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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刻画了圣·约翰这一人物形象。他作为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人物之一，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可是，关于这一人物话语中所展现出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却很少有人关注。本文运用后殖民主义理论探讨圣·约翰在身份找寻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帝国主义思想和霸权意识。这一过程也正是他由被边缘化的“他者”身份到被欧洲基督教文化所接纳，最后回归“统治者”身份的过程，反映出勃朗特在塑造圣·约翰这一人物时深受十九世纪英国帝国主义文化的影响。
【关键词】《简·爱》;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身份;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8-0010-04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最早萌芽于19世纪后半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殖民主义在非殖民化的斗争中已经消失，前殖民地大多已经获得了独立。后殖民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它将宗主国与从属国，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結合起来，从种族、身份、性别以及文化等多个方面研究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作为十九世纪欧洲白人女性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基督教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基督教作为欧洲传统的宗教在英国具有超然的地位，其影响力早已覆盖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勃朗特的父亲本身就是基督教新教牧师，因此她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反映在其作品中就是很多人物刻画都带有基督教印记。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的自然科学和工业化生产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对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多，殖民扩张的浪潮席卷而来。这一时期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多作家在作品中或多或少提及海外殖民地，比如勃朗特和狄更斯都在作品中提及了印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勃朗特的经典小说《简·爱》中出现了圣·约翰与简·爱的对话，简·爱以聆听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些对话不仅展现了圣·约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教徒，也体现出根植于作家内心深处的帝国主义思想和殖民意识。本文拟从勃朗特所刻画的圣·约翰这一人物形象入手，发掘这一人物在身份找寻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后殖民主义思想。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
后殖民主义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是一个范围十分广的概念。它所有的内容都是基于历史上的殖民事实以及这些事件所产生的种种影响。
从宏观上来讲，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探讨的就是从殖民开始到殖民结束后这整个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包括宗主国和殖民地）以及前殖民地所遭受的新殖民主义的问题，所以后殖民主义揭示的就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从微观上来讲，后殖民主义是一种话语策略，它以福柯的“权利”和“话语”理论为基础，以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来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363）。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方社会中的中心主义和优越论思想是造成殖民主义产生的根源，这些具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助长了西方的霸权主义思想。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主要通过否定主导叙事，解构等级秩序，以及揭示“自我”与“他者”身份之间的关系等研究方法，对具有霸权意识和帝国主义思想的西方文化进行批判。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帝国主义就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9），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运用宗教和知识等手段将自己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殖民主义思想合理化，使这些思想在宗主国内部被广泛接受。安东尼奥·葛兰西也指出，统治阶级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规则束缚来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并通过“知识分子”来使被统治者认可他们的权威和领导。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揭示长期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的帝国主义霸权意识形态，为处于边缘化和他者身份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声，使他们获得平等的话语权，消解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对立，最终达到东西方之间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本文拟结合爱德华·萨义德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以圣·约翰为研究个案重点阐述《简·爱》中所呈现的宗主国内部帝国主义思想和殖民意识。
二、身份丧失
圣·约翰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其个人背景的设定上富有深意。他所属的里弗斯家族“在从前亨利时代就已经是乡绅了，任何人看一看莫尔顿教堂法衣室里的登记簿就可以知道（414）”。从引文中可以得知圣·约翰最初的身份是乡绅贵族，这一身份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虽然属于统治阶级，但却处于统治阶级的边缘，十分容易丧失话语权。而圣·约翰贵族身份的丧失则主要体现在其家族财富的减少和土地拥有权的丧失上。“因为她们告诉过她，她们的父亲几年前由于信托的人破了产，损失了很多钱（414）”。“因为我发现，等我把父亲的债还清以后，留给我的全部遗产将只有这所快要倒塌的田庄、它后面的一排枯萎的杉树，前面的一块沼泽地连同那紫杉和冬青（426）”。一方面，财富的数量是确立统治地位和贵族身份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工业化生产所积累的大量财富来打破封建统治，并确立领导权的。因此，文中作者借里弗斯家族信托破产和欠下外债来暗指圣·约翰原有乡绅贵族身份的丧失。另一方面，对于土地的占有和控制始终都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核心焦点。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所说：“归根到底，帝国的问题就是实际拥有土地的问题”（107）。引文中圣·约翰在向简·爱诉说自己贫穷之时，并未提及自己目前所拥有的财富价值，而是详细介绍了自己目前所占有领土的范围，反映出圣·约翰十分清楚土地这一实际的地理基础对于他贵族身份和领导权界定的重要作用，展现出隐藏在其内心的帝国主义思想。勃朗特以对话而非旁白的方式来表现圣·约翰所拥有得领土面积逐渐减少这一事实，暗指了圣·约翰已经意识到自己乡绅贵族身份的丧失，为下文他需求自我救赎，找寻牧师身份埋下了伏笔。 这样一种原有身份的丧失，对于圣·约翰来说无疑是痛苦的，这不仅让他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也使他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接受家族没落的事实。“我出身卑微，里弗斯是个古老的姓氏;可是仅有的三个后裔当中，有两个在陌生人中间当下属糊口，另一个认为自己远离家——不仅是终身离开，而且至死都是这样（427）”。圣·约翰先是强调自己出身卑微，后又声称里弗斯是一个古老的姓氏。这一表述不仅展现出圣·约翰十分矛盾的内心活动，也反映出他对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清晰认识，为其随后的离家决定埋下了伏笔。一方面，他想要让外人（简·爱）知道自己原有的贵族身份，以维持其白人统治者的形象。可是家族的没落却打破了圣·约翰对于自身贵族身份的界定，使他不得不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没落贵族的社会地位仅仅是比“囚犯”和“奴隶”高一些，也是丧失话语权的存在。家族没落后的圣·约翰既不能被拥有话语权的白人贵族重新接纳，又不能真正融入以黑人和奴隶为主的贫民阶层。正是这种具有“矛盾性”的处境才导致了他身份的丧失。“有两个在陌生人中间当下属糊口”则表现出圣·约翰对于家族没落后贵族身份丧失的不满和不甘心，其强烈的阶级意识使他难以接受家族没落的事实。在别人眼中体面而又值得尊敬的教师工作，在他看来只是糊口的差事。他的这种观念正是其帝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圣·约翰所说的“下属”与葛兰西所用的“属下”一词是一个意思，它们都是代指“城市最底层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无法获得帝国主义文化承认的群体。虽然圣·约翰兄妹都拥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但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是不被认可的。此时已经处于贫民阶层的圣·约翰却始终以贵族阶层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家族的处境，反映出他并不认同现有的身份，相反他渴望回归统治阶层。
另外一段引言“另一个认为自己远离家——不仅是终身离开，而且至死都是这样”则是圣·约翰在身份丧失后内心活动的体现。他“认为自己远离家”暗指了其无法回归原有的贵族身份。由于家族的没落，使圣·约翰由贵族沦为了贫民。传统的西方社会对于同一性十分看重，这种重视不仅体现在上层社会对于贵族血统的看重，也体现在对于本民族文化和身份同一性的认同上。当圣·约翰因家族的没落而失去原有贵族身份的时候，他就永远不可能完全回歸真正意义上的宗主国“统治者”地位，即使最后再次获得了话语权和“统治者”的身份，也无法再被宗主国接受，所以圣·约翰才会认为自己远离家乡。而“终身离开，而且至死都是这样”则揭示了圣·约翰内心深处远走他处的想法。从上下文中可以得知，圣·约翰离家后所要去的地方就是海外（印度）。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社会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盛行，海外对于英国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宗主国的人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论是贵族还是贫民，海外无疑是一个新的开始，是获得领土并找寻新身份的好地方。所以，圣·约翰才会在家族没落后想到通过远离家乡，从此消失的方式来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和不满，并借此希望能找寻到自己认可的身份。
三、身份找寻
里弗斯家族的没落虽然使圣·约翰失去了作为“统治者”的物质基础，但并没有使其失去自身的天性和精神上对于“统治者”身份的追求。“剥掉了基督教用来遮盖人类缺点的血衣，我，在我的原始状态中，只是个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人罢了”（452）。“我的野心是无穷无尽的;我希望往上升、希望比别人做更多事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452）。从上述独白中可以发现圣·约翰十分清楚自己的性格，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性格，圣·约翰才会在家族没落后选择成为一名牧师。而他选择牧师身份则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想通过宗教的救赎来摆脱自己没落贵族的身份;二是为了通过宗教磨炼自己的天性;三是为了满足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霸权思想。
首先，圣·约翰对于没落贵族身份的摆脱主要体现在其更改自己的名字上。“圣·约翰多半是他受洗的名字”（413）。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份标识物，也是家族印记的保留。一方面，圣·约翰替换自己名字的行为反映出里弗斯家族复兴无望，以及他对于没落贵族身份的放弃。而“圣·约翰”这一新名字在《简·爱》原版中是“St.John”，其中的“St”就是英文单词“saint”的缩写，一般指教会认可的圣徒或者指似圣徒般的人（虔诚、品德高尚的人）。圣·约翰使用这一新名字暗指了他所要找寻和认可的身份与教会有关。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欧洲大陆的主流宗教，具有绝对的权威和广泛的信众，其教会中对于基督徒的“受洗”仪式象征着洗去自身原罪和更新自己的生命。圣·约翰为了在原有身份丧失后不被排除在白种人的基督教欧洲观念之外，利用自己在肤色（白种人）和性别（男性）上的先天优势，通过“受洗”仪式改变了自身带有里弗斯家族印记的名字，并使自己在宗教层面上也处于优势地位（基督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为其最终回归“统治者”身份和获得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其次，圣·约翰找寻到牧师身份是为了锻炼自己，为回归“统治者”身份做准备。“我尊重忍耐、坚毅、勤劳、才干;因为只有通过这些，人们才能达到伟大的目的、升到崇高的显赫地位”（452）。在圣·约翰看来，如果想要回归“统治者”身份，自己必须具备上述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也正是基督教教义中所提倡的。因此，圣约翰才会选择成为一名牧师来锻炼自己。正如其在文中所说：“宗教为我做了这么多事，使原始材料得到最好的利用;修剪和训练了我的天性。但是她不能消灭天性;天性不会消灭，‘直到凡人变为不朽的时候’”（453）。通过上述话语可以发现，圣·约翰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意识到宗教对于人们天性的“修剪和训练”其实就是抹杀个人的情感，使宗教教义凌驾于人性之上，进而更好地为宗主国和教会所搭建的统治体系服务。圣·约翰这里对于宗教的崇拜也与爱德华·萨义德所关注的“经验的差异”这个概念相对应，“这些观点和经验总是企图疏远和压制异己”（42），这其中就包括了圣·约翰个人的“天性”，反映出其在意识上已经被帝国主义所同化。他的观念不仅迎合了当时宗主国内部的统治秩序，也符合了其作为宗主国代言人的形象。 最后，牧师的身份可以暂时满足圣·约翰对于权力的渴望。“我劝人家要对卑微的命运满足，我用替上帝服务为理由，甚至为砍柴的和担水的人的职业辩护—而我，上帝的任圣职的牧师，却几乎在不安中发了疯”（429）。引文中“任圣职的牧师”和“替上帝服务”反映出圣·约翰找寻到牧师身份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霸权思想。从宗教层面来讲，在当时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英国社会中，上帝是人们心中最高的信仰，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对于圣·约翰这样一个没落贵族的长子来说，能为上帝服务的牧师身份无疑是恢复自身权威最有效的途径。所以，即使牧师的工作内容违背了自身的天性，自己也十分反感为砍柴的和担水的人的职业辩护，圣·约翰还是暂时选择了牧师这一身份。从阶级层面来讲，作为原有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圣·约翰在被边缘化后选择成为牧师的行为表明其所找寻到的牧师身份并非单纯宗教意义上的牧师（在教会中专职负责带领及照顾其他基督徒的人），而更多的是一种进行统治和管理的方式，也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施加指导，组织，教育，智力方面的影响，争取或保持领导权”（482）。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当中，牧师是少数拥有学习知识和解读圣经权利的群体之一。作为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精神控制和心理认同的工具，牧师通过在宗主国内对信徒和人民进行教化，来使国民认同统治阶级的领导。同时，牧师对于圣经的解释权也使统治阶级对于底层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合理化（比如像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认为人生来需要赎罪），让被统治者在心理上认同自己所处的阶级。正是由于牧师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并且享有部分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圣·约翰才会在身份丧失后暂时选择牧师作为自己新的身份，即使对于牧师的工作内容有所不满，也依然坚持。
此时的圣·约翰虽然还没有重新获得“统治者”的身份，但他已经通过宗教初步完成了自己身份的找寻，不论是从其自我意识的角度，还是从外部宗主国的社会文化角度，他教区牧师的身份都已经被宗主国接纳，并为他最终重新找寻到 “统治者”的身份铺平了道路。
四、身份认同
从上节分析中可以发现，圣·约翰并不完全满足于已经获得的牧师身份，原因在于这一身份虽然使其摆脱了被边缘化的贫民身份，但不能帮助其完成对于原有“统治者”身份的回歸。圣·约翰对于自我身份的最终认同主要体现在他选择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决定上（传教士一般指在海外传播基督教思想的人，这一职业在早期教会时就已经存在，比牧师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这一决定也是其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驱使下所做出的，“这些意识形态的观念包括：某些领土和人民要求和需要被统治;还需要有与统治相关的知识形式”（10）。
首先，“东方”对于身处于宗主国内部的圣·约翰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东方”本意指遥远，新异的地方，小说中指的是圣·约翰即将以传教士的身份所去的殖民地。“我认为一个基督教劳动者被指定耕耘的大地越贫瘠，越没有收成——他的辛勤劳动带来的报酬越少——荣誉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命运是先驱的命运;而最早的福音先驱是使徒们——他们的首领就是救世主耶稣”（427）。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海外殖民地被基督教看作是未被开发的原始之地，生活在上面的人民都带有“原罪”，是最需要牧师去传教和布道的地方。殖民地的这一特点正好满足了圣·约翰对于基督教荣誉和先驱命运的渴望。虽然传教士是基督教中职位较低的神职人员，但相对于东方而言这一身份是至高无上的。只要去了东方就可以瞬间获得大量的荣誉和接近上帝的机会，所以圣·约翰认同了传教士的身份。他对于东方的态度也反映出其思想已经被统治阶级运用宗教教义和各种规则制度所控制，并逐渐成为宗主国寻求更多海外利益的工具。
其次，圣·约翰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传教士。“上帝有一个使命给我;要把它带到远处，很好地完成，那么，技巧和力量，勇气和雄辩，军人，演说家所有最好的条件都需要，因为这一切全集中在一个好的传教士身上”（437）。引文中，圣·约翰向简·爱诉说了自己对于传教士身份的认知。传教士的服务对象是上帝，接受的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在圣·约翰看来，这一身份拥有比服务于封建君主的上层贵族更高的身份地位，比自己原有的贵族身份更加尊贵。在所需条件上，圣·约翰认为成为一名传教士需要具备各种职业的能力，这一身份只有少数“全能”的欧洲人才能担任。他的上述认知正是受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义务”的影响，是相对于海外本土人而言的“全能”和“使命”。“这种义务一方面要能使善良的男女接受遥远的领地及其人民应该被征服的观念，另一方面能补充宗主国的能量，以便使这些善良的人们认为，全面统治是统治附属的、低等的或不太先进的人的长期的、几乎是形而上的义务”（11），反映出其高傲的宗主国心态和统治思想。
最后，在圣·约翰的认知体系中传教使命至高无上。“对，还认为，不得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命运的器重，只盼望着这样的一天到来;到那时候割断世俗联系的十字架，将放在他肩上，那位自己也是最卑微的成员之一的教会战士的首领将会说：‘起来，跟着我！’”（426）。一方面，“十字架”“教会战士”等十分具有指向性的词语反映出圣·约翰对于宗教的献身精神和虔诚信仰建立在传教使命之上。从古英语时期的《贝奥武夫》到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一致贯穿于当时的欧洲社会。对于圣·约翰这样一个没落贵族的长子来说，像传教这样一种献身上帝，远离故土，具有强烈个人英雄主义情怀的任务更是具有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圣·约翰对于传教使命的认同揭示了隐藏在其内心深处的霸权思想，和他希望将宗主国的教会思想传播到海外，进而去同化和控制殖民地人民的野心。另一方面，传教是上帝赋予牧师这一职业的使命。当圣·约翰背负着传教的使命，以传教士的身份到达海外殖民地，他不仅可以培养自己的信众，还可以运用上帝的使者这一最高身份控制殖民地。圣·约翰虽然歌颂上帝，并称自己是上帝的奴仆，可是上帝只存在于他自身的信仰之中，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自己才是殖民地的“领袖”。这无疑就满足了圣·约翰回归“统治者”身份并获得领导权的愿望。 由此可见，圣·约翰对于传教士身份的認同向我们展示了隐藏在其内心的统治野心，并揭示了十九世纪西方社会中盛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圣·约翰在《简·爱》中的对话来揭示其内心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及隐藏在宗教外衣下的殖民意识，这些思想也始终是决定其自我身份选择的关键因素。作者运用这种具有主导性的叙事手法在话语中展现了圣·约翰强烈的帝国主义思想和殖民野心，并借助对话描绘了圣·约翰上述思想实施的具体途径（宗教）。圣·约翰从神职人员的角度，述说了白种人具有天生的优越性，同时具有拯救世界的使命。而欧洲在宗教、文化以及历史上也都是具有先导性和权威性的，必须遵守西方社会秩序，服从白种人的领导，使其帝国主义和殖民野心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在阅读《简·爱》这部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的同时，也应对作品所反映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思想有所警惕，为防止新型的殖民入侵提供经验和参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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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简·爱》;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身份;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I1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8-0010-04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最早萌芽于19世纪后半叶，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殖民主义在非殖民化的斗争中已经消失，前殖民地大多已经获得了独立。后殖民主义作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它将宗主国与从属国，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結合起来，从种族、身份、性别以及文化等多个方面研究话语与权力的关系。
夏洛蒂·勃朗特作为十九世纪欧洲白人女性中的一员，不可避免地受到当时基督教思想和帝国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方面，基督教作为欧洲传统的宗教在英国具有超然的地位，其影响力早已覆盖英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勃朗特的父亲本身就是基督教新教牧师，因此她从小就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反映在其作品中就是很多人物刻画都带有基督教印记。另一方面，在经历了工业革命以后，英国的自然科学和工业化生产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对原材料的需求日益增多，殖民扩张的浪潮席卷而来。这一时期由于深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多作家在作品中或多或少提及海外殖民地，比如勃朗特和狄更斯都在作品中提及了印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勃朗特的经典小说《简·爱》中出现了圣·约翰与简·爱的对话，简·爱以聆听者的身份参与其中。这些对话不仅展现了圣·约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基督教徒，也体现出根植于作家内心深处的帝国主义思想和殖民意识。本文拟从勃朗特所刻画的圣·约翰这一人物形象入手，发掘这一人物在身份找寻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后殖民主义思想。
一、后殖民主义理论概述
后殖民主义又叫后殖民批判主义（postcolonial criticism），是一个范围十分广的概念。它所有的内容都是基于历史上的殖民事实以及这些事件所产生的种种影响。
从宏观上来讲，后殖民主义理论主要探讨的就是从殖民开始到殖民结束后这整个过程中的所有问题（包括宗主国和殖民地）以及前殖民地所遭受的新殖民主义的问题，所以后殖民主义揭示的就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关系问题。从微观上来讲，后殖民主义是一种话语策略，它以福柯的“权利”和“话语”理论为基础，以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文化差异为切入点来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利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问题”（363）。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认为西方社会中的中心主义和优越论思想是造成殖民主义产生的根源，这些具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进一步加剧了东西方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也助长了西方的霸权主义思想。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主要通过否定主导叙事，解构等级秩序，以及揭示“自我”与“他者”身份之间的关系等研究方法，对具有霸权意识和帝国主义思想的西方文化进行批判。爱德华·萨义德认为帝国主义就是“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9），西方社会的统治阶级运用宗教和知识等手段将自己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殖民主义思想合理化，使这些思想在宗主国内部被广泛接受。安东尼奥·葛兰西也指出，统治阶级通过严格的等级制度和规则束缚来确立自己的领导权，并通过“知识分子”来使被统治者认可他们的权威和领导。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主要目的就是揭示长期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的帝国主义霸权意识形态，为处于边缘化和他者身份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发声，使他们获得平等的话语权，消解东西方之间的相互对立，最终达到东西方之间和谐共生的新型关系。本文拟结合爱德华·萨义德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以圣·约翰为研究个案重点阐述《简·爱》中所呈现的宗主国内部帝国主义思想和殖民意识。
二、身份丧失
圣·约翰作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作者在其个人背景的设定上富有深意。他所属的里弗斯家族“在从前亨利时代就已经是乡绅了，任何人看一看莫尔顿教堂法衣室里的登记簿就可以知道（414）”。从引文中可以得知圣·约翰最初的身份是乡绅贵族，这一身份在十九世纪的英国社会虽然属于统治阶级，但却处于统治阶级的边缘，十分容易丧失话语权。而圣·约翰贵族身份的丧失则主要体现在其家族财富的减少和土地拥有权的丧失上。“因为她们告诉过她，她们的父亲几年前由于信托的人破了产，损失了很多钱（414）”。“因为我发现，等我把父亲的债还清以后，留给我的全部遗产将只有这所快要倒塌的田庄、它后面的一排枯萎的杉树，前面的一块沼泽地连同那紫杉和冬青（426）”。一方面，财富的数量是确立统治地位和贵族身份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工业革命之后兴起的新兴资产阶级正是通过工业化生产所积累的大量财富来打破封建统治，并确立领导权的。因此，文中作者借里弗斯家族信托破产和欠下外债来暗指圣·约翰原有乡绅贵族身份的丧失。另一方面，对于土地的占有和控制始终都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核心焦点。正如爱德华·W·萨义德所说：“归根到底，帝国的问题就是实际拥有土地的问题”（107）。引文中圣·约翰在向简·爱诉说自己贫穷之时，并未提及自己目前所拥有的财富价值，而是详细介绍了自己目前所占有领土的范围，反映出圣·约翰十分清楚土地这一实际的地理基础对于他贵族身份和领导权界定的重要作用，展现出隐藏在其内心的帝国主义思想。勃朗特以对话而非旁白的方式来表现圣·约翰所拥有得领土面积逐渐减少这一事实，暗指了圣·约翰已经意识到自己乡绅贵族身份的丧失，为下文他需求自我救赎，找寻牧师身份埋下了伏笔。 这样一种原有身份的丧失，对于圣·约翰来说无疑是痛苦的，这不仅让他产生了不满的情绪，也使他在一段时间内无法接受家族没落的事实。“我出身卑微，里弗斯是个古老的姓氏;可是仅有的三个后裔当中，有两个在陌生人中间当下属糊口，另一个认为自己远离家——不仅是终身离开，而且至死都是这样（427）”。圣·约翰先是强调自己出身卑微，后又声称里弗斯是一个古老的姓氏。这一表述不仅展现出圣·约翰十分矛盾的内心活动，也反映出他对于“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清晰认识，为其随后的离家决定埋下了伏笔。一方面，他想要让外人（简·爱）知道自己原有的贵族身份，以维持其白人统治者的形象。可是家族的没落却打破了圣·约翰对于自身贵族身份的界定，使他不得不意识到自己已经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另一方面，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没落贵族的社会地位仅仅是比“囚犯”和“奴隶”高一些，也是丧失话语权的存在。家族没落后的圣·约翰既不能被拥有话语权的白人贵族重新接纳，又不能真正融入以黑人和奴隶为主的贫民阶层。正是这种具有“矛盾性”的处境才导致了他身份的丧失。“有两个在陌生人中间当下属糊口”则表现出圣·约翰对于家族没落后贵族身份丧失的不满和不甘心，其强烈的阶级意识使他难以接受家族没落的事实。在别人眼中体面而又值得尊敬的教师工作，在他看来只是糊口的差事。他的这种观念正是其帝国主义思想的体现。圣·约翰所说的“下属”与葛兰西所用的“属下”一词是一个意思，它们都是代指“城市最底层的无产阶级”，是一个无法获得帝国主义文化承认的群体。虽然圣·约翰兄妹都拥有养活自己的能力，但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他们是处于被边缘化的“他者”地位，是不被认可的。此时已经处于贫民阶层的圣·约翰却始终以贵族阶层的视角来看待自己家族的处境，反映出他并不认同现有的身份，相反他渴望回归统治阶层。
另外一段引言“另一个认为自己远离家——不仅是终身离开，而且至死都是这样”则是圣·约翰在身份丧失后内心活动的体现。他“认为自己远离家”暗指了其无法回归原有的贵族身份。由于家族的没落，使圣·约翰由贵族沦为了贫民。传统的西方社会对于同一性十分看重，这种重视不仅体现在上层社会对于贵族血统的看重，也体现在对于本民族文化和身份同一性的认同上。当圣·约翰因家族的没落而失去原有贵族身份的时候，他就永远不可能完全回歸真正意义上的宗主国“统治者”地位，即使最后再次获得了话语权和“统治者”的身份，也无法再被宗主国接受，所以圣·约翰才会认为自己远离家乡。而“终身离开，而且至死都是这样”则揭示了圣·约翰内心深处远走他处的想法。从上下文中可以得知，圣·约翰离家后所要去的地方就是海外（印度）。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社会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盛行，海外对于英国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上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宗主国的人们来说也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论是贵族还是贫民，海外无疑是一个新的开始，是获得领土并找寻新身份的好地方。所以，圣·约翰才会在家族没落后想到通过远离家乡，从此消失的方式来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和不满，并借此希望能找寻到自己认可的身份。
三、身份找寻
里弗斯家族的没落虽然使圣·约翰失去了作为“统治者”的物质基础，但并没有使其失去自身的天性和精神上对于“统治者”身份的追求。“剥掉了基督教用来遮盖人类缺点的血衣，我，在我的原始状态中，只是个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人罢了”（452）。“我的野心是无穷无尽的;我希望往上升、希望比别人做更多事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452）。从上述独白中可以发现圣·约翰十分清楚自己的性格，知道自己是一个有野心的人。正是基于这样的性格，圣·约翰才会在家族没落后选择成为一名牧师。而他选择牧师身份则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想通过宗教的救赎来摆脱自己没落贵族的身份;二是为了通过宗教磨炼自己的天性;三是为了满足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霸权思想。
首先，圣·约翰对于没落贵族身份的摆脱主要体现在其更改自己的名字上。“圣·约翰多半是他受洗的名字”（413）。名字对于一个人来说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它不仅是一个人的身份标识物，也是家族印记的保留。一方面，圣·约翰替换自己名字的行为反映出里弗斯家族复兴无望，以及他对于没落贵族身份的放弃。而“圣·约翰”这一新名字在《简·爱》原版中是“St.John”，其中的“St”就是英文单词“saint”的缩写，一般指教会认可的圣徒或者指似圣徒般的人（虔诚、品德高尚的人）。圣·约翰使用这一新名字暗指了他所要找寻和认可的身份与教会有关。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欧洲大陆的主流宗教，具有绝对的权威和广泛的信众，其教会中对于基督徒的“受洗”仪式象征着洗去自身原罪和更新自己的生命。圣·约翰为了在原有身份丧失后不被排除在白种人的基督教欧洲观念之外，利用自己在肤色（白种人）和性别（男性）上的先天优势，通过“受洗”仪式改变了自身带有里弗斯家族印记的名字，并使自己在宗教层面上也处于优势地位（基督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为其最终回归“统治者”身份和获得领导权奠定了基础。
其次，圣·约翰找寻到牧师身份是为了锻炼自己，为回归“统治者”身份做准备。“我尊重忍耐、坚毅、勤劳、才干;因为只有通过这些，人们才能达到伟大的目的、升到崇高的显赫地位”（452）。在圣·约翰看来，如果想要回归“统治者”身份，自己必须具备上述的品质，而这些品质也正是基督教教义中所提倡的。因此，圣约翰才会选择成为一名牧师来锻炼自己。正如其在文中所说：“宗教为我做了这么多事，使原始材料得到最好的利用;修剪和训练了我的天性。但是她不能消灭天性;天性不会消灭，‘直到凡人变为不朽的时候’”（453）。通过上述话语可以发现，圣·约翰在主观意识上并没有意识到宗教对于人们天性的“修剪和训练”其实就是抹杀个人的情感，使宗教教义凌驾于人性之上，进而更好地为宗主国和教会所搭建的统治体系服务。圣·约翰这里对于宗教的崇拜也与爱德华·萨义德所关注的“经验的差异”这个概念相对应，“这些观点和经验总是企图疏远和压制异己”（42），这其中就包括了圣·约翰个人的“天性”，反映出其在意识上已经被帝国主义所同化。他的观念不仅迎合了当时宗主国内部的统治秩序，也符合了其作为宗主国代言人的形象。 最后，牧师的身份可以暂时满足圣·约翰对于权力的渴望。“我劝人家要对卑微的命运满足，我用替上帝服务为理由，甚至为砍柴的和担水的人的职业辩护—而我，上帝的任圣职的牧师，却几乎在不安中发了疯”（429）。引文中“任圣职的牧师”和“替上帝服务”反映出圣·约翰找寻到牧师身份是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霸权思想。从宗教层面来讲，在当时以基督教为主导的英国社会中，上帝是人们心中最高的信仰，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对于圣·约翰这样一个没落贵族的长子来说，能为上帝服务的牧师身份无疑是恢复自身权威最有效的途径。所以，即使牧师的工作内容违背了自身的天性，自己也十分反感为砍柴的和担水的人的职业辩护，圣·约翰还是暂时选择了牧师这一身份。从阶级层面来讲，作为原有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圣·约翰在被边缘化后选择成为牧师的行为表明其所找寻到的牧师身份并非单纯宗教意义上的牧师（在教会中专职负责带领及照顾其他基督徒的人），而更多的是一种进行统治和管理的方式，也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葛兰西所说的“有机知识分子”，“是施加指导，组织，教育，智力方面的影响，争取或保持领导权”（482）。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当中，牧师是少数拥有学习知识和解读圣经权利的群体之一。作为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精神控制和心理认同的工具，牧师通过在宗主国内对信徒和人民进行教化，来使国民认同统治阶级的领导。同时，牧师对于圣经的解释权也使统治阶级对于底层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合理化（比如像基督教中的原罪思想认为人生来需要赎罪），让被统治者在心理上认同自己所处的阶级。正是由于牧师与统治阶级关系密切，并且享有部分统治阶级的领导权，圣·约翰才会在身份丧失后暂时选择牧师作为自己新的身份，即使对于牧师的工作内容有所不满，也依然坚持。
此时的圣·约翰虽然还没有重新获得“统治者”的身份，但他已经通过宗教初步完成了自己身份的找寻，不论是从其自我意识的角度，还是从外部宗主国的社会文化角度，他教区牧师的身份都已经被宗主国接纳，并为他最终重新找寻到 “统治者”的身份铺平了道路。
四、身份认同
从上节分析中可以发现，圣·约翰并不完全满足于已经获得的牧师身份，原因在于这一身份虽然使其摆脱了被边缘化的贫民身份，但不能帮助其完成对于原有“统治者”身份的回歸。圣·约翰对于自我身份的最终认同主要体现在他选择成为一名传教士的决定上（传教士一般指在海外传播基督教思想的人，这一职业在早期教会时就已经存在，比牧师拥有更为久远的历史）。这一决定也是其在帝国主义意识形态观念的驱使下所做出的，“这些意识形态的观念包括：某些领土和人民要求和需要被统治;还需要有与统治相关的知识形式”（10）。
首先，“东方”对于身处于宗主国内部的圣·约翰来说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东方”本意指遥远，新异的地方，小说中指的是圣·约翰即将以传教士的身份所去的殖民地。“我认为一个基督教劳动者被指定耕耘的大地越贫瘠，越没有收成——他的辛勤劳动带来的报酬越少——荣誉就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命运是先驱的命运;而最早的福音先驱是使徒们——他们的首领就是救世主耶稣”（427）。在十九世纪的英国，海外殖民地被基督教看作是未被开发的原始之地，生活在上面的人民都带有“原罪”，是最需要牧师去传教和布道的地方。殖民地的这一特点正好满足了圣·约翰对于基督教荣誉和先驱命运的渴望。虽然传教士是基督教中职位较低的神职人员，但相对于东方而言这一身份是至高无上的。只要去了东方就可以瞬间获得大量的荣誉和接近上帝的机会，所以圣·约翰认同了传教士的身份。他对于东方的态度也反映出其思想已经被统治阶级运用宗教教义和各种规则制度所控制，并逐渐成为宗主国寻求更多海外利益的工具。
其次，圣·约翰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传教士。“上帝有一个使命给我;要把它带到远处，很好地完成，那么，技巧和力量，勇气和雄辩，军人，演说家所有最好的条件都需要，因为这一切全集中在一个好的传教士身上”（437）。引文中，圣·约翰向简·爱诉说了自己对于传教士身份的认知。传教士的服务对象是上帝，接受的是上帝赋予的使命。在圣·约翰看来，这一身份拥有比服务于封建君主的上层贵族更高的身份地位，比自己原有的贵族身份更加尊贵。在所需条件上，圣·约翰认为成为一名传教士需要具备各种职业的能力，这一身份只有少数“全能”的欧洲人才能担任。他的上述认知正是受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义务”的影响，是相对于海外本土人而言的“全能”和“使命”。“这种义务一方面要能使善良的男女接受遥远的领地及其人民应该被征服的观念，另一方面能补充宗主国的能量，以便使这些善良的人们认为，全面统治是统治附属的、低等的或不太先进的人的长期的、几乎是形而上的义务”（11），反映出其高傲的宗主国心态和统治思想。
最后，在圣·约翰的认知体系中传教使命至高无上。“对，还认为，不得不认为，自己受到了命运的器重，只盼望着这样的一天到来;到那时候割断世俗联系的十字架，将放在他肩上，那位自己也是最卑微的成员之一的教会战士的首领将会说：‘起来，跟着我！’”（426）。一方面，“十字架”“教会战士”等十分具有指向性的词语反映出圣·约翰对于宗教的献身精神和虔诚信仰建立在传教使命之上。从古英语时期的《贝奥武夫》到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一致贯穿于当时的欧洲社会。对于圣·约翰这样一个没落贵族的长子来说，像传教这样一种献身上帝，远离故土，具有强烈个人英雄主义情怀的任务更是具有不可阻挡的吸引力。圣·约翰对于传教使命的认同揭示了隐藏在其内心深处的霸权思想，和他希望将宗主国的教会思想传播到海外，进而去同化和控制殖民地人民的野心。另一方面，传教是上帝赋予牧师这一职业的使命。当圣·约翰背负着传教的使命，以传教士的身份到达海外殖民地，他不仅可以培养自己的信众，还可以运用上帝的使者这一最高身份控制殖民地。圣·约翰虽然歌颂上帝，并称自己是上帝的奴仆，可是上帝只存在于他自身的信仰之中，并不是真实的存在，自己才是殖民地的“领袖”。这无疑就满足了圣·约翰回归“统治者”身份并获得领导权的愿望。 由此可见，圣·约翰对于传教士身份的認同向我们展示了隐藏在其内心的统治野心，并揭示了十九世纪西方社会中盛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
综上所述，本文从后殖民主义理论出发，通过分析圣·约翰在《简·爱》中的对话来揭示其内心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及隐藏在宗教外衣下的殖民意识，这些思想也始终是决定其自我身份选择的关键因素。作者运用这种具有主导性的叙事手法在话语中展现了圣·约翰强烈的帝国主义思想和殖民野心，并借助对话描绘了圣·约翰上述思想实施的具体途径（宗教）。圣·约翰从神职人员的角度，述说了白种人具有天生的优越性，同时具有拯救世界的使命。而欧洲在宗教、文化以及历史上也都是具有先导性和权威性的，必须遵守西方社会秩序，服从白种人的领导，使其帝国主义和殖民野心最终得以实现。我们在阅读《简·爱》这部具有反抗精神的作品的同时，也应对作品所反映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思想有所警惕，为防止新型的殖民入侵提供经验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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