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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5日，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就市政府关于加强本市城市管理顽症治理情况开展专题询问。18位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市人大代表先后进行了问询，到会应询的13个政府部门负责人一一坦率回应。
许德明（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拆违工作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一方面政府工作力度很大，另一方面群众和媒体不断反映违法搭建问题。我想问，对于违法建筑的底数是否清楚？明年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汤志平（市建管委主任）：客观说，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全市违法建筑的底数还不是非常清晰。今年我们正在研究建立数据库，把违法建筑的底数摸清，这样对我们工作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关于目标，我们也非常明确，要遏制违法建筑蔓延的态势，首要任务是遏制新增，同时工作的主体还是存量，要对存量逐年消除。对那些观望、拖延的，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要打破“一阵风”的传统预期，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沈志先（市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拆违工作如果不能啃掉一些“硬骨头”，仍然绕道而行的话，必然会前功尽弃、重蹈覆辙。在这一场拆除违法建筑的持久战和攻坚战中，如何才能够做到标本兼治？
汤志平（市建管委主任）：顶层设计存在问题，基层操作起来会产生一些困惑。比如现在拆除存量违法建筑，如果各种程序走完要半年，实际操作中可能时间更长，因此有必要对存量拆违力度再大一点、操作更方便一些。这次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主要在于解决在建违法建筑，以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存量违法建筑的整治问题。我们既要研究区县执法实践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要研究区县的困惑，不断完善我们的顶层设计。
潘志纯（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城市管理顽症是逐渐形成的，问题日积月累，最后愈演愈烈。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希望也能够像总结经验和成绩一样，作一个系统的梳理。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类似别墅区的违法搭建，遭遇拆违难、执法难的问题，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首先是源头控制不力，没有及时发现、制止，造成了一种羊群效应、破窗效应。第二、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单一，处罚力度也不大。第三、缺乏综合制约力度，制约手段就是限制房产交易，没有纳入到个人信用体系，也没有对行为人包括执法者进行责任追究。第四、执法的阻力非常大，暴力抗法时有发生。针对这些问题和教训，我们还是要迎难而上，破除现在拆违中的这些阻碍。
胥传阳（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副主任委员）：关于无序设摊，疏和堵是相对的，要做到有力的堵，没有好的疏是堵不了的，疏也是堵的支撑，现在疏的公共资源太少，怎么解决？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对于堵和疏确实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关系，需要按照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需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综合性地运用这两个手段。从上海的实践看，体会比较深的有三条：一是分类管理。针对不同区域的功能、形象、交通等方面情况，实施差别化管理。上海分了严禁区、严控区、控制区这三类区域。二是先堵后疏。治乱必须有重点、有力地堵，所以我们梳理了104个集聚点作为当前要集中整治的重点。三是合理疏导。要对设摊的供求关系作一些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疏什么、怎么疏的问题。
叶青（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处于多区交界区域的无序设摊，反复曝光、反复治理，解决不了，甚至会出现“谦让”执法的现象。请问，对于这种“重症”的治理是不是有具体的考虑？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这是顽症治理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下一步，首先要明确执法的职责和边界，我们考虑按照公安执法边界来划定这种跨区域的执法边界，落实区域属地治理的责任。第二，要实施跨区联动，设摊是流动的，所以要采取运动战、包括阵地战，联合各个区域的执法力量，一起实施整治。第三，要加强督办督查，特别是对于执法部门不履职、不积极作为的，要实施责任追究，还要加强考核手段和措施，促进这些特定区域的顽症治理。
叶青（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点和第三点我非常赞同。但对于第二点，我觉得，如果再坚持打阵地战，各自为政的话又会出现问题，还是要建立长效、跨区联合执法机制。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如果两、三个区同时固守，同时打阵地战，这个交界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这边打，那边不打，摊贩就会流动过去。
吴凡（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无序设摊存在的根源是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我们建了很多高大上的购物中心，但老百姓的生活却是油盐酱醋。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有什么长效管理机制，既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又能达到规范管理的目的？
吴星宝（市商务委副主任）：规划上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标准化菜市场的建设，这方面虽然规划已经非常完善，但随着市中心人口逐渐增长，菜市场的面积无法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是客观条件的局限；二是大居的商业配套比较滞后，短期内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对于规划的落地问题，我们正抓紧推进。另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产生一些新的需求，我们也要进行研究：需求是不是合理，会不会产生环境和扰民问题，采用怎样的商业模式，如何管理等等。
吴尧鑫（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主任委员）：顽症治理取得成绩不容易，如何巩固，并且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这是市民比较关注和期待的问题。对于做强做实发现控制在萌芽、快速查处在一线、有力解决在基层，有些什么好的举措和想法？
刘海生（市房管局局长）：2012年市房管局专门制定了关于发现劝阻报告的制度，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最近我们将出台《实施意见》的有关细则，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源头发现的力度，包括强化对装修的监管等；要求物业企业加大对装修材料工具进小区的登记，并加强日常的巡查。此外我们还将加强检查抽查；充分利用热线接受社会投诉及监督；将违法搭建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信息平台；向各个物业小区推广新修订的业主管理公约等。
张丽丽（市人大侨民宗委主任委员）：拆违工作，不仅仅是让城市形态得到改观，而且还是老百姓关注的政府依法行政公信力问题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如何在完善执法体制和健全工作机制方面勇于创新，构建长效治理格局？
汤志平（市建管委主任）：现在很多城市管理问题，包括违法建筑问题，主要管理力量和处理力量都在基层，他们有事权，但是管理权、执法权，包括指挥调动权相对比较薄弱。如果能够匹配的话，就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在基层。我们统计过，约有60%的城市管理问题发生在街镇，但街镇还没有一个城市综合管理的机构。所以要依托网格化管理，从区县向街镇建分平台，组建一个街镇的社会事务管理中心，并且将综合执法权、管理权、指挥调动权下放。
马进（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对于无序设摊，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做过调查，是什么人在设摊？设摊的原因目的是什么？顽症要治愈就要知道病根，知道病根之后对症下药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理所应当地去做，往往会适得其反。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我们对无序设摊情况进行过调查，对其根源也作了分析，但确实还没有围绕市场供求关系、市场价格、市场机制方面进行过非常专业系统的分析。无序设摊，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布局的完善，应该是做减量，上海这个大城市如果供给还存在非常大的漏洞，是不应该的，现在还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对于久治不愈的集聚点，根源是需求，对于不合理的需求要进行整治，对合理的需求也要作一些疏导。
史秋琴（市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整治城市管理顽症，在以往的执法中，法律有没有障碍？执法不力、措施不到位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于在建和存量的处理关系问题，如何把存量处理好？
汤志平（市建管委主任）：治理违法建筑的法律法规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健全的，但过去对于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没有很好地理解。这次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门复函，明确表示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律依据是多元的，据此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实施意见》，对拆除在建违法建筑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对执法更有利的措施。关于在建和存量的处理关系问题，对于在建违法建筑，我们当然要坚决遏制，但存量违法建筑也是一个主体，我们不会只遏制增量而不管存量，还是要有计划、有部署地进行整治。 （朱琦整理）
许德明（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拆违工作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一方面政府工作力度很大，另一方面群众和媒体不断反映违法搭建问题。我想问，对于违法建筑的底数是否清楚？明年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汤志平（市建管委主任）：客观说，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全市违法建筑的底数还不是非常清晰。今年我们正在研究建立数据库，把违法建筑的底数摸清，这样对我们工作会起到很好的作用。关于目标，我们也非常明确，要遏制违法建筑蔓延的态势，首要任务是遏制新增，同时工作的主体还是存量，要对存量逐年消除。对那些观望、拖延的，我们的态度非常坚决，就是要打破“一阵风”的传统预期，继续保持高压态势。
沈志先（市人大内司委主任委员）：拆违工作如果不能啃掉一些“硬骨头”，仍然绕道而行的话，必然会前功尽弃、重蹈覆辙。在这一场拆除违法建筑的持久战和攻坚战中，如何才能够做到标本兼治？
汤志平（市建管委主任）：顶层设计存在问题，基层操作起来会产生一些困惑。比如现在拆除存量违法建筑，如果各种程序走完要半年，实际操作中可能时间更长，因此有必要对存量拆违力度再大一点、操作更方便一些。这次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违法建筑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主要在于解决在建违法建筑，以后还要进一步研究存量违法建筑的整治问题。我们既要研究区县执法实践中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要研究区县的困惑，不断完善我们的顶层设计。
潘志纯（市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城市管理顽症是逐渐形成的，问题日积月累，最后愈演愈烈。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希望也能够像总结经验和成绩一样，作一个系统的梳理。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类似别墅区的违法搭建，遭遇拆违难、执法难的问题，教训是非常深刻的。首先是源头控制不力，没有及时发现、制止，造成了一种羊群效应、破窗效应。第二、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单一，处罚力度也不大。第三、缺乏综合制约力度，制约手段就是限制房产交易，没有纳入到个人信用体系，也没有对行为人包括执法者进行责任追究。第四、执法的阻力非常大，暴力抗法时有发生。针对这些问题和教训，我们还是要迎难而上，破除现在拆违中的这些阻碍。
胥传阳（市人大城建环保委副主任委员）：关于无序设摊，疏和堵是相对的，要做到有力的堵，没有好的疏是堵不了的，疏也是堵的支撑，现在疏的公共资源太少，怎么解决？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对于堵和疏确实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非此即彼的关系，需要按照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对象和不同的需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综合性地运用这两个手段。从上海的实践看，体会比较深的有三条：一是分类管理。针对不同区域的功能、形象、交通等方面情况，实施差别化管理。上海分了严禁区、严控区、控制区这三类区域。二是先堵后疏。治乱必须有重点、有力地堵，所以我们梳理了104个集聚点作为当前要集中整治的重点。三是合理疏导。要对设摊的供求关系作一些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疏什么、怎么疏的问题。
叶青（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处于多区交界区域的无序设摊，反复曝光、反复治理，解决不了，甚至会出现“谦让”执法的现象。请问，对于这种“重症”的治理是不是有具体的考虑？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这是顽症治理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下一步，首先要明确执法的职责和边界，我们考虑按照公安执法边界来划定这种跨区域的执法边界，落实区域属地治理的责任。第二，要实施跨区联动，设摊是流动的，所以要采取运动战、包括阵地战，联合各个区域的执法力量，一起实施整治。第三，要加强督办督查，特别是对于执法部门不履职、不积极作为的，要实施责任追究，还要加强考核手段和措施，促进这些特定区域的顽症治理。
叶青（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一点和第三点我非常赞同。但对于第二点，我觉得，如果再坚持打阵地战，各自为政的话又会出现问题，还是要建立长效、跨区联合执法机制。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如果两、三个区同时固守，同时打阵地战，这个交界问题就解决了。如果这边打，那边不打，摊贩就会流动过去。
吴凡（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无序设摊存在的根源是没有被满足的需求。我们建了很多高大上的购物中心，但老百姓的生活却是油盐酱醋。在创新社会管理方面有什么长效管理机制，既能满足公众的需求，又能达到规范管理的目的？
吴星宝（市商务委副主任）：规划上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标准化菜市场的建设，这方面虽然规划已经非常完善，但随着市中心人口逐渐增长，菜市场的面积无法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是客观条件的局限；二是大居的商业配套比较滞后，短期内无法形成规模效应。对于规划的落地问题，我们正抓紧推进。另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会产生一些新的需求，我们也要进行研究：需求是不是合理，会不会产生环境和扰民问题，采用怎样的商业模式，如何管理等等。
吴尧鑫（市人大农业与农村委主任委员）：顽症治理取得成绩不容易，如何巩固，并且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这是市民比较关注和期待的问题。对于做强做实发现控制在萌芽、快速查处在一线、有力解决在基层，有些什么好的举措和想法？
刘海生（市房管局局长）：2012年市房管局专门制定了关于发现劝阻报告的制度，但效果不是很理想。最近我们将出台《实施意见》的有关细则，其中包括：进一步加强源头发现的力度，包括强化对装修的监管等；要求物业企业加大对装修材料工具进小区的登记，并加强日常的巡查。此外我们还将加强检查抽查；充分利用热线接受社会投诉及监督；将违法搭建行为纳入个人信用信息平台；向各个物业小区推广新修订的业主管理公约等。
张丽丽（市人大侨民宗委主任委员）：拆违工作，不仅仅是让城市形态得到改观，而且还是老百姓关注的政府依法行政公信力问题和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如何在完善执法体制和健全工作机制方面勇于创新，构建长效治理格局？
汤志平（市建管委主任）：现在很多城市管理问题，包括违法建筑问题，主要管理力量和处理力量都在基层，他们有事权，但是管理权、执法权，包括指挥调动权相对比较薄弱。如果能够匹配的话，就可以把很多问题解决在基层。我们统计过，约有60%的城市管理问题发生在街镇，但街镇还没有一个城市综合管理的机构。所以要依托网格化管理，从区县向街镇建分平台，组建一个街镇的社会事务管理中心，并且将综合执法权、管理权、指挥调动权下放。
马进（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对于无序设摊，不知道政府有没有做过调查，是什么人在设摊？设摊的原因目的是什么？顽症要治愈就要知道病根，知道病根之后对症下药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理所应当地去做，往往会适得其反。
陆月星（市绿化市容局局长）：我们对无序设摊情况进行过调查，对其根源也作了分析，但确实还没有围绕市场供求关系、市场价格、市场机制方面进行过非常专业系统的分析。无序设摊，随着商业的发展、商业布局的完善，应该是做减量，上海这个大城市如果供给还存在非常大的漏洞，是不应该的，现在还存在结构性的问题。对于久治不愈的集聚点，根源是需求，对于不合理的需求要进行整治，对合理的需求也要作一些疏导。
史秋琴（市人大内司委副主任委员）：整治城市管理顽症，在以往的执法中，法律有没有障碍？执法不力、措施不到位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对于在建和存量的处理关系问题，如何把存量处理好？
汤志平（市建管委主任）：治理违法建筑的法律法规总的来讲还是比较健全的，但过去对于如何运用法律手段没有很好地理解。这次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专门复函，明确表示拆除违法建筑的法律依据是多元的，据此九部门联合印发了《实施意见》，对拆除在建违法建筑起到了较好的效果。当然，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对执法更有利的措施。关于在建和存量的处理关系问题，对于在建违法建筑，我们当然要坚决遏制，但存量违法建筑也是一个主体，我们不会只遏制增量而不管存量，还是要有计划、有部署地进行整治。 （朱琦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