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当代作家董启章“V城系列”是由《地图集》、《V城繁盛录》、《梦华录》和《博物志》组成，他笔下的时空错置的V城，是继西西的“我城”、“浮城”，黄碧云的“失城”，也斯的“狂城”之后，再度为香港的城市书写留下的独特一笔。
　　《地图集》（1997）从地图出发，把地图读成小说，因地图本身在不同政治权力与话语权的影响下，不断呈现被涂抹、修改，甚至重塑的特征，看似求真，实则与小说的虚构属性无异。《地图集》按理论、城市、街道、符号四辑呈现；这四辑与其是看作四类文本（texts），不如说是四层位置（sites），或互相渗透，或互不相属。历史、掌故、西方理论的杂糅，造成的似真非真的错置之感。看似是冷（伪）知识的组合，却总在笔锋与笔锋的衔接处生出荒诞与戏谑来。
　　《V城繁盛录》分三卷共二十一章，分别写V城的城市构造、政治制度；吃穿用行，日常百态以及民间节日、庆祝风俗。《繁盛录》、《梦华录》书名借取自《西湖老人繁胜录》与《东京梦华录》。一方面，《繁盛录》是书中之书，依据《梦华录》的残章考据而写，仿照《东京梦华录》的实录叙述，罗列各样细节，形成百科全书式的奇观。且在文本视觉上无不在冲击读者，如《街之城市》，罗列街道名依植物、当地设施或土地、与殖民者有关之人事、本土及大陆地方、愿望和吉兆、俗名或转以俗名命名的竟有几百余条，另有列举街民之种类近百种。另一反面，考证的新生代修复合写者也在文中发声，或独白或描写或论述，与刘华生的私人化记录相呼应，多声部叙事构成了众声喧哗的表现。
　　自《地图集》始，董启章反思文字与空间的错置。文字的令人警醒处在于其“悬而未决”，我更愿将之比喻为董启章小说中所描述的“城墙”——城墙总在我们的一步之外，随着我们脚步的前进而向外推移。文本层面的组合与创造，无论其形式如何现代甚至后现代，都无法逾越这道永离叙述者、作者和读者一步之遥的“城墙”。董将之作为《V城繁胜录》中的开篇，正是借“我”——风物志修复工作合写者维多利亚之口，道明语言与文字的不可到达，“所谓旅程，实际上不过是以膨胀的词藻、过度的语言，逼向那无可逾越的城墙，大回归的分界线，历史与地域想象的边界”。其意义便不言而喻了。
　　而空间，正如董启章以地图作为切入，往往被少数人所掌握绘制的权力。董启章在《地图集》的理论篇中引用了意大利学者安伯托·艾克的设想：如何绘制一幅一比一的整体地图，然而最终证明了其不可能实现。作者因此说道：“地图的本质就不是描摹，它的终极追求也不是与大地同一。相反的，它的内在驱动力是驾驭大地，甚至是塑造大地……而大地本身，成为了这种交互作用的假托。”技术存在，并不是为了还原大地的真相，而是为了宣示对大地行使的拥有权和解释权，这就是为何地图永远都采用俯视的视角，一种凌驾的姿势。
　　《繁盛录》继续董启章对时间与空间的质疑和追问。而空间的设置上仍停留在“现在”。时空的错置，使其摆脱此刻的“时间”与“空间”的相对应，即避免走向同质的（homogenous）和空洞的（empty）固有观念，为书写多个交错间显现做好了充分的铺垫。空间的错置，名字与地点的错置，才会出现多个与“整体地图”相异的情景。于是，就有了董启章笔下那些行走废墟之上的“新生代”，V城风物志修复工作合写者维多利亚、维朗尼加、维奥娜、维慧安、维纳斯、维真尼亚、维安娜，打捞五十年前的记忆，在时间与空间错置的间隙中找寻历史的碎片。历史所依托的文字资料，V城风物志撰写者刘华生的《V城梦华录》却从未出版，原稿件亦已残断散佚。于是，此七人于文献堆填区发掘出刘华生的稿件，经过重组和校正，整理出一部笔记式的风物志，便是《V城繁盛录》的由来。
　　时空的错置，在董启章的笔下似乎呈现着“将错就错”的后现代面貌。在解构了线性的时间观与“整体地图”的空间观之后，一个可以令人信服的“存在”是否根本无处可寻？浮动惘然的文字将带领读者走向何处，又是否无一个“出口”可寻呢？这个意义上讲，董启章实在算个“软心肠”的后现代话语的尝试者，因他借虚生虚，在重重错置中抓住了抽象的存在与人——构筑出间隙中生长的“乌托邦”来。
　　“无可有之地”是《地图集》中理论篇的一个名词，被解释成逆反、背离、颠覆、忘记、否定一个地方的物质性存在，将其抽象为理念、名字、意象、印象、情绪、欲望、想象。“乌托邦”正是这样一个“无可有之地”。我留意到，福柯在为Of Other Spaces作结时，提到了一段极具诗情的话语：
　　如果你认为船是漂浮空间的一块，一个无地点的地方，独立存在，自我封闭放逐至无尽的大海，从一个港口到另一个港口，从一段航行到另一端航行……一直到殖民地的花园里去寻找珍贵的藏品，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船不仅在我们的文明中，而且在十六世纪至今的所有文明中……想象力的贮存之地。在没有船的文明里，梦想枯竭，侦查替代了冒险，警察替代了海盗。
　　《V城繁盛录》中的“乌托邦”似乎在时空的错置中隐藏更深。以卷三为例，一系列篇章都以节日命名。“节日”本身就带有狂欢式的意味，董启章借节日刻画生死者并存景象（《盂兰》），耽于谈情（《七夕》），超度时光遇溺者（《端午》）。更因时空的错位，城市的一切都成为遗物，节日所包含的内义也借这一错置有了荒诞中见合理，合理中生荒诞的意味。在《盂兰》与《端午》篇中，董启章借用节日这一载体，将虚构与真实的边界更甚前两卷融合为一。节日延续古今，承载记忆，更因一代代人的延续，又不断加诸新的内义。董启章对节日场景与人的刻画的超现实，正是领悟到节日本身已经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虚构，并无一个真正的源头与内义可循。在这个意义上，V城的人们荒诞不经，不忌世俗，放逐谈情，寄情于虚构，正是明白借虚生虚，或不失为存世的一种意义。
　　在五十年后的未来时间节点上，刘华生私人化的叙述再次被“新生代”发现，并借考古者之口，道出情感能跨越被解构后分崩离析的世界，将人与人再度联系，尽管这一联系是微弱的。《V城繁盛录》中，“新生代”没有记忆，只能借助于拼凑文字的碎片，但是我们看到文字碎片即刘华生的叙述，是私人化的，无一个明确的主题和观点的指向的。比起历史的大说，刘华生写的是近于絮语的“小说”。但是哪一个更近于真实，哪一个又近于虚构，本就是不可妄断的。于是，“新生代”在某次考古中这样讲道：“私人日记，无视于主题和观点的偏差，把最个别的感情与体验，作为风物纪实的补充和旁证，把叙述中喋喋索解的主体，作为自我构想的诉谈对象。”
　　在“新生代”与刘华生在文字上相遇的片刻，她们被赋予了一种微弱救赎力量，使得失落的历史与记忆有了重临的契机。正是通过刘华生的回忆，她们有意识地将自我的意识与叙述者的欢乐、幻想与失落，以及错失与希望相遇，并赋予了失忆的自我以救赎的可能。
　　董启章对名字、物与人的探讨早在V城系列之前的作品中早有体现，如《在碑石和名字之间》与《皮箱女孩》，前者讲墓碑看似冰冷，一成不变，而叙事者却从中想象生死与阅读记忆的故事；后者将主人公设置“空无一物”，在人与人关系被物化成荒凉的偶然邂逅，但是主人公就是“放不开”，因而有了爱、幻想与感伤。由此看来，后设与后现代的话语并不能涵盖写作的所有，反而从中产生的矛盾与张力成为了董启章在V城系列中延续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