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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创派（海归创业者）、澳际教育的总裁李平说过：“留学对我来说，只是一次成长，一个过渡，最终目的还是要回国创业。所以，尽管我多年在国外学习、生活，但我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关注。回来以后，我就充分发挥我所吸收和学习的东西，创业对我来说，也只是用实践去检验我的想法的行为而已。”这句话不仅是很多海创的心声，也是不少就业型海归的写照—无论身在何方，都会时刻关注中国的发展，在对的时候做对的决定。
（一）X二代创业：行随心动
在不少有着创业梦的人心中，创业狂马云是偶像，他在某次接受电视采访时，回忆自己为什么能慧眼选中电子商 务时说：“我就想自己当老板，如果有人告诉我开个面店能发财，我也会去。” 不过上世纪90年代末没人告诉他发财秘笈，而是一次美国之行看到的新鲜玩 意儿—互联网，让他认识到了东西半球时间差的价值，成了尝鲜者。虽然马云不是海归，但阿里巴巴的开头实在有 海归创业模式的影子。
《留学》本期要为大家介绍的两位海归创业者和当初一穷二白的马云一样，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有要当老板的 坚定信念。但作为X二代，他们又多了行随心动的个性。
富家子创业只因缺钱
在接触康睿之前，印象比较深的是 推荐人给的3个标签——学霸，富二代，创业。于是，一个有理想、有激情的书生形象跃然眼前，见面后才发现，真的想多了。首先，他是个高大魁梧的北方汉子，最带感的是额前的白发。从握手到换名片再到坐下，这个人比常识中的 学霸多了些成熟，比想象中的富二代少了些不恭，比通常的商人缺了些世故， 比硅谷的极客创业者，又多了份严肃。
康睿是来自山西的富二代，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毕业后，拿着全奖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通讯博士。按照常理，这放在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父母的骄傲，在国外拿着全奖享受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无压力，一个学霸级翩 翩佳公子养成记，经常出现在偶像剧的 桥段中。但康睿真正经历的，却是完全另一番景象。他在美国住的是空荡荡的 仓库式的房子，为了省钱，他和室友自己粉刷了房子。他的床垫儿是从大街上捡的，椅子是从学校推回来的一把没人 要的，因为宾大所在的费城不算地广人稀，房子离学校也就是半小时，康睿在美国5年没有买车，而是从60英里以外的地方买了一辆自行车，哼哧哼哧骑回来的。
为什么一个家里要什么有什么的人，在美国拿着一个月2000美金的工资，没有学费压力，却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我是亲眼看着我爸他们一点一点把公司做起来的，所以我从小没有乱花钱的习惯，当时也没有乱花钱的能力和资本，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这种习惯了。而且我很清楚，赚钱不容易，所以我不舍得花钱。”
不仅如此，康睿的父亲并没有让儿子先苦后甜，过上贵公子的生活，而是从他进大学起就“克扣粮饷”。第一学期，康睿同学的总生活费是2300元，为了不超支，他精打细算地撑到回家，才花了1300，还给小偷封了400红包。得知儿子一学期1700元就够花了，康爸爸果断把生活费降到了1500，康睿“真的 怒了”，他忍不住向老爸申请增加生活费，却换来了一顿呵斥：“想花钱，这么大的人了，有本事自己挣啊。”这句话，促使康睿返校后开始琢磨着创业、挣钱，并且真的从大二开始再没要过家里的一分钱—大学的后三年，他在学校 主营品牌篮球鞋，副营各种“进得到货的东西”。“挣了很多钱”，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过的表情，有一点狡黠，有一点自豪，也有一点凝重。
可以说，是这段经历，让康睿更深刻地感觉到，不是自己创造的东西，就没有安全感。而初次创业的成功和晋商的血液，也让他坚信，自己要将创业进行到底。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偏执地强调一定要“白”手起家，即便是父母的产业和资助，也会让他有“强烈的 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不敢挥霍。家里优渥的物质条件，又让他对物质追求相当淡泊。两个条件碰到一起，产生了奇怪的化学反应，康睿有着一个对常人来说或许难以理解的金钱观念：“我把生活的需求和满足感，分得很开。消费覆 盖基本需求就够了，物质并不能给我带来满足感，而花少钱来实现我的需求，这种节省，可以给我带来满足感。”
做口碑，不屑挣快钱
康睿从不觉得自己是幸运儿，相反，他认为自己今天的成熟和淡定源于“受得罪太多了，人就不在乎了。”比如，大三的时候接触炒股，把前两年挣的钱全赔光，这让他认识到自己不具备对快钱的掌控力，从此不买股票；比如在美国遇到了虐待狂博士导师，找实习时还遭遇种族潜规则；更不用提在生意场上遇到的牛鬼蛇神。
这让他在30岁出头的年纪上就多了一丝波澜不惊。“我只是比同龄人相对成熟罢了。相对成熟取决于我比他们多经历过哪些事，这些事对自己的内心形成多大的刺激。起码我现在跟人交往不发怵，坐下就聊，聊完了，没结果也不懊恼。”
而对快钱的抵御能力，让康睿在创业之初没有心急火燎地找投资，也没有铺天盖地打广告，他的主营业务“你定旅行网”，是一家模糊信息预订低价高级酒店房间的网站，在从来没有打过广告的情况下，已经经营了两年的时间，且生存得还不错。“不花那个钱，先靠朋友圈推广，再靠口碑。现在我们已经能养活自己了。风投也有，钱还没动呢。”
直到成文时，记者才发现，漫长的交流中，竟然没和这样一个当老板的人聊聊发展规划、扩张布局等高大上的话题。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几乎又发生了一次；这次，同样是个坚持口碑营销 的海归老板—北京丰禾意象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践梨。
王是个有脾气的人，他的脾气还真适合出国，但他确实又是竞升样本中对出国这件事最平静的人，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自己的规划。王践梨出身于高知家庭，父母认为儿子就应该读大学理工 科再出国深造。但是对理工科并不感兴 趣的他在出国深造的时候，特意转科，去 学了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商科硕士。
当时澳洲移民政策相当宽松，王 践梨毕业后顺利地找到了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并拿到了澳洲的身份。回忆起十多年前的留学生活，他觉得“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身份了，因为澳洲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好，所以总算没有生活压 力”。这重保障让他之后的创业之路也更洒脱。此外，在他看来，留学生活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冲击。这也许与性格有关。 尽管自己这一路不是规划来的，刘燕还是强调，要早作自我定位。这源于她在美国受到的震撼。“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我同事的小孩，打电话来问我职业和发展。”他们才都是一群上小学三五年级的孩子。老师会给他们布置作业，讲述每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发展预期。为了完成作业，他们就要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然后采访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而且采访得很细致。“他们会问我，‘你现在做的这个职业需要什么样的背景，你的工作都会负责哪些方面，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你的职业收入如何，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前景，等等’。我当时觉得还是蛮惊讶的。”
被10岁不到的孩子采访，这让刘燕感到惊讶；笔者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想到自己竟然比普通的美国人落后了20 年，简直背后一阵凉意。这还不算完。 美国的孩子，小学就做职业规划了，而他们认识各种职业则更早，早到幼儿园时期。刘燕的女儿在美国上过幼儿园， 他们有一门课就叫“社区”，就是职业 教育的雏形，它会告诉你社会是怎么构成的，在一个健康的社区中，每一个人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这些东西 对孩子的价值观培养很有好处。”
用质量管理法消灭三聚氰胺？
刘燕在自己的祖国还是挺有归属感的，可是女儿已经毫不犹豫地想回去了，倒不是想幼儿园，而是想那个可以随地坐的地方。“那边比较干净，基本小孩都可以随地坐。结果回来以后，我们天天跟她说的就是这儿脏，不能坐； 那儿脏，不能摸。她 就觉得受拘束。更重要的是，在美国 的小区里面看到有人领着孩子，司机在二十米之外就会减速，然后缓慢地停到你前面让行。可是在这边儿，基本上就得紧紧掐着孩子，小孩很没安全感。”
很多事，对于孩子来说是很快的，比如中文，小孩子回来不到一年，中文完全没问题了。而刘燕这代人，在美国待了十来年，有些文化层面的事，还是无法深入地融进美国社会。最经典的例子是，刘燕有一个在德意志银行做到 高管的朋友吐槽说，大老板们在一起吃饭时，谈到尽兴处总会聊起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摇滚歌星。这不仅有代沟，而且有国别差异，想跟人家来个深入讨论、 拍拍马屁，却实在无从下手。“要是在 中国的话，你能说崔健、说王朔，大家聊半天。这种文化沟壑，对于人和人之间价值观上的认同，还是有一定的障碍的。这是必须得承认的。”
很多已经移民的华人选择归国，一大原因就是为了孩子接受中国的基础教育，另一部分人不回国，也是为了孩子呼吸更好的空气，享受更安全的食物。刘燕想得却很特别。她首先没 有考虑国内学校的松紧。虽然美国的基 础教育比较轻松，但想让孩子紧张起来其实很容易，“只要把房子买到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学区内，孩子每天的作业到晚上十点都做不完。”因为中印两国的家长会向学校提这样的要求，而美国的 学校服务态度又很好，立刻给孩子加任务，布置大量的作业。刘燕想回国，从孩子的角度出发， 是为了让他们亲身体会一下家乡的文化，回来吃点糖葫芦、吃点烤鸭。“但其实我真有一段时间挺后悔的，就是刚回来的时候。孩子特别不适应，连着生病。”这在海归家庭中十分常见。笔者就有个朋友，因为孩子回国生病，无奈又打包回去了。
其实刘燕当初回国是带着一份理想主义，她看到了三聚氰胺毒奶粉的新闻，心理触动很大。“我想，这不就是质量管理上的问题吗？我做的六西格玛项目， 正是要提升企业效率和安全性的。我希望自己回来后，能在这方面做些贡献。”
真实的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刘燕和俞仲秋都体验了外来理念本土化的进展缓慢。好在他们都是清零意识很强的人，既然换了环境，就先把自己清空。俞仲秋虽然是回老东家，但是转了行， 还空降到管理层，必然有压力。不过小俞坚持不充内行，不愣树权威，“我先承认自己是外行，然后虚心学习。”刘燕也是如此，“勇于归零就是留学生的一个优势。”
医科出国：研究病历，贵精不贵多
“《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的医生 Frank的生活挺真实，中国大夫想在国外行医很难，但只要努力还是有机会的。”——邓莹：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麻醉科医师。
邓莹是北医三院麻醉科的医师，刚刚从加拿大回来，在多伦多的一家医院短期交流了一个月。虽然还没熟悉所有人，交流就结束了，但邓莹感受颇深。不仅遇到了同样是移民过去的同事，感受到了两国医疗系统不衔接所导致的人才浪费；加拿大医生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让邓莹在感动之余，更多了一层动力。
先说说人才浪费吧。由于中国医疗体制和国外的差异，大多数中国的医生出国工作都无法从事临床业务。之前热 映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男主 角Frank整天在自家养小白鼠做实验，考美国行医执照考到头发胡子都花白了。邓莹说：“这挺真实的。”她这次去加拿大的医院交流，就只能观摩，不能临床操作。北医三院也会选送一些医生出国半年到一年，但过去了也是在实验室做研究，不能临床行医。
邓莹认识的同行中，只有两个成功 进入了临床领域。一个人为了工作放弃了医生事业，改学护士，才得以顺利上岗；另一个则是考到头发渐颓，才当上了住院医（也就是毕业生刚进医院时的角色）。“听说，咱们想考他们的行医执照，至少全脱产学习3到5年。能通过就 不错了，考10年的大有人在。”
但是话又说回来，由于国外的病人少，医生的行医态度完全不同，他们甚至从研究的角度，珍惜每个病人。就拿做麻醉举例，中国的麻醉师一天可能排好几台手术，非常辛苦，做完了赶紧抽空休息，准备下一场。而加拿大的麻醉师就空闲多了，麻醉针扎下去还舍不得走，甚至带着进修医师一起研究病人的血管等等。这颇有一番“做题贵精不贵多”的意思。
邓莹不仅观摩了人家如何使用目前 最先进的仪器，如何动手术，还观摩他们的课程— 都是启发式的、讨论式的、思考式的。这让邓莹有些赧然，“平时同事们坐下来就是聊聊天儿放松，谁还会去对刚才的手术进一步思考？就算你想思考，其他人也会因此而觉得你是个工作狂。”
而当下中国的复杂性或许正表现在，当东部沿海早已进入工业时代后期，中西部可能仍有地区还停留在前农耕时代。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高质量 海归对中国社会的真正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学》采访到的这些人或许是幸运的，他们已经在某个位置上、某个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更需要社会关注的，或许是那些同样尚未获得应有位置的海归。当他们位于逆向歧视中，他们能否坚持自己过去的人生经验、同时做出最恰当的调整？
（一）X二代创业：行随心动
在不少有着创业梦的人心中，创业狂马云是偶像，他在某次接受电视采访时，回忆自己为什么能慧眼选中电子商 务时说：“我就想自己当老板，如果有人告诉我开个面店能发财，我也会去。” 不过上世纪90年代末没人告诉他发财秘笈，而是一次美国之行看到的新鲜玩 意儿—互联网，让他认识到了东西半球时间差的价值，成了尝鲜者。虽然马云不是海归，但阿里巴巴的开头实在有 海归创业模式的影子。
《留学》本期要为大家介绍的两位海归创业者和当初一穷二白的马云一样，最大的相同之处就是有要当老板的 坚定信念。但作为X二代，他们又多了行随心动的个性。
富家子创业只因缺钱
在接触康睿之前，印象比较深的是 推荐人给的3个标签——学霸，富二代，创业。于是，一个有理想、有激情的书生形象跃然眼前，见面后才发现，真的想多了。首先，他是个高大魁梧的北方汉子，最带感的是额前的白发。从握手到换名片再到坐下，这个人比常识中的 学霸多了些成熟，比想象中的富二代少了些不恭，比通常的商人缺了些世故， 比硅谷的极客创业者，又多了份严肃。
康睿是来自山西的富二代，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科毕业后，拿着全奖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通讯博士。按照常理，这放在大多数中国家庭都是父母的骄傲，在国外拿着全奖享受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无压力，一个学霸级翩 翩佳公子养成记，经常出现在偶像剧的 桥段中。但康睿真正经历的，却是完全另一番景象。他在美国住的是空荡荡的 仓库式的房子，为了省钱，他和室友自己粉刷了房子。他的床垫儿是从大街上捡的，椅子是从学校推回来的一把没人 要的，因为宾大所在的费城不算地广人稀，房子离学校也就是半小时，康睿在美国5年没有买车，而是从60英里以外的地方买了一辆自行车，哼哧哼哧骑回来的。
为什么一个家里要什么有什么的人，在美国拿着一个月2000美金的工资，没有学费压力，却要过这样的生活？
“我小的时候家里面很穷，我是亲眼看着我爸他们一点一点把公司做起来的，所以我从小没有乱花钱的习惯，当时也没有乱花钱的能力和资本，所以久而久之就形成这种习惯了。而且我很清楚，赚钱不容易，所以我不舍得花钱。”
不仅如此，康睿的父亲并没有让儿子先苦后甜，过上贵公子的生活，而是从他进大学起就“克扣粮饷”。第一学期，康睿同学的总生活费是2300元，为了不超支，他精打细算地撑到回家，才花了1300，还给小偷封了400红包。得知儿子一学期1700元就够花了，康爸爸果断把生活费降到了1500，康睿“真的 怒了”，他忍不住向老爸申请增加生活费，却换来了一顿呵斥：“想花钱，这么大的人了，有本事自己挣啊。”这句话，促使康睿返校后开始琢磨着创业、挣钱，并且真的从大二开始再没要过家里的一分钱—大学的后三年，他在学校 主营品牌篮球鞋，副营各种“进得到货的东西”。“挣了很多钱”，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脸上闪过的表情，有一点狡黠，有一点自豪，也有一点凝重。
可以说，是这段经历，让康睿更深刻地感觉到，不是自己创造的东西，就没有安全感。而初次创业的成功和晋商的血液，也让他坚信，自己要将创业进行到底。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偏执地强调一定要“白”手起家，即便是父母的产业和资助，也会让他有“强烈的 不安全感”。
这种不安全感让他不敢挥霍。家里优渥的物质条件，又让他对物质追求相当淡泊。两个条件碰到一起，产生了奇怪的化学反应，康睿有着一个对常人来说或许难以理解的金钱观念：“我把生活的需求和满足感，分得很开。消费覆 盖基本需求就够了，物质并不能给我带来满足感，而花少钱来实现我的需求，这种节省，可以给我带来满足感。”
做口碑，不屑挣快钱
康睿从不觉得自己是幸运儿，相反，他认为自己今天的成熟和淡定源于“受得罪太多了，人就不在乎了。”比如，大三的时候接触炒股，把前两年挣的钱全赔光，这让他认识到自己不具备对快钱的掌控力，从此不买股票；比如在美国遇到了虐待狂博士导师，找实习时还遭遇种族潜规则；更不用提在生意场上遇到的牛鬼蛇神。
这让他在30岁出头的年纪上就多了一丝波澜不惊。“我只是比同龄人相对成熟罢了。相对成熟取决于我比他们多经历过哪些事，这些事对自己的内心形成多大的刺激。起码我现在跟人交往不发怵，坐下就聊，聊完了，没结果也不懊恼。”
而对快钱的抵御能力，让康睿在创业之初没有心急火燎地找投资，也没有铺天盖地打广告，他的主营业务“你定旅行网”，是一家模糊信息预订低价高级酒店房间的网站，在从来没有打过广告的情况下，已经经营了两年的时间，且生存得还不错。“不花那个钱，先靠朋友圈推广，再靠口碑。现在我们已经能养活自己了。风投也有，钱还没动呢。”
直到成文时，记者才发现，漫长的交流中，竟然没和这样一个当老板的人聊聊发展规划、扩张布局等高大上的话题。有意思的是，这种情况几乎又发生了一次；这次，同样是个坚持口碑营销 的海归老板—北京丰禾意象教育咨询有限公司总裁王践梨。
王是个有脾气的人，他的脾气还真适合出国，但他确实又是竞升样本中对出国这件事最平静的人，因为这本来就不是他自己的规划。王践梨出身于高知家庭，父母认为儿子就应该读大学理工 科再出国深造。但是对理工科并不感兴 趣的他在出国深造的时候，特意转科，去 学了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的商科硕士。
当时澳洲移民政策相当宽松，王 践梨毕业后顺利地找到了一份与专业相关的工作并拿到了澳洲的身份。回忆起十多年前的留学生活，他觉得“唯一的收获就是这个身份了，因为澳洲的社会保障制度很好，所以总算没有生活压 力”。这重保障让他之后的创业之路也更洒脱。此外，在他看来，留学生活并未给自己带来多大的冲击。这也许与性格有关。 尽管自己这一路不是规划来的，刘燕还是强调，要早作自我定位。这源于她在美国受到的震撼。“在美国工作的时候，有很多我同事的小孩，打电话来问我职业和发展。”他们才都是一群上小学三五年级的孩子。老师会给他们布置作业，讲述每个人的职业规划和发展预期。为了完成作业，他们就要查找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然后采访从事这些工作的人，而且采访得很细致。“他们会问我，‘你现在做的这个职业需要什么样的背景，你的工作都会负责哪些方面，将来朝什么方向发展，你的职业收入如何，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前景，等等’。我当时觉得还是蛮惊讶的。”
被10岁不到的孩子采访，这让刘燕感到惊讶；笔者作为一名职业记者，想到自己竟然比普通的美国人落后了20 年，简直背后一阵凉意。这还不算完。 美国的孩子，小学就做职业规划了，而他们认识各种职业则更早，早到幼儿园时期。刘燕的女儿在美国上过幼儿园， 他们有一门课就叫“社区”，就是职业 教育的雏形，它会告诉你社会是怎么构成的，在一个健康的社区中，每一个人扮演的重要的角色，“我觉得这些东西 对孩子的价值观培养很有好处。”
用质量管理法消灭三聚氰胺？
刘燕在自己的祖国还是挺有归属感的，可是女儿已经毫不犹豫地想回去了，倒不是想幼儿园，而是想那个可以随地坐的地方。“那边比较干净，基本小孩都可以随地坐。结果回来以后，我们天天跟她说的就是这儿脏，不能坐； 那儿脏，不能摸。她 就觉得受拘束。更重要的是，在美国 的小区里面看到有人领着孩子，司机在二十米之外就会减速，然后缓慢地停到你前面让行。可是在这边儿，基本上就得紧紧掐着孩子，小孩很没安全感。”
很多事，对于孩子来说是很快的，比如中文，小孩子回来不到一年，中文完全没问题了。而刘燕这代人，在美国待了十来年，有些文化层面的事，还是无法深入地融进美国社会。最经典的例子是，刘燕有一个在德意志银行做到 高管的朋友吐槽说，大老板们在一起吃饭时，谈到尽兴处总会聊起美国五六十年代的摇滚歌星。这不仅有代沟，而且有国别差异，想跟人家来个深入讨论、 拍拍马屁，却实在无从下手。“要是在 中国的话，你能说崔健、说王朔，大家聊半天。这种文化沟壑，对于人和人之间价值观上的认同，还是有一定的障碍的。这是必须得承认的。”
很多已经移民的华人选择归国，一大原因就是为了孩子接受中国的基础教育，另一部分人不回国，也是为了孩子呼吸更好的空气，享受更安全的食物。刘燕想得却很特别。她首先没 有考虑国内学校的松紧。虽然美国的基 础教育比较轻松，但想让孩子紧张起来其实很容易，“只要把房子买到印度人和中国人的学区内，孩子每天的作业到晚上十点都做不完。”因为中印两国的家长会向学校提这样的要求，而美国的 学校服务态度又很好，立刻给孩子加任务，布置大量的作业。刘燕想回国，从孩子的角度出发， 是为了让他们亲身体会一下家乡的文化，回来吃点糖葫芦、吃点烤鸭。“但其实我真有一段时间挺后悔的，就是刚回来的时候。孩子特别不适应，连着生病。”这在海归家庭中十分常见。笔者就有个朋友，因为孩子回国生病，无奈又打包回去了。
其实刘燕当初回国是带着一份理想主义，她看到了三聚氰胺毒奶粉的新闻，心理触动很大。“我想，这不就是质量管理上的问题吗？我做的六西格玛项目， 正是要提升企业效率和安全性的。我希望自己回来后，能在这方面做些贡献。”
真实的工作还是任重而道远。刘燕和俞仲秋都体验了外来理念本土化的进展缓慢。好在他们都是清零意识很强的人，既然换了环境，就先把自己清空。俞仲秋虽然是回老东家，但是转了行， 还空降到管理层，必然有压力。不过小俞坚持不充内行，不愣树权威，“我先承认自己是外行，然后虚心学习。”刘燕也是如此，“勇于归零就是留学生的一个优势。”
医科出国：研究病历，贵精不贵多
“《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的医生 Frank的生活挺真实，中国大夫想在国外行医很难，但只要努力还是有机会的。”——邓莹：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麻醉科医师。
邓莹是北医三院麻醉科的医师，刚刚从加拿大回来，在多伦多的一家医院短期交流了一个月。虽然还没熟悉所有人，交流就结束了，但邓莹感受颇深。不仅遇到了同样是移民过去的同事，感受到了两国医疗系统不衔接所导致的人才浪费；加拿大医生对工作的热情和投入，让邓莹在感动之余，更多了一层动力。
先说说人才浪费吧。由于中国医疗体制和国外的差异，大多数中国的医生出国工作都无法从事临床业务。之前热 映的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男主 角Frank整天在自家养小白鼠做实验，考美国行医执照考到头发胡子都花白了。邓莹说：“这挺真实的。”她这次去加拿大的医院交流，就只能观摩，不能临床操作。北医三院也会选送一些医生出国半年到一年，但过去了也是在实验室做研究，不能临床行医。
邓莹认识的同行中，只有两个成功 进入了临床领域。一个人为了工作放弃了医生事业，改学护士，才得以顺利上岗；另一个则是考到头发渐颓，才当上了住院医（也就是毕业生刚进医院时的角色）。“听说，咱们想考他们的行医执照，至少全脱产学习3到5年。能通过就 不错了，考10年的大有人在。”
但是话又说回来，由于国外的病人少，医生的行医态度完全不同，他们甚至从研究的角度，珍惜每个病人。就拿做麻醉举例，中国的麻醉师一天可能排好几台手术，非常辛苦，做完了赶紧抽空休息，准备下一场。而加拿大的麻醉师就空闲多了，麻醉针扎下去还舍不得走，甚至带着进修医师一起研究病人的血管等等。这颇有一番“做题贵精不贵多”的意思。
邓莹不仅观摩了人家如何使用目前 最先进的仪器，如何动手术，还观摩他们的课程— 都是启发式的、讨论式的、思考式的。这让邓莹有些赧然，“平时同事们坐下来就是聊聊天儿放松，谁还会去对刚才的手术进一步思考？就算你想思考，其他人也会因此而觉得你是个工作狂。”
而当下中国的复杂性或许正表现在，当东部沿海早已进入工业时代后期，中西部可能仍有地区还停留在前农耕时代。并非所有人都意识到了高质量 海归对中国社会的真正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留学》采访到的这些人或许是幸运的，他们已经在某个位置上、某个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更需要社会关注的，或许是那些同样尚未获得应有位置的海归。当他们位于逆向歧视中，他们能否坚持自己过去的人生经验、同时做出最恰当的调整？