。陆征祥只觉得好像又回到了一九一五年签署“民四条约”前那段举棋不定的日子，不签，得罪列强，签吧，目前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讼尤可畏。在北京还没有明确的指令前，他于忧虑重重中作出了“保留签字”的决定，也就是在条约内注明对山东问题条款不予承认的保留意见，有条件地签约。
北京方面同意了他们保留山东问题、以作将来挽救的建议。此时和会已近尾声，代表团的意见递了上去，却久无明确答复。陆迭次致电请示，“隐忍签字”能否实行也不确定，字里行间满是无奈。
可是他背后的弱国政府注定是靠不住的。北京的指示摇摆不定，先是同意“保留签字”，过不多久，又来电说，如果保留实难办到，只能签字。与各国的交涉也毫无进展，理由是，保留的先例不能开，要是各国纷纷援例办理，和会还叫和会吗？顾维钧曾如是记述五种让步方案节节败退的狼狈情形：“最初主张（将保留意见）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完全被拒。”
签还是不签？签又如何签？5月底，代表团在驻地召开秘密会议，会上出现了两派截然对立的意见：胡惟德、王广圻主张忍辱签约，“签字一层，苟利于国家，毅然为之，不必为个人毁誉计”。王正廷、顾维钧、施肇基主张不保留决不签字，顾慷慨陈言：“日本志在侵略，不可不留意，山东形势关乎全国，较东三省利害尤巨。不签字则全国注意日本，民气一震，签字则国内将自相纷扰。”陆举棋不定，没有当场表态。
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大本营的最后一次会议，不久后，公使们纷纷作了鸟兽散。先是施肇基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返回伦敦，随后，公使们也都纷纷回了自己住所。只留下陆总长等几人在巴黎苦撑危局。北京传来的消息说，数万学生在街头游行，殴打了亲日的官员，这把怒火甚至蔓延到了南方的各大城市。学生们说，本来他们倾听威尔逊的话语，觉得像是先知的声音，没想到和会出卖了中国，他们寻找这个新纪元的黎明，可是中国没有太阳升起，甚至连国家的摇篮也给偷走了。警告信如雪片般飞向巴黎的代表团驻地，最多的一天，多达一千余封，语辞最为严厉的是国民外交协会发来的，其辞云：公果敢签字，请公不必生还。
巴黎潮湿的春天行将结束，心力交瘁的陆征祥只觉得从里到外都要霉烂了。他憋闷，盗汗，时常觉得透不过气来。6月初，他向总理钱能训发去一电，说去冬在奉天时的旧病复发，全身筋络时感酸痛，病根已深，请求开去外交总长一职。对于签字一节，他建议由驻法公使胡惟德完成。
北京照例不同意他辞职，理由说来可笑，钱内阁下台了，他的辞职报告没人批，只能维持现状。不久，陆住进了巴黎郊外的圣克鲁德医院，声称医生意见，“现在不能用心，须将公事一切放下”，他再次提议：届时祥如果不能行动，拟即派顾使在会签约。
六、签字日
李麟玉是李叔同的胞侄，京师大学堂毕业后就前往巴黎留学，欧战结束时就已获得了化学工程师的资格。1919年1月，滞留巴黎的他在先贤祠旁的一个小餐馆偶遇了好友李宗侗。李宗侗是名臣李鸿藻的孙子，此时在巴黎大学求学。两个年轻人在小餐馆里边吃边聊，谈到了不久将要召开的凡尔赛和会。两人都感到，有必要在留欧学生和华工中成立一个组织，以作中国代表团的声援，抑制日本在山东问题上的要挟。不久，这个叫“国际和平促进会”的组织在圣日尔曼大街拐角的一家旅馆底层挂牌了。
“少年中国学会”成员李璜，是1919年2月到巴黎的。他不是专为和会而来，但关于中日交涉的舆情汹汹，让这个巴黎大学的新生无法收心听课，索性抛书不读，整日沉浸在搜罗、研读巴黎各大小报纸的和会消息及幕后八卦。两个月后，他的好友周太玄也从上海来到巴黎。这个穷学生曾在上海的一些媒体干过，赴欧前与《申报》等签下一纸协议，以提供新闻稿件换取一份留学费用。周的法语很烂，只能央着李璜读报译与他听，他重新编纂后再寄给国内京沪各报。看着生意不错，他们的组织“少中”也有在世界各地开设新闻分支机构的计划，两个年轻人一合计，就鼓捣出了一个“巴黎通信社”，每周一次向国内发稿，因着他们身处和会最前沿，这些新闻二道贩子的稿件，竟也在北京的《晨报》、上海的《申报》《新闻报》等各大媒体风行一时。 陆总长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达巴黎后，与“国际和平促进会”的这群年轻人有过一次对话。地点是“促进会”派人去租的。那天，陆、王、顾、施、魏五位全权代表都到场了，一进场，就有人向他们发放了英法两种文字的请愿书。李麟玉作为主持人，说开会的目的就是如何收复山东主权，并要求代表们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五个全权代表的脸色全都严肃得吓人，陆总长的讲话不着边际，让这些年轻人很不满意，其他几人又不表态，于是，里昂大学的学生何鲁走到主席台前要求发言。他一上来就指着陆征祥责问：二十一条是否在你任期内签的？陆苦笑，只得点头承认。何鲁同学的发言很激愤，还夹杂着一些骂人话。会议开了两个多小时，几乎每个同学都上去过了一把嘴瘾。最后，陆总长端起茶杯说，今天的话已谈好久，代表团还有好多事要赶回去处理，我很同意大家的意见，特敬大家一杯。说毕，不等李麟玉这个主持人说什么，就带着众人离开了。
因了这次不愉快的见面会，巴黎的留学生们对陆总长很有看法，说他“施展外交手腕”，态度不够诚恳。相比之下，他们觉得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就要可亲得多。李璜和周太玄苦于采访不到和会的第一手新闻，王正廷帮李璜弄到了一个代表团记者的名分，这样他就可以随时进入凡尔赛宫的和会现场，采访衣冠楚楚的政要们，并与各国记者交换情报。有一次，李璜在和会现场碰到了《大公报》总编辑胡政之。胡大记者一直以为自己是采访巴黎和会惟一的中国记者，对这个年轻人能够混进会场的神通也表钦佩。
有了李璜他们用十字码拍来的新闻稿，上海的《新闻报》竟至在这一年的4月半之后销路大增。4月30日，三国会议刚作出把山东权益让给日本的秘密裁决，也是这个小通讯社把消息在第一时间传给了国内各报馆。李璜说，这一消息是王正廷告诉他的。王作为南方代表，一直受着北京方面的排挤和打压，他之所以第一时间传给媒体这一消息，就是要利用这次外交上的失败来打击北方政府。
6月28日，是“凡尔赛和约”的签字日，之前一天，李璜就和几位同学分头去找代表团成员，要他们放弃签字。他们很不放心代表团的这些官老爷们，总怕他们偷偷跑去签字。这天一大早，“国际和平促进会”“巴黎通信社”的留学生们纠合了一大群华工和华侨，包围了代表团驻地吕特蒂旅馆。学生们说，如去签字，将对代表团不择手段。代表们表示：不去参加签字典礼。
但他们把旅馆找了个底儿朝天，也没有找到陆总长和顾维钧。这两人会不会偷跑去签字了呢？正议论纷纷的当儿，周太玄看到了人群中和他同船来法国的郑毓秀，郑在代表团里担任联络和翻译工作，在她的帮助下，他们打听到，陆总长在巴黎西郊布罗涅森林的圣克鲁德医院养病。
黄昏，四十余名华工、华侨、留学生手持棍棒赶到巴黎西郊，把这家医院包围了起来。李麟玉跑在当头，一个华工悄悄塞给他一把手枪。把枪揣在怀里，李麟玉陡地觉得胆壮了几分。
当他们布置停当，顾维钧和岳昭燏秘书长刚向陆总长汇报完工作往外走，岳秘书长走在前面。岳秘书长刚走下医院台阶，突然又脸色惊惶折返回来，跑进大楼，说在楼下花园遭到袭击，那里汇聚了数百人，威胁说要杀了他，甚至有一个女生在大衣口袋里拿枪对准了他。
不一会，顾维钧下楼会见包围者们，告诉他们说，因为和会不同意对山东问题“保留”，代表团已决定不去和会签字。但包围者们还不肯散去，他们准备在楼下守一夜。
多年后，郑毓秀在美国见到顾维钧时说，自己参加了那天傍晚包围圣克鲁德医院的行动，当时她口袋里藏着一根树枝冒充手枪吓坏了岳先生。此是后话不提。
6月28日清晨，陆总长的汽车已经停在了医院大楼门口。包围者们推举李麟玉进楼，当面质问陆总长是否要去签字。陆说：“一定不签。”李玉麟不客气地说：“你要去签字，我裤袋里这支手枪也不能宽恕你！”说着，他拍了拍鼓出来的裤袋。事后他说，刚刚过去的一个晚上，他已经写好了一份自白书，如果陆总长真的要去签字，他预备打死陆后再去警察厅自首。
这一幕终究没有发生。当天下午三时许，凡尔赛宫方向传来消息说，签字仪式结束了，学生们才解除包围离开医院。
早在5月初，陆征祥在巴黎的寓所就被留学生和华工们包围过一次。当时数十人在窗外喊抗议，要求他拒签，口号声惊醒了病床上的培德夫人。
陆征祥对夫人说：“外面风声很紧，我是外交总长，我与你是否躲避一下，你看怎样？”
夫人不同意：“你不要避，你又不做坏事，他们要捉，你跟他们去，你不用躲，你是反对签字的，要捉我与你一起去。”
现在和会结束了，中国代表团也拒签了。民意如此，更复何言？他在巴黎的使命结束了，是功是罪，也只能任世人评说了。他自忖于心无愧。
这一次，他没有顺从北京。自从山东问题被提出，他一次次要总统府和国务院给个明确训令，北京却屡次推脱，电谕陆总长“审度情形，自酌办理”。直到和会结束前一天，北京的意见还是签字。28日下午，北京的电报到了，说是同意拒签，而那时，和会上中国席位的两把椅子已经空了整整一个下午了。北京后来复电称，此前已有电谕拒绝签字。那么这个电报怎么不翼而飞了呢？是被谁压下了吗？陆征祥惟有苦笑。外间有传闻说，陆总长一直摇摆不定，到最后一刻还想俯首遵从政府训令，是顾维钧等人力主不签字，王正廷多方奔走，方有了这样一个差强人意的结果。陆征祥也懒得去解释了。中国代表团集体缺席和会闭幕式以示抗议，是外交官们人格之胜利，却难掩外交失败之事实。败军之将，何敢言勇？他感到的只有耻辱。
四年前的“民四条约”，他已经签过一次死约了，这一次，虽然为收回山东做活了一个眼，但也是在死约边上堪堪走了一回，一个签过两次死约的人，是连上帝也不能宽恕的。内心里他早就把自己看成了一个罪人。
但回国时在上海黄浦码头的一幕却让他惊讶万分。1920年1月17日，载着代表团一行的法国邮船“波多斯”号先在香港停靠，王正廷等离船赴广州，送别时他没有下船，香港商会安排的接风酒宴他也没去出席。内心巨大的耻辱使他羞见国人。几天后，船近吴淞口时，“波多斯”号拟在上海稍作停留后再北上。远远看到岸上聚集了数千人，法国船长慌了神，跑过来告诉陆总长小心提防。船驶近码头，可以看清岸上人手持的各种旗帜，上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之陆专使”，原来这些都是自发赶来欢迎代表团的，不签字的外交官们已经被国人视为了英雄。 在船上会见各界代表时，有问政府会不会与日本直接谈判，陆答：“对于山东问题，我的主意早已拿定，我既拒绝签字，断不至再同日本直接谈判。诸君爱国热肠，我未回国以前已经听见，非常钦佩。以后我对于外交上一切，总以全国国民的意思为意思，请诸君时常赐函外交部，督促我，监督我，幸甚。”
晚十时，陆征祥等坐车到上海北站，他们将从这里坐火车前行北京。此时，前来欢送的民众已聚集上万人，军、警、政界还准备了三辆花车。有民众代表向代表团高呼：“欢迎不签字代表！”陆答：“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得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错罢。”又有人高呼：“不跟日本直接谈判！”陆答：“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
沿途南京、济南各站，也都是鲜花和旌旗飞舞。直到火车驶进北京前门车站，也有上万人聚集迎接。这凯旋英雄般的待遇，让陆征祥等如芒刺在背。民众围住要他发表演说，他推托身体不适坐进了车内，一言不发就匆匆离去。
谒见大总统徐世昌毕，陆提出辞去总长职务，以谢国人。徐世昌着意挽留，只允休假半月。陆旅途劳顿，腰疾复发，又入医院，外交部送来的函件都原封不动退回。徐世昌见他心意已决，就告诉内阁：“陆子欣既决绝不干，不如直接换人。”
他只想着交割了事，早早退出公众视野，但山东事未了，一次次要他出来解释，多年后，他回忆说：“我不签字，得罪山东人，签字，全国人受害，请诸位自加计较。诸位回去不必向人详说这一切，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
七、过时的勇士
公理战胜强权，已被证实是个谎言，还被无缘无故泼了一头脏水，梁启超赴欧近半年的心境，失望、愤怒、委屈交错，真可谓是五味杂陈。和会的大幕尚未最后拉上，败局已然注定，他决定继续余下的考察行程，于6月6日离开巴黎前往伦敦。
行前，他以愤激的口吻写道：开始，自己还做着正义人道的好梦，到现在，梦却醒了。擦擦眼睛一看，这个和会从头到尾就是一个骗局，一百年前的维也纳会议，俄普奥几个大国鬼鬼祟祟瓜分了小国利益，种下了十九世纪的种种祸根，一百年后，又有个英法美三国同盟在那里造孽了。
代表团的专使们还在梦想以签字换取一张进入国联的门票，梁警告说：环顾宇内，就剩中国一块大肥肉，自然远客近邻，都在那里打我们的主意，若是自己站不起来，单想靠国际联盟作保镖，可是做梦哩。
在英国呆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到处都跑遍了，剑桥、牛津，一场接一场的欢迎会和演讲会，谈笑皆是银行家、政治家。英国人还带他们去看了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潜水艇。政府方面安排了一个随员一路照拂，其人曾在远东任领事，讲得一口好中文，一路安排也都极为周致，可见英国人办事之周全，远非生性疏懒的法国人可比。7月14日是法国国庆节，闻听这一天法国将在凯旋门举行阅兵典礼，梁启超一行又从伦敦返回巴黎看热闹。此时的巴黎，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投射到了阅兵式上，除非预约，连旅馆都订不到床位了。幸亏梁启超他们刚到法国时，就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预先租下了一处房子，那处房子距离巴黎坐火车只需二十分钟，他们准备就住到那里去。出发前，他给留守此处的蒋百里发了电报，可是不知是火车晚点还是电报滞误，蒋百里没有在火车站接到他们，他们只得花高价租了车，半夜淋着雨去找旅馆。
此后他们一路游玩了比利时、荷兰、瑞士和意大利，直到十月中旬，他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寓所。此时的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院中的秋海棠和野菊，早已萎黄凋谢。隔了窗子看去，那十余株苦楝树也都换作了铁灰色，惟有几片焦黄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回想自6月初离开法国以来，足足四个多月，走了几千里的铁路，游了二十几个名城，除伦敦外，却没有一处住过一周以上，真是走马看花，疲于奔命。现在，他是要好好静一静了。
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说，回到白鲁威后，晚睡晚起的恶习全都改正了，游记的写作也颇顺利，已经写了六七万字。他计划在这里再住三个月，待书稿全部完成后再回国，但跟他一起出来的徐新六忽然接到家中电报，说是夫人病重催着回国。徐是他们中法语最好的，此人若一离开，行动会很不方便，于是几人一合计，也都决定收心回国了。梁启超本来还有往游波兰和奥地利的计划，看大家兴味索然，也就作罢。
1920年1月22日，也正是陆征祥乘坐的“波多斯”到达上海的日子，梁启超一行从马赛乘坐法国邮轮，于3月5日抵达上海。去欧一年，他的思想饱受刺激，也时作反省，只觉灵府深处似要刮起一场大的风暴，却又不知这场风暴会把他带往何处。其间的踌躇、徘徊与期待，旅途中他曾以特有的华丽文字告诉弟弟梁仲策：“吾自觉吾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甫一回国，他感到这场灵府深处的革命终于要来了。
在上海，他应吴淞中国公学之邀去作了一场演讲。校方请他去，是要他谈欧游心得，他通篇的演说，却大谈中国的各种好，总之一句话，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样样都是中国好，中国和欧洲，固有基础不同，“故中国不能效法欧洲”——何况目下的欧洲病得不轻。
梁举例说，譬如英国的代议制，乃世界一大潮流，为何在中国本该神圣的国会和议会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呢？那是因为人家有这个根底，“以固有阶级之少数优秀代表全体人民”，“至于中国则不然，自秦以来，久无阶级，故欲效法英、日，竟至失败，盖因社会根底完全不同故也。”再说到经济，梁认为，西方经济之发达，全由于资本主义，但战争的爆发，正说明资本主义“乃系一种不自然之状态，并非合理之组织，现在虽十分发达，然已将趋末路，且其积重难返，不能挽救，势必破裂”，“则中国学资本主义而未成，岂非天幸？”
梁沾沾自喜地说，自从经历了这次欧游，他已经转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由消极变积极之动机，现已发端”。他像一个励志演说家一样，要求学生们“对于中国不必悲观”，要从“设法养成高尚人格”做起，“诸君当知中国前途绝对无悲观，中国固有之基础亦最合世界新潮，但求各人高尚其人格，励进前往可也”。演讲中他还提到了刚刚领导俄国十月革命的列宁，说以人格论，当以列宁为最，“其刻苦之精神，其忠于主义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故其主义能见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