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们的直觉，无论是认知的还是道德的，是通往理性生活的入口。直觉能切入真相，而头脑和心理的一些观念是经常容易骗人的。
　　科学家和哲学家们都喜欢玩“实验”—后者玩的叫“思想实验”。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突然灵感爆发：
　　有一辆电车失去了控制。司机看到有5个工人手持工具站在轨道上。他试着停下来，可是不能，刹车失灵了。司机感到无比绝望，因为他知道，如果电车冲向这5名工人的话，他们将全部被撞死，而对此，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无法避让。突然，司机注意到右边有一条岔道，那条轨道上也有1名工人，只有1个。他意识到，他可以将有轨电车拐向那条岔道，撞死那名工人（如果是这样，工人肯定在事先不知道的情况下被撞死），而挽救那5名工人。请问，司机应该怎么做？
　　这个思想实验一出，在英美世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叫作“电车难题”。在这之后，它演绎出了很多版本。不过，还是这个版本最经典。
　　哈佛大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他风靡世界的《公正》课中，也讲到了这个经典版本。当然，姜还是老的辣，高手就是高手，他把思想实验中的“司机”换成了“你”，假设你就是这个电车司机，你应该怎么做？
　　注意，是“你应该怎么做”，不是“你会怎么做”。“应该”意味着，你这样做是需要道德上的理由的，而且这个理由要经得起理性和直觉的检验—当你直觉到还有不对劲的地方，那很可能就是不“应该”的。
　　桑德尔没有去回答这个问题。在刚接触到这个思想实验的时候，我也相当痛苦。但是，再是痛苦的两难选择都要选，虽然它只是一个思想实验，但有时候，一些变相形式，也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面对这样的选择，只能谨记一个原则：“岂能尽如我意，但求无愧于心”。
　　好吧，假定我就是司机，我做出了这样一个艰难的决定：把电车拐向那条岔道，撞死那名工人，保住那5个工人的命。我这样为自己辩护：两害相权取其轻，保住5人的命，总比保住1人的命好些。这个辩护的理论依据，就是传说中的功利主义：做一件事情之所以是正当的，是因为它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看上去有直觉上的吸引力对不对？可是仍然直觉到并不对劲。我如何面对那个被我的选择所撞死的工人呢？他难道就活该让我拿去救另外的5人吗？要知道，如果车一直这样失控撞向那5人，虽然会造成可怕的悲剧性后果，可是我已经尽到我的责任尝试着去控制刹车了，但是，拐向岔道，意味着是我主动选择去杀了那1名工人，我对这个后果是负有主观责任的，我真有这样做的道德权利吗？我有把自己当成上帝宣判那1名工人应该为了5名工人而牺牲的资格吗？我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只能又用功利主义来说服自己。可这是循环论证。
　　进一步澄清直觉上的吸引力发现，它并不靠谱。生命是无法比较的，很难说5条人命真的就比1条人命具有更重的份量。它的吸引力来自于5∶1这样的数学运算—头脑中的数学运算。可是生命选择不是在做数学题。它不是在这样的情境里：一辆失控的电车前面突然有两条岔道（只有岔道，没有既定的轨道了），一条有5人，另一条有1人，你选择开向哪？
　　由于篇幅的关系，我很难把关于电车难题的思考详细说出来。但我发现，我们的直觉，无论是认知的还是道德的，是通往理性生活的入口。直觉能切入真相，而头脑和心理的一些观念是经常容易骗人的。
　　柏拉图在《美诺篇》中其实已经暗示了这一点。苏格拉底仅仅通过提示，就让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童奴知道了如何求正方形的面积，得出的著名哲学观点是“知识来自回忆”。但其实，厉害的是人类头脑和心灵中对世界的直觉。过滤掉了头脑和心理中的一些被强加的观念，人的头脑和心灵在一些时候，可以和世界的真相相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